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英, 吴 优, 孙昌盛, 胡聚山, 周鑫腹
(桂林理工大学 a.广西建筑新能源与节能重点实验室; b.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近一二十年来, 我国城镇化进程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城乡面貌也发生了空前变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暴露出众多问题, 尤其在城市文化传承与建构方面。21世纪,在西方文化高速全球化背景下, 西学东渐的广度与深度愈演愈烈, 导致某些城市地方性文化与“地点精神”的虚无化, 原本多样化的世界文化正被西方文化整合, 甚至还出现了“西方文化全球世俗化”的思潮, 不仅影响人的文化价值趋向, 又在重构人的日常文化行为[1]。再加上我们自身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忽略, 在强势的外来文化面前缺乏有机的融合与衍生进化, 基本丧失了本土化的城市空间形态与风貌, “千城一面”问题突出, 城市个性与民族特征不断消失, 中国城市文化基因不仅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力不足, 其自身的传承发展都存在重重问题。而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以及全球城市化的发展现状显示, 当前我们正处于以文化软实力为主体的时代, 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可引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面对这样的冲击与挑战, 建设中国本土特色的城市文化更具有迫切性与现实性。
城市文化的建构与精神氛围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项, 往往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与韵味的培育。而城市作为经济、文化、社会的载体, 它是有记忆的, 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自然环境文化和物质空间载体, 这些独特性的地方资源禀赋构成了城市资产的重要内容, 具备浓郁的地方气息, 是地方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与代表, 与城市文化有很强的同质性与关联性。但从现状来看, 大多城市资产基于城市功效与发展层面并未呈现其积极的效用。因而, 在“存量规划、城市双修”时代背景下, 基于地方资产的城市文化体系建构无论从城市资产价值提升还是城市文化建构层面都有很强的必要性与可实施性, 是一种操作性、实效性很强的方法。
近年来,城市文化一直是众多专家与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在概念界定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多数学者认为城市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城市文化是指城市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城市区域内、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城市文化是指城市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培育形成的独特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2-6]。张钟汝等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7],它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承载,最终又会以某种物质形态来表现,成就城市独特的形象风格与气质。因而,城市文化又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层面。物质文化指城市所处的自然山水环境、空间格局、城市肌理、历史街区、城市建筑等内容, 可概述为城市空间文化,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即城市文化的表象特征,由城市可感知的有形物质实体组成;非物质文化指价值观念、城市精神、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内容, 又可概述为城市生活文化, 更多地从居民日常与社会生活精神面貌与氛围感知出来; 城市特色文化则是两者集成, 最核心最能代表城市地方特征的文化内容, 即可内化于居民的内心认知与行为活动中, 也可外显于城市物质空间形态中, 三者并不是完全分离关系,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系统。
资产的概念外延较广, 泛指能带来效益的资源。2006年6月在加拿大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城市论坛上,约翰·弗里德曼将“城市地区”有形资产分为七大类: 人类资产、社会资产、文化资产、智力资产、自然资产、环境资产和城市资产, 并提出城市资产内生性持续发展模式所产生的财富才是城市真正的财富[8]。凯文·林奇借鉴社会资本概念构建了一个新的资本模型, 提出了社区资本的概念, 将社区资本分为社会、自然、人力及经济资本的综合, 并提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推动社区发展[9]。黄瓴等根据山地城市社区的线性空间资产特征, 将其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4种基本类型, 形成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并提出基于社区资产文化性公共空间设计的手法[10]。结合城市文化涵义的内容, 本研究将城市资产分为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社会资产和文化资产(表1), 与黄瓴等[10]研究的社区资产有一致性, 只是在范围上延伸到整个城市的范围。
表1 城市资产分类[11-13]
城市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且抽象的概念, 如何将其内涵在城市落实,一直以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通过以上城市文化涵义与城市资产范围的界定, 可以看出城市资产与城市文化有很强的关联性(图1), 城市各类资产经过合理的策划或设计组合可以转化为城市文化, 这就为城市文化形象化提供了一种路径。而中国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与土地扩张、粗放发展的过程中, 城市资产不断被忽视、“更新换代”、弱化消失, 甚至被西方文化主导的物质形态完全取代, 切断了城市原有特色延续性, 也逐渐在影响居民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城市地方文化难以有效传承与延续。因而城市资产是城市的财富, 对城市资产的挖掘与系统的梳理是城市文化整体性建构的一种可行、有效方式。
图1 城市文化与城市资产之间的关系
欧洲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显示, 城市文化理念既是一种发展战略, 也是城市自身转型发展中自内而外实现内涵式振兴的落脚点, 在城市更新历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丰富, 从而确保了欧洲文化突破“美国霸权”, 以一种强盛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城市正处于发展转型期, 已经迈入存量规划与城市更新时代。在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时, 单纯依托外来资本, 特别是牺牲土地与生存空间谋求发展的模式已难以持续。很显然, 当代中国需要选择内生式发展道路, 以城市文化发展为动力带领城市转型发展模式, 要在城市原有历史文化与城市现状的基础上, 把城市资产进行重新整合、价值升级, 提升城市文化整体性功能, 让未来的城市“活”起来[14]。
1993年, 克雷滋曼等在《社区建设的内在取向: 寻找和动员社区资产的一条路径》一书中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联合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广和应用[15]; 文献[8]提出城市资产内生性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文军等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加强社区融合与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均有成效[16]; 黄瓴通过研究美国二战之后社区发展特征, 提出社区发展理念从“需求为本”转向“资产为本”并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方向[17]; 任致远提出, 本色的城市历史成果是城市文化复兴与建构的基础, 应唤醒其基于城市文化集中功能意义[18]; 赵静通过对上海、青岛、济南三地已建成的社区文化中心的资产特征进行分析, 以期挖掘社区资产转换为文化服务能力, 为社区文化发展提供新的路径[19]; 黄瓴等遵循“资产为本”的理念, 从空间文化路线建构和治理两个层面, 探究社区资产挖掘、激活和社区力培育的微更新路径[10]。纵观城市建设实践,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与名村的保护规划, 以及历史文化街区更新规划和文物保护单位等这类特殊性的城市与街区的发展规划, 无不是基于资产为本的城市文化复兴与建构的方式, 如基于城市整体层面特色文化的“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童话之都”布拉格、“大气的北京”、“浪漫的上海”; 城市局部空间如成都的宽窄巷子、上海的田子坊; 再至基于城市历史建筑与遗址建设的城市历史博物馆等衍生出的文化产业等, 都是基于城市资产架构起具有特色性、唯一性与生命力的城市文化内容,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都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前文将城市资产分为物质资产、社会资产、文化资产与人力资产四大类, 这些资产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城市中, 经历了几十年粗放式、快速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各类资产已难以系统、高效地发挥城市资产文化价值。
当前, 我们也愈来愈发现在地文化的重要性, “城市在地文化主义”是介入全球城市化发展浪潮中的最好方式之一。这种地方城市文化再构是扎根于地方土壤, 越具有地方禀赋的资产越具备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 中国城市大多历经磨难, 经历了历史的变迁, 沧海桑田, 建构了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城市草根”以及市井生活, 为城市文化建构提供了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城市资源。但当前大多时候, 这些资源仅仅在我们身边简单存在, 如同自然的 “提供”, 没有被充分开发与利用, 更没有得到充分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特别是历史资产、地方资源禀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延续等内容, 与当前城市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空间与日常行为难以建立持续的关联性与影响力, 很难在地域特色、认同感与居民凝聚力中发挥效用。另一方面, 当前世界很多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相比通过大拆大建、营销等吸引外资发展方式, 投资经营城市自身资产更加有益处并具备持续性, 城市真正的财富在于通过共同持续的努力实现城市资产渐进式发展, 走内生型发展道路。因而, 在以文化软实力为主体的时代, 依托城市资产进行投资, 创造文化财富,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合理选择。城市文化研究虽是一个老课题, 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与系统性建构范式, 如何从城市整体性视角, 系统性依托城市资产进行城市文化体系的建构, 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也是当代城市社会发展转型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如前所述, 城市文化可概括为城市特色文化、城市空间文化、城市生活文化3个方面的内容;而城市资产从存在的空间范围来看, 有城市整体层面、各分区层面与基于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层面。依据城市文化3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与城市资产3个范围层面耦合关系, 可将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的3个方面一一对应, 相应地就可以形成“城市—特色文化”、“分区—空间文化”、“社区—生活文化”的城市资产与城市文化体系建构的层次与结构关系, 这就为城市文化的形象化建构提供了具体的载体与路径。城市空间在3个层面可以清晰划分, 以便于城市资产转化地有的放矢, 城市文化3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城市特色文化是核心, 城市空间文化与生活文化是特色文化的两个表现方面。要系统地发挥城市资产在相对应层面的文化意义, 就需要全面地评估一个城市资产财富状况, 从城市整体、各分区及社区层面, 对每个层面的众多资产进行系统整理与评估、策划与方案提议, 并制定转译路径与行动计划(表2)。
表2 城市文化整体性建构的层次与路径
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正在转型为以智慧、知识——文化软实力为主体的时代, 也是全球新文化价值产业分工的时代[1]。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 中国城市社会已经来临, 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 城市将会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位。从世界上数千个成功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 任何城市文化和文化产品只要具备某种唯一性和特色性, 它就具有生命力, 具备参与世界的竞争性, 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佛罗伦萨, 虽然只有40万人口, 但作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文化的代表, 多年来相比其他人口众多的城市, 显示着伟大的城市历史文化的价值, 发挥着比许多大都市都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因而, 从城市整体层面, 我们需要强化建构中国城市特色文化的重要性。而中国城市特色文化建设的本质即是中国本土化价值的重构与传播, 越具有地方性的资源就越具有向特色文化资本转化的可能性, 城市资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城市文化特色的原生土壤。
城市特色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众多, 在梳理中外城市特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城市资产的城市特色文化建构路径——唯一性与个性视角的介入[1]。通过对城市整体层面资产的挖掘与评估, 从城市历史资产、物质空间资产、城市环境资产、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等城市整体层面资产中, 寻找价值唯一性与具备个性与特色的资产, 确定城市特色文化主导因子, 建立起其与城市特色文化塑造之间关系, 分析其转化为城市特色文化的发生机制, 对城市进行特色文化塑造与再创造。这一层面主要侧重城市特色、城市文脉、城市精神与市民价值观念等核心层面。比如中国以麻辣闻名的美食之都——成都, 就是利用地方美食资产进行城市特色文化建构, 从到处弥漫着辣味的美食到大街小巷产业与空间布局, 再到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成都人的个性特征与成都城市特色, 处处都与成都城市特色饮食文化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体现了城市特色文化在城市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全覆盖性。再如自然资产型的“薰衣草之乡”普罗旺斯、历史资源型古城平遥, 以及现代信息产业型杭州等, 这些城市正在以特色文化为引领走向世界独具特色的持续发展道路。
一个有特色文化的城市就如同一个整体, 而城市物质空间实体则是由各分区组成, 城市的各分区就是城市特色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因子。城市文化体系的建构应该是以特色文化为核心, 从多个子系统中在城市各个分区建立的相互支撑与影响的场域。比如城市各分区空间结构形态与风貌、产业组织与形态、城市治理的理念与模式等方面既要融入城市特色文化的建构范畴, 又要依据各区自身的资产特征加以形塑, 重点进行城市空间文化的构建。
通过文献资料和历史研究的分析, 运用现场踏勘法、访谈法、案例法等多种手段, 通过实地走访、生活体验等不同的形式对城市各地区进行深度研究, 挖掘各分区资产, 运用城市景观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不同学科知识与方法, 在城市特色文化的主导下, 各区从产业功能主题的策划、公共空间特色, 以及景观环境的营造等层面在各分区逐步落实。在这一层面, 要特别注重运用各分区功能定位、物质资产现状构成内容, 进行各区主题、空间意象、空间特色与识别性等层面的塑造, 主要侧重城市物质空间特色构成层面, 依据城市整体性的规划方案和各分区功能发展, 打造以广场、街道、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要素为支点的物质空间体系, 逐渐渗入到居民视野与日常生活中, 不断转化为识别性与标识性的城市空间要素。
社区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位, 城市文化扩展到微观层面就是社区, 是市民日常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文化, 即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态度, 这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土壤”, 在社区层面就需要侧重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空间营造与氛围塑造, 即社区生活文化的构建。
在这一层面特别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嵌入性生活体验研究, 特别关注与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资产, 主要利用社会资产与人力等资产, 寻求城市社区各团体生活一般规律和个体特质规律, 依托物质资产, 为团体与个体行为活动塑造序列空间秩序载体。在这一层面要侧重对传统文化基石, 儒、佛、道所包含的“仁、忠、孝、悌、节、恕、勇、让”, 以及艺术构成的“琴棋书画”“三百六十行”“自然养生”“民谣”等资产财富进行实体化操作。在这一层面要鼓励和动员居民, 重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优秀行为和地方风俗活动, 并同步建构相应的物质空间载体, 进而形成一种诚信、礼仪的行为规范或社区公约, 人们的生活才慢慢有安全感与归属感, 有“城市如家”的感觉。城市文化在社区层面的价值就是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生活方式的适宜的城市空间环境, 从而让“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真正深入到日常生活体系之中。
桂林是世界闻名的喀斯特地貌的山水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 自然资产、历史资产, 以及现代资产丰富多彩, 为城市文化的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当前桂林市政府也在努力建成“独具韵味”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国际旅游胜地。
通过对桂林各类资产的梳理与挖掘, 采用唯一性与个性视角的建构路径, 可以推出桂林独具特色与唯一性的资产包含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两类资产, 依据两类资产发展现状, 以及对于城市发展影响的力度不同, 桂林特色文化可以凝练为中国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之城(图2)。一方面以此为基础步入国际竞争舞台, 彰显桂林地方性特色文化; 另一方面以此为引领, 在城市规划与经营理念、城市空间环境与形态、城市产业组织与策划、居民生产生活方式与态度等方面都应全面展开对此主题目标的探索实践, 以期绘制一幅融中国山水营城文化、历史文化、现代生活方式与规划治理理念于一体的现代“桃花源”。在理念上, 建立“城市-自然山水-文化-人”四者共生关系; 在空间形态上, 以自然为本底, 以地域历史与文化精华为内核, 塑造地域特色文化引领的独特城市空间与形态[20]; 在产业组织与策划上, 依据桂林特色文化所引领的外显功能——旅游城市, 进行一系列旅游主题功能的策划, 带动城市发展; 也基于此,形成居民悠闲的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居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实现。
图2 桂林特色文化建构示意图
在城市各分区层面, 应回应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特色主题, 依托各区自有资产进行各区功能主题的打造与空间形态的营造。
首先, 以各区山水资源为本底, 架构起各区独特的空间结构;其次, 依托各区功能主题与现有资产格局, 主要依托自然资产、历史资产、核心功能定位等资产进行空间形态的系统化重构与重塑, 形成符合功能主题与地方文化传承的建筑组合形态与景观环境氛围, 特别是公共空间与各区自然资源, 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进行设计, 形成主题意象与层次分级明确, 具有一定秩序与场所意义空间形态与意象(图3);然后, 梳理各区资源, 特别是历史文化资产, 传统街道空间、历史建筑、历史遗存、古树名树等物质空间资产, 以及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事传说、名人、诗词歌谣等文化资产进行各区空间氛围与特色的营造, 在街区空间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与多元的体验;最终形成各区宜居、宜游、宜赏的特色鲜明的空间意象。
图3 桂林老城中心区核心资产主题网络建构
在社区层面, 更加关注居民日常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文化。核心采用嵌入式的生活体验, 发现居民日常生活习惯与发展需求, 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具体建构(图4): 一是发现现有居民生活与行为习惯(社会资产), 并以社区既有物质空间载体(物质资产)为基础满足其需求,比如空间设计符合居民日常交往活动的轨迹要求, 特别要关注满足承载地方风俗习惯的空间设计问题。二是在遵从居民意愿的情况下, 通过空间更新改造, 改善与提升居民原有生活与行为习惯, 并满足居民新的需求, 为其设计与塑造适宜的空间秩序与功能载体,如对社区15分钟健康生活圈持续优化, 加强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 特别是文娱康体设施的配建与空间环境的精细化设计, 让康体文化设施与社区空间氛围更好地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规范居民行为文化,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21]。如通过社区小型文化馆、文化雕塑(可以是发声的智能文化设施)、街头标识等代表地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型设施与形象型标识散布在社区空间中, 耳闻目染地渗入居民日常生活中, 重构与提升社区文化品质, 发挥空间教化的意义。
图4 社区文化建构关系图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说: “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 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 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 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 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情欲, 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 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 充盈着运动的, 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22]。”这段论述饱含着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叙述, 每个民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 需要我们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发现它、利用它并设计它, 这一设计过程即是利用城市资产“物化”与“非物化”相互结合的双层设计。
本文是在全球新文化价值分工的时代背景下, 顺应当前社会与城市发展的需要, 利用城市资产的特性, 在城市整体层面、分区层面、社区层面挖掘适宜性资产, 整合并复兴城市资产的价值, 提出城市文化体系在各层面建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路径方法, 仅是在理论层面的初探, 但现实实践中不乏相关的实践案例, 只是并未形成城市文化整体性建构的系统。虽然本文在城市文化内容的全面性与各类资产具体转化城市文化方式等深度层面仍有不周全之处, 但却可以让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从回望旧影中找寻经典, 重塑城市的品格。依托城市资产编制中国城市文化体系构建手册, 实现理论建构与城市文化建设实践的无缝对接, 是未来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