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贸易开放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毛莘娅，方忠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21 世纪以来，数字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质增效的利器.随着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不断融合渗透，数字贸易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2020 数字贸易白皮书》表明，2019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高达31 925.9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比重12.9%.发达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美国、欧洲为全球数字贸易市场的核心力量.数字贸易分为贸易方式数字化以及贸易对象数字化两大类[1].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最早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技术供给产品与服务的商业活动”，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延伸和应用，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核心内容，借助现代信息网络进行传输并完成交易为特征，以传统经济活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为目的的贸易活动.当前，在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下，各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的自主、开放、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凝聚力.

USITC 在 2013 年发布的《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中指出，数字贸易对一国经济会产生正面影响，能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生产率，并使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3.4%上升到4.8%[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这就给这些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数字经济将为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能够提高各国的贸易开放水平，进而有利于国际市场的扩大，促进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各国应该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展数字贸易自贸区，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提升各国的经济增速.

因此，文章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加入贸易开放度深入研究其内在机制.由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数字贸易、贸易开放度有较大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文章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按贸易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区分，进一步研究其数字贸易、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文章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层面，同时将数字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水平纳入到传统的生产函数中，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国内大多数学者局限于分析贸易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文章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对不同贸易开放度经济体进行划分，深化已有成果；第三，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数字贸易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评估数字贸易在促进对外开放的作用，支持贸易开放水平对于数字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影响作用.此外，还借助划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全球数字贸易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有不少学者对数字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数字化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加入生产过程，能够基于传统生产率而使其继续提高，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交易的日益成熟，促进各国经济增长[3].李忠民、周维颖提出数字贸易可以通过3 个方面带动一国贸易和经济的增长：1）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刺激技术创新；2）提高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结构性失业人口；3）消除新经济体在传统国际贸易的壁垒[4].陆菁和傅诺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网络布局、集聚度、密度和网络相似性4 个方面研究2007—2014 年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特征，得出数字贸易对GDP 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影响预期均为正向[5].因此，数字贸易可以促进信息流动、降低交易成本等，能够加快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创新应用，对推动一国贸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见图1）.

与此同时，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6-8].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结论，包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9].Ugurlu 对欧盟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弱负相关关系[10].贸易开放度会因为经济体的技术水平、生产效率、要素密集差异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影响.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1：数字贸易可以通过提升贸易开放度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1.2 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包群利用面板数据发现，贸易开放不仅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在该模型中，贸易开放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陈福中和陈诚认为贸易开放水平确实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与出口相比,进口贸易开放水平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11]. 贸易政策调整能够缩小贸易开放水平的区域差异， 促进经济增长[12]；若一国整体进口贸易开放水平不足,可进一步提升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故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倒U 型曲线,而且贸易开放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表现为倒U 型的非线性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假设经济体生产要素投入符合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因此，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首先将劳动力投入（labor）、资本要素投入(capi)以及对外投资和贸易作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函数，对外投资和贸易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im）和出口（ex），并且进一步考察数字贸易和贸易开放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数字贸易（dig）和贸易开放水平（tropen）作为新要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到贸易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贸易开放水平的二次项（tro2）.因此，基于以上假设，本文设定的经济增长模型可具体表示为：

其中，i表示样本国家，α、β、Υ、δ、ρ、η、Φ、Ψ分别表示劳动力、国内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进口、数字贸易、贸易开放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研究检验传导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对贸易开放水平是否为二者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具体检验步骤如下：在数字贸易发展dig 对经济增长gdp 的回归模型（2）的系数显著性通过检验的情况下，分别构建dig 对于中介变量贸易活跃度tropen 的回归方程（3），以及dig 与tropen 对gdp 的回归方程，通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以上回归模型具体表示为：

2.2 变量说明

数字贸易水平（dig）.随着全球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的完备成熟，以信息服务和软件服务贸易为代表的ICT 贸易显著增加.2010—2019年，全球的ICT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8%，对数字服务出口增长具有主要贡献.并且ICT服务、ICT 制造在数字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本文选取ICT 产业双边贸易额作为衡量数字贸易（dig）的工具.

贸易开放水平（tropen）.世界银行对贸易开放度的定义是一国出口及进口贸易额之和占其GDP 的比例，故按照一般做法，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加以衡量贸易开放水平.

进口额（im）.采用进口总额流量来衡量,并采用GDP 平减指数换算为各国实际值.

出口额（ex）.采用出口总额流量来衡量，并采用GDP 平减指数换算为各国实际值.

经济增长水平（gdp）.采用GDP 平减指数对各国GDP 进行换算，采用各国实际GDP衡量.

劳动力（labor）.采用就业劳动力人数加以衡量.

资本.分别采用资本形成总额（capi）作为国内资本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作为外国资本.

2.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由于部分样本缺失严重，故仅针对2010—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中45 个国家进行了研究.本文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 数据库.为了更准确衡量数字经济增长水平，收集的各国GDP、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单位均为百万美元，劳动力人数单位为百万人.并且，为了减少数据波动性以及负值的影响，采用存量数据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计量模型的设定，除了贸易开放水平，其他相关代理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相关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

3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3.1 模型检验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对象，研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区间为2010—2019 年，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45 个国家，尽管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年份个数，但为了避免面板数据序列的不平稳导致的估计误差，进行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结果表明，除了数字贸易发展（dig）和外商直接投资（lnfdi）原始序列平稳外，其他变量均不能证明序列平稳；各个变量在对应的一阶差分表现为平稳过程，因此，证明构建的实证模型的面板数据序列满足“一阶单整”.

表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不仅能反映变量在截面上的数据特征，还能表达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并且能消除一定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是2010—2019 年10 期的短面板数据，故不考虑“面板自相关”问题.基于对实证模型估计方法的选择，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的静态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 检验结果（见表4）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对此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表4 Hausman 检验

续表4

3.2 实证分析

3.2.1 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首先，当不考虑数字贸易与贸易开放水平时，在模型（1）中，资本、劳动力、进出口都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劳动力的系数要高于资本的系数，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即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其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劳动力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增加1%，将使得其GDP 增加0.35%；劳动力增加1%，将使得其GDP 增加0.3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并且很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加1%，将使得其GDP 增加0.4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回归系数也很显著但为负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加1%，将使得其GDP 降低0.11%，这可能是因为进口品挤占了消费、投资或政府购买部分，这部分原本可以使用本国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进口会降低GDP；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外资进入，容易引起技术依赖，不利于一国的创新研发.其次，将数字贸易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在模型（2）中，数字贸易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提高1%，会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 增长0.004%.在模型（3）中，基于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贸易开放水平以及其二次项，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二次项系数为正，这也侧面论证了贸易开放对GDP 存在着非线性的U 型抛物线关系，二次项对GDP 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具体来说，依据转折点的计算公式即一次项的系数与2 倍的二次项的系数之比的相反数，通过分析可知，非线性关系的转折点为tropen=2.005 附近，即贸易开放度小于2.005 的国家，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降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在开放初期，大多数国家经济水平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技术水平不高，仅通过劳动密集型及资产密集型进行基础开放转移，这时各国并不能很好地吸收开放红利.当贸易开放度大于2.005 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与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变为正值，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增加1%，将使得沿线国家GDP 增加0.21%，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当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逐步提升时，各国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并获得开放红利，国内产业升级以及进口增加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模型（4）将数字贸易、贸易开放度均纳入模型（1），除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各变量均与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关系.同样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仍存在U 型非线性关系，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仍成立.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

表5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

3.2.2 异质性分析

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的45 个国家的2010—2019 年贸易开放水平的平均值，并按照其平均值的分布将贸易开放水平分为三类：低开放度（贸易开放水平≤0.5）、中等开放度（0.5＜贸易开放水平≤1）、高开放度（贸易开放水平＞1）,结果显示如下表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贸易开放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低开放度国家有6 个，中等开放度国家共19 个，高开放度国家有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中低开放度国家.基于此，分别对三个层次的贸易开放度国家分别进行研究，得出的实证结果如表7.结果表明，低开放度国家资本和劳动力对其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其进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低开放度国家应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让其更好地获得对外开放带来的红利.对于中等开放度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中等开放国家更加注重一国的技术创新.中等贸易开放国的大多数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高于低开放度及高开放度国家，这说明，中等开放度国家不断进行升级转型，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根据统计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远低于U 型曲线的转折点，实证结果也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会抑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其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表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度

表7 不同贸易开放度国家的实证结果

3.2.3 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从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理论分析了数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为了检验影响机制的假设，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如下表8.在模型（1）验证了数字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模型（2）验证了贸易开放度是否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提升，二者中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最后，将贸易开放度这个中介变量放回模型（1）中，通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值及显著性进行判断.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可以通过促进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01%，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

表8 中介效应检验

3.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样本数据回归的稳健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转型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进行了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9，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样本数据具有稳健性.但是转型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差异，数字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显，说明转型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与全球经济体进行贸易合作时，需要把握数字技术管控、加强数字贸易服务监管；并且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占主导.

表9 不同数据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使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可能存在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选用LSDV、FGLS、MLE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0.稳健性检验中三种模型回归结果与原模型估计结果仍一致，综上分析，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原回归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1 相关变量说明

表10 不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续表9

续表10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加速了数字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产业融合以及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为全球经济各领域带来了新机遇，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13].基于此，将数字贸易以及各国的贸易开放度纳入研究框架中，采用“一带一路”45 个沿线国家2010—2019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加入贸易开放度深入研究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贸易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数字贸易发展会通过各国的贸易开放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所影响.数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一带一路”沿线各个经济体的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发展中国家和中等贸易度国家其数字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这表明中等开放国家更加注重一国的数字技术创新及研发，运用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等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因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型数字型人才，加大数字产品研发投入，转变传统贸易方式.具体来说，可以降低数字基础措施行业的进入门槛，充分学习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且政府应该给予相关信息技术部门研发资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不断提升一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数字型人才在数字贸易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宣传，加大数字型人才的科研培育，并开展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基础知识讲座培训，以培育更多数字型创新人才；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相比，其在比较优势、贸易模式、贸易对象、贸易监管要求等方面带来了贸易利得，因此，应运用现代化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传输货物和服务，并加大数字产品的研发投入，转变传统贸易模式.

2）改善贸易开放质量，充分发挥贸易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正确认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前文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非线性关系.各国应该谨慎进行对外贸易，提高贸易开放质量，若盲目追求高贸易开放水平，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进行出口，可能得不偿失，各国应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优化转型，完善贸易开放战略举措，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国家经济战略相吻合，更好地促进经济地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