昔日少年今已强

2022-05-31 14:19张玮
同舟共进 2022年5期
关键词:张伯苓南开大学南开

张玮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大家听到后一样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叫“南开”。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1904年,44岁的严修先生想办一所学校。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要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这年,严修去了一趟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十亩“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位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那一年,严修的这位同伴才28岁,他叫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钱继续读书,他就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每月领四两白银。在学堂里,张伯苓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总教习严复教的各种前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在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再实习一年,但那一年,北洋水师学堂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供他们实习——那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轮船。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胸中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黄龙旗随即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人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只这个场景。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后腰甚至还别着一杆烟枪。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

在那一刻,张伯苓作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脱下军装,去做教育。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从教私塾到办大学

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五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西学。严修一开始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就聘他做全部西学课程的老师。

虽然只有五个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由于孩子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了名,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请他来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手下的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在张伯苓最早教的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在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1000两白银,建立上文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在这一届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之前说过的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庚子赔款的第一批留美儿童,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协助张伯苓开创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校长)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中国知名中学,学生超过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当时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有工科和法科,并没有综合性大学。

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说而已,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这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约翰·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盖利斯(Galis)这些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萌生了回国的念头,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继续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回国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头子,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都纷纷解囊,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

师资强大,人才辈出

1919年,在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兩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9月25日,南开大学宣告正式成立。

大学成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它大学歆羡的: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它大学,但很多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任教,一是因为南开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它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出差随身携带杀臭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很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课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在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一段对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保守,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是南开出身。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朱光亚、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体育情结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的精神,读书再好也是有欠缺的。他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学校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都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有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同学,体育课课数没上满或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短跑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它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考核标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受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1904年美国的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的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體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长眠南开

1949年,张伯苓73岁。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张伯苓因此留了下来。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坐电车找的零钱和两张旧戏票。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后来,南开大学立起了张伯苓雕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合葬在雕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少年强则国强。”而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自己一生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张伯苓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先锋楷模。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而他追求的,不是个人升官、发财或者扬名,而是真切希望这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是在用实际行动让“少年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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