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我国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径选择

2022-08-26 01:44王肇磊王俊茹刘铁虎
关键词:舆情公共卫生预警

王肇磊,王俊茹,刘铁虎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21世纪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事件。[1]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密部署下,科学决策、精准防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取得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战的胜利。面对2022年年初至今“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在深圳、杭州、上海等城市的急速蔓延,我国政府因组织、防控有力,都基本实现了社会动态清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都凸显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检验了我们国家面临重大疫情时的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关于新冠疫情这一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学界自2020年以来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发表,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新闻与传媒、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社会学与统计学等学科领域,其研究内容或视角多以新冠疫病患者的救治、新冠疫情下的疫情调查与实证研究、区域或社会预防、疫情应急处置、新冠舆情、政府行政治理现代化、公共卫生建设、生物安全、国外抗疫问题研究等为主,聚焦社会或社区治理与防控、数字化的疫情防控、政府治理现代化、协同治理、舆情控制、公共卫生建设、治理模式及其比较研究等问题。其中,对于新冠疫情防控建设路径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仅董幼鸿、宫紫星、于江、谢玉斐等学者探讨了大城市传染病防治能力建设路径、疫情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路径等问题。①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某一视角对新冠疫情的防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去考察我国城市疾疫防控的治理路径,较少从中观、宏观层面系统探讨如何建设科学而完整的疫情防控体系途径。这对于高度系统性的新冠疫情防控来说,需要对其进行全方位把握,不遗漏任何薄弱环节,即从中观、宏观层面探讨新冠疫情防控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故本文针对两年来我国抗疫实践活动中所暴露的疫情应急管理相对迟缓、防控力量严重不足、在思想和认识上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认知不足、防疫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物资储备不足、疾疫防控救疗统筹性较差、地方疾控系统权能较弱等问题,拟采用防疫学、传染病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从我们党和国家卫生防疫宗旨、构建应对新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完善疾疫防控救疗体系、完善疾疫防控救疗辅助平台建设四个层面探讨我国在新冠疫情下疫情防控治理路径的选择与建设问题。

一、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

早在中国共产党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工作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1年9月9日)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3年、1954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他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亲笔题词“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成为我国卫生防疫事业建设的根本宗旨。[2]邓小平同志亦强调:“要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3]江泽民同志针对一些地方已消灭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甚至蔓延起来”的问题,明确指示“要坚持把预防保健摆在卫生工作的优先地位”的方针,强调对传染病“要引起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加以预防和控制”,“要继续增强预防为主的意识,认真落实各项预防保健措施”。[4]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进一步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他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各地方还存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等问题,强调需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推动人民卫生事业发展。[6]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健康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和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提出新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一切为人民,一切为健康”,将人民健康放在了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7-8]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期间,习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湖北武汉抗疫部署时提出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等具体指示,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正是有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经过数十年的卫生防疫事业建设,基本消灭了近代中国肆虐不已的疟疾、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烈性传染病,才有了对2003年SARS重大疫情的成功阻击,在2020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攻坚保卫战中的阶段性胜利。

二、构建应对新突发疾疫防控预警网络

疾疫灾害防治是一项立足于民、服务于民的系统工程,也是体现国家和社会综合管理水平、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工作。它需要疾疫流行预警、疾疫预防、疫期防控与救治、疫后重建等各个环节管理之间相互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其中构建疾疫防控预警网络是疾疫灾害治理成败最关键的一环。[9]15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建立灵敏高效的疫情预警系统。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特别明确地提出了“预防控制重大疾病”以“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战略”。[10]为此,构建疾疫防控预警网络系统成为增强国家和社会疾疫灾害治理应变能力的首选,也是各级政府开展疫情防控治理的首要议题之一。

(一)加强传染病、病毒学以及生物科学的研究。战胜新的突发疫情,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新的突发疫情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传染病目录及其规范而成熟的治疗方案不同。近年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无一不是人类未知或认知较浅的微生物、病毒、病菌,这类传染病是人、动物及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失衡引发的严重后果。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人类自21世纪以来面对的一次新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亦发出了未来将会有多种源头的大流行“X疾病”的警告。[11]如何通过战胜新的疫情考验取决于我们在传染病与生物科学方面的研究创新与运用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2-13]尽管我国在高致疫性病毒(菌)的起源、进化、传播、感染及疫苗研发等领域开展了许多有效的工作,但对部分病毒(菌)及其传播路径的认知还非常匮乏,对人类和机体感染病毒(菌)后的免疫力反应机制、疫苗及特效药等还亟待深入研究探索。因此,我们必须鼓励科研人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高通量测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围绕病原微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等学科作专门研究或交叉研究,尤其是在病毒(菌)的起源、结构、功能、毒力、稳定与变异性、多样性生物系统下病毒与宿主的关系、病毒传播机制及其演化、人类免疫系统反应机制、疫苗及疫苗佐剂、生物基因技术以及药物研发等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我们预防将来可能爆发的疾疫流行奠定预警、预防、治疗的科学基础。

(二)注重国家生物安全。近年来,我国采取许多措施构建适合国情且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在生物安全的检测监测、技术标准、评价三个方面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技术支撑体系,但仍然存在许多短板。人大、国家生物安全部门、卫生疾控(治疗)单位、新闻媒体等部门应立足于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高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法规建设、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培养、推进生物安全研究、收集国际生物安全信息、广泛进行社会舆论宣传,借鉴和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经验教训,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领导指挥体系、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国家储备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生物安全监测与检测体系、生物安全领导(决策)体系、生物安全组织协调体系和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14]

(三)借鉴国外应急管理预警体系建设经验。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的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15]新的突发疫情监测与预警体系是抗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准确监测新的突发疫情指标信息,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迅速发出疫情预警,才能抓住抗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最佳时机[16],将新的突发疫情控制在流行前的萌芽状态或流行的早期。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预警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急需弥补的短板,如疫情预警信息收集、前瞻性评估与发布机制不健全,缺乏明确监测与预警职责分工、具体而详细的预警体系运作制度,预警协调结构事权不一、彼此间协调不统一,应急预警管理与部门联动的统一性、系统性不足等。[16]针对上述疫情监测与预警体系建设中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世界先进的公共卫生管理与预警制度和体系,借鉴其优点,突出疫情监测与预警的前瞻性,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疫情应急管理的监测与预警制度与体系。

(四)完善预警链条,构建高效有力且具有前瞻性的新突发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流行之前,我国应对已知传染病疫情的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进步明显,已建成传染病预警网络直报系统。但由于缺乏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各地区的公共卫生、医疗与相关机构或部门间的疫情预警信息呈现出“孤岛”或“烟囱”效应[17],导致疫情监测预警信息收集、识别、疫情风险评估和疫情发布等环节的沟通不畅而影响了疫情预警的时效性。

根据世界各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防控体系建设的经验,要构建起一个高效有力且具有前瞻性的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体系,疫情预警链条的完善是前提。建立在预警链条基础上的疫情监测预警系统是否高效有力、是否具有前瞻性,还必须依靠以疫情为核心的多学科的深入研究和组织领导力,明确监测预警体系上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完善监测预警设施和平台,运用区块链、5G技术、大数据、云平台等智能终端与管控信息化手段,通过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防疫法律法规保障,运用传染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力学等学科的前瞻性研究成果不断增强疫情监测、识别能力,并完善、强化疫情监测预警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机制,健全、提高重大疫情的风险评判和相关各部门疫情监测预警协同联动机制的效能,从而构建起现代化的疫情监测预警网络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疾疫防控救疗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因当时疾疫救疗体系存在短板导致武汉出现了严重的医疗挤兑。这在导致武汉市疾疫救疗系统瘫痪的同时,还扩大了疫情流行范围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面恐慌,致使基层社会运转及其治理一度失灵。这些教训都迫切需要总结,并以此为鉴进一步完善城市疾疫救疗体系。

(一)完善疾疫防控救疗法规。只有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才能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从而为疾疫防控救疗行动提供最基本的保障。[18]针对新冠疫情治理的法治建设,我们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一是根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现行的各类传染病防治法规应在考虑将来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的重大传染病防控、日益严峻的国家生物安全形势迫切需要的前提下,全面修订国家和地方关于传染病防治法规,新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法》,对疾控主管部门、防治机构以及学校、医院、机场、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等人群集聚且传染病高风险区域的传染病防控治疗主体及其职责加以详细的确定,进一步强化疾控机构的工作机制和有效的行政处罚权力及其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19]二是根据国家防疫法和战略物资储备管理法规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防疫物资国家储备制度,制定专门的防疫物资储备方案,明确专业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以及相关抗毒抗菌疫苗、药品、检测试剂、医疗器械、消毒产品等防疫物资和负压救护车、方舱医院等特种医疗设备的储备范围、方式和储备管理责任,明确防疫储备物资采购资金来源渠道和购入调出的时机与条件,健全防疫物资生产与储备的保障机制,从立法层面将防疫物资储备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

(二)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本着“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原则[20],根据疫病患者和医疗机构(社区医院、非定点医院、定点医院、传染病医院、隔离医院)的实际情况,配备与其职责功能和救治任务相匹配的救疗资源,按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集中技术力量、集中医疗资源、集中医疗救治”[21]“救疗一盘棋”原则,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平台每日更新的疫情救治信息,对不同的病患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分流、分层、分级救治,提升疫病患者的收治率和治愈率,实现疫情救治效果的最大化。这需要国家统筹开展建基地、造平台、强基层三大医疗工程建设,即在各省(区、市)建设省(区、市)级区域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在各省(区)属其他市州县打造重大传染病重症医疗救治平台;在基层通过医疗供给侧改革,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防疫服务能力,改变目前医院强、基层弱的“倒三角”为“正三角”的医疗卫生防疫服务体系。[22]从而为重大疫情的分级、分层、分流救治提供高效的层级有序的医学救疗平台。同时,结合疫情应急救援机制,构建起以省会城市为重大传染病重症医疗救治中心,省(区)域副中心城市、各设区市为平台和基层疫病救疗机构为支柱的传染病救治网络,进而织密织牢突发疫情救治、保障人民健康的“天网”。

(三)高度重视中医疾疫治疗的作用。中医在数千年抗疫历史中凝结出了许多治疫验方和“辨病与辩证”瘟疫理论。[23]142它在中国古代历次疾疫治理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消灭流行性乙脑、疟疾等重大疾疫流行都居功至伟。尤其是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轻症、重症、急重症(重笃型)等分型诊断治疗方法[24-25]高度契合了新冠肺炎的救治规范。21世纪初,中医医疗工作者运用中医症候理论,采取先分期后分证治疗的医治方法来防治SARS疫情[26],取得了较好的医疗效果。[27-29]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过程中,中医的早期介入为我国有效控制疫情亦做出了巨大贡献。鉴于中医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疾疫救疗的理论、方法和效果,必须高度重视中医在疾疫防治中的作用,“让它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更要为全人类服务”[30]。

(四)进一步完善防疫物资的储备制度。围绕“政府储备、医院储备、社会储备”,国家和地方应做好应对重大疫情的防疫物资储备与保障工作。在国家主导下,运用中央财政专项防疫资金和省(区、市)、市(州)县专项资金及其地方自筹资金,采取补贴、贴息和采购等多种形式,依托各省会城市和省(区)域副中心城市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强化省级医用物资应急储备。各省(区)属市州县则依托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平台或重点企业实施防疫物资的储备。医院储备则是各级医院结合自身功能定位、规模和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疫情的前瞻性评估,合理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护、救疗医用物资,即二级及以上医院应满足15天满负荷运转的需要;对急(抢)救药品,应满足至少2个月使用量的需要。[31]社会储备就是调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如企业、家庭或个人储备一定数量的口罩、消毒产品等常用防疫物资,作为防疫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重要补充来源。其物资的采购与管理,则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统一资金、物资、产能,统一调配统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政府主导的高效公平的3PL采购模式[32],按照“灾时应急,平时服务”原则,保质保量保价地合理高效采购,建立梯度的国家采购储备体系和进行有效的梯度管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的高效原则,在防疫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下,多部门联动,特事特办,及时开辟绿色通道,将最紧迫的防疫物资紧急配送至最需要的疫区和疫情救疗机构,使之能有效保障疫情防控与救治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四、进一步完善疾疫防控救疗辅助平台建设

疾疫防控救疗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疾控部门和救疗机构的职责,还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除疾控部门和救疗机构的紧密合作外,其他社会力量则需借助各种辅助平台,与疾疫防控救疗机构建立密切的关系,并在良好的互动中为开展疾疫防控的主要力量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

(一)打造疫情防控舆情平台。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内社会各阶层借助自媒体时代的新式传播工具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舆情浪潮,其中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但主要是正面的。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利用其世界舆论霸权大肆抹黑中国的抗疫成就,并发起一连串污名化中国的舆论战。这极大地考验着我们党和国家在复杂纷繁的网络环境下的舆情治理能力。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治理来看,我国的舆情治理能力、话语权的构建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因此,面对当今突发式、爆炸式、海量而复杂的舆论场,传统的舆情治理与舆论平台的引导已无法满足社会对舆情的需求,打造以新媒体为支撑的舆情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便成为提高国家舆情治理能力的关键。

一是利用大数据打造疫情的舆情预警、研判和管理服务平台。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是把握舆情风向标、及时控制舆情发展、尽最大可能防止不良舆情事件扩散的关键。[33]自21世纪以来,网络舆情分析逐渐向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技术方向发展,这要求我们依托国家和地方的舆情信息处理中心或部门紧跟科技发展的时代步伐,不断更新技术、研制或引进数据分析设备或分析软件,始终保持较高舆情预警、分析、研判水平。

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智能化、自动化和推送精准化疫情舆情信息平台。一般而言,任何舆情事件一般都会经历“生成—发酵—调查—公布结果”几个阶段。但在舆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信息的历时性和公众对信息“预知而未知”的渴求心理总是会使失实信息有较多的生存空间,并在一定时期深刻影响舆情受众的价值判断,甚至通过某些传播渠道在较大范围流传。同时,在舆情传播“首因效应”与信息碎片化阅读惯性的共同作用下,即便官方对于那些失实信息,甚至是谣言的澄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但其舆情引导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舆情澄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如何及时地让信息受众看到相关舆情的事实真相。为此,应聚焦对“人”本身问题的解构,探索运用新媒体、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等技术,基于社会和个体的舆情信息大数据数据分析,并利用GIS技术将疫情数据转变为可视化成果,在各层级对外疫情沟通和微信朋友圈、微博、小视频等网络空间,均可通过视频、直播、图片等“视像化”的传播方法,向疫情管理部门和社会全体成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智能化、精准化、自动化推送相关清晰而有效的舆情信息服务,从而避免政府与外界在进行涉疫舆情沟通时缺乏统一的有说服力的信息数据。

三是鼓励专业人士开设账号(公众号),打造新兴涉疫舆情传播平台。舆情大多与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负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特别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涉疫舆情与其他社会舆情相比具有燃点低、爆点多、传播快的特点,特别容易形成负面的疫情舆论场甚至是谣言,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和社会对舆情信息管控治理的难度。对于涉疫舆情的管控、引导除政府的舆情治理平台加大甄别涉疫舆情信息工作、正面宣传和辟谣力度外,还应积极鼓励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教育等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开设账号(公众号),打造涉疫舆情传播平台,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中国”官方微信号、专家“抗疫云诊断”等[34],为公众传播疫病的认知与防护、救治等防疫科普知识,答疑解惑,解除社会恐慌情绪等,从而有助于避免社会舆情的分化,凝聚抗疫共识。

(二)打造培养高素质的疾疫防控治疗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平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然在人民卫生事业建设上投入了巨大力量,培养出了大量的卫生医学人才,但也存在人才培养体系不充分、重“治疗”轻“预防”等问题[35],尤其是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的严重不足。[36]这个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亟须解决。为解决这个问题,须从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与人才队伍的稳定两个层面打造疾疫防控与救疗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平台。一是加大公共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二是通过制度建设和构建上升通道,保障疾疫防控与救疗专门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各级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的疾病防控和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培训,提升他们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的管理水平。

(三)打造日常物资储备运输平台。日常物资储备是疫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物资的运输则是关键。此次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与各地日常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有着密切关系。但亦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在日常物资储备上不足,物质储备的归口协作扩容不明确、横向分散、纵向和区域供需失衡,物资储备制度与生产衔接有落差,储备物资质量减损、更新滞后、功能耗散较多等突出问题。[37]这些问题在重大风险来临之际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这都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加大物资储备建设力度,完善储备体系。为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各地一般都会采取阻隔交通的做法,这也是战胜疫情的法宝。在此特殊情况下,依靠原有的交通运输保障疫区居民正常的日常生活物资供给便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造一个疫情期间特殊的运输平台。即依托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在疫情防控指挥部下成立海关、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电信等多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门的物流保障办公室,实行专人负责定点集中办公制度,全时段对接疫区日常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运输需求,进行统筹调度;指导各地畅通绿色通道,按照“三不一优先”原则,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和满足疫区基本生活物资的应急运输,并在“一断三不断”的前提下②,采取因地、因时制宜、分类施策、依法科学实施交通运输管控措施,进行实体化运转,切实保障各类应急物资运输的畅通和高效。

(四)构建社区治理的网格化平台

网格化治理是一种高效的社会公共管理,也是创新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重要手段。[38]疾疫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除开展大规模的疫情防控与救治等关键环节的工作外,还必须打通疫情防控治疗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即构建社区治理的网格化平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社区治理反馈的问题,探索如何在新突发疫情的情况下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便显得尤为重要。简言之,创新社区疫情治理,需要引入新元素、编织新关系、构建新平台。[39]

一是引入社会组织或其他群众性自治组织等新元素。通过街道(乡镇)、社区(村组)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及其党员下沉、社区志愿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社区疫情的有效合作共治;借助网络新技术,创新“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提升社区疫情管理效率,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和强化网格化管理,进而将疫情网格融入到社区信息平台,打造新型智慧社区。

二是根据网格化管理编织社区新关系。本着社区地理布局、属地管理原则,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管理单元,通过人、物、事和设施合一的方式,全面掌握网格内的人、物、地、事、情、组织等信息,对疫情防控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管理;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各类社交平台的链接,为社区搭建疫情信息交流的平台,重塑社区人际关系、党群关系、人事关系,增强社区纵向、横向联系,编织具有本土语境下的互动良好、团结协作的新型社区关系,创新有特色的社区疫情治理模式。

三是构建社区治理的网格化平台。通过引入社区治理新元素、编织社区新关系,在基于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各个社区均可以将与社区疫情有关的人、物、事、情、组织、服务、信息发布等资源和功能加以有效整合,建立社区疫情网格化管理数据库,构建起实现社区全覆盖的疫情网格化治理平台[39],最终达到对社区疫情进行快速而精准管理和服务的目的(见图1)。随着社区疫情治理网格化平台的构建,街道(乡镇)、居委会、社区(村组)党支部便可以统一部署业主委员会(村民小组)、物业公司、下沉党员、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等在平时开展公共卫生清洁、环境整治、疾疫(传染病)预防宣传、各类疾疫信息的收集汇总上报等工作,突发疫情时则开展疫情信息的反馈与核实、社区管制与隔离、疫病患者隔离与转治、居民日常物资供应的基本保障等防控工作,使之成为社区疫情应急管理可靠的网格化平台,最终实现“战平结合”的疫情防控目标。

图1 社区疫情网格化管理平台

此外,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历史与未来,防疫自始至终都是地方公共建设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制定区域规划时必须充分预计到区域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关系,为将来可能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置预留出必要的地理空间。从2003年SARS疫情治理的小汤山模式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火神山、雷山山医院的建设,都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应急性公共卫生规划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选址仓促、选址区域位置不佳、相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这需要我们在进行区域规划建设时充分考虑公共卫生法,使我们国家更健康、更宜居,抵御疾疫灾害的能力更强。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疫情防控治理不是一个闭环的防控系统工程,而是开放的,它需要疾控单位、医院救疗机构、各级政府等构建的疾疫防控救疗应急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这不仅需要建设并完善现代卫生疾疫防控机制,而且还应构建政府专业治理理念,实现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疾疫治理模式转变,最终构建起一个由政府全面主导,社会和大众广泛参与,层序清晰、联系密切的疾疫防控网络。即整合政府执行能力和认知能力,整合疾疫治理资源(政府行政部门与相关公共卫生安全科研院所有机结合,政府行政部门与各类医疗治疗机构有机结合,政府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力量和区域内外救助力量相结合等),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控和治理能力;构建长效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机制;构建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组织应急力量、隔离、疏导到搭建防控治疗平台、医疗物资与社会生活物资保障平台等有效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防控治理体系。

注释:

①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学界对如何开展新冠疫情防控治理路径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董幼鸿、宫紫星:《抗逆力理论视角下大城市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6期;于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江南论坛》2020年第8期;谢玉斐:《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困境及治理路径》,《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等。

②“三不一优先”,即是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一断”是指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三不断”是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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