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史诗
——乔治·杜梅齐尔与《摩诃婆罗多》研究

沈玉婵

(唐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乔治·杜梅齐尔(1)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以古代印欧文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古代印欧语诸民族的神话、史诗、传说、宗教典籍、历史文献的比较研究，指出“三分式思想体系”广泛存在于印欧语诸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由此提出了“三功能”学说。对史诗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摩诃婆罗多》《纳尔特史诗》《埃涅阿斯纪》等印欧史诗的研究，他发现“三功能”(2)杜梅齐尔认为，古代印欧社会存在着三分式结构，它对应着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祭司、武士和物质生产者。与三个社会阶层相对应的是万神殿的诸神，他们分别履行着三种功能：巫术的、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法律的、契约关系的管理(第一功能)；力量的体现，主要但并不仅仅表现为征战(第二功能)；关系着健康、安宁、富饶、满足、丰产等(第三功能)。(Trifonction)也存在于印欧史诗中，这些“显然是独立形成的大史诗的结构框架来源于一种共同的观念即三分法的世界和社会……在大多数由印欧人所组成的社会中，这种支配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观念虽几经历史变迁却得到了长时间的延续”[1](P675)，这就是三功能思想体系(Idéologie tripartite)(3)杜梅齐尔最早提及思想体系这个术语,是在1948年出版的《朱庇特、马尔斯、基林努斯》的第四卷论述古罗马的三个部落时，他指出，三功能模式以多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印欧传统中，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植根于印欧人的思想体系中。而在1958年的《印欧人的三分式思想体系》中，杜梅齐尔从社会和宇宙观的三功能、三分式的神学思想以及宗教、神话和史诗中的三功能等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地论述了古代印欧诸民族的社会制度、宗教神学、神话和史诗中存在的三功能系统，强调三功能作为一种共同的思想体系、共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为“共同的印欧人”所接受，这是植根于古代印欧人思想深处的观念。。

借助对《摩诃婆罗多》(4)《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从题目的含义来看就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分为18篇，大约十万颂，以古代印度属于婆罗多族的俱卢族和般度族之间的战争为中心，组织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史诗情节，穿插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以及关于宗教、哲学、风俗、信仰的插话。《摩诃婆罗多》可以看作是古代印度全部知识的汇总，“它既是历史，也是神话传说，既是史诗，又是往世书，也是宗教经典，总之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参见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的研究，杜梅齐尔将“结构”赋予了“三功能”学说，将“比较”与“结构”结合起来，“三功能”学说最终成熟。对杜梅齐尔来说，《摩诃婆罗多》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功能模式有效性的检验，更是启发他拨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迷雾，走向新的研究阶段的引路明灯。

一、研究缘起：维康德的启发

杜梅齐尔最初对《摩诃婆罗多》的关注并不多，虽然他一直以来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古印度-伊朗、古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古印度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社会制度和神话的研究，而在对神话的选择上，也是以吠咜神话为主，这主要与杜梅齐尔的研究目的有关。既然是对原始共同文化和原始印欧语的拟构，那么，选择时代上更早的材料，有利于了解神话的早期面貌。因此，杜梅齐尔使用的材料以《梨俱吠陀》为主，兼具其他吠咜文献。当然，这并不等于杜梅齐尔放弃了史诗材料，史诗材料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对照或者补充，用以证明或完善自己的思想，这种方法是在《长生宴》(LeFestind’immortalité, étudedemythologiecomparéeindo-européenne,AnnalesduMuséeGuimet,1924)中就已经基本形成的。

1938年，杜梅齐尔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发现三功能模式之后，继续不断尝试在其他印欧语民族的传统中寻找三功能系统，以检验三功能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一些关注印欧文明的学者也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其中，瑞典学者维康德就是杜梅齐尔最坚定的支持者。

维康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伐由功能的发掘。他指出，在前吠咜时期，也就是印度和伊朗雅利安人还没有分离的时期，伐由也是空界神的代表，他作为风神，举止粗暴，手持大棒，好战，且多次远征。对伐由的解读和研究，帮助维康德对《摩诃婆罗多》中的神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mytiskaförutsättningar, Religion och Bible 6:27～39)，详细考察了《摩诃婆罗多》史诗的主人公般度五子。他指出，作为神之化身的般度五子，表现出了三功能模式。维康德在文章中提出了非常重要且有价值的观点：般度五子的性格、五子真正的父亲(神)在史诗中的投射、五子的出生顺序等，重现了五子父亲(神)的功能，正好形成了三功能模式(5)坚战实际父亲是正法神达摩，或作阎魔，与密多罗-伐楼那的功能相近，代表的是第一功能——至高无上的统治；怖军实际父亲是风神伐由，空界神的代表，他与阿周那(实际父亲是因陀罗)代表的是第二功能——战争；无种和偕天实际父亲是双马童阿湿毗尼，代表的是第三功能——人类的繁衍和牲畜的繁殖。，见图1。

图1 史诗中般度五子的亲子关系及与神祇对照[2](P82)

在维康德以前，并没有学者将般度五子与三功能联系起来，般度五子与五位神祇的对应关系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无论是在《吠咜》时代还是《摩诃婆罗多》时代，伐由似乎都失去了第二功能的特质，而杜梅齐尔也把他从三功能神的结构中剔除出去了。在杜梅齐尔所列举出的吠咜神殿诸神中，伐由并不属于第二功能的神。然而借助维康德与伊朗学者的考据，伐由具有了第二功能的特性，那么，史诗中伐由真正的儿子就继承了第二功能，般度五子的三功能模式也就建立起来了。

二、神与英雄：神话与史诗的转换

维康德的研究启发了杜梅齐尔，杜梅齐尔将目光和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摩诃婆罗多》。他在史诗中发现了更多英雄与神魔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般度一方的支持者与诸神、俱卢百子与阿修罗、迦尔纳与太阳神、德罗纳与布拉斯帕蒂(祈祷主)等之间的对应关系。下文以杜梅齐尔对两组对应关系的解读为例，考察杜梅齐尔的研究方法。

(一)三种功能合一的女神

《摩诃婆罗多》篇幅巨大，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主人公般度五子长大成人后，大家盼望着坚战继承王位，但是难敌企图霸占王位，设计谋害五子，他在多象城建造了一座紫胶宫，让贡蒂和般度五子去住，想要烧死他们，在维度罗的帮助下，般度五子和贡蒂逃了出来。般度五子到达般遮罗国，木柱王之女黑公主正在选婿，般度五子都喜欢黑公主，黑公主成了他们五个共同的妻子。一妻多夫是不符合雅利安人社会习俗的，《摩诃婆罗多》中，木柱王就表示了对这段婚姻关系的顾虑。毗耶娑仙人给木柱王讲了一个故事，称五个丈夫是湿婆大神对黑公主的恩赐，木柱王打消顾虑，给他们举办了婚礼。

上述内容表明，一妻多夫在雅利安社会确实是个特殊现象，为了让一妻多夫合法化，史诗安排了一段插话，使这段婚姻关系更加合理。但是，既然史诗中这段婚姻关系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社会习俗，那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段关系呢？

杜梅齐尔指出，答案只能在神话中寻找。在《摩诃婆罗多》中，黑公主本是天上的吉祥天女，为了做般度五子的妻子，修了严峻的苦行，才在一次盛大的祭祀中生出来。因此，杜梅齐尔认为《摩诃婆罗多》中般度五子与黑公主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五子所代表的三种功能与吉祥天女(女神)的结合，三种功能在女神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上都有所体现，三种功能集中于同一位女神，但功能仍然是明确而清晰的，并未混合：作为母亲哺育和抚养(第三功能)、善战且是战士们的保护者(第二功能)、纯洁和神圣的(第一功能)。

三种功能合并的情况在伊朗的宗教信仰中也有所发现。杜梅齐尔指出：《米坦尼盟约》上的神名在《阿维斯塔》中转换为六大从神所组成的阿梅沙斯彭坦(Amesha Spenta，善神)。其中,阿尔麦蒂(Armaiti)作为大地女神、母亲和供养者，具有第三功能；阿尔麦蒂名字本意为虔诚、正统的宗教思想，体现了第一功能；此外，阿尔麦蒂被认为与刹帝利的增加有关。与此类似的是吠陀神话中的娑罗室伐底、伊朗神话中的阿娜西塔，他们也结合了三种功能。(6)在《神话与史诗》中，杜梅齐尔比较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奥赛梯史诗《纳尔特》、李维《罗马史》、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以及一些凯尔特、斯堪的纳维亚神话，进一步分析了三种功能合并的情况。他指出，三种功能集中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是通过身体或经历(婚姻、灾难等)，或者是杀害他人而获得三种功能的汇聚，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同时性的(如黑公主成为般度五子共同的妻子)或相继性的(如罗慕路斯先是牧羊人，随后成为战士，最后成为罗马城的建造者和统治者)功能并合；二是从三个功能中选择，如作为王子-牧羊人的帕里斯。

杜梅齐尔认为，大多数的功能并合涉及到女性神祇，这类集合了三种功能的女神最初只表现某一功能(多数是第三功能)，但后来因为突破了等级的限制，同时承担起三种功能。

杜梅齐尔强调，功能的并合主要表现于但不限于女性神祇。例如，吠陀神话中的伐由表现出超脱于三功能的特质(7)吠陀神话中的伐由是作为最初的神出现的，他不属于三功能神谱中的任何一项，但维康德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在伊朗的一些祭祀活动中，伐由作为风神出现，手持大棒，战功卓著，粗鲁暴力，与因陀罗共同构成了第二功能的神。杜梅齐尔认为，伐由在伊朗宗教中表现出的特性与《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伐由是一致的，可能属于早于吠陀时期的原始雅利安人时代。，他通常于祭祀刚开始的时候，在密多罗和伐楼那之前被召唤，充当“先遣队”，杜梅齐尔称之为最初的神(dieux premiers)。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耆尼身上，他通常出现在双马童之后，作为仪式的终结者，即最后的神(dieux derniers)。表面上看，伐由、阿耆尼等神祇与三功能的神谱相矛盾，但杜梅齐尔认为,伐由、阿耆尼以及娑罗室伐底等集合了三种功能的女性神祇在逻辑和功能上与三功能结构是有关系的，他们构成了这个三功能结构的“脊骨”(échine)。

(二)次级至高神

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中另外一组亲缘关系，即持国-般度-维度罗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持国、般度和维度罗在史诗中是同父异母的三兄弟。在史诗中，福身王是婆罗多族的第一代王，他与恒河女神结婚，生下天誓(毗湿摩)。恒河女神走后，福身王又娶了渔家女贞信。贞信在婚前与仙人生子毗耶娑。福身王与贞信婚后生了花钏和奇武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贞信找来毗耶娑，让他与奇武的两个遗孀分别生下持国和般度，又与一个女奴生下维度罗,见图2。

图2 持国、般度、维度罗人物关系及代际关系

维康德认为，《摩诃婆罗多》史诗只表现了第一功能中的对偶神伐楼那-密多罗中密多罗(达摩)的特性，而伐楼那则在神话转换成史诗后消失了,见表1。杜梅齐尔并不赞同维康德的观点，他认为伐楼那只不过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史诗中，与伐楼那对应的是般度五子名义上的父亲般度。

杜梅齐尔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证据以证明二者之间的关联：一是他们都有着病态而苍白的脸色，二是他们都是性无能者(8)般度射杀了与鹿交合的仙人，因而受到仙人的诅咒，不能与女子同房，否则就会立即死去。。杜梅齐尔认为，伐楼那病态而苍白的脸色和性无能者这两个特质在般度身上得以表现并不是单纯的巧合，它足以证明史诗中的般度就是吠陀神话中的伐楼那的转换。

既然般度是伐楼那的转换，那么般度的两位异母兄弟持国和维度罗又是哪位神祇的转换呢？般度、持国和维度罗是否呈现出般度五子那样的三功能结构呢？

表1 般度五子与吠陀诸神的转换关系

让我们回顾杜梅齐尔之前所做的研究，以便于理解杜氏的思维逻辑和分析过程。在文章《第三至高神》(LeTroisièmeSouverain, G.P. Maisonneuve, 1949)和1952年出版的《印欧神》(LesdieuxdesIndo-européens, Paris, 1952)中，杜梅齐尔在对至高神(第一功能)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第三至高神”(即“次级至高神”)的概念。他认为，第一功能的神(至高神)在印度、伊朗表现出了不同于罗马、斯堪的纳维亚等其他印欧语族的特质：在印度，至高神是由伐楼那和密多罗这组对偶神组成的，其中伐楼那的功能更倾向于神秘的、宗教信仰的管理，而密多罗则倾向于法律、契约关系的管理。两位至高神中负责与人类相关事务的密多罗有两个助手薄伽和阿利亚曼,他们协助密多罗处理各项世俗事务，分别体现了密多罗的部分功能，其中阿利亚曼负责维护雅利安社会的延续和繁荣，薄伽则负责定期向雅利安人发放各种财物。杜梅齐尔称薄伽和阿利亚曼这类神祇为“次级至高神”(souverain mineur)。

回到《摩诃婆罗多》，杜梅齐尔指出：三兄弟在史诗中首次出现时的行为值得重视：维度罗第一次出现在与毗湿摩讨论般度与持国的婚姻问题时，维度罗认为要娶一位公主实现家族联姻，扩充家族，这是阿利亚曼的职责所在；般度首次出现则伴随着一系列的征战且他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这是伐楼那王权的典型代表；而持国首次出现在给亲人分发般度的战利品时，这与薄伽的职责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将维度罗和持国看作是次级至高神的转换，维度罗是阿利亚曼的转换，而持国则是薄伽的转换；史诗中般度-维度罗-持国的亲缘关系实质上就是第一功能中伐楼那-阿利亚曼-薄伽关系的转换，见表2。

表2 坚战-般度-持国-维度罗的结构关系

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的分析和研究从确立史诗人物与吠陀诸神的对应关系入手，通过大量的细节比较，寻找史诗中的英雄与吠陀诸神的联系，结合史诗人物各自的性格与行为，来检验三功能模式在史诗中的适用性。杜梅齐尔的研究表明，史诗中的英雄与神话中的神祇一一对应，英雄就是神的转换。

三、俱卢之野与诸神的黄昏：史诗的神话原型

《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或是天神的孩子，或是天神的化身，史诗人物相继登场，天神的化身在大地上按照人间的方式行事，演绎着天国中的众神之事。《摩诃婆罗多》的主体故事与天神化身下凡的传说交织在一起。在《初篇》第58～61章中，阿修罗战败后转生为各种人和动物，其中一些横行不法，为害众生，于是梵天安排众天神化身下凡铲除阿修罗。俱卢族一方的将士大多数是阿修罗和罗刹转生，而般度族一方的英雄则是众天神化身下凡，因此，婆罗多族的大战实质就是神魔之间的战争。[3](P24)

婆罗多族大战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俱卢之野之战，这是《摩诃婆罗多》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和情节的高潮所在。般度族和俱卢族双方共投入十八支大军，印度全境几乎所有的王国都被卷入这场战争；双方血战十八天，俱卢之野血流成河，般度族和俱卢族的十八支大军损失惨重，毁灭殆尽；般度族将士剩下七人，俱卢族将士只剩下三人。

那么，俱卢之野之战与神话有什么联系？这场惨烈的战争是否有其神话原型呢？通过对《摩诃婆罗多》与印欧语族其他民族的神话和史诗的比较研究，杜梅齐尔发现：婆罗多族的大战，特别是俱卢之野之战的实质，就是世界的毁灭；般度族获得胜利，坚战获得统治权，实质就是世界的重生。

杜梅齐尔比较了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阿胡拉·马兹达与阿赫里曼的大战、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诸神黄昏与《摩诃婆罗多》中的俱卢之野大战，他认为这三场末世之战具有相似的结构。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杜梅齐尔分析了黑天和马嘶这组人物关系。他指出，作为毗湿奴化身的黑天与代表湿婆的马嘶之间的对立争斗，其实质就是后期受到印度教影响的毗湿奴与湿婆关于毁灭与重建的神话。

杜梅齐尔重点分析了马嘶与湿婆的对应关系，他指出，马嘶作为楼陀罗(湿婆)的化身，所有的行为都与楼陀罗(湿婆)密不可分。不同于黑天与毗湿奴之间较为明确的化身关系，马嘶所对应的天神较为复杂，“大天(毁灭神湿婆)、死神、爱神和愤怒神，他们投生的部分合而为一，生下了一位诛灭敌人的勇士。他就是马嘶，十分骁勇，能摧毁敌军；这位英雄目若莲花瓣，降生在大地之上了”[3](P160)(《初篇》1.61.66～67)。而楼陀罗(湿婆)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化身。杜梅齐尔通过对马嘶与湿婆之间性格特征、行为举止等各种细节性的比较，确定了马嘶与湿婆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马嘶在婆罗多族大战中夜袭般度族营地，使出梵颅法宝欲杀死般度族的所有子孙，把法宝投进般度族妇女的子宫欲灭绝般度族等行为，就是湿婆毁灭世界神话的转换。

黑天的出场结束了马嘶与阿周那的大战，他说阿周那儿媳腹中的胎儿死后会复活还会长寿，这个名叫继绝的儿子将延续他们的家族，“继绝成年后，通晓吠陀，信守誓言。这位英雄将从有年之子慈悯那里获得一切武器。熟悉各种神奇的武器，恪守刹帝利正法，以法为魂，他将统治大地六十年。尤其是这位大臂者将成为俱卢族国王，名叫继绝，出现在你的眼前”[3](P895)(《夜袭篇》10.16.13～15)。马嘶在荒野中游荡，栖居于人迹罕至的森林，这一切的命运都与楼陀罗(湿婆)相似，而继绝出生就被黑天救活，坚战将王位传给继绝后与四兄弟和黑公主前往雪山，最后坚战以肉身升入天国，与早一步登入天国的弟弟及黑公主重逢。黑天救活般度族的继承人继绝，这段故事的实质就是世界的重生。

杜梅齐尔认为,“《摩诃婆罗多》实际上就是把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危机转换为一场俱卢族种族与王位几乎倾覆的末世危机，印度教神话称之为一个yuga的结束。”[2](P82)他指出，史诗作者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史诗中的英雄以一种“可比较的程式”与天神相对应，例如太阳神的儿子迦尔纳垂下头死去，如同“落日”，风神的儿子怖军“迅疾如风”，而马嘶灭绝般度族的三次行动的本质就是一个宇宙时代的终结。

既然《摩诃婆罗多》是转换的末世神话，那么印欧民族末世神话的斯堪的纳维亚版本与《摩诃婆罗多》中的末世神话是否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呢？杜梅齐尔认为，诸神黄昏之战与婆罗多族之战都包含了三个阶段：善恶(神与魔)争斗，善(神)受到恶(魔)的压制，难敌(魔)通过掷骰子游戏赢得坚战(神)的统治权，而洛基(魔)则借助霍斯杀死巴德尔(神)；善恶(神与魔)大战，世界毁灭，俱卢之野之战只剩下十个幸存的战士，诸神黄昏之战，诸神与对手同归于尽，只剩下巨人苏尔特，苏尔特点燃宇宙之火，生命消失殆尽；新世界的重建，坚战(神)重新获得统治权，而巴德尔和霍斯从冥府复活，重归于好，新的世界诞生。杜梅齐尔认为《摩诃婆罗多》和《埃达》中都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末世神话，它叙述着善恶的关系和世界的毁灭，因此，末世神话或者说末世论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印度教所创造的，这种观念非常古老，分布广泛，很可能早在印欧民族分离迁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4](P250ff)

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中转换的末世神话的分析，一方面深入探讨了史诗与神话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更为广阔的维度去考察一个古代印欧人所共有的神话背后所蕴含的雅利安民族共同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此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以从世界末日的神话找到各种东方宗教的影响，杜梅齐尔的分析恰好提供了最为有利的证据：诸神黄昏的末日神话就是“印欧民族末世神话的斯堪的纳维亚版本；以后受到的影响只是令这个神话更加富有想象力，更加生动感人而已”[5](P581)。

四、结论

实际上，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史诗如何产生的问题，这是他在探索《吠陀》与《摩诃婆罗多》、《伽萨》与《阿维斯塔》后经、《帕拉维文书》与《列王纪》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史诗“起源史”的问题。[6](P1ff)通过对史诗情节与神话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结论，“《摩诃婆罗多》的核心不在其他而在于它是对古老社会制度史诗化的、戏剧化的转换”[4](P13)，史诗就是转换的神话。

杜梅齐尔对《摩诃婆罗多》的分析依然遵循他一直以来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与文本解读，寻找表现三功能结构的一组事项，检验三功能模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杜梅齐尔的个案研究，让我们对其研究方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文本研究和解读，寻找同一层面的一组事项，考察这组事项的三功能模式，比较印欧传统中类似的事项。但是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杜梅齐尔也做了细微调整，主要表现在所选择的研究材料的区别。

关于如何选择一组事项作为研究的对象，杜梅齐尔在对《摩诃婆罗多》的个案研究中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他在研究中所选择的事项都是以亲缘或代际关系来分组的，例如般度五子是兄弟关系，般度五子与黑公主是夫妻关系，迦尔纳与般度五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关系，般度、持国、维度罗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这些亲缘或代际关系就是属于同一个层面的内容。《摩诃婆罗多》史诗的内容繁杂，人物关系复杂，但由于神话中的神祇与史诗中的英雄天然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是史诗的编写者在编写时候确立的原则，因此，面对庞大冗杂的《摩诃婆罗多》史诗，从人物关系入手检验三功能模式，确实是相对最容易的切入点。

但也正是由于《摩诃婆罗多》史诗的包容性和复杂性，仅仅从人物关系的角度入手检验三功能模式，还是远远不够的，杜梅齐尔在研究中所提供的事项也是被精心选择过的，普遍性有所欠缺，因此，杜梅齐尔的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范例，对《摩诃婆罗多》的研究还需要更多、更广泛、更深入的文本比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