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通道侗族传统村落的现状及有效保护路径

李刚 王红兵

摘 要：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拥有大量的侗寨传统村落，保留了许多颇具民族个性的侗寨建筑景观，完整体现了侗族山地农耕文化的原生形态。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通道侗寨的民族特色正渐渐流失，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文化传统来说，对侗寨建筑景观及其文化的保护都迫在眉睫。侗寨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协调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既要满足村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又要不断提高村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让村民自觉加入保护的行列。

关键词：传统村落 怀化通道 侗族 保护路径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化多样化的活态化表征，富有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具有建筑学、艺术学、人类学、遗产学、规划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一、怀化通道侗族传统村落的现状

湖南拥有数量众多的侗族传统村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湖南为侗族人口第二大省份，有侗族854960人，占侗族总人口的29.69%。湖南的侗族建筑如鼓楼、风雨桥、寨门、凉亭、戏台、干栏民居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完整地体现了侗族山地农耕文化的原生形态，内涵丰富，传承完整。湖南境内的侗族主要分布在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会同县、洪江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邵阳市城步县、绥宁县，现已有31个侗族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被列入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何家田村、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天堂乡地习村、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茶坪乡美岩村、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村、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土乡皇都侗族文化村被列入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邵阳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横坡村、邵阳市绥宁县鹅公岭侗族苗族乡上白村被列入第四批传统村落名录（2018年）;邵阳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翁溪村、邵阳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大团村、邵阳市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道口村被列入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

整体来看，湖南省的侗族建筑分为北侗、南侗两种风格，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传统村落是南侗建筑的典型代表，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加速发展，通道县许多侗族传统村落也面临人口外流、建筑老化甚至破坏严重的现象，“空心村”也在慢慢增多。

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数据来看，我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乡村人口相应减少，流动人口增长69.73%。据怀化市统计局发布的《怀化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一号）》数据来看，全市常住人口为4587594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741673人相比，减少154079人，下降3.25%。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164261人，占47.1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423333人，占52.82%。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1.08个百分点。从分县市区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人口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比重不断降低（除通道侗族自治县由4.36%上升到4.38%外）。

具体到怀化通道县，根据通道县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居住在城镇的人口85745人，占42.65%，比2019年城镇人口占比41.27%提升1.38个百分点;居住在鄉村的人口115302万人，占57.35%。十年来，通道县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汉族人口23704人，占11.79%;各少数民族人口177343人，占88.21%（其中侗族人口158128人，占78.65%，比2010年占比提升1.87%），侗族人口占比逐步扩大。但另一方面，人口外流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与2010年相比，通道县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54.41%，省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68.38%，省外人户分离人口增长39.89%，人口区域流动范围不断扩大。

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表明，侗族聚居的传统村落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村落留不住人的尴尬境地。据笔者的实地调研与走访，目前通道侗族传统村落中皇都侗寨、芋头侗寨保护尚好，受益于旅游开发，近几年来接待外地游客与学生写生团队较多，在省内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坪坦侗寨、城步大寨、高步侗寨等寨子整体上来看，基本保留了侗寨建筑的原貌，但也有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混杂其中。马田侗寨则基本只剩下原寨址中央的马田鼓楼。独坡八寨大部分系火灾后重新修建。不少村落虽保留了鼓楼、风雨桥、寨门，但传统的干栏民居已越来越稀少，大部分民居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结构，还有部分民居则综合二者的特征。总体来看，通道侗寨的民族特色正渐渐流失，对侗寨的建筑景观及其文化的保护迫在眉睫。

二、保护传统村落的政策支持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保住绿水青山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新提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5年3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写进《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201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态安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好家园，为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国家民委颁布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提出“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早在2012年，我国政府就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并确立《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遗产三大保护体系，为保护传统村落迈出了重大一步，从政策层面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国家层面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城乡共荣共享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顶层设计中的主要目标。具体到通道县人民政府这一层面，县政府非常重视侗寨传统村落的保护，在审批新的宅基地、翻新旧的宅基地时严格把关，进行相关旅游开发时严格恪守不破坏村落整体布局、不破坏侗寨村落建筑景观的红线，尽可能从整体上维护侗寨村落的真实风貌。

三、传统村落保护的文化传统

传统村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蕴藏着我们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五千年文明活态的人文硕果，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作为各民族漫长历史文化的见证，传统乡村形成的村落空间、建筑风格，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梦想、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清晰地勾勒出各民族由古至今的精神脉络。源自传统村落的乡土人情、村规民约，传递着乡土的道德规范、交往规则和生存智慧，传承着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记忆。因此，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传统村落也越来越成为现代人乡愁的承载体，凝聚着现代人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众所周知，个体远离故土时极易产生思乡之情，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花鸟虫鱼、晨曦朝暮产生眷恋、追忆与渴望的情感，亦即乡愁。与此同时，乡愁作为一种思乡之情却又很脆弱，一旦个体记忆中的场所消失，乡村凝聚的传统文化无所依附时，乡愁就会失去现实的根基。

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城镇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通道侗寨村落中已有不少中青年人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逢年过节才从外地赶回村落，节后又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在当今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城市建设不断趋同，乡村在城镇化建设中亦步亦趋，千百年来姿态各异的乡村图景不复存在，地域特征渐渐褪去，看不出历史的烙印、文化的积淀、岁月的沧桑，留下的是千人一面甚至不伦不类的乡村。人类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向自然大肆索取，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难以维系。

实际上，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来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奉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从儒家到道家、从《诗经》到陶渊明诗歌，都体现出人与大自然亲和、天人合一的审美取向。“人与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即指“人”与“天”的关系，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天人之际”。在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儒家把人视为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曾言：“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攫取应遵循自然规律，不可涸泽而渔，应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孟子主张天人相通，人性即天性，强调人要爱护自然之物。“荀子认为，要想使自然界为人类贡献更多的财富，必须将管理社会的群道原则推广到管理自然中去，对自然万物施以仁的精神，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立起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良好秩序。”[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侗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价值观念、民间信仰、人居环境、耕作制度到建筑规划、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侗族主张众生平等，人类与各种生物同宗共祖，人类必须顺从自然生存的规律，与身边的其他成员相互尊重。侗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高山均属崇拜对象。可以说，人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融进了侗家人的血液。通道侗族聚居区自然环境山清水秀，群山连绵，空气清新，气候温和，大部分村寨都依山傍水，村前小河环绕，寨后绿树成荫。侗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固土保水的耕作制度、糯稻田建构的“天然水循环系统”，为当地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侗族独有的结款自治的民间规约，有效调整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款约明确规定不许违章挖山、砍树、挖笋、毒鱼，许多村寨都有“三月约青，九月约黄”的习俗。这些都为侗族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文化方面的坚实保障。

四、保护传统村落的可行性路徑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村落正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给许多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带来解体的困境。年轻一代都往城里跑，人户分离现象日渐增多，留守在村落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妇女与小孩。乡村边缘化、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传统村落的发展活力越来越弱。长此以往，传统村落将慢慢萎缩以致消失殆尽。

既要让传统村落尽可能保持原生态，又要能满足村民对现代生活的各种欲求，让村民获得幸福感与归属感，这是传统村落在走向现代化的旅程中必然面临的两难。这种两难困境是否有最优的解决方案，能否在保护与发展间寻求最佳的平衡？这不仅仅是通道侗寨面临的难题，也是目前所有传统村落面临的共同困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在宏观层面多侧重立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保护机构与产权所有者的责任与利益分工;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则注重整体规划，保留建筑外部景观，按照现代生活的要求修缮内部空间，解决景观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全国范围来看，传统村落的保护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如安徽的西递、宏村，村落内从布局到细节从外墙到内饰都完好保存了徽派民居的建筑景观，居民新建的房屋都统一规划在村落外围，既保持了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又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3]又如江西婺源，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全县完好保存着明清时代的古祠堂、古府第、古民宅、古桥、古楼台、古碑，等等。婺源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与民俗文化打造油菜花、“晒秋”等乡村景观，婺源篁岭与北京电影学院进行深度合作，建设具民俗特色的文化艺术影视村落，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当然，也有一些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急功近利，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大肆进行商业开发，改变原有的村落景观甚至增建一些完全不协调的人造景观，如福建云水谣，云南大理、丽江等，商业化气息过于浓厚，逐渐丧失了原有村落景观的特色。

具体到通道侗寨，建筑景观特色鲜明、保护较好的村寨如皇都侗寨、芋头侗寨已发展旅游业，吸引了外来游客，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本村村民就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都侗寨因交通便利、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吸引了不少省内游客尤其是写生团队，寨子内有餐饮店铺、民俗博物馆、侗族民俗文化演艺馆等，游客体验较好。芋头侗寨自2005年与通道县万佛山侗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开发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改善，但近几年旅游公司退出后，前期开发时修建的露天演艺场已基本荒废，除了少数慕名而来的游客和研究学者外，游客越来越少，旅游带来的收益也日渐减少。坪坦、高升侗寨各具特色，都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坪坦侗寨拥有世界最大的萨岁坛，还有飞山宫、孔庙。高升侗寨有鼓楼群、萨岁坛、古井、古驿道、古墓群、社王祠、七子太公庙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村落的人气也较为旺盛，闲暇时分，风雨桥上、鼓楼前都聚集了不少村民，村寨的烟火气特别足。芋头、皇都、坪坦三个侗寨相距不远，且旅游资源较为集中、突出，可以将这三个寨子组合在一起进行“捆绑式”开发，以开发较为成熟的皇都为中心，向周边的芋头、坪坦辐射，结合侗戏、侗族芦笙、侗锦织造技艺这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游客提供各种沉浸式体验，以便留得住游客。至于高升侗寨，不妨借鉴西递、宏村、婺源的開发模式，尽量保留村落原貌，可以从为游客体验地道的侗寨生活方面做旅游文章，通过政府引导、旅游公司规划宣传、村民管理经营的合作开发模式，合理公平分配收益，共享旅游收益，共同打造特色侗寨旅游品牌。[4]

但并不是所有的村寨都适合走旅游开发的路子。对于那些破坏严重的村寨如横岭侗寨、马田侗寨，只能加强监督，确保现有的建筑不再继续受破坏，以待将来有机会时再尽可能复原村落原貌。横岭侗寨虽保留有古戏台、鼓楼，但村落中新建的砖混结构房屋见缝插针，毫无规划可言，已严重破坏了侗寨建筑景观的整体性。马田侗寨的古建筑除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马田鼓楼外，其他古建筑基本上无迹可寻。对于建筑景观保存尚完好的阳烂、高上、克中、中步等侗寨，要在村民中加大文化宣传与民族文化认同感，加强政策引导与规约，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在新建屋宅与维修旧宅时贯彻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理念。

五、结语

冯骥才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传统村落“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最终导致村落魂飞魄散，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5]。传统村落如何留住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这是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时代给我们出的难题。如果人都留不住，那就更谈不上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了。

传统村落的保护，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人这一目标上来。只有让本地村民切实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传统村落才能够具有凝聚力与向心力，才能够将本民族有形的、无形的优秀文化资源传承下来。侗寨传统村落的保护的成败也维系于此。

参考文献：

[1]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28.

[2]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9.

[3] 蒋海萍，王燕华，李经龙.基于社区参与的古村落型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递、 宏村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9（8）：24-28.

[4] 赵先超，宋丽美，张志强.湖南通道芋头古侗寨乡村旅游开发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5-38.

[5] 冯骥才.传统村落类文化遗产困境与出路[N].人民日报，2012-12-0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BA1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YJA76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