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诗性的“交响乐”
——从《山海情》看扶贫剧的突围与重构

2022-09-08 05:57
名家名作 2022年13期
关键词:山海冲突

陈 媛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完美收官,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背景,以新农村的发展为表现主题的影视剧创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一方面,这是创作家对于跨时代巨变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更是其对于“书写新时代‘创业史’”等国家、时代话语的主动应和。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9年开展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其中扶贫题材电视剧中就涌现出了 《遍地书香》《花繁叶茂》《绿水青山带笑颜》《最美的乡村》《我的金山银山》等多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电视剧。但总体来看,扶贫题材影视剧缺少精品和“爆款”。现实中城乡关系的变化,要求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设置、叙事伦理等层面需要进行相应的突破。本文以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山海情》为例,简要分析其成功的创作方向及叙事手段,也为之后有关乡村振兴及新农村题材电影的书写提供可参考策略。

一、贴近地表的滚烫灵魂

扶贫剧往往是通过描写扶贫干部艰难推行扶贫政策,开展扶贫活动,最后带领贫困地区人民致富的故事来阐释国家发展的中心思想。过去的扶贫剧往往重剧情的演变刻画、国家政策的解读和内在思想的传播,对于人物形象及其内在心理变化的刻画描绘并不够深刻。

《山海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为用心,用简短的篇幅、准确的片段式描写打造出许多真实兼具浪漫的人物。他们土生土长却散发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既具有人性最为本真的现实性,又处处让人为其散发的浪漫主义诗性所折服。故事的“主角”扶贫干部马得福,一个从涌泉村走出来却回归家乡的“外来扶贫干部”角色。他带有所有扶贫干部所具有的坚韧、正直和果敢,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他是一个有温度、有人情味的“人”的形象。在水库负责人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而私自抽调灌溉水源时,他竟然带领村民直奔活动现场,在领导面前直指水库的偏颇;在被迫逃婚的初恋水花面前,他保留了自己的一份少年心性,默默地掏出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告诉水花不能逃去县里,要去城市才不会被抓回来。这样兼具“土气”和“人气”的干部形象不仅满足了剧情的发展,塑造出一个立体且深刻的人物角色,更迎合了观众对于真实、有情、有温度的基层干部的心理侧写。以带有庄稼人最基本的朴实和中国人的“土味”,《山海情》突破了观众的心理防线。

除却主要人物马得福的形象描写,剧中次要人物的角色塑造也同样精彩。水花展示了中国农村妇女的新形象。她们既继承了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又展现出追求精神和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特色。她服从于命运却又不甘于命运,在被迫辍学、被迫嫁人的命运面前,她只是眼含泪水地望着自己的初恋得福,认命地嫁给了邻村素未谋面的男子。她看似是屈服了但却依旧饱含着对生活的期冀。在丈夫失去双腿之后,她一个人用板车拖着丈夫、女儿和全部家当在漫天的黄沙中徒步行走七天七夜、四百公里,到达戈壁滩上的吊庄移民金滩村,奔向新的生活;在众人对种菇新技术犹豫退缩时,只有她眼里放光地学习技术,坚定着脱贫致富的信念。她的坚韧、果敢还有远见都使她摆脱了老派传统女性的标签,也代表了新时代、新农村坚韧的女性们,“扶贫先扶智”的理念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偷跑外出打工挣钱却依旧怀疑自己的德宝、浅显市侩却依旧淳朴的大有叔、憨厚老实却又尽忠职守的白校长,这些闪着光的人物在《山海情》中是如此的丰富、深刻、立体。他们真实而又具体,坚定而又炽热,虽身处贫困却依旧怀揣愿景。每个人既有缺点,也有各自的闪光点。最为重要的是,在贴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下,《山海情》描绘出在贫困和现实面前无力又异常坚强的人性,彰显出深入角色内心的生命质感和价值追求,这触发着观众对于黄土地的纯朴热爱,也见证着中国扶贫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缩影。《山海情》融合在新时代巨变的“大叙事”背景下,却没有忽略对角色“小叙事”的深入塑造,这是扶贫题材影视剧的出新之处。

二、冲突紧张的叙事策略

前期的扶贫剧多从农民主体建设新农村、发展新经济的艰难困苦出发,展现农民群体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借此反衬脱贫攻坚战略的正确。近年来,随着扶贫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人们对扶贫地区漫天黄沙、寸草不生的“穷山恶水”的惯性印象逐渐变成了“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赞美思维。又长又深沉的剧情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今的观影需求,扶贫剧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改变。

《山海情》以轻喜剧的叙事风格、紧凑万变的叙事节奏一改缓慢严肃的“扶贫剧叙事风格”,既顺应了大众的娱乐口味又赢得了市场的关注。《山海情》对于扶贫过程中的沉重剧情和悲情人物并不过分渲染,只是一笔带过以交代剧情。它整体营造出一种大众化、轻松化和喜剧化的氛围,溶解了脱贫过程中的“艰难感”与“无奈感”。剧情一开始便是马得福追回偷跑回村的吊装村民,影片在此交错剪辑了村子中一群人的回答“太苦了,不回去”,村民频繁的摇头类似于PPT放映方式,放大了喜剧效果,加之插科打诨的陕西笑话,突然飞奔到房中的“扶贫鸡”,这种喜剧的表现方式中和了生活的苦难,既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也奠定了影片的轻喜剧基调。

《山海情》在此之后便以极致紧张的叙事节奏、高度集中的事件冲突不断地刺激着观众的肾上腺素。它以一种全人物视角将剧情分成五大板块,也可将此看成是扶贫过程中的五大主要困难,分别是移民动员、劳务输出、本土种菇、教育和现代化问题。在每个板块下,《山海情》省略了大量的铺垫和过渡情节,以最直接的片段式描写将变化的格局与多重事件冲突高度集中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将剧情的张力拉到极致。以移民动员为例,在此板块下,《山海情》展现的剧情有三变:第一变是移民吊装户的逃跑问题;第二变是吊庄移民户聚集地金滩村的通电剧情;第三变是陈金山和吴月娟新官上任大搞改革。而冲突在第一变中就有三重:第一重是移民吊装的政策安排和村民不想移民的观念冲突;第二重是马得福和离家出走孩子的冲突;第三重是苦水村和涌泉村因为水花婚事的冲突。在事件冲突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县长与主任、马得福父子、马得福与父亲马喊水、马喊水与大有叔等人物之间的冲突。密集的冲突和事件将剧情迅速地推向高潮,在闹哄哄的氛围中最后以开村民大会和水花愿意出嫁结束“吊装移民”以及苦水村和涌泉村的矛盾。短短的两集内容中,《山海情》凭借事件的冲突和变化交代故事的基本信息,背景、人物、事件爆炸式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迅速勾勒出西海固一带恶劣的环境、贫穷的根源和亟须改变的生活。

稳定精准的剧情框架已经搭建好,而恰到好处的细节描写使得《山海情》的叙事愈益真实和饱满。《山海情》中西海固的穷到底有多穷,穷到兄弟三人只有一条裤子,穷到为了一口水窖一头驴便给女儿包办婚姻,穷到十几岁的小孩不愿读书只想外出打工挣钱。这样带有现实生活粗粝感和磨砂感的剧情设置仿佛将扶贫工作拉到了土里、真实里,而剧情的张力、人物行为的反转设置又极具戏剧性。如得福面对曾经海誓山盟的初恋水花总是怀有一份愧疚,水花对身为村干部的得福、知识分子凌教授以及村中的老人都小心翼翼,这种刻在人物骨子里的性格便是人物行为和剧情发展的根源。大到整体的轻喜剧风格和集中冲突的叙事张力,小到人物的性格和细节设置,环环相扣下的《山海情》既具有扶贫事件的真实性,又蒙上了一层人物感性的真性情。正是这份现实与感性、真实与诗性的结合使得《山海情》既具有观看的爽感,又具有现实的思考意义。抓准主要事件、集中叙事节奏加上具体细节的描摹是《山海情》的成功因素之一。

三、紧贴时代的文化脉搏

实现扶贫剧的“贴地飞行”是现今扶贫剧急需解决的问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政策与“精准扶贫”“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一脉相承。而《山海情》最根本的“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的立意便是“精准扶贫”的准确阐释,“造血式”扶贫在《山海情》中随处可见。

在文化思考和教育感召的宣传方面,《山海情》确实一改传统扶贫剧的风气,将呆板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变为大众话语体系下的文化共鸣,将历史意识置换为观影快感,获取了市场的成功。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的思想内核贯穿全剧的五个章节。剧中吊庄移民的难,难在教育村民抛弃传统的落后思想和拥有走出去重新生活的志气;本土种菇的难,难在让村民明白市场运作的风险,进行有收益的创业挑战。马得福和主任磨破了嘴皮子,也无法打动从吊庄逃回来的村民。无奈之下,主任和得福想出的办法便是“画饼”——那里房子会有的,靠近乡镇可以挣钱,将来还会建扬水站,未来一定很好。有了涌泉村前期派遣的七个吊庄户的血泪经验,村民发出了“你口中的未来,啥时候会来”的有力反驳。之后村民面对先进种菇技术和理念望而却步,除了对于前期两千元的投资的无奈,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科技的怀疑和否定。平地一声惊雷,前村支书的一句话将所有的问题点明,也准确指出未来的方向——“有奔头那不叫苦,没奔头那才叫真的苦!”宣传标语式的喊话简洁易懂,直接将扶贫剧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置换成通俗干脆的文化理念,轻而易举地获得观众的共鸣。

《山海情》的立意突破之处不仅在于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精确解读和完美置换,更多的是对现今扶贫进程中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故事的最后,西海固的戈壁滩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闽宁镇,涌泉村成为真正的时代遗忘地。马得福试图劝说最后一批老人搬去新建的闽宁镇,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你的根在这里。”“先祖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这是涌泉村老人对于故土的执着和血脉的守护,剧情的冲突升级演变成了新生代对幸福的追求和老一辈对传统的坚持。这是《山海情》对于扶贫易地搬迁的文化思考,是对于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化的追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如何既满足对传统的坚持又超越传统的束缚进行未来的革新,这是扶贫过程中必然面对也必须解决的矛盾问题。《山海情》对此作出了探讨,也给予了新的解释——“涌泉村的根有两头,一头在过去,一头在将来。”“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在我们后人手里。”当乡土情结无法维系现实生活时,走出去才是最好的出路。剧情的最后,老村长下令在搬迁前的最后一天将传承了百年但被暂时搁置的百家宴捡起来。在这百家宴中有本土李家,也有迁徙而来的马家,众人在热热闹闹的氛围中用传统为未来的现代化接风洗尘。百年来的互动、互助早已使之融合成一家,也证明传统的根源不仅在于血脉和历史,更在于历史向未来不断构建的进程中。这是《山海情》对于传统根源的答卷,也是对于易地搬迁的文化思考。《山海情》将顺应精准扶贫政策的立意阐释置换成现象思考,加之点明易地搬迁中的“根源”问题,这种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诗性觉悟,成功地与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实现了扶贫剧立意内涵的创新突围。

扶贫题材影视剧既要满足创作者的艺术形式表达,又要完成思想政治的文化担当,在顺应市场观影需求的同时,还满足了文化思考。《山海情》用有温度、有深度的人物形象,集中冲突的叙事节奏和易于共情的文化思考既实现艺术形式的创新,又深度开掘乡村精神,展现人民性立场,实现了扶贫题材影视剧的突围和重构。它以高度准确的政治站位和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形式成功出圈,为扶贫题材影视剧甚至是新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未来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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