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年在高校社区文化中的“再节日化”实践与共生
——以四川旅游学院为例

罗夏梓平，冉秀霞

（四川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100）

高校作为文化育人的重要基地，有着天然的文化生成优势，可将不同文化形态含纳于共时态中，以实现多元文化并行的关系，从而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集散地。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现代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同时少数民族群体将地方性知识进入校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丰富着校园文化的建构。

彝族年是彝族传统节日。在国家制度的时间安排下，高校彝族学生无法依照彝族历法的时间规定回乡欢度新年。那么，作为彝族学生最为关注的传统节日，他们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生存困境？自2017年起，四川旅游学院每年都会在学校举办彝族年活动。由此，彝族年成为校园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笔者将其称为“再节日化”。“再节日化”是传统节日在新的语境中，通过文化持有者与环境支配者之间的利益互构，所形成的一种跨语境的文化新形态。在高校场域中，“再节日化”与族群的跨区域流动密切相关。特定群体将本民族传统节日融入新的文化空间中，一方面体现了节日本身的“再节日化”过程，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族群与节日之间的关联方式。可见，“再节日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离开原文化土壤的节日存续方式。

实际上，“再节日化”是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再生产。20世纪70年代，布迪厄提出“文化再生产”的概念，并试图用这一概念体现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文化再生产是一个关系术语，意味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不是从现在到未来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既有冲突也有矛盾的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网络。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1]也就是说，特定群体可将原生场域中所习得的文化经验置于新的环境之中，并构建与之匹配的文化逻辑，从而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

就高校与传统节日的关系来看，学界主要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进行讨论[2]。此外，田兆元从民俗学的角度提出在校园社区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校园传承”的实践[3]，并探讨了清明节文化在高校联盟的重构实践及谱系建构，以实现大学生自我身份认同，达到高校人文环境塑造和相关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目的[4]。总体来看，学界相关研究多以汉族传统节日为切入点，少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视角。如今，随着高校多元文化群体数量的增加，应充分重视不同群体的文化体验，采取一种多元文化的共生方式，是当下高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体现。鉴此，本文以四川旅游学院彝族年活动为例，梳理和分析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高校社区文化中的“再节日化”过程及其意义，并探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与高校社区文化的共生理念。

一 彝族年简述

彝族年称为“库史”，为“送年”之意。历史上，各地彝族过彝族年的时间不统一。一般在农历十月份到十二月份间，由当地彝族毕摩根据本地习俗占卜而定。

彝族年，一般为三天。第一天叫“库史”，为送年、迎祖、祭祀之意。这一天各家各户早起打扫卫生，并杀年猪占卜当年凶吉财喜。然后斟上自酿的第一碗泡水酒，连同肉食祭祀祖先。同时，同样的肉食敬奉在世父母，以表孝心。最后，全家分享祭品。第二天叫“多博”，意即新年开始。这一天主要是拜年及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第三天叫“阿普波吉”，为祭送祖先之意。彝族认为过年时祖先亡灵都要回家过年。因此，过完了年，人们要把亡灵送走。彝族年还有一个传统，即给当年因受灾或其他原因而没有杀年猪的人家送肉习惯[5]239-240。

二 彝族年在高校社区中的“再节日化”实践

（一）实践过程

现代教育制度使传统彝族年无法在新场域中不能完全呈现。尤其是地方性极强的文化因子很难融入到高校社区文化中。因此，校园彝族年采取“再节日化”的方式，创造出符合高校社区文化活动。

第一，彝族学生在他乡求学的身心漂泊感，使彝族年成为他们在外积极寻找一种身心安顿的有效方式。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协会积极向学校表达诉求，并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组织策划了彝族年活动。与校园其他活动一样，彝族年活动“策划书”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协会与学校进行沟通的方式。“策划书”体现出两个层面的含意：一是作为学校层面来说，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一方面能够实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进各族师生团结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二是从彝族学生层面来说，策划符合校园语境的彝族年活动不仅能够取得“合法”的资格，还能获得学校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因此，2019年四川旅游学院彝族年活动提出“共庆彝族新年，弘扬民族文化”的口号，活动面向全校师生。具有宏观视野，并延展了传统彝族年的文化意义，形成了从单一民族向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模式。

第二，学校彝族年活动由“校园活动常规模式＋民族文化元素”构成。如见表1。

表1 四川旅游学院彝族年活动各要素构成表

由表1可知，彝族年的“再节日化”过程所构建的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活动。一方面在校园语境中，保留了彝族传统文化易于获得和表现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其内容能够实现不同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校园文化活动。

（二）实践意义

随着少数民族在高校学生中占比逐年增加，继而形成多元化的群体及其文化。少数民族学生作为较少群体，一方面受到学校层面的关注，另一方面在集体行动中承续群体文化的需要。2006年，少数民族学生在四川旅游学院团委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协会，并以“制度性集体行动”[6]432的形式表达少数民族群体在校园开展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集体诉求。高丙中认为，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去。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7]。由此可见，学校对少数民族群体精神诉求的满足不仅是对少数群体的认同，也是校园共同生活秩序的合理构建。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协会在彝族学生共同意愿以及明确目标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彝族年活动的开展，并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具有一定的规则、制度的校园彝族年活动。

学校举行彝族年活动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部分。校园文化是指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中所有成员（即校园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学校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8]。因此，彝族年在高校的“再节日化”过程是基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的再造过程，意味着彝族年中祭祀、占卜等民间信仰活动只适应于地方文化空间和场域。而彝族年所蕴含迎新的欢乐氛围是符合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愫。同时，彝族年以学校为依托，创造符合校园师生共同意愿的文化活动。彝族年在高校的“再节日化”过程，体现了节日通过适应性的“再生产”以延续自身价值取向和保持社区平衡。“再节日化”的结果旨在维持学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从校方角度来看，占支配地位的学校管理者对于丰富和创新校园文化，构建和谐校园的理念，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通过“再造”的形式在制度层面得以制度化、规范化。从彝族学生的角度来看，在高校举办彝族年活动，能够从心理层面拉近与故乡的距离，从而实现寻找家的归属与精神寄托的集体共鸣[9]1。从校园其他群体的角度来看，主动参与到彝族年活动中，不仅能够感受活动带来的愉悦心情，还能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因此，彝族年在高校社区文化的建构中被赋予特殊的校园文化内涵，表现为不同群体对传统节日活动不同利益和共同精神的诉求。

学校举办彝族年活动体现了校园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群体的合力构建中，彝族年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次创新尝试，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展示与宣传。在新的场域中，彝族年创新性地“再节日化”过程，形成了具有高校特色的文化结构和功能系统。它在各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下，完善自身的有机整体，从而形成更为广域的共享文化。

三 彝族年在高校社区中的“再节日化”共生理念

德国微生物学家安东·德·拜里于1879年提出“共生”概念，用以说明生物体之间某种永久性的物质联系[10]10。如今“共生”一词已超出原有的文化涵义，并赋予人类社会对不同主体关系的探讨。

然而，多元文化的共存现象表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共生的关系。文化的合作往往带来文化本身的再创造，这是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基础。高校作为多元文化的共生场，在不同群体的意义建构中易于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共生关系，这对我们重新审视不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彝族年在高校社区中的多元文化共生理念

高校社区文化的建设在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及其如何实现不同群体共生共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中国拥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因此，各民族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性”，以构成不同的文化单元。彝族年这一文化现象集中展示了彝族的生活文化，是整个族群文化根源、文化认同和历史连续的强有力纽带。因此，彝族年之于其他民族来说具有“他者”文化的视角。

然而，高校将不同群体汇聚于此，构成师生与同学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似乎是一种缘分，实则是社会共同体发展的需要，它是“自我”与“他者”在历史长河中的“同在”现象。黑格尔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矛盾又互为依存的关系[11]123。也就是说，矛盾的“主客”关系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而作为社会共同体来说，不同文化主体又构建出生存与发展的依存关系。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审视文化主体的内部以及异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对于人类“共生共存”的问题。

第二，不同群体间的合作。合作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合作带有明显的“共生共存”理念。高校多元文化共生行为的本质在于互惠、互补、合作，强调的是文化理念的共生以及如何演进。在共生系统内部，不同群体通过互惠合作，使得共生文化与共生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作用，这种作用可加速共生社区系统中文化的进化创新，并产生新的物质结构[12]。

彝族年从地方节日文化到校园文化活动的转变，是学校各子系统自发有序地将彝族学生群体的文化生活诉求转化为校园文化生活的合作结果。彝族年在高校社区文化中的“再节日化”过程及其结果，一方面能够实现彝族学生群体对本民族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认同，以达到彝族学生身心的慰藉；另一方面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高校文化育人的优势，将民族传统节日转化为实现“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育人目的。无疑，共生合作揭示了生命世界的发展机制和动力源泉，并将多元文化囊括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协同的发展中，实现彝族年活动在高校师生合作共生的文化再创造，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同时，彝族年融入校园文化也能有效保持学校现有的结构和群体关系。

第三，共生关系。高校社区多元文化共生理念是特定时期不同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所构建的联合关系。这种联合表层结构呈现出文化的多样型态，深层结构是不同文化群体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诉求。归根结底，就是人本质的体现。文化的形成、演变、维持是由主体及资源和约束条件三大要素构成。主体是人及其不同群体，在共生系统中受到内部（学校制度）和外部（国家、社会）因素的影响，造成主体与主体之间对文化资源的态度。一般来说，彝族年在高校所体现的共生关系过程具有内生性、交互性、共融性等特质。

一是内生性。彝族年建构出学校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及其校园文化生活的意义。因此，彝族年活动体现出校园不同主体内部对文化共生秩序的维护和对“再节日化”实践的内在要求，并具有内生性的特点。

二是交互性。人类文明传承与多元文化的双向或多向交流有密切相关。交互性不是简单地将各种要素叠加，而是在彼此的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促生，以形成共生的有机整体。彝族年在高校文化交流中成为一种多民族共享的文化活动。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使得彝族年活动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具有了高校社区文化的普遍性。

三是共融性。文化在不同群体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存在，并实现新文化在特定的校园文化生活中趋于和谐共生的状态。此时，文化的张力就建构出不同群体之间共融的理想生存境界。彝族年成为校园文化活动，说明文化本身在新的环境中受到了尊重、包容、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共融理念。从根本上说，文化的这种共生关系实现了人与物在新环境中的规划与展望。

（二）校园彝族年活动中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质上说是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国民认同，其历史合法性源头之一便是“大一统”及其所含蓄的包容精神。伴随着历史的前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天下观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向近代民族国家场域中的“中华民族观”，继而向新时代和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与跃升[13]。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于各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这也铸就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包容并蓄。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4]从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行动指南。

高校作为青年一代承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场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将中华民族“和”思想融入高校多元文化的建设中，以形成不同民族文化在“和”的文化延续中实现“合”的共同精神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合”的共生理念。其价值在于如何实现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共生共存”问题。不同民族的学生通过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合”为一体的校园文化活动，使之不断强化作为青年学生团结与进步的文化符号，这是高校各民族学生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一方面要重视多元文化价值在高校传承的常态化，另一方面要将这种多元文化价值转变为一种共生关系，并优化共生系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取向和目标[15]。

彝族年在学校制度的安排下成为校园文化活动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文化历史，二是民意基础。彝族年作为彝族同胞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不仅是彝族社会历史的产物，还关乎离家在外彝族同胞身心慰藉的问题。学校将彝族年融入到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从地方彝族年到校园彝族年活动的转变，旨在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共生。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学校积极推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感悟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中，以呈现一种文化自觉的状态。于是，不同群体有意识地推进民族认同及其扩展的手段也随之出现[16]。学校在“包容、认同、平等、自由”的教育理念中践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是对中华历史文化进校园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尊重。学校通过对彝族年的“再节日化”实践，提高彝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同时，也通过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因此，不同民族在一种娱乐性的狂欢中构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基础在于“一体化”条件下的共生共存，并强调“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学校系统与社会系统呈现“子—母”系统关系，两者在“共性”与“个性”中相互影响。一方面，学校肩负着对青年学生在思想、知识、行为等方面的培育，并影响着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合力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成为高校育人的方向。学校开展彝族年活动正体现了教育空间系统与社会空间系统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使之成为“一体化”的共生系统。从高校内部系统来看，不同学生群体在校学习、生活中构建了另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学校的共生单元中，彝族年活动在共生群体的相互尊重和调适中，成为一种“共性”的文化活动，以实现不同群体在共生环境中共同发展、进步的目的。

总的来说，共生源自人类最本源性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同时又积极承认人们在现代获得的个性价值的一个共生理念，这一理念具备了人学的基础和人类史学的背景。[17]因此，彝族年成为高校的一种共享文化，实则就是在共生系统中对多元文化和不同群体间建立“包容、认同、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