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与发展脉系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2022-07-28 08:42王艳龙
行政与法 2022年7期
关键词:文献研究

□ 王艳龙,李 广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引 言

社会的演变过程是取决于路径的,系统回顾、缕析并凝练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路径,深入挖掘和创新科学先进的乡村治理范式,全面探索、更新高效契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所面临的时代诉求和现实问题。作为国家治理总体框架和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紧密关系着国家治理机制的运行状况、成效优劣和未来走向,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治理”一词最早起源于西方社会,原本指与应对国家公共事务相牵涉的管理活动或政治活动,其原意具有引导及操纵等强制性的情感色彩,且早先与“统治”一词在概念内涵上无明确区分边界,长期交叉使用。1989年,世界银行作出的一则名为《撒哈拉以南: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中首次运用“治理危机”一词。1995年,由联合国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并将“治理”定义为“是公共机构、私人部门或个人对其共同事务进行管理时所使用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强调治理是一个以参与、协商为前提的持续互动过程。此后,治理理论便作为有效满足各行为主体利益诉求的规则体系,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和社会经济学领域,成为回应公共管理领域下政府和市场失灵困境的新范式,其逻辑体系与实践价值逐渐丰富和多元化。乡村治理概念则是在治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乡村治理是社会多元主体高效运用国家、社会和乡村资源,通过发挥各治理主体的职能优势和协同联动优势,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维护乡村社会的基本公正、促进乡村社会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发展阶段,伴随着治理环境的更新、治理工具的创新和治理理念的革新,乡村治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理念内涵、时代特色,逐渐向规范化、数字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三农”工作的开展推进。2020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在全国各地长期开展乡村治理工作历程中,学界对其广泛关注,围绕乡村治理宏观概念内涵、中观价值意义和微观案例评析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目前乡村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公共资源损耗、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冲突、发展动力滞后等问题成为桎梏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现实因素。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当前学界对乡村治理路径的讨论集中聚焦于某一特定地理辖区,缺乏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系统缕析,且研究成果以定性分析为主,欠缺数据量化剖析。整体把握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是新时代下建构创新型的、可持续型的乡村治理路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机制的前提。为准确探索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概貌,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以2005—2020年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372篇CSSCI核心期刊文献为原始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全面、客观地归纳概括出我国近15年来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及发展脉系,以期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层面为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提供可行性依据,助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以CiteSpace为研究工具的文献计量法是近年来诸多学者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研究方法。CiteSpace是基于JAVA语言环境开发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其所呈现的生动细致的知识图谱在帮助学者快速准确地了解掌握某一专业研究领域地热点主题、前沿方向、演进历程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能够找出研究中的知识基础和关键文献。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文献均来源于CNKI数据库中的CSSCI核心期刊文献,本文所设定的检索主题词为(主题:“路径”OR主题:“模式”)AND(主题:“乡村治理”);匹配方式为“精确”;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200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通过前期文献预检索发现,该研究领域涉及公共管理学、经济学、文学、传播学等学科。为保证研究契合公共管理学科,降低因跨学科原因而造成的研究结果误差,本文将学科类型限定在“政党及群众组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行政法及地方法制”“中国共产党”等公共管理学科类别,以此提高研究的专业性。通过上述文献检索方式,共获取415篇文献,在剔除期刊编者寄语、学术访谈及低关联度的文献后,最终得到372篇期刊文献作为本文研究分析的样本文献数据。这些样本文献虽无法覆盖关于乡村治理路径的全部研究成果,但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下具备主题高关联性、内容高质量性、来源广泛性的特征,作为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能够展现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现状。

二、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文献统计分析

(一)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学术关注度

载文量统计有助于把握某个具体研究领域的年度分布和发展趋势,基金支持量统计可以大致反映出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关切和策应情况。本文依据样本文献的年度发表数量和基金支持情况绘制了图1。由图1可见,2013年可作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发展的分界点。2013年之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呈现低速平稳发展的特点,年度发文总量围绕10篇上下波动;2013年后,年度发文总量呈整体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2017年后发文量激增,并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充分体现出学界对乡村治理的密切关注。详言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同年12月,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再次提到乡村治理,强调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要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自此,学界关于乡村治理路径的关注热情不断上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将实施乡村振兴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再次突出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之,乡村治理路径研究在我国的学术关注度快速提升,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话题。

从乡村治理路径的社会关切情况来看,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与近几年国家、各省及各高校科研基金支持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在2005—2020年,有基金支持的文献数量整体上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社会对乡村治理路径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通过文献统计,有基金支持的文献共289篇(占比77%),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都为推动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另外,近几年来基金支持率始终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这对于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领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文献被引频次及刊载平台是衡量某一研究主题学术影响力的主要尺度,文献被引频次是学术文章内容质量、价值意义的可量化指标,刊载平台则是对学术文章主题研究倾向、研究水平的直接反映。本文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分析发现,372篇的样本文献共被引8087次(被引文献排名前10的文章详见表1),总下载486453次,其所呈现的特点包括:第一,被引频次大于100的高被引文献发表时间相对较早,研究内容以乡村治理内涵、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问题、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为主,为该领域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和知识基础。第二,公共管理类期刊为样本文献的主要刊载平台,样本文献主要来源包括社会主义研究、求实、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各高校社科类期刊等,刊发样本文献最多的为《社会主义研究》,共出版12篇。第三,样本文献研究层次涉及探索型、描述型、解释型三类,研究类型包括个案分析型、理论探索型、综述型等。

三、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文献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本文将前期所筛选的372篇文献导入至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中,时间区间设定为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时间切片设定为1年,即将时间区间以1年为单位进行切片;数据提取阈值为TOP 50,即选取每个时间切片排名前50的数据构建知识图谱;网络裁剪方式选定寻径和修剪切片网络,以保证在图谱网络裁剪优化时保留其重要的结构特征,节点类型依次选择作者、关键词,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聚类图谱的绘制。

(一)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对发文作者的合作网络在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共现分析,372篇期刊文献共270位作者。其中,于水发表了10篇,胡卫卫发表了6篇,是我国较早一批开始研究乡村治理模式的学者。观察节点间的连线表征,可以得到作者间的合作强度(见图2),作者间的合作研究是发挥各自学术优势、探索研究新思路的重要渠道,在乡村治理路径研究领域中有以于水为中心的研究团队和以作者贺雪峰为中心的研究团队。但从整体上来看,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文献较少,大部分仅合作一篇学术文章,各学者团队间沟通交流较少,研究交流网络并不密切,彼此之间的学术联系比较薄弱。

(二)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关键词聚类解析

关键词是作者对学术文章主题思想、学术定位、研究方法的高度凝练概括,是对文章研究方向、研究价值的表征。依托关键词所生成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可以更高效清晰地折射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主题。运行CiteSpace共得到网络连线数346条,Modularity Q(Q值)和Mean Silhouette S(S值)分别代表了聚类结构显著性和聚类结果信服度,经过LLR算法运算,本文聚类所呈现的Q值=0.7068>0.3,S值=0.937>0.7,说明图谱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令人信服。结合乡村治理路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3)和关键词聚类信息表(见表2)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主体建构为中心的研究热点,其关键词如乡镇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村民、社会组织、委托人等。二是以方式搭建为中心的研究热点,其关键词如优势治理、合作治理、民主治理、精英治理等。三是以理念优化为中心的研究热点,其关键词如权力平衡、重心下沉、有限主导、协同学等。四是以路径创新价值为中心的研究热点,其关键词如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发展、治理有效、产业兴旺等。

四、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

CiteSpace可视化工具的时区图可以将每个阶段的研究高频词投射在以时间为单位划分的知识图谱上,进而直观展现出研究主题的发展走向,洞悉研究主题历史演进趋势。同时,依托时区图可对未来研究主题的关注点展开大致预测,把握乡村治理路径研究发展走向。结合图4,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趋势与社会发展背景总体吻合,研究内容经历了由概念内涵到实践探索,由单一模式到多元路径,由宏观概述到微观治理的演化过程。本文将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05—2008年为萌芽初探阶段。该阶段,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特定语境下,乡村治理路径研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研究内容侧重于对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治理等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探讨,这为今后深入研究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明晰了概念边界和理论基础。2009—2015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内容聚焦乡村治理路径的多元化创新,提出了诸如合作治理、协同治理、精英治理、乡政村治、乡村精英、法治等治理路径;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运用微观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发展,有大量研究成果通过使用个案分析、多案例比较等方法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路径进行剖析,如对云南省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讨、对苏南地区“村社协作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搭建、对贵州省民族乡村“参与式治理”路径的实证调研、对浙江省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研究等。2016—2020年为创新飞速阶段。该阶段,伴随我国深化乡村改革、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我国乡村治理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关于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显露出高度全面性和时代性特质,具体体现在该领域研究在全面覆盖新型治理路径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乡村治理路径后期实践效果的考量评判,同时将数字化、信息化等时代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中。乡村振兴、新时代、新乡贤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主题词,优势治理、乡绅治理、协同共治、内生机制、分类治理、德治等现代化治理理念成为新时代下发展问题的有效回应,技术赋能、“互联网+”、数字乡村、技术治理等数字化治理工具成为优化乡村治理路径的技术手段,党建引领、新乡贤、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等多元化治理主体成为参与乡村治理路径创新的关键要素,治理有效、政策科学、创新机制、产业兴旺、系统性等成为检验乡村治理路径实践效果的衡量尺度。

依据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热点领域将向数字治理、信息治理等方向聚拢,具体涵盖在乡村场域下实现数字治理路径的资源诉求、现实困境、改善方案等内容。其次,伴随“以有效乡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理念的提出,乡村振兴将成为衡量乡村治理路径效果的重要尺度之一,由此,该领域将逐渐侧重治理路径实践效果的研究,研究方法更倾向于数据分析、因果关联等量化手段,以此提升路径设计与具体、实践情境的适恰性。

系统缕析热点演进变化的背后原因,对深入把握理解该领域研究现状与社会现象具有关键作用。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热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分期特点,其本质是由国家政治、社会发展、学术关注等多种因素共同交织所产生的结果。第一,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此后各地政府开始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理论与实践路径,合作治理、民主治理、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化发展创新并逐渐引入到乡村治理领域,成为探讨乡村治理路径的高频词汇,促发该领域研究热点向乡村治理模式、路径转变。第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加促使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与日俱增,如何革新乡村治理路径、解决乡村社会发展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迅速覆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人类社会迈向数字化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在数字化发展浪潮的背景下,数字技术逐渐融合渗透到治理理论,催生出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数字治理以提高行政效率、缩减治理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等优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高效推进乡村治理科学化、现代化,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目标提供了重要驱动力,日益成为乡村治理路径优化的关键要素。第三,学术关注是国家政治走向与社会发展趋势的直接反映。近年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传统乡村治理路径的现实问题日益暴露,各地纷纷展开探寻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同时,学界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乡村治理理论内涵到乡村治理实践路径的研究转变,再到乡村振兴的时代过渡,都体现出学界对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密切关注和对该领域研究发展变化的推动。

五、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热点主题分析

通过对我国乡村治理路径关键词聚类解析、发展历程探析与热点演进原因缕析等的分析,本文认为,优化治理主体与构建多元共治、更新治理理念与创新治理手段、配置数字资源与夯实技术治理、探寻路径历史演化与凝练发展规律是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的四大热点主题,这为高效纾解我国乡村治理现实问题,创新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价值。

研究热点一:优化治理主体与构建多元共治路径。治理主体作为乡村治理工作开展的直接推动因素,已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构建科学合理、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结构是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创新乡村治理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在我国长期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乡村治理的主体是乡镇政府、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的问题。当前乡村治理出现的基层政权悬浮化、村民主体地位漠视等各主体“缺位”“越位”“卡位”的问题,不仅加剧了乡村治理危机,还导致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嵌入合作的机制缺失,影响到乡村治理效果。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综合施策和科学合理分工等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举措系统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乡村治理路径,整合多元主体,完善各主体间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为此,学界以高效发挥协同效应、保证乡村治理水平和成效持续提升、实现乡村治理主体路径创新为目标导引,就乡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展开了深入探讨:第一,规范乡镇政府行动逻辑。乡镇政府需坚持简政放权,从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全面打造服务型政府,做乡村自治事务的“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第二,村企合作是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集体应当与企业实施村企股份制合作,搭建村企联建党委,将企业党组织纳入村庄治理主体,实现企业嵌入乡村治理。第三,民间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筹措资金、获得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健全党委领导与政府负责机制、明晰社会组织职能、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渠道是推动社会组织融入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第四,村民在乡村社会中居于主体地位,应当通过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强化村民自组织意识和能力,从而使其认清自己的“主体”地位,增强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尤其需要注重挖掘、培育具有城乡双重地理属性的本土、外出新乡贤,发挥“水波纹式”的扩散效应,引导并激活村民乡村治理的热情。此外,各主体由于利益诉求、协商制度、主观认知差异导致的冲突事关乡村社会的发展稳定,只有通过满足主体内在诉求、重塑治理理念、规范主体行为、建构治理策略等角度全方位化解主体间矛盾,才能高效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优势。

研究热点二:更新治理理念与创新治理手段路径。创新乡村治理路径的源头是理念创新,形塑契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社会变革需求的新理念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环节。就传统乡村治理理念研究而言,首先,改革开放后虽探索出“乡政村治”模式,但在长期实践推进中传统管控性思维在“乡政村治”模式运行中盛行,造成村民自治被“悬空”、乡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退化。其次,由于长期依靠政府管理,作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的村民,缺乏正确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思想观念,抱有“等靠要”的思想,其主动参与意识和能力明显匮乏。再次,政府在管理结构和管理手段上的粗放式,导致了乡村治理成本的增加和乡村治理资源的浪费。就创新乡村治理手段研究而言,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善治、协同治理、合作治理、技术治理等治理理念的创新内化下,乡村治理手段逐渐由单一化向综合性、弹性化、适用性等多样化的方向转变,通过夯实自治、依托法治、依据德治,来培育现代村民,完善政策法规,重塑道德秩序。有学者提出,通过建设国家基础性权力、建构村民主体话语权、强调多元治理技术等柔性治理手段,拓宽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从而回应乡村治理转型的深层困境。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在柔性治理的基础上,针对乡村社会日渐脱离“地域限制”、呈现流动性新特质,提出乡村脱域性治理范式,以期构建出一套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到治理手段高度弹性的乡村治理网络。

研究热点三:配置数字资源与夯实技术治理路径。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自此,数字技术被逐渐嵌入乡村治理领域,并产生“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概念。学界以数字资源、技术治理为中心的研究热点主题主要侧重于两个向度:第一,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价值逻辑。数字技术以其资源共享性、开放互动性、精准识别性等技术特质迅速冲破了传统社会治理的边界,打通了“预测、服务、协作”,进而实现乡村治理行动策略的前瞻性、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精准性、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已成为驱动乡村治理路径创新的核心动力。第二,搭建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在优化乡村数字治理基础设施方面,加大对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力度,升级改造乡村网络硬件,加强信息设备供应商协同合作,整合网络平台,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为乡村数字技术的开发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建设数字治理平台方面,通过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大数据专业技能的培训,培养一支会收集数据、能分析数据、懂解读数据结果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适当将高难度的数字技术外包第三方。利用专业人才队伍系统实施村级电子政务工程建设,打造乡村“数字政府”,从乡村实际情况入手,构建切合乡村发展现实需求的“网络问村政”“互联网+”机制,从而为村民提供智能化服务,实现“在线办事”“指尖办事”。在应用数字治理技术方面,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高质量采集乡村社会资源,锁定乡村自身特色与发展诉求,建设乡村发展数据库科学决策平台,实时监测更新乡村发展动态,为精准预判、积极干预、科学引导乡村公共安全提供信息支撑,深化源头治理能力和水平。

研究热点四:探寻路径历史演化与凝练发展规律。在治理路径选择定位方面,有学者对近30年乡村治理制度模式进行分析后发现,乡村治理虽始终以村民自治为总体制度性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一些村级治理单元被重新建构、治理边界限制被打破,使得乡村治理路径更加多样化,出现“合作协商”“多元自治”的发展模式和“下沉”“整合”“重组”的创新模式。综合来看,我国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经历了一个由单一主体治理到多元协同共治、由传统城乡分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由政府管控型到政府服务型的发展历程。在治理路径演进特点方面,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70年多来乡村治理路径进行分析后发现,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是中国乡村发展路径的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行政集权化的治理体制机制、城乡分治的治理思维体系、精英化的治理主体、技术化的治理方式上。“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和开放多元的治理格局是乡村治理路径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治理路径价值共性方面,有学者认为,在纵向时间阶段下乡村治理环境、路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实质上均体现着国家在特定社会发展背景、社会治理环境下提升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也有学者分析了乡村治理变迁历程特征,进而归纳出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为最高统领,以高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作需要,以平衡协调政府、农民的关系为治理内容,以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主旨,是贯穿乡村治理变迁历程的五条鲜明主线。

结 语

乡村治理路径研究是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伴随时代发展变化、国家政策出台,乡村治理路径日趋成为社会各界关切的焦点话题。本文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工具,对近15来乡村治理路径领域展开深入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乡村治理路径研究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学界的广泛关切,尤其自2017年以来,学界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快速激增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将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第二,通过对样本文献的作者合作网络、热点主题和发展脉系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内容集中围绕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内容等各要素展开,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且研究热点随时代阶段的变化而更新,紧贴社会时代发展背景。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虽不在少数,但彼此间合作却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第三,此后一段时间内,数字治理、路径效果评价、促进路径设计与实践情境的适恰性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侧重点。第四,依托量化工具直观呈现乡村治理路径的总体研究状况虽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借鉴意义,但在前期样本文献搜索、文献筛选剔除等环节难免会注入一定的主观因素,可能造成个别低被引频次或低下载量的文献不符合选取标准而被排除在外,导致无法覆盖该领域所有研究成果。同时,本文是在公共管理学科下进行的研究,故对经济学、文学、传播学等学科侧重较少。因此,本文在学科领域、研究范围等方面还存有一定不足,需要更多不同学科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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