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转换背景下老一代农民工回退效应研究

周建华，何 婷，李太创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农民工群体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壮大于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农民工队伍规模持续发展壮大，标志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7%，成为除农民以外中国第二大阶层或人群[1]。与此同时，经过40多年的时间积累，农民工自身结构经历着深刻的代际革命，步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代际转换阶段[2]。为方便讨论，本文对农民工代际划分如下：1980年以前出生在农村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被称为老一代农民工，与之相对应的是1980年及其后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代际转换，意味着新生代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老一代农民工则因年龄、家庭、就业竞争等原因正动态、渐次“离场”，即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退”成为老一代农民工显著的特征。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伴随着代际转换的持续发展，老一代农民工回退规模将越来越大。

务工暮期或务工职业生涯永久性中断必回乡村，即“离场”老一代农民工的最终去向是返乡回村，乡村或县城等已然成为老一代农民工新的流入目的地[3]。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地(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务工，其中，中老年农民工的数量在总体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高。由2017年的32.7%上升到2018年的33.2%、2019年的35.9%、2020年的38.1%[4]。这就是说，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回退的中老年农民工。这些具有特殊群体特征的农民工持续、大规模返乡对流入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促进抑或拖累？当下我国正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时期，这一特殊人群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积极作为有无可能？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代际转换视角，围绕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标签、主体特征，深度剖析其去向图景与回流后身份重建等问题，并围绕如何妥善解决老一代农民工回退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户籍、就业及再培训、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区分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差异及专注分析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少。少有的关于老一代农民工问题研究也多集中于养老方面。其次，本研究结合理论支撑和数据分析，一方面，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发现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另一方面，通过理论及数据验证老一代农民工的潜在价值，为其返乡后社会身份重建提供事实依据。

一、回退悖论：促进抑或拖累

经过40多年的积累，农民工群体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年龄结构差异。自2015年以来，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攀升，老龄化特征日渐突显，平均年龄从2015年的38.6岁上升到2017年的39.7岁、2019年的40.8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则由2015年的17.9%上升到2017年的21.3%、2019年的24.6%，2020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5]。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增大回退家乡”是他们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背景下作出的自愿抑或无奈的选择。学界有必要认真审视“老一代农民工回退”假设[6]，这直接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转换[7]。

农民工回退或返乡是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中国特色现象，构成了与农村劳动力外流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经济现象[8]。当前，关于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回村的异质性决策和差别性效应，大致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为生命周期或家庭责任而中断流动经历，重新与土地结合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是务工生涯福利降低的结果，是对职业损益的一种理性反应，对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期望值并不能太高[9]。相关案例证据也表明，高龄农民工大多创业意愿相对较低，重操务农旧业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重拾土地细碎化经营，不利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10]。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老一代农民工的勤劳和坚韧令人敬佩，他们继续奋斗的热情还很高，回退农村只不过是转移战场[11]。可以说，他们是从农村出去返乡的“留学生”，对当地经济社会结构调整起基础性推动作用，能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资金、技术、社会关系有效地 “桥接” 起来[12]。他们为“未来谁来经营农业”提供新的思路，所引发的乡村人力资本革命对乡村振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3]。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许多老一代农民工拥有丰富的务农经验，他们结束务工生涯后回退乡村能够继续务农[14]；和传统农民相比较，老一代农民工视野更开阔、更能接受现代农业经营方式[15]。林亦平等也指出，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在农村老人的物质满足和精神慰藉方面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养老状况，促进社会稳定[16]。

总体而言，前面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拖累说”；后面一种观点可称之为“促进说”。二者的分歧在于乡村能否成为老一代农民工积极作为的新空间。对此，“拖累说”强调的是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特征及负向效应；“促进说”强调的是乡村振兴语境下这一特殊人群的相对优势及积极效应。本文认为，“促进说”更契合我国乡村振兴对未来农村人口流动性治理的主体优势及正向效应。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持续涌进城市形成“非农化”的就业状态。这一片面的、单向的乡—城的人口流动常态，虽然满足了工业化、城镇化对大量用工的需求，纾缓了城乡就业压力，但也隐掩着一些深层次矛盾，不利于农业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一方面，18-40岁青壮年的大量外流、留居城镇，引发农村人口流失严重、整体素质下降明显，导致“超龄化”“空心化”“妇女化”现象产生。据预测，到2035年，农村常住人口将减少到3亿至3.5亿，其中，60岁以上农村常住人口比例将达到50%[17]。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城市吸引过去，农业生产活动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这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最直接因素，大大延缓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智能化转型。长此以往，农业农村难免走向衰败。可以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凝人心”“聚人气”，要吸引、吸纳那些懂农业、爱农村、会经营的人去农村就业创业、创新致富。从年龄结构来看，50岁以上老一代农民工大多从事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习惯农村生活，熟悉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经历又使得他们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更多的生产技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回退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劳动力“超龄化”“空心化”“妇女化”问题，为乡村振兴带来“补位效应”。

二、分析框架：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回村促进效应

乡村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兴则国家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从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条件看，人口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返乡的老一代农民工是农村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身份、特别的经历使其在乡村振兴中有着独特的补位优势，若能积极作为，将产生多重促进效应。

(一)新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地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其对经济增速的贡献不可小觑。伴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积累，本地农民工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9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5.0%，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3.2%；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9.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1.1%；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低了近10岁，而且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前者将近是后者的两倍[18]。通过数据比对发现，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选择返回家乡。

各界公认，“人口红利”指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尤其当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时。依照这一观点，年龄增大选择返乡的中老年农民工仍然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2018年，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达6 343万[18]，按66%返乡比例计算，平均每人再继续工作10年，所释放的人口红利将非常可观。国际经验表明，中老年劳动人口就业状况直接影响一国劳动力整体供给，提高他们参与经济社会的意愿和能力，将增加社会财富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序引导回退老一代农民工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将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减少人力资源的闲置浪费。

(二)传统文化继承与变革效应

乡村文化，是支撑中国农业农村良性运行的重要支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灵魂。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作为传统文化之根的乡村文化日渐式微，正经历着“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的剧变。原有通过血缘、邻里关系所表现的社会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我们祖辈身上那种朴实、勤劳、诚实、自强不息等优良品格在年轻一代身上有淡化趋势。农民缺乏协作精神，功利化、个体化、疏离化加剧。一些传统风俗只在一些农村老人身上保留，年轻人早已淡忘或根本不以为然。“中青年农民的行动牵涉到仪式的全过程——策划、组织、制作、导演、演练、表演、观看、评论等，这一行动群体的缺失，使很多农村习俗仪式的操演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削弱了村落文化的根基。”[19]

返乡农民工在对待传统文化习俗问题上代际差异明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不少一从学校出来就生活在城市，对农村的传统习俗知之甚少。老一代农民工虽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初小文化居多，但他们大多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对农村传统文化习俗比较熟悉。他们又有过外出务工经历，比没有外出过的农村老人更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他们是传统家族文化继承与变革的最为核心的力量，回退农村后对农村传统文化习俗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家庭幸福感增进效应

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人的振兴，乡村振兴要重视家庭振兴。家庭是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微观主体以及生活富裕的最终依托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某种程度上要依托幸福家庭中“个人梦”的实现。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大量青年劳动力单向地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在户籍制度刚性约束下，中国的乡—城迁移更多表现为人的流动，无法为家庭化迁移提供充分条件，使得农民工不得不与父母、子女处于生活分离状态。与家庭成员分离的打工模式虽然增加了家庭收入，但家庭结构与功能出现破损，父母角色弱化，情感沟通不畅，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突显。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留守妇女的人数约占20-59岁农村妇女总数的14%。与家庭成员分离型打工模式会带来许多农村社会问题，影响乡村振兴中创造乡村幸福生活的实现，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回村可以增进家庭幸福感。

之所以强调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对增进乡村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该群体在家庭生命周期中所处阶段的特殊性，他们既为人子女又为人父母，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乡村振兴为他们回乡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机会，增强了家庭生计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城镇化中分离型家庭更加集中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快速的城镇化使他们离开农村，为了生计不得不与家人处于分离状态。因此，老一代农民工回流后弥补以往家庭角色的缺失，可以极大地促进家庭幸福感。

(四)乡村建设行动补位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调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要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但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仅仅依靠域内农民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流进大中城市并进入非农领域。虽然，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领域转移是一个世界性普遍现象，但与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转移劳动力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特征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青壮年劳动力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7.6%[18]。这些外出务工农民工扮演着“场外人”角色，缺乏参与乡村经济发展、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回流”所带来的乡村人力资本对乡村建设行动具有革命性意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相较于没有外出过的农村老人，老一代农民工见过世面，思想观念更开放，更能接受新的农业耕作方式等新事物；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历。老一代农民工持续回退，无疑为乡村建设带来新的希望。有着务农经历和非农就业体验的回退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或将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当前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状况。

三、问题回应：促进回退效应的实现

老一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多年为经济增长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特殊人群。之所以说他们是特殊人群，是因为与其他流动人口群体相比，其具有清晰的代际边界，有着独特的问题特征。即使是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也不是高度同质，在诸如工作性质、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就业状态等方面有较大差别。随着时间推移，主体内部分化还将持续。由此，不同类型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能力与发展意愿方面会有明显的差异性、多元性，在返乡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际遇与发展选择。讨论老一代回退农民工积极作为问题，实质上是要探究回退劳动力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对处在特定生命历程阶段、具有特殊身份的回退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积极作为必须与乡村振兴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乡村振兴中寻找到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差异化发展空间。本文依据回退老一代农民工去向意愿与发展能力双重因素，建构一个“多元去向—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将回退老一代农民工划分为返乡创业型、重拾务农型、继续务工型、家庭导向型四类(如表1所示)。不同类型的回退老一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突出，积极作为空间差异性明显，产生多样性效应需差别化政策支持。

表1 基于“多元去向—发展能力”框架的回退老一代农民工分类

(一)返乡创业型：助其搭建施展拳脚的舞台

返乡创业型老一代农民工是该群体中识别度最高、最具发展能力、最富积极作为潜力的回退老一代农民工，走向回退之路更多不是出于无奈、焦虑，而是一种主动自觉行为。该类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务工多年，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掌握了丰富的现代化生产经验与技能，有了相对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可以引导他们有选择性地进入乡村民俗、健康养生、特色小镇、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中进行创业。就具体的职业去向而言，他们可能转变为农场主、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有可能成长为农创客、共享农庄、农村电商、直播直销等创业者。他们的积极作为，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经济收入，还能产生带动效应、社会溢出效应，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带动农民致富，有利于缓解乡村发展中面临的人才窘况，使他们成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值得重视的是，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禀赋条件相对较弱及教育程度普遍要低。由此，为提高他们返乡创业成功率，助其搭建施展拳脚的舞台显得尤其主要。首先，要广泛开展国家创业支持政策的培训，并为其提供法律、税务等相关咨询服务，根据可能的创业去向，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政策培训。其次，要鼓励他们依靠自身优势和特征，充分利用乡村资源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对返乡创业成果给予一定奖补。再次，要提供多种形式的资金支持，政府可以考虑设立返乡创业小型贷款基金，以扶持返乡农民工发展小微企业。最后，要支持创业载体建设，可以在土地使用、厂房建设、荒山利用等基础条件方面给予适当支持，降低创业成本。

(二)重拾务农型：促成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

重拾务农型老一代农民工，一般主观上有较强烈的发展意愿和工作热情，但因受教育程度有限、非农就业竞争力匮乏、经济实力不足等限制，客观上带着些许无奈，重新回到传统的农业领域中，以务农等为营生。年轻时进城打工、年老再回乡务农是这一群体职业生命周期极为完整的人生写照。1987年在贵州省湄潭县试点且随后在全国得到推广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使得老一代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外务工，但名下依然保留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0]。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他们重拾务农变得更加容易。就这类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价值而言，可以起到农业发展“储水池”的作用，回答了“谁来务农”的问题，将缓解农村发展中“超龄化”“空心化”“妇女化”问题。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由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正是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恰恰处于中上等收入阶段，这表明我国正处在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期，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该类老一代农民工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显得非常迫切。从职业去向看，他们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参与者、乡村治理的精英能手，要引导他们通过发展乡村车间、手工作坊、家庭工场、体验农业等实现就业，鼓励发展乡村养老育幼、家政服务、资源回收等生活性服务业；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等配套政策，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和规模效益；要进一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要着力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其重拾务农的职业定力。

(三)继续务工型：引导其到小城镇落户

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出就业农民工中，省外就业人数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省内就业人数比上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18]。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选择的流动地域出现分化态势，对于农民工外流务工选择地，40岁以下的多数是省外，40岁以上的则转变为以留在本地(县、市)为主[21]。由于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人口，而户籍所在地不包括地级市，由此可以推论长期形成的乡—城人口流动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家乡县城等小城镇已然成为老一代农民工务工和聚集的重要空间。与返乡创业型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继续务工型老一代农民工也有较高的识别度。他们经过多年的打拼，一般拥有了一技之长，积攒了一定财富，具有不断向上的意愿，但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条件不佳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在大城市实际上处于边缘人地位，回退县城等小城镇表明他们对在城发展没有信心，但“市民化”梦想依然不放弃。就这一群体回退乡村的社会价值而言，他们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粘合剂”，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应在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中，为继续务工型农民工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定居意愿的，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改善落户小城镇成本，引导他们在小城镇落户发展。

(四)家庭导向型：着力解决其后顾之忧

家庭导向型老一代农民工或因个人、家庭处在特定的生命周期节点(比如自身年迈体衰、子女需要照顾或瞻养老人等)而选择回流。他们在主观上并没有强烈的向上发展意愿或追求家庭经济的目标，而是选择“平凡度日”。那么这一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实现积极作为？显然，他们与其他回退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至关重要。一是他们是乡村振兴的“稳定器”，虽然没有强烈的自我发展意愿，但对维护社会稳定、增进家庭幸福的作用不可小视。二是与传统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非农就业经历使得他们在知识储备、经验技能、眼界视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隐性优势，其社会价值或可汇聚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进力。在短期内，要综合考虑这一群体的个人发展意愿和社会发展需要，给予其人文关怀和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重点解决其养老、医疗等基本民生问题，综合各种资源渠道为其开发乡村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这类老一代农民工。从长远看，对那些已经度过特定生命周期节点的，可以通过职业培训等提升相关技能，从而使其发展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

四、余论

由于所处生命历程特定阶段使然，老一代农民工同时面临着养家与养老双重压力。回退是他们在年龄、家庭、就业、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作出的自愿抑或无奈的选择。他们大多有过务农经历，对家乡有着天然的依恋是其选择返回家乡的内在动力，更能在全面乡村振兴宏大背景下发挥不可或缺的“补位效应”。为妥善解决老一代农民工回退问题和发挥其社会价值，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加强对返乡回村农民工动态监测。从生命历程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不愿也无力在城市定居，而是恋土返乡。但返乡之路并不平坦，在相关政策欠缺的情况下，面临着更多的无奈与焦虑。从家庭周期来看，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面临着更多的责任与压力。鉴于目前还缺乏统一的老一代农民工统计项目，建议将包括回退老一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村低收入者纳入动态监测人群，将其作为农民工动态监测的重点。

第二，要增强应对农村养老挑战的内生力量。受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的城乡倒置现象，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城镇地区。要加强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城乡联动、主体互补，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第三，要构建差别化政策支持体系。毫无疑问，老一代农民工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特殊群体。他们最终选择回退乡村已然成为常态。为他们提供返乡后新的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仅直接关乎老一代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农业农村发展及社会稳定。由于个体、家庭、务工等特征差异性的存在，老一代农民工回退乡村后其发展诉求呈现明显的多元性，应从“人”的角度，顺应“逆城镇化”趋向，构建差异化政策，为他们搭建多层次、多形态施展拳脚的舞台。

第四，要形塑城乡双向流动新格局。相关研究表明，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农民大多属于兼业农民，在特定的区域内可自行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活动。培育兼业农民也可以是我国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兼业农民或将成为老一代农民工平稳有序回退乡村的身份过渡。从这一意义上讲，兼业农民是打破城乡藩篱的重要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器”。因此，应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城乡交通便捷性，破除城乡分割体制，切换成“在县城镇打工、居住在农村或者从事农业生产、居住在县城镇”的人口流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