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李真真

摘 要：发展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加速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更是夯实新时代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2-0023-03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内容，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中对生产力做了这样的概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级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来时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路径

（一）站起来的阶段

在站起来的阶段，中国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提出的“先革命，后发展”的思路，即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家，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利用新生政权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种发展路径正好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加速变革提供了依据。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规划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明确了党和国家未来制定政策的关键，那就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

虽然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初期建设任务告一段落，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出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章当中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二）富起来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到富起来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时，曾经提到它其中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作用就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甚至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如此高度的评价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想要实现“两个必然”，必须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使人民坚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改革开放伊始，我们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当时僵化的教条主义，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为生产力发展扫清各种障碍。

（三）强起来的阶段

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进入到强起来的阶段，同时也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做出这一重要判断的原因之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以及这五年怎样极不平凡的一些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但是报告中“两个没有变”的重要论断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现阶段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新时代的主题。富是强的基础，只有“富强”兼而有之，国家才能强盛，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新时代的强起来，这三个阶段尽管从时间上相互接续，但并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社会生产力得不到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就有可能回到原点。

二、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而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又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连的。早在1954年，新中国刚刚恢复国民经济之时，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设想大概要经过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用50年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期间，他在经过两年的深入思考后，又把这一时间段延长至50年到100年。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做了新的规划，把赶超西方国家的时间延长至100多年。这种对于未来发展的预估和判断的变化，并不是凭空而定，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矛盾日益清醒、日渐成熟的认识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2020、2035、2050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现代化强国体现着“五位一体”的综合实力，虽然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仅仅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4]全面小康社会虽已建成，但距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现代化强国，距离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的主题。

（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大创举。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包括后来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不可动摇的铁律。

对于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始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对新中国初期发展模式深刻反省的基础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积极寻求计划经济以外的方法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一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说明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入，通过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曾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5]市场经济虽然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并不是必然从属于某一种社会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多次讲话中论及我国今后究竟应该怎样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问题，他一再强调，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无论何时都不能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既要“有效的市场”，又要“有为的政府”等论断，都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非但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对生产力原理的深化认识和不断发展。

（三）夯实新时代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合法性是一个政党的执政基础，是政权存在的依靠。想要获得合法性，维持合法性，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从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中“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同志“以人为本”，再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是围绕着“人民”二字一脉相承。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早期是由列宁缔造的，在他的领导下，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并没有系统地涉及革命勝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究竟应该如何执政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建党学说，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经验都来源于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即苏联模式。然而，靠“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人民支持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执政生涯中，不仅没有成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没有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自身还逐渐演变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这是苏共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现阶段中国同样需要解放发展生产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各领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为夯实新时代党的执政基础，仍然需要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

三、新时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路径

（一）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强调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也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始改革。当时的改革始于经济领域，逐步涉及农村、企业、民营经济、金融、财政税收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然而，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两会期间明确指出：“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都是针对现存体制的一些弊端。所谓体制，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固化所形成的稳固的利益格局。比如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针对究竟应该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以往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而通过改革提升市场地位，就是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样做必然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令改革遭遇挑战与阻碍。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于2018年3月，深改小组全面升级为委员会，其目的就是要强有力地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涵盖多个领域多个方面，更涉及党的建设以及军队作风等重大问题，这意味着执政党要“刀刃向内”，要“向自己开刀”。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保证，没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改革就是一句空谈。因此，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于1921年，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同步开始，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的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胜利，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阶级斗争解放了生产力，进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事实证明，但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顺利的阶段，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得好的时候，反之亦然。比如，马克思曾经批判过，如果谁认为共产主义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6]，就会陷入神秘主义。我国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目标，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就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错误思想下制定的政策，不仅没有继续推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成为我们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中心点和落脚点。1992年南方谈话之际，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根本出发点就是生产力的发展;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仍然强调在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要促进各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生产力理论更是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和政策，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生态就是生产力”，用“五大发展理念”来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通过“一带一路”带动欧亚非大陆新一轮生产力革命，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都彰显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底色。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坚守它的指导地位，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更是时代和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现实国情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不断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不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更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根据现实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而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雏形。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都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从来没有偏移过。

与主题相呼应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社会建设纳入“四位一体”当中，再到新时代以来确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恰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认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更是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与发展的全景展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回答，但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哪一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它的本质属性，永不落幕也绝不会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