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岭山地人群的交往与互动
——以连南寨岗梁氏为例

吴平贞

一、特别的缘分：明初驻军进瑶乡

连南瑶族自治县下属的寨岗镇金光村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村庄，在那里，只要你问及梁氏的祖上，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顺德来的。再问：什么时候来？答曰：明代。再追问：为什么来？答：为了参军打战。接着再问具体的，他们就会开始有点迷茫，渐渐的，回答不上来了，但是很快，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有族谱，族谱上写的很清楚的。你若微笑着问：能否借阅一看？他们一般都不会拒绝。且常以祖上曾为官、自己是他们的后代为荣。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认知：“我们是‘五旗六姓’的后代”。这时你若是再问：什么是“五旗六姓”？“五旗六姓”具体指哪些？他们会向你给出不同的答案，甚至为此互相争论不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曾是一个军屯所在地。

（一）清远卫与连州守御千户所

中国历史上军屯制度的变化，开始于辽金，发展于元代，完成于明。明初，朱元璋继承和发展了元代的军屯制度，逐步在全国建立了卫所制度。作为军事制度，卫所制度与以州县为代表的行政制度一起，共同成为了王朝国家巩固和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关于卫所的机构职能设置，则“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成军”，以此实现朱元璋希望达到的“强兵足食”的目标。

卫所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和设置时间，因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据《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广东在洪武初年，“建置诸卫所，分布要害”。清远地处粤北山区，南北交融之地，瑶汉杂居之所，军事战略地位重要，于是在“明洪武十五年，设清远守御千户所，二十二年，立清远卫。负责粤北一带的广州左卫佥事花茂在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的奏折中，提出设立清远卫的几大理由：第一，地理位置重要。“清远地当北江之上游，为南北之孔道，自萧梁之世尝于此设清远郡城，所以据北江之中枢，镇南邦之荒服也。”第二，可据此控制瑶民作乱。第三，清远距肇庆、惠州、韶州、广州距离适中，一旦发生战乱，可以互相声援。该奏折随后获准，于是“经部议准设立卫所，分任官吏如制，并设立南雄韶州为左右守御千户所以隶，从此遂为雄藩”。洪武二十八年（1396年），朝廷又在连州设立了守御千户所，隶属清远卫。初设之时，额设正千户1员，副千户2员，百户10员，镇抚2员，总小旗兵共120名。马步兵1000名。司防守地方之责。花茂认为，经过如此安排，则“虽严疆天险而兵营棋布，纠察自周而广、南、韶、连、惠、肇六属防务亦得控守之利”。一言蔽之，清远卫、连州守御千户所的设置，使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二）梁氏迁移概况与屯田所

卫所制度的确立是国家统治阶级强化军事统治的重要手段。卫所制度在明在洪武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效应，但永乐以后就出现了军士大量逃亡的现象，到了永乐初年就已经被破坏了。为了保证军役的来源，元明统治者承袭从魏晋发展起来的配户当差制，军役由固定的军户来充当。明初设立卫所制度的同时亦创设了军屯——这一养兵守边的重要策略。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碑刻与族谱记载，也反映了这些“国策”。

根据现存在梁氏宗祠内的7通碑刻及现场访谈得知，现今生活在寨岗金光村的梁氏后人，在明代是“军户”。他们在明初由顺德迁移而来：梁氏始祖均达公，原居广州府顺德县马宁都北宁堡石桥头园江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调拨清远卫所为军。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调拨连州守御千户所，“举义旗、内屯军，驻扎马槽屯二所村”，之后，因“蛮民归化”，根据谕旨，“以屯戍有功，诰授参戎，世袭都骑尉爵衔。仍留军屯内开垦荒田。”具体安排是“每军一名拨长岗山下屯田一份”，之后，随着屯田规模的扩大，又“徙住百禾，后迁桐油寨，再迁八两塘居住”，其中一支最后到达马槽屯，就地耕种：“三时屯种，冬隙守城”，亦农亦兵。现存梁氏宗祠内的碑刻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图1 府清远县地图表示的官方机构设置10

……太祖讳均达公自洪武二十四年由顺德分支来连，数迁播越，靡……祖讳明纲公始卜居马槽屯，属马鞍山而立宅焉。迄今二百余年，故能昌炽如斯也。

……溯我始祖讳均达公，原籍广州府顺德县人也。身当武弁，性赋勇敢。屯戍总兵之职。自洪武二十七年，奉命统兵来连，东征西伐，不遑启处。迨至六世祖讳明纲公在连州，属马槽屯马鞍山，卜吉而创居焉。

稽我马鞍山乡自大明六世祖讳明纲公卜居于此，历今三百余年，族壮蕃衍，亦云得所。

关于其在顺德之前的情况，族谱中只有一句：“居户长梁万田与秀兴从兴公同派，共储公同支，前因未尽详”。但根据现存的“梁氏大宗祠”，建筑风格为广府，其上堂匾额中“顺德宗源”即为明证。经过现场访谈，得知他们当年建造祠堂时，工匠是从顺德请的，设计图也是根据顺德那边的祖祠来设计建造的，但再追问，有没有和顺德那边联系上？答曰：无。看来他们对明以前的记忆已经“前因未尽详”了。或者换句话说，明代之前的记忆，对于现在的他们并无什么作用了。他们需要记忆的，就只有明初他们是以军户身份来此定居的，只有这种记忆才对他们的生活和经济上有帮助，所以究竟是选择性遗忘，还是选择性记忆，都与记忆本身对现今的生存意义有关。

顾城先生指出，明太祖在确立卫所制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即卫所自身的延绵体制：一、在卫所的军官和旗、军都要把妻、子等家属迁来合聚；第二，划出一定地区归属卫所管辖，其中按照各地不同情况拨给亩数不等的屯田、马场、桑枣园或苹果园。这两项措施为保证卫所军人的自然繁衍承袭提供了条件。根据族谱记载，梁氏始祖均达公在洪武初是只身前往连州，将其夫人留在了顺德，最后其夫人死后葬在顺德。但到了明中期六世祖明纲公到达马鞍山时，是拖家带口的，其夫人死后也是葬在了寨岗本地。均达公在平复叛乱后，根据圣旨，留在军营开垦，“历年数十佐理于其间，遂于连州而丧天年”，并最终安葬在连州的石街头。但其后代“族壮繁衍”，至第六代明纲公迁移到马槽屯马鞍山（即今日的寨岗金光村）“卜居马槽屯马鞍山而立宅焉”，最终定居于此。

查阅文献资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连州守御千户所下共设六个屯：“永乐二年，前军都督府移檄连州，令军屯种阳山荒田，分为六屯：酒楼、马槽、通儒、小江口、户村、杨梅岗，俱属常岁乡。每屯计田二十二顷四十亩。”后“止存酒楼、马槽、通儒三屯。三时屯种，冬隙守城，即古‘寓兵于农’之制”。比对材料可知，梁氏属于“马槽屯二所村”，现居金光村的梁氏是其后代。而与这里相近的黎埠、七拱、太平等处，它们与这一起，曾经构成了明初王朝统治的“卫所制度”中的“三所”。至今，在阳山的七拱镇，还有一个以“三所”命名的村落。在那里，也流传着关于“军户”、“军话”的传说。根据康熙十二年《连州志》的记载以及黄旭珍在2012和2013年的田野调查并结合笔者在2019-2021年的田野调查实践，可知连州守御千户所下设酒楼屯、马槽屯和通儒屯等三屯，属于“一所一屯”模式，其大致范围分别如下：

头所：酒楼屯。位于阳山县西边的黎埠镇枫桦林附近；

二所：马槽屯。今连南寨岗、阳爱村、金光村、官坑村、百禾埇；

三所：通儒屯。坐落于通儒乡（通儒乡辖今阳山县附城镇、大崀镇、黎埠镇及连南寨岗、大麦山）。

现居于此的三屯后代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清晰度情况不一。如酒楼屯，“黎埠镇枫桦林的钟姓自称是军户后代，但钟姓后人对于先祖的历史知之甚少，且人丁单薄，只剩寥寥几户”，同为军户后人，酒楼屯钟姓却不同于马槽屯和通儒屯的人群，对祖先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和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传承，黄旭珍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屯军逃亡，二是屯军不定居于此，三是可能与咸丰年间钟姓被清远沙河贼骗杀有关。但无论如何，三屯于明初来到连州，并被安排在今阳山县西部和连南瑶族自治县的东南部，大致范围为今黎埠镇、七拱镇和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寨岗镇三处。其主要工作有二：一为屯种；二为守城，“三时屯种，冬隙守城”，其比例大约“以三守城，以七屯田”。

图2 清代三连总图中的三个屯田所示意图29

图3 现今三个屯田所示意图30

那么，梁氏来之前的，现今寨岗的“土著”又是何人？梁氏等军户来了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他们的到来，对当地原居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成为“新土著”的呢？笔者在初步解读和分析了碑刻、族谱及访谈资料后，认为梁氏一族在其六世祖明纲公在明万历时期到达马槽屯马鞍山后，通过多种方式和努力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乾隆年间，在本村的中心位置建立祠堂，标志着以梁氏为代表的军户完成了由“军”向“民”的身份转变。

二、他乡即故乡：明中后期—清代的主动融合

（一）谁是“土著”

寨岗属于粤北山区，地处五岭的萌渚岭南麓余脉小北江同冠水流域上游，境内山峰层层，峻岭叠叠，是石灰岩山区，向有“八山一地一水田”之称。境内溪流众多，坑冲纵横。稍陀坑、老鸦坑、白芒坑在寨岗墟汇聚为同冠水。明清时期，寨岗属阳山县通儒乡。查阅文献，有明一代，寨岗境内多不太平，常遭兵燹。如洪武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连州贼貌阿孙等劫浦中、双西、上下东奉、上下儒归等六乡，导致“六乡之民死徙殆尽”；天顺四年（1460年），广西流贼破连山，又劫阳山及连州诸村寨；成化六年（1470年），贼劫通儒乡，杀参将杨衢；正德中，白芒、黄潭贼作乱；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猺劫麻子水……自后屡出劫掠，岁无宁日”；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猺劫洞管水、酒楼、高滩、马鞍山、南坪、赤竹、滑石滩十二车”；一直到万历六年（1578年），知县赵文祯“抚降白芒、老鸦、稍陀三坑猺”，置永化乡后才终于太平了一段时间，但到了崇祯四年（1639年），又有“猺劫掠田畔水”的记载。面对反复无常的战乱，当地居民被迫逃亡避难，罗昆烈认为，战乱导致寨岗全境（汉寨南）在元末明初时，出现无人居住的“绝户”惨景，其现有居民是在明清间从外地迁入的。

此地战乱频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该处是广西入阳山的必经之处，又有崇山峻岭作为天然的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那些所谓的“猺”“贼”最好的藏身之处，一旦国家王朝放松了警惕，他们就很容易出来劫掠；县志中对“猺乱”的记载不绝于书，也暗示着明代国家王朝对此处控制的无力，一直到明万历置永化乡，招抚入籍，成为“土著”，才最终将其纳入国家王朝的统治之内。

那么，瑶僮是否已完全成了“民”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归顺”统治的呢？顺治版的《阳山县志》中言：“近时，阳山三坑猺人招抚入籍，颇尚华风，然野性难驯，终怀异志，为政者非宽猛相济，何以使之怀德而畏威乎”，一直到民国，县志中对此仍是“其野蛮之性犹前，感化之道是在贤、有司矣”的认知，看来统治者对待此地的人群，仍是持有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族群的划分似应以文化为标准，而非血缘。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指出，在明朝中后期的“瑶乱”之后，那些与帝国合作并定居下来的人成为“民”（或者说是臣民），而那些没有合作和定居的则被定义为“瑶”。这个族群名称的含义只是不交赋税的山地人；这些人最初并没有任何文化和语言的联系。斯科特认为：

广东在15世纪对瑶族界定的标准是一个人为的市民地位，也就是那些人是否已经进入了版图。那些被登记并纳税和提供徭役的，因而也从定居权中获益的人变成了“民”（平民，臣民），而没有登记和缴纳赋税的就变成了瑶族。从文化上说，被发明的瑶族与那些登记纳税的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标签将通过汉族政权的管理活动而“族群化”。

一般认为，三坑（白芒、老鸦与稍陀坑）是瑶人聚居地，是所谓的“土著”。但笔者在查阅《阳山县志》中发现了一条史料：

“獞则人皆散处……，出入佩刀……其山名白芒、稍陀。原系广西狼兵，天顺间，奉调征剿，就此生聚。俗类宜善乡。惟老鸦坑原系士民，今皆效夷所为，甘同于猺，故亦曰猺。”

据此分析，白芒、稍陀坑的“土著”并非为“瑶”而为“獞”，且其实非“土著”，而是“广西狼兵”，只有老鸦坑的居民原为“民”，因其效夷所为而被归入瑶中。万光谦在县志中提到：“明末，有白帽毡贼十三万由三山（笔者注：三山即白芒、老鸦、稍陀）至英阳虚至广西怀集，至今土人能言之，俱不记其年月”，这十三万人在经过三山时与当地的“土人”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从土人至今能言之，推测有部分人可能留在当地，与土人一起，共同成为了“土著”。

由此可知，所谓的“土著”，其居民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原居民，又有所谓的“广西狼兵”，还有可能是贼寇后人，因此地人口流动性大，经过多次的战乱、迁徙之后，不同的人群在此聚集、分散、重组，多次融合之后，究竟谁是真正的“土著”，已经很难区分了。

（二）卜居马槽屯，成为“新土著”

明初，今寨岗境内因战乱而导致人口稀少，但到了明中后期，当梁氏等所谓的“五旗六姓”到达时，这里已然是瑶僮杂居、“编户齐民”了。可以想象，梁氏先祖面临的几个问题：1、人烟稀少，当地的所谓“土著”，要么死，要么逃，大量田地抛荒，无人耕种；2、需要按照上级指示，不仅要防止所谓的瑶人再次作乱，还要进行屯田，缴纳一定的赋税；3、语言不通，梁氏所言为“军话”，与当地的语言迥异（至今，梁氏后人仍能从语言上将自身与当地的其他人群进行区分），沟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梁氏的六世祖明纲公在马鞍山定居后，才有所改善。明纲公何时到达马槽屯？根据碑文及族谱的一些记载：

“……明纲公始卜居马槽屯，属马鞍山而立宅焉，迄今二百余年……”（《鼎建梁氏大宗祠碑文》乾隆四十五年）

“稽我马鞍山乡自大明六世祖讳明纲公卜居于此，历今三百余年……”（光绪八年碑）

“……至六世祖讳大本字明纲始卜居于马槽屯马鞍而立宅焉，迄今四百余年矣……”（梁氏族谱，宣统二年）

由此推测，明纲公到达马鞍山定居的时间大约在1580年前后，即明万历时期（1573-1620），结合文献记载：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猺劫洞管水、酒楼、高滩、马鞍山、南坪、赤竹、滑石滩十二车”，由此是否也可以进一步推测：明纲公是为了平瑶乱而到达马鞍呢？我们目前仍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证据。黄旭珍在其文中分析“有在马鞍山登记入籍的可能性”。根据梁氏宗祠内的碑文记载，依稀可见其到达马槽屯后，在融合当地社会生活的种种努力和策略。

图4 梁氏始祖图（1）

图5 梁氏始祖图（2）45

第一，塑造以“五旗六姓”为名的集体记忆。据《梁氏族谱》记载，“我六旗军人，旧本颜、邓、蒋、班、罗、梁六姓，颜姓为第一旗，梁姓为第六旗。”根据现场口述访谈，人们对“五旗六姓”的具体姓氏说法不一，但都认可“五旗六姓”的说法，并言因其中有一姓是伙夫，所以虽是“五旗”但有“六姓”。他们皆于明初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分别从南海、顺德、番禺原籍随军迁入并在马槽屯共同承担了守卫与屯田的任务，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第二，联姻。梁氏通过与颜氏、班氏、邓氏等的历代联姻，逐渐巩固“五旗六姓”利益团体在当地的地位。如梁氏的二世祖粱德娶颜氏、三世祖粱庸和七世祖粱应鸾、八世祖粱君坒以及九世祖粱光佑皆娶班氏为妻；六世祖粱大本明纲公和八世祖粱君彰娶了邓氏；八世祖中的粱君范娶同时娶了邓氏和班氏。由此可知，通过这种历代联姻的方式，梁氏与颜氏、班氏和邓氏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可谓“同气连枝，荣辱与共”，你中有无，我中有你。“当卫所中的男女成婚时，不论对象是来自其他军户，还是当地家庭，他们建立起新的社交网络，促进了军户在本地的“领域化”进程。”

到了清初，政策发生了变化。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内地卫所裁归州县，经督抚饬司查核，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准将三屯附近连州编籍，其钱粮、户口等项一并归州并管；“……雍正九年，奏准屯丁照民丁之例，按粮均派。每屯米一石，派纳丁银一分八厘九毫”。卫所“裁归州县”、“粮户归州”、“屯丁照民丁之例，按粮均派”等一系列变化，表明到了清代，以卫所为代表的军事体系已经与以州县为代表的行政体系合二为一。这对于是“军户”身份的梁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不再享有政策上的特殊性，同时还要面对从“军”到“民”的身份转变中的种种问题与挑战，那么此时的梁氏等“军户”又该如何应对呢？

（三）建祠与祭祖

黄旭珍根据《鼎建梁氏大宗祠碑记》中所载“主并合四亲以及支分各房之祖合而配之洋洋如在……”言其有很明显的联宗痕迹。此外，还有一通《重建均达公祠碑记》碑，其中较为详细的说明了梁氏宗祠的修建始末。

根据以上两通碑文内容可知，梁氏一族因子孙众多、田亩日广而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立了祠堂。建祠之初，其选址在“村外镇江祠后”，后于道光年间，“择村内中心最善之地点”扩建；到了光绪庚寅年（1890年）族人梁昌通进行了重修，且在天井中加盖一亭，但不久拆去；民国辛未年冬（1931年），将村外废祠全座与恩汇世旧互调，换来祠堂前面的房产，将旧房拆除改为祠堂门坪，进一步壮大了祠堂的规模与面积；民国壬申年（1932年），又修整全座天面及缩小天井阳光；该祠于1999年再次重修，2007年进一步装修。宗祠楹联：“衣冠开大宗，韬略肇前明”。现存梁氏宗祠为三间两堂二进结构，属典型的广府风格建筑。

图6 梁氏大宗祠现状（笔者拍摄于2020年7月29日）

依托祠堂，寨岗梁氏与连州的梁氏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得知，寨岗梁氏与连州的梁氏至今仍保持着联系，每年清明祭祖，他们都会一起前往连州的石街头祭拜其共同始祖梁均达。

图7 连州石街头的均达公墓地现状（汤振宇拍摄于2020年3月25日）

据墓碑记载可知，该墓由梁氏后人在1992年清明重修，刻在均达公墓碑右侧上的一行字：“明朝洪武二十七年由顺德调连州诰授尉爵”，不仅表明了均达公一族从顺德迁移到连州的历史，更是对后人形成集体记忆和集体认知的进一步强化。以祭祖为纽带，将现居在寨岗的梁氏与连州的梁氏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其族谱所言“连州街也是同枝”正是这种“同枝”关系，让他们在面对国家政策变化时，能遥相呼应，增强凝聚力，巩固其既得利益。

（四）都爷信仰

在梁氏宗祠附近，有一座“四位都爷”庙。据梁氏后人称，庙内祭拜的是冯、杨、欧、夏四位都爷（见图8），当地百姓无论大小事情，都会来到庙内求助“都爷”，但若再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祭拜的时候有什么仪式吗？答曰：不知。

图8 四位都爷（寨岗）

距离金光村不远的阳山县黎埠镇内，也有一座“都爷古庙”（见图9），与“四位都爷”庙相比，显得更为气派、宏大。该庙为1996年新修，共两层，现用作老年人活动中心。首层祀奉四位都爷，且有清晰的标识：从右往左分别是冯、杨、欧、夏；二层则作为杂物间，同时也祀奉了两位不知名的女性神灵。根据庙外刊刻于1997年的《黎埠地区都爷古庙简历》碑文内容可知该庙建于乾隆年间，专为纪念在嘉靖年间为率兵平乱、壮烈捐躯以保阳山居民安居乐业的的四位都爷。

图9 都爷古庙（黎埠）

关于都爷庙，《阳山县志》中记载：“都爷庙，一在黎头嘴阜；一在寨岗阜；一在滑石堡；一在横水”，“寨岗庙在高滩铁坑，祀冯、杨、欧、夏四神”。根据县志，阳山境内共有四座都爷庙，其中现存被发现的上述两座庙与县志所载“寨岗阜”与“黎头嘴阜”的位置相一致。而且，刚好就是前文所提的“头所”与“二所”之处，这应不是偶然。另两座囿于材料有限，目前虽不知其具体位置，但估计也应在与军户相关之处。

修志者万光谦认为，庙中所祀为冯、杨、欧、夏四公，其中，杨、欧、夏者即“三忠祠”之三忠，冯则邑人，亦有功于邑者。再查县志，记载：

三忠祠，一在县东半里关帝庙东，康熙十八年修；一在大青蓝上排；一在岭背塘阜，嘉靖二年建，万历二年修，康熙三十八年重修，雍正十三年又修；一在杜步阜，正德十五年建，嘉靖四十七年修，雍正元年又修。

万光谦在《阳山县志》中搜集了当年可见的三通碑刻，并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其中，根据碑文内容，可知梗概：明洪熙时，阳满都督于上下山场，招抚唐、孟、李、邓四姓；天顺间，阳山为流贼所扰，杨、欧、夏三公奉命出师，至七拱桥立营，贼皆顺服。乡堡护安，三年，解营去；成化年间，杨、欧、夏公一居参将，二任指挥，遇蛮窃发，兴仁义之师，效力于通儒之境，皇上敕封“征蛮大将军”，嘉靖四十一年立祠曰“中军祠”。万氏认为“三公者，固有德于阳邑者也。但其官与名俱不可考”，而另一公“冯”似乎在当地可找到原型，即冯国宝（今阳山县太平镇三合洞的“冯氏宗祠”，根据现场访谈及2004年新修的族谱记载，其始祖即为冯国宝）。另据《阳山县志》记载，冯于明隆庆时期为高寨营千夫，前往岭东斩杀贼首陈龙田，后因误入圈套，被贼刺死。冯因有功于阳邑，与三公并列。但笔者在县志与今存的一些碑刻中发现，除了“三公”（杨、欧、夏）三者是确定的，另一公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如，“镇莲祠：在青莲阜。祀陈、杨、欧、夏四公。嘉靖三十八年、万历三十一年皆重修”，“高龙祠：俗称高龙营，祀欧、杨、冯、夏四公。”但无论如何，建立都爷庙，祭祀地方神灵，不管其是否真的受到国家王朝的敕封，代表的是一定范围内人群的心理诉求与精神信仰，同时也“恰恰因为这种地域性很强的土神流传范围相当有限”，反而可以进一步证实其作为军户的身份。

寨岗金光村的“四位都爷”庙，究竟建于何时，现已不可考。但根据县志及结合梁氏到达马鞍山定居的时间推测，应不会早于明万历时期。梁氏在此建立都爷庙，祭祀因军功而获得百姓拥戴的神明，并不断强化它们，应是具有现实需求和意义的。尤其是对于刚刚到此不久的“军户”而言，如何在当地树立威望，供奉一个与其相关的“先祖”，并表达与其有共同的身份，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宋怡明在对福建的军户研究中指出，卫所的寺庙，不仅是供奉与沟通神明之地，而且是处理地方事务、行使领导权力、协商各方利益、调解矛盾纠纷的场所：“与其他城镇和农村一样，卫所的庙宇经常充当进行地方管理的主要场所，百姓在这里处理冲突、调解纠纷。卫所百姓供奉的神明经常有别于周围地区的神明，这可能是卫所独特性得以长期维持的另一根源”。同样的办法，也被应用到距离不远的湖南地区，吴滔在湖南江永县的桃川镇发现了一通名为《雄福杨公庙记》的碑刻，碑中不仅提到了“杨都、冯都，乃东粤武将勇士也”，也提到建祠经过“嘉靖间，永明界近边，民遭夷变，奉院道明召耒[来]灭寇。神助寇除，民安边静，住居岩穴，立籍承差，创立行祠。”可谓又一例证。吴滔老师据此提出“将原来的信仰、方言移植到新的定居点，既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也是追踪移民‘基因’的重要线索之一。”

（五）设立蒸尝，重视教育

有明一代，作为军户的梁氏，在屯田所中的学额数量有限，“岁试取入文童一名、武童一名、科试取入文童一名，雍正二年（1724年），“裁所后并归本州学额内”其中梁氏中人有无取得功名，现已无所得知，但从其现存的一通道光六年（1826年）《梁氏宗规》的碑文记载，“文武进庠、中举、中进士、出贡、出仕俱要全猪牲仪礼拜祖宗，众公赏赠花红银三两六钱正”可见其重视教育，不仅有精神上的奖励（全猪牲仪礼拜祖宗），也有物质上的奖励（赏赠花红银三两六钱正）；此外，从另一通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立梁氏大宗祠百子尝碑记》中的碑文内容可知，梁氏于乾隆年间建立祠堂后，设立了蒸尝，主要用于祠堂的日常管理与每年的祭祖。该碑不仅详细列出捐款人名单，同时也将“尝规”刊刻其上。其中第一条为：“嗣孙有进文、武庠及出仕者，蒸尝赏花红谷三百斛，其谷限诣□祠谢□祖，在管理手交秤。立规。”

梁氏将教育郑重其事地写入族规、尝规内，并对获取功名者加以“重赏”，一方面表明了其对功名的重视和对后人的厚望，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梁氏后人获取功名者凤毛麟角。因此，虽有这种努力的目标，但因其后人的“不争气”，难挽颓势。在面对寨岗的后来者李氏一族的迁入，梁氏不断在土地上与其发生了纠纷，虽初有胜利，终因李氏在经济上拥有强大的财力、政治上占据优势，最终被李氏“反客为主”，一蹶不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反客为主”：清晚期梁氏的没落与客家人群的后来居上

（一）梁李之争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连阳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猺乱”。两广总督李鸿宾、提督刘荣庆、按察使庆林等进剿八排瑶，所过焚杀，白芒、老鸦坑数十村民，死徙一空。战乱平复之后，相继有大批客家人从粤东等地迁入。据《寨岗镇志》记载，寨岗镇共有68姓，以曾、罗、李三姓人口最多，约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三姓皆于乾隆至道光年间从粤东迁入。其中李姓多是梅县人，分别于道光、咸丰年间迁入金光村、官坑村、万角村、老虎冲村等地。

根据2012年刊刻在“安贞第”内的《芳长公纪略》中所言，李姓始祖芳长公于嘉庆年间从梅州松口镇云车乡经商到阳山县寨岗。后在寨岗开店买房置地，但看了几处，皆不满意，“数易其址选屋场”，最后在同姓梓叔先南公李仲隆的推荐下，看上了马鞍山梁氏的一处风水宝地，但梁氏不肯出让。于是芳长公表现出了“注重风水和高瞻远瞩”的谋略：先买下现安贞第周围的土地，通过逐步吞噬的方式，最终买下了那块地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奠基，至咸丰三年（1853年）落成，取名“安贞第”。

图10 安贞第外观图（唐俊摄于2021年5月）

此碑文提及，李姓作为后来者，在与“新土著”梁氏之间的土地买卖中颇费了几番周折。其中原因，碑中并未细言，联想到梁氏宗祠内《重立梁氏大宗祠百子尝碑记》中所言“咸丰三年，因被外人侵葬猪牯冈五世祖坟墓，因与争讼，伊时其讼虽胜，而尝业尽倾。遂至祀典无修，是□宗祠失祭”。查阅族谱，对此的记载也很详细“五世祖文左公受公之第三子也，蔡氏所生。卜葬猪牯岗……咸丰三年重修立……适遭李姓侵葬坟内界，与伊争讼。宗祠蒸尝、田塘产业卖尽……持讼两年，蒙世德祖审勘断：永不许外姓侵葬……”由此可知，因为坟界的问题，梁、李之间发生了长达两年的诉讼，最终梁氏虽获胜，但其“尝业尽倾”，元气大伤。此次争讼是梁氏一族在马鞍山发展的转折点，从此，梁氏再也没能有财力和实力与李氏对抗。咸丰三年，正是李氏“安贞第”落成之时，随后不久，芳长公的次子锦文公于同治二年因保境安民有功，被清皇朝赏赐五品蓝翎顶戴，芳公也被清皇朝授予“奉直大夫”、“按察司照磨衔”，反观梁氏，则寂静无声。如其碑文所言“非后人好事，殆亦势使然也”。之后，梁氏与李氏的地位一路反转。尤其是同治二年，李氏后人李钟瀛因军功受五品蓝翎，同治五年，被选举为岁贡生，六年，又倡议捐建凤鸣学社，其家族在寨岗的势力如日中天，梁氏最终被李氏“反客为主”，曾经的辉煌成为了回忆。

（二）“梁氏们”的生存策略

在南岭山区，像“梁氏”这样的情况并非罕见。如距离寨岗不远的七拱镇三所村，我们也在那发现了一通《重建南门碑记》，其碑文中也明确提及“九旗十姓”，在村内的一座名为“叶氏大宗祠”内，发现了2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碑刻，据苏桂他们的调查，叶氏始祖也是军户，洪武三年（1370年），庞一歌、周一歌屡扰阳山，太祖命陈阳满等386户到阳山当差入籍，命唐监、叶元青等率兵到阳山平“猺乱”，之后，陈阳满被封为都督，叶元青所率十旗十姓入籍阳山七拱三所村。据说具体地点可由他们自由选择，于是他们选择了“当时荒无人烟，却是土地肥沃，好山好水的好地方”。这里的“好地方”，就是连州守御千户所第三屯——通儒屯的所在地。叶元青为福建上杭朱矶巷人，于明初奉命调拨前来阳山，平乱后与梁氏一样，作为军户，就地屯种。叶氏大宗祠也是在乾隆年间修建，与梁氏宗祠时间的建立时间相近，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别有用意”，笔者走访三所村，其村内虽祠堂林立，但大多为晚期新建，且都规模较小，唯有叶氏大宗祠为村中最年代最为古老、其规模也为最大。叶氏通过传承其祖上率“十旗十姓”来阳山的记忆并在民国以碑刻的形式来筑牢和确认其在阳山的地位与固有利益。

在南岭山地，这种类似的策略似乎有迹可循，谢湜在湖南蓝山宁西所城发现的“九所八户”与吴滔对湖南永明县的“四大民瑶”的研究，可作为此类研究的参考。

南岭山区，因其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特征，成为多种人群交往与互动的重要场所。历史上这里一直都是“瑶”“汉”杂居之处，明清时期，“梁氏们”的加入，为这幅民族交往画卷又增添了新的色彩。以梁氏为代表的阳山军户群体在面对国家王朝统治不同阶段的政策而采取多种“策略”，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生存需要，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山地聚落社会。然而，面对清末复杂多变的局势，其在剧烈的时代潮流中逐渐举步维艰，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仅留下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留待后人探索、发现、反思与借鉴。

苏穆武对苏婷婷说：你对他说，他父母拿一半，我们出一半！这样可以了吧？苏婷婷皱眉：爸，美国人不兴结婚买房，你们就别这样了好吗？苏穆武说：可你们不是在美国，是在中国！苏婷婷说：中国也不是所有人结婚都买房子呀！苏穆武耐着性子：我们是为你好，你想想，他们没钱也就罢了，有钱不买房，这不明摆着不把你这个中国媳妇放在眼里吗？苏婷婷反驳道：不是这样的，杰克很爱我。苏穆武问：不买房怎么证明他爱你？还有，连房子都没有，怎么证明他永远爱你？

（附：本文的部分图片材料得益于广东瑶族博物馆沈世明、唐俊等人的大力支持；梁氏族谱受惠于梁氏后人梁少达先生无私借阅查看；碑文、族谱等内容的识读和排版有赖于汤振宇、杨洋等人的协助；论文写作过程有赖李欣荣老师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J].历史研究,1959(6):47.

2.《明史》卷八十九《兵一》.

3.《明史》卷九十《兵二》.

4.《太祖实录》十二.朱元璋《申明将士屯田令》.1633.

5. 嘉靖版《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二《军制》.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542.

6-7、9、15.民国版《清远县志》卷十二《经政》.8.民国版《连县志》卷五《军事》.

11.王毓铨.明代的军屯[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24、44.

12.在明代“军户”这一概念有时被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一种是指卫所的军人家庭，另一种是军士在原籍州县的户口。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M].历史研究,1989(3).

13-14、20、64、74. 马鞍山《梁氏族谱》手抄本[Z].1910.不分页.

16、22.连南寨岗金光村梁氏宗祠内《鼎建梁氏大宗祠碑文》[Z],1780.

17、50.连南寨岗金光村梁氏宗祠内《重修均达梁公祠碑记》[Z],1933.

18.连南寨岗金光村梁氏宗祠内《光绪八年碑》[Z],1882.

19.顾诚.谈明代的卫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5):56-65.

21.马鞍山《梁氏族谱》手抄本[Z].1910.不分页.另:关于始祖均达公安葬在连州石街头的故事,详见广东连州连南瑶族自治县马鞍山梁氏族谱续编理事会编《安定郡·梁氏族谱》中“均达公遇难记（据前辈口述）”一文,内部资料,1998:298-299.

23-24.康熙版《连州志》卷一《建置志》.

25、27、49.黄旭珍.明清粤北山区的屯田所[C].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三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264-265、291.

26、31、70-71.寨岗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寨岗镇志[Z],内部刊物,2010:1、13、780.

28、47.民国版《清远县志》卷十二《田赋》.

29.来源:连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治九年袁永锡版连州志点注本[M].内部资料,2017:45.

30.来源:笔者自绘

32.乾隆版《阳山县志》卷二《兵寇》.

33、42.罗昆烈.连南瑶族自治县姓氏源流概况[C].清远文史(14),1999:220-222.

34、38. 顺治版《阳山县志》卷一《风俗.》.

35.民国版《阳山县志》卷二《舆地下》.

36-37.(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二版)[M].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志三联书店,2019:345-346、144.

39. 关于瑶与獞的区别,见顺治版《阳山县志》卷一《风俗》.

40.乾隆版《阳山县志》卷二十《杂志》.

41.有的认为是梁、班、蒋、颜、邓、徐六姓.

43.根据梁氏族谱的族谱谱系图整理得出.

44、62.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著[M].钟逸民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167、180.

45.笔者田野调查发现了宣统《梁氏族谱》手写稿,根据手写稿所绘.

46.同治版《连州志》卷一《图》.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一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19.

48.顾诚先生认为,“卫所就军事职能而言,自明中期起就已严重削弱,通过招募和选拔建立起来的兵制逐渐成为明朝的主要支柱。清朝接管以后卫所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但作为一种同州县类似的地理单位却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J].历史研究,1989(3):143.

51.广东连州连南瑶族自治县马鞍山梁氏族谱续编理事会编《安定郡·梁氏族谱》[Z].内部资料.1998:59.

52.见《黎埠地区都爷古庙简历》碑,1997年.现存黎埠镇都爷古庙外.

53-57、59 乾隆版《阳山县志》卷十八《名胜志》.

58.民国版《阳山县志》卷十一《列传》.

60.苏桂.阳山县黄坌镇传统社会与寺庙[C].谭伟伦、曾汉祥主编阳山、连山、连南的传统社会与民俗(下),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出版,2006:436.

61.吴滔,于薇.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稿[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4.

63.吴滔.明代中后期兵制与阳山杀手的土著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64-75.

65.同治版《连州志》卷三《经政·屯田三十》,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一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96.

66.连南寨岗金光村梁氏宗祠内《梁氏宗规》[Z],1826.

67.据马鞍山宣统二年的《梁氏族谱》记载,其设立时间为乾隆五十二年.

68、73.连南寨岗金光村梁氏宗祠内《重立梁氏大宗祠百子尝碑记》[Z],1872.

69.相关史料见民国版《怀集县志》卷八;民国版《连山县志》卷一、卷十四、卷十五;民国版《阳山县志》卷十五;魏源.《圣武记》卷七;沈粹芬等.国朝文汇(丙集)卷二十五;许文清、李筱文.广东排瑶史料辑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65-82;许文清.粤北瑶族研究[M],香港:香江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45-55.

72、75.《芳长公纪略》,由李氏后人李国秋于2012年10月刊刻于连南寨岗金光村的“安贞第”内.

76.民国版《阳山县志》卷六《学校》.

77.我们去时，已是新碑，据当地的沈三才老师介绍,旧碑在修建的时候被嵌入到墙体内了,殊为可惜.

78.苏桂.阳山县七拱三所村村落文化[C].谭伟伦、曾汉祥主编阳山、连山、连南的传统社会与民俗(下).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出版,2006:615-616.

79.谢湜.“以屯易名:明清南岭山地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C],吴滔.军民之间——湖南永明县“四大民瑶”的生存策略与历史叙事[C].于薇,吴滔,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26-178;73-125.

80.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C].吴滔,于薇,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