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称呼、生年及相关发明考辨*
——以《墨子》的载述为中心

尹 雯

（1.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2.兰州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鲁班之名早已超出其称呼本身，而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鲁班奖”，即以其命名。但从目前已刊布的研究成果看，对鲁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班文化、鲁班形象、工匠精神等方面。有学者指出，学界对鲁班姓名、身份、生平等细节问题的研究并未真正突破假说的阶段［1］。可见，考证鲁班基本信息的难度较大，导致一些问题依然模糊不详。

《墨子》中关于鲁班的记载较为集中，时间也较早，但西汉以来几乎无旧注（图一、图三）。 清代学者汪中最先全面校勘《墨子》，而后毕沅以明道藏本为底本整理《墨子》。 孙诒让在毕本的基础上，集十余家之说，广泛征引相关文献，进一步校勘、训释、考证，积十年之功完成了《墨子间诂》（图八，图十一）。梁启超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2］曾繁仁称：《墨子间诂》是清中叶以来文化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3］。解启扬认为它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校释上［4］。 本文拟基于《墨子间诂》关于鲁班其人其事的钩稽考辨，进一步搜集相关文献，考察辨析鲁班称呼、生年、发明①一些文章中，将不少器物都归为鲁班之发明，这个问题需谨慎，本文不作讨论，暂称为鲁班发明，后同。等基本问题。

1 关于鲁班的多种称呼方式

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多种关于鲁班的称呼。 唐代颜师古、宋代吴仁杰和郑樵、清代顾炎武等都注意及此，但一直围绕公输与鲁班是否为同一人而讨论，且只言片语，并未细究这些称呼的来龙去脉。萧鲁阳在《公输般不是滕州人》一文中否定了“二人说”，同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公输与鲁班是同一人［5］。 遗憾的是，该文的研究重点并非鲁班的称呼问题，所以没有详细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汉书人表考》（图二、图七）“公输般”一条下罗列了多种称呼，有“般”“公输”“输子”“鲁般”“鲁班”“班输”“输班”“公班”等，认为均指鲁班一人［6］。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为便于表述，可将上述称呼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公输”“公输子”为代表的尊称；二是带“般”或“盘”字的“般”类称呼；三是带“班”字的“班”类称呼。 “输子”仅见于《盐铁论》，暂将其归至尊称；“鲁斑”甚少，在东汉石刻《郙阁颂》中出现，依字形可归入“班”类。

1.1 尊称与“般”类是早期称呼方式

在《墨子间诂》中，孙诒让也指出多种称呼均指鲁班一人，并两次作注，广泛搜罗相关文献，但并未对各种称呼出现的原因加以探究与说明。

在《墨子·鲁问》“公输子”下，孙诒让注曰：

《文选·西都赋》中薛综注：“鲁班，一云公输子，鲁哀公时巧人。”《孟子·离娄》篇云：“公输子之巧”，赵注云：“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或为鲁昭公之子。”《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对。”郑玄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后《公输》篇作《公输盘》［7］479（图十一）。

孙诒让旨在说明“公输子”就是鲁班，且般、若之族多有技巧者，却没有进一步解释“公输”。据《礼记·檀弓下》：“季康子母死，公输若为匠师之官，年方幼小。”郑注：“公输若，匠师。”［8］401（图五）稽诸先秦两汉文献，以“公输×”称呼某人者，仅有公输般与“公输若”，再无他人，这说明“公输”并非姓氏。“公”在西周时是对国君的尊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出现在爵称、官职名里，如“公士”指战国时秦国的军功爵，“公路”是春秋时期晋国掌管国君乘车的官职， 所以称呼里的“公”在先秦时期具有区别于一般百姓的意义［9］。先秦文献中没有单独以“输”称呼鲁班的情形，故其非“号”，且“输”有提供之意，由此可见，“公输”和“公路”一样是官职名，指“匠师”，为该族承担此职者承袭。 时过境迁之后，“公输”这个官职名随鲁国灭亡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加之秦汉以来“公”的称呼范围不断扩大， 于是人们在其称说中不再言及表其职守的“公输”，而是冠之以国籍“鲁”，以“鲁”易“公输”，强调公输般曾是鲁国人，这在情理之中，如西汉的《淮南子》中就出现了“鲁般”［10］。 《墨子间诂》正文中多使用“公输”“公输子”等尊称，与明道藏本《墨子》一致。 《孟子》《慎子》《荀子》《汉书》等文献正文亦然，可见含有“公输”的尊称多为鲁班在汉代之前的常用称呼。 此前，关于“公输”的解说众说纷纭，如颜师古以为是姓氏，梁玉绳称“公输”是号［6］，这些缺乏依据的作解，均不可信。

《墨子间诂·公输》篇首句“公输盘”下，孙诒让再次对鲁班的称呼作注，进一步说明“公输盘”就是鲁班，重点论及“般”和“班”：

毕云：“《史记·孟子荀卿传·集解》《后汉书·张衡传》《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注皆引作‘般’，《广韵》引作‘班’。”诒让案：《世说·文学》篇刘注、《文选·长笛赋》《七命》、郭景纯《游仙诗》、司马昭统《赠山涛诗》李注并引作“班”，《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爱类》篇、葛洪《神仙传》同。《吕览》高注云：“公输，鲁班之号，在楚为楚王设攻宋之具也。”［7］482

细考所引文献，毕沅已意识到“般”类方式在汉代文献中使用广泛，孙诒让也在思索“公输盘”同“般”“班”之间的关系，但限于全书的体例，他没有展开论证。

首先来看“公输盘”。《墨子·公输》之外，“公输盘”不见于其他文献。 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般”“盘”古音相同，都为並母元韵［11］312，且“盘”（繁体作“盤”）的声符为“般”，那么“般”“盘”可交替使用，均属于“般”类方式。 《墨子》中使用的称呼方式只有“公输子”和“公输盘”两种。 《尸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礼记》《淮南鸿烈》《列子》等书中，都使用“般”类方式，不见“班”类。这说明，从战国至西汉，“般”类方式和尊称方式是鲁班称呼的主要方式。 孙诒让在其《墨子间诂》自序、注疏、《墨子传略一》自始至终只使用这一种称呼，梁启超等学者亦然，可见“般”类称呼因其出现早而在清代学者层面被广泛认同，也说明其历经千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彻底不见“般”类称呼方式应是近现代以后了，涉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将另文研究。

1.2 “班”类称呼方式的出现

如上文所引，孙诒让罗列了许多有“班”类称呼方式的文献，但都出自东汉以后的注解，如《孟子·离娄》赵岐注、《吕览》高诱注、《文选·西都赋》薛综注、《世说·文学》篇刘孝标注、司马昭统《赠山涛诗》李善注，以及《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爱类》中的注等。他还引《渚宫旧事》：“墨翟重繭趍郢，班子折谋”［7］688。 可见，孙诒让在尽力寻找“班”类方式出现的源头，却没有找到线索。 所以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班”类称呼出现的时间以及如何逐步替代“般”类称呼等问题，需要澄清辨析。

如上所述，“班”类方式不见于先秦文献。两汉时期的5 种文献正文中出现了这类方式。 最早的当属成书于西汉末年的崔篆《易林》［12］，出现了“输班”“鲁班”“鲁般”三种方式：

既济：楩生荆山，命制输班。袍衣剥脱，夏热冬寒。饥饿枯槁，众人莫怜［13］9。

明夷：诸石攻玉，无不穿凿。龙体具举，鲁班为辅。麟凤成形，德象君子［13］420。

睽之:归妹：铅刀攻玉，无不钻凿。龙体具举，鲁般为辅。三圣翼事，所求必喜［13］313。

这里的“班”类称呼应是最早出现，处于由“般”到“班”的过渡期。东汉以来，“班”类称呼方式经历了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

《汉书》中出现了四种称呼方式：先是《古今人表》中列出“公输般”［14］937，然后有“离娄督绳，公输削墨”［14］2823，东方朔的答 语中有“管仲为冯翊，鲁 般为将作”［14］2860，继而《叙传》言“班输榷巧于斧斤”［14］4231。《汉书》为班彪、班固父子两代人所完成，从“公输般”“鲁般”到“班输”，体现了鲁班称呼在东汉初期的发展演变。

成书于东汉中期（汉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图十、图十二）载：“磑：也。 从石岂声，古者公输班作磑”［15］195。这也印证了由西汉常用的“公输般”过渡到“公输班”的现象。

《潜夫论·赞学》中出现了“公班”这个比较特别的“班”类称呼方式，可能是为了和“奚仲”字数相等而缩为两字，且在作者王符看来，“输”可省略之：

西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绳矩墨以诲后人。试使奚仲、公班之徒，释此四度，而傚倕自制，必不能也［16］。

《东观汉记》为东汉时史书，从班固至蔡邕，数百年中多人参与，后因董卓之乱终未完成，后世有辑本可据。 书中提及“鲁班门”［17］，此较于《说文解字》为晚。

“班”与“般”在先秦两汉时期已互为通用，《古字通假会典》收集了相关例证，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生子般焉’，《史记·鲁周公世家》：‘般作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班乎裔裔’，《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子虚赋》‘班作般’。”［18］149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班”古音为帮母元韵，拟音[pean]，《广韵》布还切，帮母删韵开二平声山摄，拟音[pan]［11］312；“般”古音为並母元韵，拟音[buan]，《广韵》薄官切，並母桓韵合一平声山摄，拟音[buɑn]［11］311。 何九盈认为，“班”“般”在上古音里同属帮母［19］。 “般”应是在上古音中就有帮、並两读，读帮母时音同“班”，读並母时音同“盘”；“班”字则从古到今只有一读，都是古全清声母字。 那么，根据上面的文献来看，“般”稳定为帮母一读时，为“班”类称呼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语音条件。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据高明《古文字类编》（图四），“班”不见于甲骨文而见于周代文献［20］488，“般”多次见于甲骨文［20］334。 可见，“般”在先秦时期使用较早，而“班”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不及“般”和“盘”。 这应为“班”类晚于“般”类的一个原因。据《说文》：“班，分瑞玉。 从珛从刀。 ”［15］14显然，“班”的字义在汉代已蕴含分玉、琢玉等精巧技艺。 那么，最先使用“班”类称呼的撰抄者，应是考虑到该字的字形字义较“般”更能体现鲁班能工巧匠的身份和特点。

综上，鲁班，鲁国人，能工巧匠，最初名“般”,联系其所任世职，故称作“公输般”，“公输子”则为其早期尊称，加国名“鲁”在西汉时出现在称呼里；“班”类称呼明显晚于“般”类，最早可追溯至两汉之间成书的《易林》；东汉时相继出现“鲁般”“鲁班”“公输班”等说，其中“鲁般”“公输班”是最终形成“鲁班”的过渡阶段；魏晋以来的文献中几种称呼方式交替使用，“鲁班”比重日益增加，并在唐代得到进一步认同，如颜师古注《汉书》中的“鲁般”时认为：“以其巧也，般与班同”［14］2862，李善注《文选·甘泉赋》：“般，鲁般也。般与班同。 ”［21］114

2 鲁班生年

鲁班到底生于何时？ 对此，专门的研究很少。 梁启超、钱穆、任继愈等学者考证墨子时，只顺带提及鲁班。相比而言，孙诒让对鲁班生年的考证较为深入，其将“墨、输二子年代参合较之”［7］483的研究方法，给我们以启发。

2.1 《墨子间诂》对鲁班生年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考证

孙诒让关注与鲁班有关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灵活运用取交集法推测其生年。 他写道：

公输盘，或谓鲁昭公子，固未必塙，然《檀弓》载季康子母死，时公输若方小，而般与敛事，则般必年长于若可知。考康子父桓子卒于哀公三年，其母死或亦在哀公初年，则般当生于昭、定间，自昭公卒年下距楚声王元年，亦以逾百岁，则苏说于公输之年又不合。窃以为墨、输二子年代参合较之，墨子之止楚攻宋，当约在宋昭公、楚惠王时。盖是时楚虽有伐宋之议，而以墨子之言中辍，故史无其事耳。《渚宫旧事》谓公输子南游楚在惠王时，其说盖可信［7］483。

孙诒让注意到了止楚攻宋和季康子母死这两件历史事件，从而否定了鲁班为鲁昭公之子的说法。止楚攻宋一事，先秦子书中多有记载，现代学者也认为真实发生过。 孙氏因鲁班若在声王时期生活已超百岁，而否定了止楚攻宋发生在声王之时（约公元前407年-前402 年），并进一步考证：

《太平御览》云：“《尸子》云：‘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苏云：“《吕氏春秋》云：‘声王围宋十月。’”考墨子时世与声王相值，疑公输为楚攻宋，在是时。”案：《国策宋策》鲍彪注以此事为宋景公时，于楚则为当昭王或惠王，与苏说不同。今考鲍、苏二说皆非也。墨子晚年逮见田和，又得闻楚悼王、吴起之乱，其生该当在鲁哀公之末、悼公之初，则非徒不见楚昭王，即宋景公末年亦恐未逾弱冠。是鲍说与墨子之间不合［7］482-483。

他也否定了该事件发生在宋景公时（约公元前516 年-前469 年），认为墨子在宋景公时年纪太小，可能尚未成年。他的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他列举墨子晚年见田和、闻吴起之乱，则有不妥。 胡适认为，墨子见的未必是田和，也“决不会见吴起之死”［22］。任继愈同意胡适的说法，并指出：孙诒让“完全尊信《墨子》书中的一切记载，并根据它的来源考订墨子的年代的，因而不得不把墨子的年龄延长到90 岁以上。 这是不合乎事实的。 ”［23］19

另外，孙诒让认为墨子较鲁班小30 岁左右。他说：

盖公输子当生于鲁昭、定之间，至惠王四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前，约六十岁左右，而是时墨子未及三十，正当壮岁，故百舍重茧而不以为劳。惠王亦未甚老，故尚能见墨子。以情事揆之，无不符合［7］687。

若真如此，交往时墨子应格外注重礼仪。但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墨子几次见公输般，都是开门见山说事，甚至直言送金于他替自己“杀人”。可见他们年龄差距不大，至少不是相差30 岁的“隔辈人”。 两人还互称对方为“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鲁班不悦时，墨子虽起身再拜，但并未反映出晚辈对长辈应有的恭敬。 再者，若鲁班向比自己小30 岁的墨子炫耀“木鹊”、比拼技艺，似乎也不合乎情理。 正是如此，梁启超否定了孙氏的说法：“上推他的生年，总不能比公输般小过三十岁。”［24］任继愈认为，墨子与鲁班相差约9 岁［23］8。 这个说法是合理的。

2.2 结合《史记》《礼记》的再考证

孙诒让在《公输》中指出，止楚攻宋发生在宋昭公（后昭公，公元前450 年-前404 年在位）、楚惠王（公元前488 年-前432 年在位）时，但在《墨子后语》里又说：“惟《渚宫旧事》载于惠王时，墨子献书之前，最为近之”［7］687。 可见，他并不确定此事发生的时间。 钱穆曾根据《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做过大致的推测，我们也可用排除法进一步梳理。 《史记·楚世家》记载：“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 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25］1718； 楚惠王经历了白公胜之乱后于十年乃复位，王庭动荡，无力攻宋；“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25］1719。这几年中楚国经历外患，无暇攻宋。《史记》并未记载惠王十七年至四十一年的相关情况。 此间的楚国，应在休养生息，壮大以后于惠王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而后“楚东侵，广地至泗上”［25］1719。 泗为水名，经宋。 据此，止楚攻宋之事最有可能在公元前445 年之后发生。钱穆认为，该事件发生于“楚惠王四十四年后、五十年前，时墨子年三十余”［26］103，“至楚惠王四十四年，公输年当五十，至迟不踰六十也”［26］159。任继愈与钱穆考证的时间基本一致， 认为当时墨子应是35 岁到40岁［23］8。墨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7］483，不辞辛劳，说明他正值壮年，且已有三百弟子。 因此，说止楚攻宋时的墨子40 岁上下是有道理的，而非孙诒让提出的未及30 岁。综上，止楚攻宋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45至440 年之间，时鲁班50 岁上下，不到60 岁。

再看季康子之母死一事。 诸学者中， 只有孙诒让、钱穆提到此事，但孙诒让将康子父桓子的去世时间作为唯一证据，难以令人信服。钱穆则结合鲁班参与此事的年龄推测，再无其他证据。此事出自《礼记》，当时因公输若年纪尚小，不能主事，而请鲁班帮助下葬。 能参与这样的社会活动，说明鲁班应已弱冠，但仍年少，因为《礼记·檀弓下》记载他“请以机封”被公肩假阻止［8］401。 在权臣季康子之母的葬礼上大胆提出试用自己发明的机关，应是年少轻狂之举。孙诒让认为此事发生在哀公初年（公元前494 年），似乎不妥。若此时鲁班20 岁左右，那么止楚攻宋时，鲁班已年近七旬，墨子也已年老，很难日夜兼程至郢。钱穆在《公输般自鲁游楚考》中指出：“假定公输生于鲁哀公元年，康子母死，公输年当二十许”［26］159。这就将季康子之母的卒年推后至公元前474 年左右，与孙氏观点相差20 年。 两位学者之所以大胆揣测，是因为目前所见文献均只能确定季康子与其父的卒年，而他们的年龄均无线索。 据《左传》，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 年）“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27］，其父季孙斯贵妾南孺子生子，该子出生没多久被杀，康子才得以即位。 根据这些已知信息，可推测出季康子此时已成年，能主事，其父有可能值壮年去世。 据《礼记·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陈亵衣，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彻之”［8］384，证明季康子之母去世时，他的叔祖母敬姜还活着。 所以，季康子之母去世的时间，没有钱穆推测的那么晚。 据以上分析，季康子之母有可能在其父桓子卒后10 年左右去世，即在公元前480 年左右，当时鲁班20 岁上下。

2.3 鲁班约生于鲁定公末期

孙诒让认为鲁般生于鲁昭公（公元前541 年-前510 年）、鲁定公（公元前509 年-前495 年）之时；梁启超认为公输般是孔子卒（公元前479 年）前十年生的［24］；任继愈也认为“公输般当生于前489 年（孔子死前10 年）”［23］8；现代学者杨建兵综合各家之说指出，“鲁班约生于公元前504 年”［28］。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公元前445 年到前440 年止楚攻宋时鲁班不满60 岁，季康子之母在公元前480 年左右去世时鲁班20 岁上下，由此得出鲁班的生年可能近公元前500年。 孙诒让、杨建兵的说法较为接近，而梁启超与任继愈没有考虑到季康子之母死这件事。

再结合墨子生年进一步来推测鲁班生年。梁启超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68 年至前459 年间［24］；钱穆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将墨子生年提前了8 年左右，认为“墨子之生，至迟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后十年”，“止楚攻宋时三十余岁”［26］103；胡适认为“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公元前500 年-前490年）”［22］；任继愈认为“约生于公元前480 年”［23］9。可见墨子的生年被一代代学者不断“提前”，究其原因，主要是越来越重视止楚攻宋的发生时间与墨子当时的年龄，但是大家在研究墨子生年时没有充分联系鲁班的生年生平，很少思考与鲁班有关的季康子之母死。我们采纳任继愈给出的相差9 岁的说法，沿着墨子生年不断被各家“提前”的思路，再结合季康子之母死的时间，可将孙氏所谓“公输子当生于鲁昭、定之间”缩小到鲁定公末期五年中，即公元前498 年左右。

3 《墨子》中关于鲁班的几个发明

当前学界对《墨子》中记载的鲁班发明关注不多，《墨子间诂》则不同，非常重视这些发明，要么考其名称，要么证其功用，要么注其特点。 在这些注释的启发下，我们进一步细读文本，进行考辨。

3.1 钩强

鲁班为楚国造舟战之器，名曰“钩强”：“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7］479-480。 孙诒让进一步考证：

毕云：“《太平御览》引作：‘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也。’”诒让案：退者以物钩之，则不得退；进者以物拒之，则不得进。此作“钩强”无义。凡‘强’字并当从《御览》作“拒”，《事物纪原》引亦同。《备穴》篇有铁钩钜，《备高临》篇说弩亦有钩距，钜、距、拒义并同，故下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荀子·议兵》篇说楚兵云：“宛钜铁釶”，疑“宛钜”亦兵器之名。杨倞注云：“大刚曰钜”，恐非［7］479-480。

他将“强”改为“拒（钜、距）”的理由有二：一是根据《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等文献记载，二是根据《备高临》《备穴》等篇中出现“钩距”“钩钜”等。 这种用后世文献推测先秦兵器、为追求上下文统一而改其名的做法，可能有些武断。

《备高临》记载的大型连弩车，左右车箱均装有“钩距”：

筐大三围半，左右有钩距，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有诎胜，可上下。［7］538

文中虽未介绍“钩距”的作用，但该车用于居高临下进攻，长臂拥有“钩”的功能，可通过钩臂牵引车，而其中短小的“距”具有推拉的作用。“钩距”联合，加之带绳的长箭，可控制弩车的移动。 再看《备穴》中的“铁钩钜”：“长四尺者，财自足，穴徹，以钩客穴者”［7］560。它用于钩刺挖穴的敌军。可见，“钩距”可用于弩车，“钩钜”可用于地道战。 虽然它们都具有钩拉、防御等功能，但因使用空间不同，它们的大小、功能及设计自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就不能将用于舟战的“钩强”随意改为“钩距”或“钩钜”。

孙诒让的这段考释引发了“钩”类兵器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学者关注。 近年来，因出土多件汉代“钩镶”，有学者提出“‘钩镶’或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钩强’（或作‘钩拒’） 以及‘盾’演变、发展而来。”［29］还有学者专文释“钩”，认为“钩”作为兵器，最早可追溯到五帝的蚩尤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广泛用于战争［30］。 结合汉代文物“钩镶”来看，“钩强”或许也拥有同样的“弓”形弯钩长臂，用于强行钩拉或推拒敌军战船，而“强”的意义既与硬而有力的弓有关，又有强制之意。因此，将该舟战兵器叫作“钩强”，也未尝不可。

3.2 云梯

《公输》提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7］482。 孙诒让罗列《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修务训》高诱注、《史记索隐》《文选·长笛赋》等文献，解说“云梯”乃高长凌虚之器，便于从高处窥望敌军，以此攻城，从而否定了《史记·郑世家》以及《集解》引服虔《左传注》中的“楼车”之说：“服以云梯为兵车，肊说不足据”［7］482。 陈建梁曾撰文指出，孙诒让的这个说法有些武断［31］。 我们暂不论“云梯”是不是“楼车”，首先有必要根据孙诒让提及的“兵车”，进一步思考云梯是否带轮成车形。 《左传》中出现了可移动的瞭望台“巢车”和“楼车”，它们均有“高空”“车”两个共同义素，以此类推，春秋战国时期用于攀登城墙设计的高大梯子也应带轮。 1935 年，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青铜器 “水陆攻战纹鉴”（封面图、图九），它用嵌错工艺绘攻城场景，其中的云梯长且高大，底部画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靠多人之力扛抬。 试想，在攻城这样的紧急时刻，高大的云梯自然要迅速移动。 当然它也可用于瞭望，且战国时期的造车技术已非常成熟， 让云梯如兵车般带轮，并非难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认识到高大的梯子并非鲁班首创这个事实，而用于攻城的云梯则是鲁班为战争而专门改造的，所以使其带车轮如兵车一般，更合乎改造的目的与要求。

3.3 木鹊

《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7］480孙诒让对其中的“鹊”非常感兴趣，并引用《说文解字》《太平御览》《初学记》《渚宫旧事》《列子》《淮南子》《韩非子》等文献，考证到底是“鹊”还是“纸鸢”之“鸢”，最终使用“鹊”字。这说明他对鲁班的技艺有较高期待，不希望它只是普通的风筝之类。那么，鲁班制作的“木鹊”是不是可在空中连续飞翔三日？东汉王充在其《论衡·儒增》中认为不可能：“夫刻木为鸢，以象鸢形，安能飞而不集乎?既能飞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审有机关，一飞遂翔，不可复下，则当言‘遂飞’，不当言‘三日’。”［32］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鲁班发明的木鹊可以在空中飞较长时间，应是没有问题的。鲁班的木鹊同诸葛亮的木流牛马一样，留下了许多研究的空间。

孙诒让还用较多笔墨考证“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中的“牒”等。 以上这些细微之处的考论，为基于文献文本的鲁班研究作了良好的示范。

4 结语

综上，我们围绕《墨子》的相关载述对鲁班的一些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鲁班本名为“般”，西汉末年出现了“班”类称呼方式；鲁班约生于鲁定公末年；《墨子》中记载的“钩强”“云梯”“木鹊”等发明都有其独特、先进之处。

隋唐以来，鲁班一度被“神化”，明代尤甚，引起后世的很多想象和重塑（图六）。 《墨子间诂》对相关文献的钩稽、 疏证不仅开启了基于文献文本的鲁班研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有助于多视角、多层次“还原”先秦时期真实的鲁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