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写作的特质和诗性呈现机制
——以梁晓声《人世间》为中心的考察

谭 天

近年来，带有显著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质地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戏剧影视（包括一些纪录片），都因为真实而鲜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人间烟火气而广受关注和好评；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也正是读者、观众对于当下现实的体认和深入了解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激励了作者们对于文艺作品现实主义特征的追求和探寻，由此推动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级文本的涌现。当前，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写作的独特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对于历史真实和人性内核进行了双重批判，着眼于当下人们关注的问题，树立了一种立足此岸的时空观念。它尽可能以一种客观写实、包容并蓄的态度，将真实的社会现实呈现给读者，让他们自行判断思考、产生共鸣，从而形成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开放性的文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主义写作在当下正面临困境，阅读小说的读者可能更倾向于考察其审美性和艺术性，而关注现实主义讲述手段的受众则更愿意选择视听效果丰富的影视作品或更具时效性的电视新闻。同时，现实主义写作本身也良莠不齐，有的作者为了追求真实，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有的作者注重发掘深邃的思想内核，过于追求史诗性而在深刻地表现现实生活层面作了退让。在此背景下，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用丰富充沛的细节和艺术的真实呈现了“生活之繁复丰盈”，勘探出“生命深刻的困惑”。

一、现实主义写作的人之常“情”

“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茅盾与郑振铎倡导“血与泪的文学”，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为一百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开辟出了一条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现实主义写作的价值和魅力有增无减。我们透过那些带有现实关怀和人性温度的笔触去贴近作家笔下的人物，与其产生穿越时空的共鸣，时代虽日新月异，但人性相通，不变的是人之常情。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反映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如陈应松所说：“长篇小说是一个国家文学的象征，是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重器，是作家成熟并收割的标志。”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面对时代沧海桑田的变化，自觉向变化中人的存在发问。与其说他们关注时代，不如说他们更擅于敏锐地感知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特征，以自身非凡的洞察力，追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独一无二的“现实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以及对于生活的追求和心灵世界的探索是不同的，这些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品格，并更容易被同代人所识别接受，进而产生情感的激荡和思绪的联结、共鸣。因而，现实主义经典之作的确定某种意义上也是具体的读者的行为, 只有与作品相遇、攀谈的读者才能够让休眠的文本重新复活, 进而使经典被确定。

《人世间》是梁晓声耗时五年完成的115万字的鸿篇巨制，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光字片”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映射出中国社会五十多年的沧桑变化，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大获成功，在不同社会阶层、年龄层次观众中引发热议。这首先源于《人世间》塑造了饱满立体、真实鲜活的人物群像。这些角色不是黑白分明的，其中既没有完美无瑕的正面人物，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他们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不能简单用“好”或“坏”来划分。他们一律平等地承受生活的苦难，甚至把苦难当成生命中的绳结，以苦难为支点获得向上向前的能量。梁晓声写出了底层人民遵循的最朴素的道德伦理：“他们是庸常之辈，但他们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做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为了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全面体现了梁晓声的文学信念和‘好人文化’观”，“‘好人文化’乃是平凡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卑微坎坷的底层百姓克服人生艰辛、走出命运困境的依靠”。《人世间》对人物的立体式塑造展现出作品的审美意识和思想厚度，现实主义写作并非纯粹镜像式直白地反映现实，而是加入了对于人性和时代的深入思考。每个人的为人处世以及所做出的选择在受到自身性格和道德感影响的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时代品格。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但不是所有个人化的情感体验都能凝练为一代人的内心情感，现实主义写作必须在现实基础上进行加工修剪，通过呈现“人之常情”，捕捉到生活的真理性一面。正如梁晓声所说：“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在这里，梁晓声对现实是有使命感的，他所要书写的“时代本身”，其实是由“人的命运的沉浮”来体现的，换言之，经由文学处理的现实不仅要能够反映一代人的生活经验，而且要为一代人提供理性思考的素材。

《人世间》中的周家人似乎总在承受接踵而至的苦难，这种世事无常是真实的。很多文学作品为了增加戏剧性，会在极端绝望的时刻引入一束别处的光源，这光源有时毫无来由，却治愈了读者，更易于读者接受。但《人世间》不是这样，周秉义、周秉昆、周蓉都在承受命运的重压而时常面临没有出路的绝境。拯救的力量不来自外在，而是源于他们的内心。周家兄妹都能在“无常”的世事中坚守着自己内心的“恒常”，特别是主人公周秉昆，他内心朴素的道德坚守，支撑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活和心灵的困境。比起考上北大的哥哥和姐姐，酱油厂工人周秉昆是典型的平民代表，但这样一个普通人却极为重情重义，他是“六君子”中的精神支柱，对郑娟的孩子视如己出，将房子让给赶超夫妇，代替哥哥姐姐照顾年迈的父母，支撑起整个家庭。他始终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承受跌宕起伏的命运。《人世间》将人物置于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居于变动中的人之常情。“变”与“常”在小说中形成了复杂的张力，从表层看，时代背景是相对稳定的，各人的离合悲欢、生老病死是在变化着的，可从更深层上看，我们可以感受到变化着的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和社会，真正不变的是留在人内心深处朴素的道德感和价值感，以及印刻在回忆里的温情。这也是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所追求的现实主义温度和理想的人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越来越多，文学作品和其衍生出的艺术作品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苏童的《妻妾成群》、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毕飞宇的《推拿》、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彦的《装台》、阿耐的《大江大河》等都得到了成功的影视化改编，而这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或具备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时代问题往往是通过“我的问题”去加以呈现，而极具个人化色彩的“我的问题”能与时代问题有多少重叠，“我”的个体化经验能否真实反映这个时代的痛点，这就有赖于作家自身的情感体验、价值体认、创作视野和精神境界。作家如果能在时代大背景中找到书写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并细致地耕耘，深挖小人物的心理世界，丰富人物的生活和内心，让人物鲜活生动，让故事丰沛动人，这样真诚的作品自然能够被时代接受，而丰沛的生活细节和严密的故事结构以及富有性格张力的人物也为改编奠定了基础。

二、从诗性维度重申现实主义写作的审美意识

曾经在文坛甚嚣尘上的一种论调是，现实主义过时了，甚至被罗伯-格里耶看作是“一种庸俗的处方，一种学院派”。在我看来，也许许多应时而生的流派和主义都会在风靡一段时间后消亡，在承担完自己的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主义不会，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将什么视为“现实主义”，如果将所有取材于生活、立足于当下、又指向着未来，能够与时代同构的作品，都视为一种现实主义，一种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反映，那么，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多丰富，现实主义写作就会有多丰富，我们的生活永恒地发生着变化，现实主义写作就会呈现出与时俱进的不同面貌。而为了使现实主义小说永远保持活力，除了更加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拓展书写领域，也要增加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诗性审美。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和诗性审美是相辅相成的，并不会对彼此减损半分，古典文学中诸如《诗经》那样现实性很强的作品，其肌理依旧可见深厚而又清新的诗性。可以说，真正的现实主义经典恰恰能够使人觉出一种诗意的特性，捕捉到日常生活之下涌动着的审美理性的暗流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辉。梁晓声的《人世间》强调了平凡人生的重要美学意义，生活的粗糙感和真实感是美的，并且因为埋藏其中的欢乐、爱、温暖而不断增色。同样书写知青生活，梁晓声没有将“知青”经历当作一种创伤来批判、诘问和反思，而是将其与青春岁月联系起来，展现人性的温暖和理想的澄澈，为《人世间》在历史感和粗粝感之外又增添了更多诗意浪漫。

文学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意识形态，作家通过想象虚构出情节、场景和人物形象，将自己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两相观照，从而对现实人生的意蕴和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优美的文字能够给人以美的感受，深刻的思想内涵能够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和思想的触发。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向外与作者、世界对话，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和灵魂上的碰撞，向内则与自己交流，挖掘内心深处沉潜的思绪。可以说，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审美性，其他任何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审美功能，文学只有具备了审美价值，才能够吸引读者阅读，才有后续一系列功能发挥的可能。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非仅着眼于复制眼前的现实，而是能够以艺术的手法超越时代，挖掘出同代人所未曾意识到的更深层的东西，它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到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揭开时代面纱的一角，窥破人性深处、存在本质的奥秘。

富有经验的作家通常不会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故事，而是精心布置结构，裁剪情节，把旁逸斜出的枝丫统统砍去，同时会刻意增加一些带有浓郁诗意的片段和描述。诗性思维和诗意呈现，或许是一组抽象的概念，但作者悲悯的情怀和强大的叙述能力是造就出诗性的必备条件。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的语言是有温度的，他不急不缓地娓娓讲述，使得读者能够在文字的空隙里呼吸游弋，跟着命运之河的起伏而起伏，不至于被接踵而至的苦难压抑得喘不过气。在这部作品中，苦难与诗性并行不悖，悲剧散发着柔和的美。现实主义作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叙事节奏和叙事手法，对故事进行安排演绎，在诗性思维的统照下，呈现出节奏合宜的文学作品，在其中蕴藏自己的审美意识，从而对读者产生美和善的教化。梁晓声曾表示“《人世间》值得对从前的中国及民间缺乏了解的年轻人读一读”，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点鲜活的、有质感的认知内容，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梁晓声所期望的文学的“作用”。

三、现实主义写作的人性弧光及诗性呈现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比如现代派小说中，人性善恶的挖掘往往不是作品的核心，人物塑造甚至情节叙述都不是最重要的，它突出表现着一种精神迷茫的困境，却不能提供任何解决途径。这类作品一经诞生，就自主筛选着读者，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识别看似无意义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思想魅力和思维张力。但现实主义却是根深叶茂，牢牢扎根在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的，它的所有素材来自人们的实践，来自他们独一无二又带有鲜明共性的生活经验。大多数读者都能够读懂现实主义的故事，贴近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和世界观，因为生活经验的相似，他们很容易就能够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精神的启发。因此，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在《人世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入人心，从周家三兄妹到光字片“六君子”，从高干子弟郝冬梅到出生底层的乔春燕，甚至强奸犯骆士宾，没有一个是“扁平人物”，全都血肉丰满，立体多维地站立在读者面前。读者跟随人物的命运遭际而喜悦悲伤，完成一部作品的阅读，也是完成了自己灵魂和精神的一次洗礼和升华。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中，大部分是琐碎平庸的事件充斥着生活，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却能够以自己精神层面的道德感和民间传统的价值判断为盾，对抗着激变的、物欲横流的时代，这就是闪烁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会褪色的人性弧光，它折射出世界的诸多面相，将人性的自私与丑陋、金钱和权势的朝夕之变揭露无遗。周秉昆是个庸碌无为的人，没有学历、没有好工作，甚至为了守护养子，在争斗中误杀了骆士宾，锒铛入狱十二年，但他却竭尽全力用不宽厚的臂膀为周家遮风挡雨，慷慨帮助比他更弱小不幸的人。在善恶进退的选择中，他始终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正如小说结尾，他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梁晓声认为“民间的中国感受如何，是佐证中国发展进步的首要方面”，所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老百姓出发，去“佐证时代”，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是可感可触的一条可行途径。而这种可行途径，也是现实主义概念传入中国后在其本土化的发展中予以中国作家的最直接启示和最有效的影响，即“找到一条用文艺作品去认识和改造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而又不失审美魅力的社会动员途径”。

不少读者也许会困惑为什么周秉义和周蓉没有在周秉昆需要时拉他一把，但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魅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再亲密的关系也非牢不可破，甚至越亲近的人之间越容易产生裂痕。同时，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周秉昆的坚持和挣扎将显得更有意义，更加让人震撼。周秉昆一直为了生活的温饱疲于奔命，庸庸碌碌，但他身上恰恰体现出某种强悍、坚韧的诗性精神。看似被现实摆布的生命从未真正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比如他不理会世俗观念，娶了被强奸还带着儿子的郑娟，大胆创业开办饭馆，出狱后也努力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可以说，这个底层小人物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梁晓声用诗性的方式刻画人物形象，勾勒触动人心的弧光。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越来越立体而厚重，也更加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和打磨。特别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只满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完成对于人物形象的把握，环境、心理、细节……都可以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让人物闪耀出诗性的光芒，微弱却恒久，历经风吹雨打也不会熄灭。

梁晓声作品中的诗性还体现在作品透露出的含蓄蕴藉的审美意识。《人世间》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取向，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温柔敦厚。梁晓声在批判现实，揭露诸如阶层分化、贫富差异、权力崇拜等问题时，“未曾刻意颠覆现实，抒写平民的悲情人生也不会将人物命运引入极端与荒诞”。他没有给予人物道德评价，而是提供了多重的阐释空间，是非对错是需要读者在接受这场审美体验时自行感受和判断的。读者在阅读时不是被灌输、被说教，而是在一种徐徐的语调中感受到现实在不同角度中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以及由此暴露出的人性的幽微曲折。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个体，也许身处其中我们很难察觉到。但这种文化的浸润是春风化雨的，一如渗透在《人世间》中的“孝义”与“道义”，影响了读者的美学期待和接受视野。读完《人世间》后，很多读者会感到意犹未尽，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是东方审美的魅力。

现实主义和诗性呈现在梁晓声的作品中达到了圆融和谐、不露斧凿的境界，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又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人物塑造、价值传递、情节设计都耐人寻味。这也是当代许多文学作品极力追求的一种平衡，在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家此种探索的努力。而梁晓声作品《人世间》在屏幕内外都大获成功不是偶然的，这部作品反映了一代人甚至多代人的生存经验和精神困境，即便新时代人类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但人性是具有相当强的传承性的。现实主义特质是文学作品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其能够永久焕发生命力的源泉。而诗性呈现则赋予了现实主义写作以丰富的审美性和强大的感染力，让其不至于在纷繁平庸的现实中被埋没。用诗性的呈现方式给予现实主义更宽广深厚的容量，让其拥有更大的表达和书写空间，这样的作品就算几经改编、历时许久，依然能够焕发新的生机，邂逅新的受众。

【注释】

①[德]本雅明：《启迪》，[德]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9页。

②陈应松：《长篇小说的突破》，《长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

③参见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④梁晓声：《人世间》（上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页。

⑤刘起林：《1990年代背景与梁晓声“好人文化”的历史生成》，《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⑥丛子钰、梁晓声：《现实主义亦应寄托对人的理想》，《文艺报》2019年1月16日。

⑦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⑧[法]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29页。

⑨[春秋]孔丘：《论语·阳货篇》，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18页。

⑩梁晓声：《书写城市的平民子弟》，《文艺报》2018年2月23日。

⑪梁晓声：《人世间》（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页。

⑫梁晓声：《文学是为了让人类的心灵向善向美》，《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9期。

⑬王一川：《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

⑭卢桢：《与时代同构的平民生活史：论梁晓声〈人世间〉》，《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