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仪礼中的镈钟与特磬

2022-07-08 04:27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文庙礼乐王朝

李 莉

中国古代金石之乐,象征着与天地同和之大乐,也是雅乐乐队的代称。孟子也用“金声玉振”来赞扬孔子之德。(1)严华英主编:《孟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157-159页。《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如果从音乐的角度,金声玉振,指的乐器是镈钟与特磬。《朱子语类》云:“镈钟,甚大,特县钟也。众乐未作,先击特钟以发其声。众乐既阙,乃击特磬以收其韵。”(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2》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48页。按古代乐仪,镈钟和特磬是雅乐每一句音乐开始和结束时击奏,一直延续至清代。一种说法是因为特悬器大,会掩盖丝竹之乐,因此,仅用于乐句的起止。明朱载堉《论钟磬有特悬编悬二者之别》:“先儒旧说,特悬者,器大而声宏,杂奏于八音之间,则丝竹之声皆为所掩。故,但于起调、毕曲时击之,以为作止之节。”(3)(明)朱载堉撰,冯文慈点注:《律吕精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713页。透过文献的梳理,明代王朝雅乐并未有镈钟、特磬的使用,直至清代盛期,镈钟、特磬制度方才重新启用,并在具体的应用上,一方面恢复古制,一方面也进行简化革新。但值得思索的是,通过考察地方文献,明清直省地方官方礼乐却是早于王朝,虽然并不普及,但一直有镈钟、特磬使用的传统。这显然是因为掌控中国的地方权利的士阶层的精英们,一直有着延续古制的传统,甚至有时枉顾王朝的统一制度,而这显然又是被士阶层所默许和尊重的行为。

一、镈钟特磬与王朝乐制

清代镈钟即特钟。清代初期乐县无镈钟,清中和韶乐初设,也未见镈钟。乾隆时期负责礼部乐部的和硕亲王允禄的奏疏《请备特悬钟磬疏》勾勒了前清镈钟的沉浮:“自汉以来,隋唐宋辽金元各史《乐志》,俱载有镈钟、特磬,唯明代乐县未兴。嘉靖时,太常寺卿张鹤建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因黄钟律度未得,遂不果造。洪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考定黄钟十二律吕真度,御制《律吕正义》折中精当,八音俱经厘定。惟镈钟、特磬,详其说而未备其器。”(4)罗振玉辑,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皇清奏议下·卷5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2页。考证文献,《大明会典》《明史》无录此器,在明代《明政统宗》《国朝典彚》《礼部志稿》等文献中也记载了嘉庆十四年农历六月太常寺卿张鹤建言,后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定律,最终无果之事宜。因此,直至乾隆初,明清中和韶乐乐队皆无镈钟和特磬。

从文献看,和硕亲王允禄的奏疏《请备特悬钟磬疏》是重议镈钟、特磬开端,并得到乾隆的支持。清代镈钟于乾隆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初六铸成。(5)(清)梁国治等撰:《钦定国子监志卷22·乐3》,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75-176页。十二特钟:镈钟第一黄钟,十一月用之;镈钟第二大吕,十二月用之;镈钟第三太簇,正月用之等;依次按月。清代特磬与镈钟几乎同期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初九琢成(6)(清)梁国治等撰:《钦定国子监志卷22·乐3》,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78-179页。,各律对应月份与镈钟一致。镈钟、特磬按祭祀朝会乐所用时间月令,加入中和韶乐乐队。乾隆三十年颁镈钟、特磬于国子监文庙(7)(清)梁国治等撰:《钦定国子监志卷20·乐1》,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65-166页。和阙里文庙(8)(清)孔继汾:《文庙礼器图式·跋》(同治六年刻本),引自陈其泰、耿素丽编:《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第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90页。。国子监一年春秋二祭,应用第四夹钟和镈钟第十南吕,夹钟对应春仲月,南吕对应秋仲月,分别应用于文庙春秋祭礼。直省释奠乐按制不用镈钟和特磬。

思考历史,镈钟和特磬在乾隆朝复兴有几方面原因:一则,清入关后各君主皆重视礼乐构建,尤其是康熙到乾隆时期,其中康熙和乾隆二君主自身也懂音乐律法,两朝上下完成了《律吕正义》和后编,视为钜典,因此,为臣者如礼部允禄既明乐律也深谙圣意,奏疏完善礼乐,既是尽其本分事宜,也是迎合上意;二则,乾隆二十四年初平定西部回疆叛乱,恰入冬江西又得古钟十一件(9)王云五主编:《清朝通志·卷115金石畧》,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395页。清三通皆有记。,可谓“应时”彰显王道天意。王者功成作乐,况铸钟又得以有实物参照,遂和硕亲王允禄上《请备特悬钟磬疏》,确实是天时地利的时机,如奏疏言到“以昭美备,如此则古今胥协,《韶》《濩》同和矣!”(10)罗振玉辑、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皇清奏议下·卷5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3页。乐者,德之华也,乐的完备,也体现了为君者的盛德。

二、乐县中的镈钟特磬

清代镈钟和特磬的形制、律制和演奏方式都是遵守着传统,力图恢复古制。从王朝典章图像和留存实物来看,清代的镈钟真身乃是学界称谓的“甬钟”。清代镈钟是仿照乾隆二十四年江西临江府所出古钟而作,那么显然江西发现的古钟本来就应是一套甬钟的古代编钟。乾隆所出江西古钟,目前存留5件,被学界称之为“者减钟”,又称“吴王钟”,是现存最早的吴国器。其中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乐钟内壁光滑,馆藏上海博物馆内腔有音梁4条,有调音痕迹。二种皆为双音乐钟,音质好。参见下图。

乾隆朝江西进献古钟,和硕亲王等廷臣“疏于考定,未详所用”,只有听从圣裁,“定为镈钟”(14)罗振玉辑、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皇清奏议下·卷5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63页。。最终,由清高宗圣意裁定,春秋时代甬钟被认定为镈钟,并成为清代镈钟的原型。和硕亲王等按照圣意,遵照圣祖仁皇帝钦定黄钟真度,铸成十二镈钟,按金声玉振之理,又制十二特磬,以礼乐的完备彰显帝王的盛德。乾隆皇帝的断定并不是妄自臆断,而是有根据的。早至北宋文献和图像资料,对于镈钟的认识已经是以上古甬钟为主要范式。(15)徐蕊:《宋代青铜乐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第88页。北宋诗人秦观所作《吊镈钟文》对乐钟形制有清晰描述:“其形有两栾,如合瓦,面左右九乳,总三十六牙。鼓、钲、舞、銿、衡、旋、斡之类。”(16)(清)汪云铭修、方承保纂:《重修嘉鱼县志·卷7艺文志》,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本卷第10页。在宋代士人对于镈钟的认识还是十分熟悉的,此时的镈钟即是上古甬钟。因此,清代的镈钟是遵循典籍,符合自宋以来士大夫对于镈钟的传统理解。

清代镈钟的律制和表演范式也是追寻古制。清代镈钟按十二律对应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份。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乐县制度:设镈钟各依辰位以应十二月。“梁去衡钟,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其律”(17)(唐)杜佑:《通典下·卷144乐四》,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943页。;“北史魏永安年末元孚表依十二月为十二律吕,各准辰次当位设悬,月声既备,随月击奏”(18)(宋)欧阳修等奉敕编:《太常因革礼·卷19乐三》,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第112页。;“北齐文宣初,尚未改旧章。宫悬各设十二镈钟,于辰位,四面并设编钟、编磬各一簨虡,合二十架。设建鼓于四隅。郊庙朝会同用之”(19)(唐)杜佑:《通典·卷 下142乐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1901页。。而十二律吕对应四时、十二月的音乐观念则可追溯至上古。明代洪武年乐制废除镈钟、特磬乐制。清代乾隆年考据古制镈钟,根据祭祀月份律吕关系,镈钟、特磬加入祭礼中和韶乐乐队,并延续了古制:特钟以发首声,特磬以收其韵,金声玉振。

清代镈钟和特磬的应用遵守传统,亦不乏革新。明代雅乐乐县对宋元时期制度进行了务实的精简,去掉镈钟、特磬,仅存编磬、编钟各一簨虡,分别十六件。清代继承明制,而乾隆年加入镈钟、特磬,是按照祭礼执行的时间斟酌加入的,如释奠礼乐春秋二丁祭,应用第四夹钟和镈钟第十南吕两件,春秋仅设一钟。从唐宋典籍,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礼书记载,唐宋时期仍然保持了设十二镈钟、特磬各依辰为排列四面宫县的模式。但是,清代则去掉繁复,仅按月令加入单个镈钟,并无四面宫县设置,体现明清乐县质朴特质。

三、地方祭孔中的镈钟特磬

清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祭礼皆采用中和韶乐乐队。直省地方的祭礼用乐以文庙释奠为重,至咸丰初年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兴然而起,三年关圣帝君跻中祀,六年文昌帝君跻中祀,用乐隆兴与释奠同。直省地方中和韶乐乐队按制仅不用镈钟和特磬,其他与王朝同。因此,地方府县释奠乐县按制当不设镈钟、特磬,即使有设,也当在王朝之后。但事实上,特钟、特磬在清代府县志里多有记录,显然各地都有所应用。以笔者关注的湖北音乐史为例,最早见乾隆元年嘉鱼县有记。

乾隆《嘉鱼县志》记录清代嘉鱼县首次置办释奠礼乐器是在乾隆元年,由知县张其维捐置,包括编钟8件、编磬8件、特钟1件、鼍鼓1件、楹鼓1件、鼗鼓1件、应鼓2件、搏拊鼓3件、琴瑟笙各2件,笛4件、排箫2件、篪2件、管4件、埙2件、柷敔各1件。县令张其维,字德隅,山西蒲县举人,雍正十年到任嘉鱼,被志书誉为有“古循良之风”的贤能官吏。在任期间修城垣、筑长堤、捐社谷,捍卫民生;倡捐修文庙、关帝庙,置办祭器乐器,复兴礼乐;修建砌石泮池,捐俸设学、置学田等。其事迹遍布志书学校志、人物志等条目,直至乾隆三年都有事迹在录。另,目前所见文献是为乾隆五十五年的志书,是在乾隆二年的志书基础上进行的续修。而乾隆二年的志书,是在知县张其维的主持下纂修的。续修志书一般都有着沿抄旧志序言的惯例,在原志序言张其维言道:“自古循良之吏,不以催科为能,而以风教为先”(20)(清)汪雲铭修、方承保纂:《重修嘉鱼县志·序》,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序第1页。,这或也是其为政的思想。因此,《嘉鱼县志》关于释奠乐器的记录,显然是务实而记的,当源于乾隆元年所置办、记于乾隆二年旧志的内容,是可信的。而至同治五年的志书再修志书,继续照抄,则有了具文敷衍的意味。

嘉鱼县历史上出过镈钟,县南十里天平湖在宋时有年水涸得镈钟一件,秦观游历嘉鱼作《吊镈钟文》一篇,记于明清嘉鱼县志。时任嘉鱼知县张其维显然也是深知此典故的,因此,在乾隆元年捐制礼乐器中有镈钟1件。其他直省地区乾隆早期也有特钟或镈钟的记录。如乾隆十一年《河源县志》(广东)记:“流传乐器:……特钟磬架二个,五色丝县繸子、凤子等物全;铜编钟十六口,本学旧存十二口,今领四口;铜特钟一口……”(21)(清)陈张翼修、尹报逵纂:《河源县志·卷6学校志》,清乾隆十一年刻本,本卷第34页。。志中涉及两组释奠乐器,一组为按制的清代释奠乐器,则在后文又书写一套当时文庙流传乐器,包括特钟1件。显然,清代直省镈钟、特磬应用,远远早于王朝,且不拘于一隅之地。至晚清时期地方志书,则记录的更多,且基本为特钟、特磬同时出现,体现了地方对于这一制度的广泛熟悉。

光绪《大冶县志》中有镈钟图1幅,与其他清代王朝典籍图像对比,有所不同。此外,孔继汾《文庙礼器图式》镈钟图更是特别。这也引发了笔者的另一个思考,士人们所理解的镈钟应该是怎样的?

图2 乾隆年颁于曲阜孔庙的南吕镈钟(12)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图3 乾隆年颁于曲阜孔庙的夹钟特磬(13)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图4 大冶县志镈钟图(22)(清)胡复初修、黄昺杰纂:《大冶县志·卷6祭典志》,清同治六年刻本,本卷第21页。

图5 文庙礼器图式镈钟图(仅1件)(23)(清)孔继汾:《文庙礼器图式》一卷(同治六年刻本),引自陈其泰、耿素丽编:《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第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83页。

图6 泉州府、浏阳特钟 (25)王清雷执行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福建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2页;高至喜、熊传薪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湖南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页。

图7 浏阳古乐特磬 (正面、背面、挂于簨虡)(26)高至喜、熊传薪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湖南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页。

图8 定州云磬、双鱼磬和寿字云磬(27)吴东风、苗建华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河北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3-94页;王清雷执行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福建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从王朝典章图像来看,清代的镈钟真实乃是上古“甬钟”。湖北府光绪时期《大冶县志》镈钟夹钟图清晰显示其采用环纽悬挂,钟体与王朝颁布图式也有不同,虽然其图后文字均抄于王朝典籍,但是图的真实显示与文不符,这至少体现了直省对于王朝所定镈钟的认识是不够清晰准确的,因而在绘图中出现较大偏差。孔继汾《文庙礼器图式》约完成于乾隆三十年冬,清代镈钟诞生已几近四年了,图中所录镈钟显然和王朝实际镈钟不符,但是确实更符合于真实的镈钟特征。首先没有了甬部,自然也无旋斡;其次,平于,与其他诸图皆不同。镈钟自上古已经发展成熟,典型的镈钟为合瓦状,平于、平舞、环钮,作为重器,自来重于装饰,或华丽飞棱,或繁复环钮,钟体纹饰华丽。孔氏所绘镈钟,是综合考量了清代编钟和古代镈钟的各自特点而综合形成的:钟体椭圆,无舞部,一如中和韶乐编钟钟体特征;以清代飞龙为饰,有着华丽威严的环钮,也沿袭了镈钟重器的品质;于口平,钟体纹饰以格纹为主,期间点缀乳钉或点纹;簨虡间飞云朵朵,钟纽上飞龙似穿云而出,上簨双鸾取代龙首,与钟上一龙相配。孔氏所涉及之镈钟,可谓煞费苦心,基本遵古镈之制——平于、繁复环纽和华丽纹饰,也符合清代中和韶乐的整体风格——中正圆钟。从孔书跋文或可揣测其心:“此者蒙赐镈钟、特磬,金声玉振备,大成矣,尤宜详慎厘正,以鸣我国家之盛,乃出新谱进乐生肄之。”(24)(清)孔继汾:《文庙礼器图式·跋》,引自陈其泰、耿素丽编:《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第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90页。其中,“尤宜详慎厘正”,或是委婉道出“厘正”想法。

清代直省用作特钟的乐钟,所存极为罕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所录仅有两处,泉州府文庙和浏阳古乐各1件,均为道光年启用。此外,乾隆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初六铸成镈钟,随即颁布给曲阜阙里文庙的一套用于春秋祭礼的镈钟2件,以及曲阜旧藏明清时期镈钟1件,清宫廷所藏铜镀金镈钟12件。曲阜与清宫廷所存镈钟按照王朝所定制度制作,但是两件直省所用特钟却各有特色。参见下图。

泉州府1件为地方铸造,大系称之为“甬钟”。该钟单个,为贡生康济生捐造。通高73.0厘米,从其大小看,不可能是一套编钟的1件,其与乾隆年间颁于曲阜阙里文庙夹钟特钟大小接近,因此,这应是1件特钟。甬部铸成竹节状,上端如意形方便悬挂,设计的非常巧妙,竹与如意也寓意吉祥,与王朝所铸上古甬钟形制具有较大的差别。浏阳1件为道光年间出土的一件大铙,从其形制看是南方发展至晚期的钟型铙,有旋无斡,乳状枚前后四区36个,通高43.0厘米,按照清代镈钟,对穿孔悬挂。两件不同时期的乐钟,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特色,泉州府道光甬钟,圆肩,钟体也更浑圆一些,长枚不仅四区,还在钟体下端围绕钟体两圈铸造,上敛的于口也过于浑圆,竹节和如意形,充满世俗情趣。浏阳所出土的铙,体现了上古铙对称、古朴的形制,直甬、平舞、铣斜直,篆、钲分明,篆间饰云雷纹。其大小与乾隆年间颁于曲阜阙里文庙南吕特钟较接近,清代钦颁特钟更浑厚,沉重。从上述用作镈钟的留存于世的乐钟可见,镈钟并不需要具体的音律,也并不需要与王朝典籍要求的形制一致。地方镈钟显然不可能有王朝所制定的镈钟那样浑厚、沉重和华美,只需比编钟更大的乐钟,即可在直省作为特钟使用。

目前各地留存清代直省用作特磬的单个石磬,有浏阳古乐1件、甘肃武威文庙1件(已断裂),成都文庙1件编号29/29,以及乾隆二十六年颁于阙里今留存于曲阜孔庙的1件。此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有云磬2件和双鱼磬1件,作为地方释奠特磬被收录。

浏阳古乐特磬是目前所见清代直省保存最好的一架特磬,王朝颁布的特磬虽然有十二律吕之分,但是在实际的演奏中,特磬与特钟仅用于乐曲乐句的首尾,实际是不进行旋律演奏的,因此,在直省地区也有采用1件大磬取代特磬的。从上述特磬和用作特磬的云磬等可见,特磬一同镈钟并不需要具体的音律,也并不需要与王朝典籍要求的形制一致,地方特磬显然不可能有王朝所制定的特磬那样采用碧玉做成,甚至可以用云磬等磬代之。直省地方应用特磬的历史也一如镈钟,早至可追溯到宋元。因此,虽然至清代王朝典章要求直省中和韶乐不用镈钟、特磬,但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仍然留存在各直省地区,在考证典籍的过程中,特磬、特钟仍被地方释奠所持续使用。

四、镈钟特磬与礼乐精神

封建王朝时期礼乐的完备是王治之要端,历代遵循。礼,古为豊、禮,《说文》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豊,行礼之器也。”(28)(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王国维考证甲骨文“豊”字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由此推之“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29)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43页。因此,礼最早当源于宗教,如吉礼就是从宗教祭祀转化而来。礼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岁月,从甲骨文,以及出土的青铜礼器可见殷商已经形成了礼制数度的规范,如殷商祭礼乐器编铙,基本形成了诸侯三件,王族递增如五件以上的礼制。(30)妇好墓编铙5件。到周代“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儒家推崇的“先王”“礼乐”昌明的时代。在两汉时期儒生的复兴下,先秦、先周时期的礼制被整理完善,形成《周礼》《礼记》《仪礼》等礼书,也成为后世制礼作乐的依据。后世有《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大清通礼》等历代礼制典籍,虽不断历时更新,但主旨皆可上述上古三礼。

先秦是儒学礼教思想形成和完备的时期,典籍中专篇论礼最早当属《荀子·礼论》。荀子指出:礼是源于对于人情、欲的规范和节制。《荀子·礼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然而,所供养之事物、器物,是有着规范区别,以体现等级的区划。“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其中儒家最推崇对于天地祖宗君师的祭礼。“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如何有别,则具体体现在“数”与“度”的体现上,如“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诸种仪节、器物皆规则有别。礼也是源自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符合人的基本情感特征。“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因此,礼也是体现人伦情感的。礼的规范化、制度化,乃至上升至国家意识上层建筑,就是“礼制”的形成和完善,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现——以“礼”治国。《荀子·议兵》:“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大略》:“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31)(唐)杨倞注,耿芸标校:《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第229页、第235页、第239页、第180页、第325页。荀子的观点在汉代所辑录三礼书中也多有陈述,并细化发展。如《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被。分争辨讼,非礼不绝。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刑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神鬼,非礼不成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32)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39页。然,礼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原本为士大夫贵族阶层独享的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三礼所记之礼,皆君子之礼,所记之礼制,皆盛行于贵族阶层。直至两宋,从士大夫阶层开始提倡“礼下于民”,北宋《政和五礼新仪》首次将士庶礼法纳入王国礼制建构的范畴,南宋朱熹《家礼》一书完备了民间礼法,士庶礼法于明清逐步深入乡土民间社会。遂,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社会生活中,在上层礼法制度的指引规范下,社会形成了具有约束性,甚至强制性的各阶层礼制。

礼乐,是中国古代王朝帝国最为重要的根本国务。《荀子·乐论》:“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33)(唐)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乐至而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34)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63-364页。遂,封建王朝时期王朝礼乐的完备是王治之要端,历代遵循。清代以康、乾王朝礼乐建构最为浩大,一依文献所言“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所以,礼乐并行则为仁政,二者不可偏废。礼以节行,乐以和心,将人的行为和情绪情感通过礼和乐来表达,这就是礼乐之形、礼乐之象。

象征着金声玉振的镈钟、特磬,在漫长的中国礼乐文化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其内涵体现了华夏民族看待礼乐乐制,是与四时月令天地大同相关的,涉及政教风教的重要国家制度。南北朝时期乐悬设镈钟各依辰位以应十二月:“梁去衡钟,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其律”(35)(唐)杜佑:《通典·卷144乐四》,清武英殿刻本,第17页。;“北魏永安年末元孚表依十二月为十二律吕,各准辰次当位设悬,月声既备,随月击奏。”(36)(宋)欧阳修:《太常因革礼·卷19乐三》,清广雅书局丛书本,第1-2页。这是确定镈钟按十二月设立和击奏的最古的记录,隋唐以降至宋金元皆延续此制度。而十二律吕对应四时、十二月的音乐观念则可追溯至上古。明代洪武年乐制废除镈钟制。明初洪武十七年圣谕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至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纲纪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37)(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1仪礼之训》,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6页。礼乐并行则为仁政,二者不可偏废,“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清代以康、乾王朝礼乐建构最为浩大。清代乾隆年考据古制镈钟,并根据祭祀月份律吕关系,镈钟特磬再次被应用于国家礼乐,释奠祭礼仲春与仲秋月加入镈钟第四夹钟和第十南吕。

地方的礼乐主要体现在对于孔子的祭奠。唐代贞观四年政令,地方府县均设孔庙,释奠等礼乐下至州县。两宋时期,礼下庶民,由地方官员负责掌祭的地方礼乐渐次隆兴,尤其释奠为重。甚至,元代统治者也极其重视地方礼乐,如元代忠宣公余阙《文庙大成乐记》:“皇元之兴,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庙祀之礼。”(38)(明)刘汝松修、朱衣纂:《汉阳府志·卷4庙祀志》,明嘉靖刻本,本卷第1页。明初洪武年以皇帝朱元璋为首对前代礼乐进行了务实吸收,清代对于孔庙的祭礼则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完善,于乾隆朝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乾隆时期,高宗曾八次赴鲁,礼乐隆兴。在皇帝第三次释奠后,衍圣公孔继汾感激涕零并将盛事记录于《阙里文献考》“若夫特下德音,专修谒奠,礼明乐备,至再至三,则亘古以来,维我皇上一人而已。”(39)(清)孔继汾述:《阙里文献考(一)卷16祀典第三之三》,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369页。孔圣后人的心声,一定程度反映了乾隆盛世下的天下文人儒生的心态,至此对于孔子的尊崇和利用可谓达到了极致。因此,在礼乐的延续中,中国古代士阶层认为这是自身以礼乐教化天下的责任,同时也遵循着自我精神层面的诉求——孔庙是天下士人精神家园。

古代镈钟、特磬制度的复兴,或许在音乐的表现上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它象征的礼乐精神的最大化实现,透过乐器和乐仪,体现了对上古三礼圣君时代的礼乐的追溯和靠拢。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文情感,明清时期的地方释奠仪式中,并不会完全遵守王朝制度,也会追寻古代制度,应用“金声玉振”的镈钟与特磬。当然,地方释奠对于古代制度的复兴,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二器物,但是,作为乐律与月令关联的乐县礼器,显然有着更重要的礼乐内涵。乾隆二十六年镈钟、特磬被加入中和韶乐,为彰显盛世的大乐天成,古今胥协。而早在清初,随着地方安定地方释奠礼乐开始重启,延续自宋元以来的地方礼乐文化也重新复兴。在并不明确王朝对于地方的用乐礼制之时,考据典籍,复兴古代礼乐器在一些地区展开。但是,也有明知制度而故意为之的。释奠用乐违制在清代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晚清时期,名震天下的浏阳县释奠古乐,今称“浏阳古乐”,就是地方具体负责的官员一手促成。“浏阳古乐”从旋律到乐队都进行了深度改良,与王朝所定制度多有不同,但却一致受到了官方和士人的推崇。从留存的实物中,也管窥到地方礼乐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如编钟各地制作参差不齐,形制各有特色,且形制地方亦有一定的传承;镈钟可以是出土的古代乐钟代替,特磬也可以是无音律的云磬。许多留存的释奠礼乐器,也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地方礼乐的不足,如湖北所存清代江陵文庙编钟一套毫无音律,只是一个摆设响器。这体现了礼乐的具体实践,在现实中是存在很多的困难的。地方对于镈钟、特磬的使用传统,体现了掌控中国地方权利的士阶层,有着执着延续古代礼乐、风教为先的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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