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沧桑，在分合、交流之间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始终保持强劲的生命力和感召力，究其根本就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其中黄河文化则以其独特的地位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性符号;同时，黄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家国观和民族观，可以说黄河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性符号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魂”定位充分彰显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展示和反映，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文化标志，在民族认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河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性符号，首先得益于黄河的尊崇地位。黄河，自古就是“四渎之宗”、百水之首，孕育出伟大文明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定位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心中。在商时的甲骨文中，黄河被称为“高祖河”或“河宗”，且这种称谓延续到周。从其后的历史可以看出，“高祖”是开国皇帝的称呼，如汉高祖刘邦等，称黄河为“高祖河”也即是認为其为河之高祖，是黄河在众多名山大川中地位的体现。《山海经·西山经》中有“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尚书·禹贡》中对黄河地理做出了标注，即“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说文解字·水部》称黄河为“河”，“河，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 《汉书·沟洫志》更是把黄河尊称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此外，从古代对黄河的祭祀中也可窥见其独特地位，据《礼记·王制》记载，古代天子有祭“五岳”和“四渎”的礼仪，而黄河则位居祭祀河水之首。“海晏河清”这一成语，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史书中也常出现“河清”的记载，主要是表征君主圣明之意，在北朝北齐时武成帝以“河清”为年号。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可见，黄河地位的崇高程度及她之于中华民族的非凡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诞生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超过3000年，尤其是从夏商周到汉唐北宋这一中华文化的辉煌时期，其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黄河时代”，这既是说王朝统治的核心在黄河流域，也是说王朝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亦集中在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发展最早、最快、最成熟的区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全部诞生于黄河流域。从诗经到百家争鸣，再到唐诗宋词，大批文学经典与文化典籍产生于此，丝绸、茶叶、陶瓷等中国代名词也与黄河流域有紧密关系，民族融合主要在这里发生。

此外，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治理黄河、兴利除害、治国安邦，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治理文化和生态文化。黄河文化中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这些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族人民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

从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系来说，黄河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核心体现和集中展示，凝聚着各族人民的力量。黄河文化符号的主要代表有：1.汉字。汉字的起源一般有画卦、结绳、河图洛书、刻符、仓颉造字等说法，这些说法均与黄河流域有密切关系，如仓颉故里在河南濮阳南乐县，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也十分有名;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距今有8000年历史;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最早最成熟的文字体系;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铭文则是金文的杰出代表;《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则是立于洛阳太学前的经典;其后的各种字体和书法家也集中在黄河流域。2.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是中华元典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核心理念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形成于沿黄地区，尤其以河洛汇流处最为著名;此外，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中华文化基本构成单元的形成也是在黄河流域。3.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杰出代表，直接推进着世界文明进程，其中指南针，又称司南，最早是在中原得以发挥作用;造纸术，在西安灞桥汉墓中发现了最早的纸张，东汉蔡伦于洛阳改进造纸术;印刷术，西安唐墓出土的佛经应是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宋朝毕昇在今开封发明活字印刷术，提升印刷效率;火药，最初与炼丹相关，晚唐时已出现火药，而嵩山地区则是道教炼丹的中心。4.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先民们探索世界、把握农时的智慧结晶，对农耕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见于《史记》和《淮南子》中，它以黄河流域的物候为基准。5.长城。长城初为各国以防御为目的而修建的大型军事工程体系，最早起源于东周列国，以山东齐长城和河南楚长城为代表;秦朝及以后各朝为抵御少数民族的攻击而继续修建长城，明长城最具代表性;继而，长城成为民族脊梁的化身，激励着各族人民抵御外侮，共守家园。6.“中”的理念。“中”文化不仅表现在空间概念，更表现在思维、理念、审美和价值观上，这一思想在黄河流域的体现最为突出。择中建都、对称审美、中庸与和合以及天地之中、天下之中等思想和实践贯穿历史发展始终，且影响至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中医药、瓷器、丝绸、曲艺、酒、四合院等重要的文化符号。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符号，塑造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图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品格，概括来说主要有以同根同源、统一爱国为核心的家国观;以和平交流、积极融合为核心的民族观;以务实求变、勇于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观;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人文观;以自强不息、精诚团结为核心的奋斗观;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核心的心态观;以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为核心的自然观;以和合尚同、天下一家为核心的世界观。这些精神品格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蕴含同根统一的家国观

翻阅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史实：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一史实的背后，蕴含的是中华各族人民对大一统观念的心理认同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尚，而这正是黄河文化的精华所在。所以说，黄河文化蕴含着“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主流意识。

中华人文始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根”，他们或开天辟地，或肇始文明，或钻木取火，或教人耕种，或治理水患，不仅存世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也保留有众多的物化遗产，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中华人文始祖是一个群体，是对上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概称，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皇五帝”为代表，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在黄河流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构成。“三皇五帝”，具体指代的是谁，由于文献记载不一，故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但从不同时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以下12位人物之中：伏羲、女娲、燧人、炎帝、黄帝、祝融、共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其中，伏羲氏生于今甘肃天水，后带领部落沿黄河东下而居今河南淮阳，伏羲氏主要在沿黄地区建功立业。女娲，传说中的人类始母，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男女婚配制度等都是她的伟大贡献，在今甘肃秦安，河南西华、沈丘、淮阳、汝州等地都有大量关于女娲的传说和遗迹。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进步，燧人氏去世后葬于今河南商丘。炎帝神农氏，发明农业，誉为农业始祖，其部族的活动区域集中在中原地区，今甘肃天水，河南淮阳、沁阳等地均有神农氏遗迹。黄帝，居轩辕之丘（今新郑市西北），相传他战胜蚩尤和炎帝后一统天下，成为天下共主，其部族主要在河南、陕西等地活动，创造了诸多发明，衣食住行、文字、货币、医学、音乐、五行等方面都始于黄帝时代。共工，以治水而著称，主要活动在今河南辉县一带，但他以堵为主的治水方法未能解决水患，后与颛顼争帝位时失败，逃往西北，终怒触不周山而死。颛顼、帝喾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勇于改革，绝地天通，完善婚姻制度，促进文明发展，颛顼、帝喾二帝陵位于今河南内黄县，是历代钦定的公祭二帝之处。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肇始地及华夏民族的形成地，关于伏羲及炎黄二帝的古老传说一直流传至今，炎黄子孙的称呼是根深蒂固的根亲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直观表现，这一称呼在家国观中最具影响力。炎黄二帝作为上古时期古老的部族首领，他们在农业、冶金、烧陶、纺织以及婚姻制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同时还融合了四周的民族，奠定了華夏民族的根基，可以说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炎黄后裔众多，其中就有诸多著名人物，如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其后又繁衍出更多的后裔，炎黄由此成为天下共主。另外，从人文始祖群体衍生出的姓氏文化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当今100个大姓中，属于黄帝族的有70姓，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二者兼有的有10姓，这些姓氏后随历史变迁而日益枝繁叶茂，黄河流域成为海内外华人的心灵故乡，黄河文化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也是最持久的认同。现如今，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河南新郑）、清明时节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陕西黄陵）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的重要活动。

尽管中国历史纷争不断，但在大一统观念维系下的统一却一直是历史进程中的主流和主线。上古大一统观念早在黄帝时就已经形成，黄帝又是中华大一统的最早实践者。秦统一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首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树起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大融合的文化大旗。西汉将儒学发展成以大一统思想为内核的新儒学，并被历代王朝奉为政治思想圭臬。魏晋南北朝、晚唐时，政治上出现分裂与动荡，但同时也是中华各族群体互动与交流的时期，大一统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各朝统治者的政治思维。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汉族的文化深深影响着它，最终再次实现中国域内的大一统格局。明清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都坚持华夷一统观。近代中国，旧有的大一统格局虽被打破，但大一统观念依旧存在，各种自救活动此起彼伏，官僚层面、农民层面、资产阶级层面、无产阶级层面相继进行诸种尝试，试图挽救民族危亡。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持续向周边扩散，走向一统和融合已成为中华大地上共同的追求与信仰，塑造了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式的政治格局，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文化基础。可见，大一统观念在黄河流域不断形成与发展，给中国历史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黄河文化体现融合会通的民族观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不但哺育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而且还哺育了其他多姿多彩的民族，她的儿女遍布中华大地。全国56个民族在黄河流域几乎都有分布，沿黄省份均有不同民族的分布区，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均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区。各个民族在语言、艺术、文字、服饰、建筑、习俗、食物等方面在进行不断交流、融合的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形成了一般与特殊交相辉映的和谐画面。大体来说，各民族的融合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双方的互动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在文明曙光时期就已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它的前身华夏族团;到了夏商周三代则吸纳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成分;又历经春秋战国融合，至秦汉时期，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为汉族;在汉朝以后，“汉”成为民族的名称，但汉族的称谓一般认为是到南北朝时期才流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56个民族不断交往、融合，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最终形成多元互补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奏响中国“黄河大合唱”的民族基础。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河流域因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就一直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态势，是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融合碰撞的主要历史舞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大熔炉，其中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在中原地区。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流传下来的传说也大多是关于向蛮戎夷狄族团的征战，四方民族开始在战争中实现融合。到了夏商周三代，民族间的交流亦十分频繁，这一时期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商朝都城的迁移和周朝分封都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民族迁徙也时有发生，如周穆王征战犬戎之后，就将戎人迁到太原，再如在东都洛邑附近也有许多戎人，有杨拒、泉皋、伊洛之戎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周天子的统治名存实亡，为争夺人口和土地的激烈战争不断发生，与之相随的是人口的不断迁移。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在长城以内的黄河流域，非华夏族融入，成为华夏族的构成部分。秦汉时期，移民大量出现，秦始皇灭六国时将罪犯和特殊移民安置在巴蜀地区，如秦将蒙恬率30万大军进攻匈奴，攻下今宁夏以下、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地区，次年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数十县，并向这些地方移民。匈奴也不断掳掠内地人口，加上李陵、李广等汉将战败后降匈奴，客观上促进了汉族与匈奴的融合。在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设置田官，先后组织60万人垦殖。从王莽政权后期至东汉初年，黄河流域陷入动荡之中，大规模的战乱不断发生，此时只有南方较为安稳，所以中原人纷纷选择南下避乱。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战争更加频繁，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迁移到南方，主要分布在今苏南、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移民与迁入地的民族不断融合，促进了南方的开发。西晋统一不久，皇室内部的斗争就爆发了，并演变为激烈的战争，从西晋永嘉年间，一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历时100余年，黄河流域南迁人口络绎不绝，原始移民估计至少有200万人，民族间的交往范围逐渐拓展。及至唐天宝年间，各方节度使实力坐大，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黄河以北沦为战场，关中、中原等地区的百姓恐慌不已，为躲避兵燹而引发南迁高潮。到了唐朝末年，战火再次引燃，其后历史进入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北方战事不断，南方安稳的局面吸引着大量的百姓前往，移民们在淮汉以南地区定居下来;同时，北方百姓也有向北迁移的，如今山西、河北等地百姓迁入契丹地区，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华夏文化影响着契丹人的生活方式。到了北宋时期，辽、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宋朝并存，并不断发生战争，尤以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的靖康之乱为最甚，北宋在金军的进攻下而灭亡，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政权，由此带动大批北方人民南迁，这次浪潮持续近一个半世纪之久，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福建等地是主要迁入地，移民数量不少于几百万。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在战争的破坏下而辉煌景象不再，但在统治者实行移民、轻徭薄赋等政策的引导下，黄河流域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来自其他地域，同时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移民迁移至边疆地区，如鄂尔多斯地区、河套地区等。可见，历史上的魏晋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明时期等都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各民族从隔绝走向会通，通过人员来往、物品贸易传播了各自的文化，各民族并存的局面一直存续。

黄河流域的各民族在迁入与迁出的历史过程中，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碰撞与交流，戎、羌、氐、匈奴、鲜卑、回纥、契丹、党项、蒙古、女真、满族等古代少数民族的政权在黄河一带建立，他们通过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交往，民族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明朝建立之后，在长城以南的各非汉族人口，除回族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外，其他的如契丹、党项、女真等则逐渐失去了民族身份，这一变化为传统的汉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增强了华夏民族的实力，同时也强化了华夏民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在中原人大量南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人，他们以河洛地区为根，虽远迁万里而根脉不断，依然保持着文化和血缘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这样，中华民族就形成了现如今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民族凝聚力空前强化。

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黄河流域的人口迁移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疆域扩展与定格、中华民族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一进程也使黄河文化得以丰富起来，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观得到不断升华，承载着各族人民的民族共同记忆逐渐形成，由此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而这种意识是全国各民族在共同体基础上进行历史实践中伴生的精神、记忆、文化、价值等的积淀而形成的意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是各族人民的集体意识，究其根本是认同意识的凝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空间的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逐渐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