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OI数据的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叶珊珊，骆培聪，吴嘉丽，苏小明，李欣然

(福建师范大学 a.旅游学院；b.智慧旅游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117)

0 引言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标准，教育培训机构是指由个人或社会组织利用非财政性拨款向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提供各种非学历教育服务、产品的培训机构。作为公共教育的补充，教育培训机构这种市场化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估算，2020年，我国教育培训产业规模接近7 000亿元，可见公众对教育培训机构的高度认可。教育培训机构对弥补当前公共教育的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又因为其加剧教育不公平[1]、缺乏规范和有效监管[2]等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国外相关研究较早。D.L.Stevenson等1992年提出“影子教育”这一概念[3]，影子教育是指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的培优补差、兴趣、艺术提升等辅导的有偿性私人教育活动。影子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子教育在全球范围的流行[4]、对学生成就的作用[5]、加大社会不平等[6]以及参与其中的影响因素[7]等方面。我国相关研究集中在教育培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现状[8]、营销策略[9-10]、规范与治理[2]、影响因素[11]、对学生的作用[11]和对社会的影响[12]等方面，研究视角和内容较为丰富。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对象主要以受培训的学生为主，重点关注其带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等。不足的是较少有人文地理学者从空间视角上发现教育培训机构分布规律。现有研究更多是从教育学本身以及社会学和管理学角度出发，并且多数研究聚焦于公共教育资源的空间研究，如各类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13-14]、市县域义务教育资源可达性与分布模式[15-16]、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水平时空演变[17]等。也有学者从空间视角对公共教育资源之外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研究。如雒占福等[18]和刘春卉等[19]从空间视角分别研究了兰州市、南京市的影子教育机构；窦晨晨等[20]重点分析北京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冉惠[21]论证了枣庄市教育培训机构的选址方法。可见，教育培训机构与公共教育资源的空间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开展其他城市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城市教育资源配置案例类型，更好地发挥教育培训机构在城市中的教育作用。在复杂的空间关系下，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布局、影响因素、与公共教育学校空间关联以及其自身独特之处等问题亟待从人文地理学视角进行讨论。

POI数据可以更加完整精细化地揭示城市教育培训机构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POI数据已广泛运用于空间研究中，如城市绿地服务空间[22]、交通设施[23]、新区服务业[24]、基础教育资源设施[25]等方面，另外，还有将POI数据与其他类型数据结合进行城市的GDP空间化模拟[26]、探析城市新区不同租赁群体的需求偏好[27]等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教育培训机构POI数据，采用Catogram专题地图、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空间格局，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城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借鉴，更好地从源头上控制其乱象的发生。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福州市又称“榕城”，是福建省的省会，现辖六区、六县和1个县级市。福州市教育发展源远流长，2021年，福州市有各级各类学校2 557所，在校生175万人，教职工13.12万人。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两大类：(1)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POI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开放平台(https://lbs.amap.com/)，利用Python爬取获得，爬取时间为2021年4月。对数据进行清洗处理，通过网络浏览器、大众点评、天眼查以及各教育培训机构网页逐一排查，并按照教育培训机构的供需主体与其主营业务情况进行属性识别，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对教育培训机构POI数据进行重新分类，并结合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最终筛选出福州市2 620个POI数据，分成6类，其统计情况见表1。(2)社会经济数据。相关经济、人口、教育数据来源于2021年《福州统计年鉴》和2020年各区县统计公报以及教育局官方网站；居住小区数量来源于安居客平台；商场、主流学校、公交站点等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平台。

表1 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POI数据的分类

1.3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教育培训机构的空间分布主要与区域交通条件、地段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生源情况、居民支付能力等密切相关[18-21,28-31]。(1)交通条件。交通是否便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是教育培训机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区域内路网密度越发达，公交、地铁站点及停车场等布局越密集，越能方便各类群体，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2)地段环境。学校、商场、住宅小区对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布局影响较大，这一方面要考虑地段租金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与主流教育学校关联极大，无法单独脱离存在，以学校密度、商场密度、住宅小区密度表征。(3)区域社会发展水平。主要以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GDP表示。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越能理解和接受教育培训行为，同时，其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布局提供一定的基础设施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共同作用于教育培训机构。(4)生源情况。人口是教育培训机构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常住人口密度表示。此外，考虑到教育培训机构的消费群体大部分是普通在校学生，也以普通在校学生密度来表示生源情况。(5)居民支付能力。参加教育培训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能表征居民支付能力，居民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越能承担起教育培训费用。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和已有研究，最终从交通条件、地段环境、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生源情况、居民支付能力5个维度选取11个指标分析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表2)。

表2 指标选取

1.4 研究方法

1.4.1Catogram专题地图法。Catogram专题地图法是一种统计地图方法，是以某种属性值来代替区域的真实面积，再使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夸张变形，能更加生动直观地呈现这种属性的空间分布模式[25]。采用其中的区域比较地图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的总体空间分布情况。

1.4.2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用来表达要素测量值的空间集聚情况[32]，能进一步表达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总体密度分布特征以及不同类型教育培训机构资源密度的空间集聚与离散程度。公式如下：

式中：D(xi,yi)为教育培训机构在空间位置(xi,yi)处的核密度值；r为搜索半径或称为带宽；u为与位置(xi,yi)的距离小于等于半径r的点要素数；k函数为空间权重函数；di为当前点要素与位置(xi,yi)间的距离；i为点要素序号。

1.4.3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用来解释要素背后空间差异成因的一种方法[33]，已在社会经济领域广泛运用。本研究主要使用因子探测来解释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用q值度量，公式如下：

2 教育培训机构资源总体空间格局

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的总体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差异(图1a)。教育培训机构资源集中于福州市发展较好的中心城区及其以西两个地区，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相对匮乏，东部地区则是处于从集中向匮乏分布的过渡地带。其中，仓山区和鼓楼区分布最多，紧接的是拥有大学城的闽侯县以及靠近福州城区的福清市，体现出中心城区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县城在教育培训机构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通过Catogram变形地图可更加突出地显示中心城区在教育培训机构资源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图1b)，鼓楼区变形后面积扩大近42倍，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大33倍和16倍。但闽侯县、福清市变形后的面积并不理想，说明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突出，中心城区与县城之间差异显著。

图1 2021年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总体空间格局

2.2 总体空间密度特征

通过核密度分析，发现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空间分布呈“中心三区密集、其余县区稀疏”的特征(图2)。中心城区的鼓楼区形成了高密度集聚区，仓山区和台江区为次高密度区，构成了以鼓楼区为顶点的“核心三角区”结构，这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一致。而其他县区表现为零星点状的低密度分布，马尾区和闽清、永泰等县则是完全的低值区。这表明教育培训机构空间集聚态势明显。

3 各类型教育培训机构资源空间格局

3.1 各区县教育培训机构类型结构

福州市各区县类型结构差异明显。就6个市辖区而言，鼓楼区出国留学和职业技能类最为突出，这与鼓楼区作为福州市最为成熟的市辖区密不可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对该类需求也就较为显著；而仓山区课业辅导、文化艺术、兴趣培训和体育培训类较为突出，这与仓山区各类学校众多、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商服环境相关，由此吸引众多教育培训机构聚集；其他4个市辖区分布较多的为课业辅导和文化艺术类，长乐区文化艺术类甚至超过了课业辅导类，台江区和晋安区兴趣培训类较多。在7个县城中，闽侯县和福清市类型结构最为突出，闽侯县坐拥大学城，为科教文化重地，为课业辅导和文化艺术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清市由于地块较大，经济实力较强，也发展成了较多的各类型教育培训机构；连江县和平潭县类型结构较为相像，罗源、闽清、永泰3个县城较为相似。

图2 2021年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核密度分析

3.2 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密度特征

福州市不同类型教育培训机构均呈小集聚结构，核心周围地区分散成众多的非核心密度区，且分散程度差异较大(图3)。课业辅导类核密度表现为较大的面状单核心集聚以及少许点状的次核心分散布局；文化艺术类与体育培训类较为相似，均呈“多核心、多分散次核心”的分布特征；兴趣培训类是课业辅导类核密度的升华，一些低密度区域强化为核心密度区，但两者形态基本保持一致；职业技能和出国留学类仅在中心城区以及闽侯县附近形成集聚区，单核心极化形态显著。可见，中心城区的鼓楼、仓山等地以及闽侯县附近一直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高核心区，说明这些地区已经具有良好的教育环境。而一些特殊、小众化的教育培训机构零散布局更为突出，也更能满足该类服务人群需求，普遍大众化的教育需求则是呈现主、次、再次分布特点，服务联系紧密。

图3 福州市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核密度

4 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利用渔网分析工具对福州市进行2 km×2 km的格网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地理探测器对教育培训机构整体空间分布以及不同类型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其成因并归纳相应的布局模式。

4.1 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可知，地段环境、交通条件、生源情况是影响教育培训机构整体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而综合性的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力微弱。具体来看，(1)商场是影响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首要因子，其q值高达0.928，说明具有商业属性的教育培训机构倾向于商圈等购物便利的区域布局，就此获得繁华的商业环境带来的各种效应。(2)住宅小区、停车场、公共交通是影响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布局的重要因子，其q值分别为0.908，0.904和0.890，表明教育培训机构通常接近周围小区以方便服务附近小区人群，同时依赖便捷的公共交通以方便各类群体出行。停车场的影响因子高于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路网密度，可见城市区域停车场所的可获得性对于相关商业性场所的重要性。(3)学校、人口密度对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较为显著，其q值分别为0.841，0.701，表明靠近主流学校布局是教育培训机构获取稳定生源的重要方式，人口密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生源基础。(4)普通在校学生密度与人均受教育程度对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布局的影响显著，其解释力分别为0.673，0.672，相差较小，说明教育培训机构不仅受到当地学生规模影响，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有一定关联，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理解、支持教育培训行为。

表3 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分布的影响因子解释力

福州市不同类型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3)表现为：(1)学校和路网密度对课业辅导类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力高于其他因素，这说明该类机构有效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专门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服务，不仅能够享受到学校附近的学生生源，同时可以依托学校便利的交通环境。(2)公交、地铁站点及学校对文化艺术类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强于其他因素，表明文化艺术类不一定倾向于高端、繁华的商圈综合体周围，而是会走向平民化、街巷化发展，这与以往研究存在差异[18]。(3)商场对兴趣培训类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为显著，兴趣培训类的服务对象较为小众化，费用也较为昂贵，使得其接近于繁华的商圈地带，以便宣传推广获取生源。(4)停车场、住宅小区对职业技能类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显著，这是因为此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主要受众为社会人群，其倾向于在住宅附近参与培训，同时有较强的停车需求。(5)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均GDP、人均受教育程度对出国留学类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显著。留学教育需要足够的经济基础做支撑，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也往往有更突出的留学需求。因此，该类培训多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带。(6)体育培训类教育培训机构的空间布局受各类影响因素影响的差别不大。

4.2 布局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教育培训机构与政府主导下均衡配置的主流学校布局不同，其空间布局更大程度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形成的。据此，可将教育培训机构划分为以下空间布局模式：一是近商业繁华型。如商圈内的兴趣培训类。通过GIS缓冲区分析发现(图4a)，该类型大多分布于商场1 km缓冲区内，有利于商场宣传推广，获取合适的生源。二是近生源型。如学校、小区附近的课业辅导类。借助缓冲区分析(图4b)，发现课业辅导类机构点基本上处于学校1 km缓冲区内，以学校的学生为生源基础，并充分利用学校的便利交通、教育氛围等优势，容易得到家长的认可。三是近交通型。如公共交通、停车场附近的职业技能类。由职业技能机构与停车场缓冲区耦合分布图(图4c)可知，此类机构的需求群体大部分为社会人士，停车便利成为选择此类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职业技能类机构倾向于交通便利且停车不受限制的地带。四是近经济教育型。如高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出国留学类。运用ArcGIS 10.3对人均受教育程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并与出国留学类机构点耦合(图4d)，发现56%出国留学机构都位于高人均受教育程度地带，主要是由于此地带经济基础良好，居民受教育程度高，对教育重视程度也高。五是两种以上的组合布局模式。如“商业繁华+生源”型的文化艺术类。分别将文化艺术类机构空间分布点与商场缓冲区和住宅小区缓冲区耦合(图4e，图4f)，发现文化艺术类机构不仅分布在商场附近，也趋向于住宅小区周围，通过采用多样化的布局策略赢得更多生源，这也符合当今的时代需求，家长不仅可以在逛商场的时候为孩子挑选到优质培训机构，而且可以让孩子就近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图4 各主要因素与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耦合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福州市教育培训机构资源的总体空间格局大体上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格局一致，分布不均衡现象突出，形成以中心城区为轴心的东南—西北向的优势走廊地带，其中鼓楼区、仓山区和台江区绝对优势明显。

(2)福州市各区县间类型结构差异明显，以课业辅导、文化艺术类为主，中心城区如鼓楼区、仓山区仍具有类型结构优势，分布类型较为完整、均衡。

(3)福州市各类型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小聚集单核心结构，由中心城区向四周递减，其余地区则是呈现不同程度的大分散格局。且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机构非核心集聚形态差异明显。如课业辅导、文化艺术类等普遍化、大众化的教育培训机构非核心分布更为均衡，而特殊化、小众化的职业技能、出国留学等教育培训机构更为分散独立。这种空间形态与其自身特性和城市发展情况相关。

(4)地段环境、交通条件、生源情况是影响教育培训机构总体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其中商场、停车场和住宅小区的影响程度最为突出。受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差异，福州市不同类型教育培训机构空间布局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近商业繁华型、近生源型、近交通型、近经济教育型和两种以上组合布局5种模式。

5.2 讨论

本研究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探讨了教育培训机构这一普通而又特殊化的人文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强国下教育发展资源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拓展了不同类型城市教育培训机构的空间布局研究。研究结果与兰州市影子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特征[18]较为相像，但是，本研究将县城纳入研究尺度发现县城的教育培训机构资源规模和强度远不及市辖区，只有少数县城在教育培训机构资源规模上具有一定优势。说明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教育资源的公平化发展，相反更是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趋势，社会分层、分化差距随之扩大。在影响因素上，发现交通因素中停车场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公共交通设施、路网密度的影响，尤其是在职业技能类培训机构，对社会群体的影响程度较高，并且还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对出国留学类影响较大，这种特殊机构需要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支撑。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并没有推动体育培训类教育机构的发展。

本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获取的POI数据是截面数据，只进行了静态上的空间分析，缺乏时间上的动态演变格局研究。其次，缺少对连锁型与私人自办小型教育培训机构的对比研究。最后，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教育培训机构消费者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消费，而是真实地发生着跨空间流动，但限于数据获取，并未进行相关探讨。因此，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挖掘探究，从而为合理配置市场化下的教育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以整顿和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