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技术化及其测度问题剖析*

2022-09-14 03:03王伯鲁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测度评估指标

王伯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100872,北京)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感受到了现代社会诸领域的快速变化,通常使用“高速”“飞速”“加速”“日新月异”等词汇来描述社会变迁的速度或态势。严格地说,这些主观感受或经验性描绘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既缺乏深刻洞悉或理论根基,也不够严谨准确和前后统一。现代社会的高速和加速演进现象已进入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视野,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和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等,从不同研究进路就该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1]社会技术化是社会演变的动力之源和主要维度,如何科学准确地描述、衡量和评估社会技术化过程,是探究现代社会体系结构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正如拉普所言:“由于今天的技术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人们已经不得不超出眼前的技术考虑,进行技术评估和技术评价了。”[2]本文从社会技术化进程测度视角出发,描述和评估社会技术化过程的参照系构建、测度指标选取原则、测度与评估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民用航空业技术化进程的描述与评估问题展开初步分析和讨论,以期推进社会技术化测度与评估问题研究的深化。

1 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化

长期以来,受狭义技术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关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自然技术(或产业技术)创新及其推广应用,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技术建构与运作。事实上,作为人类活动理性化、秩序化、功利化的产物,技术可广义地理解为围绕目的的有效实现,人们后天创造、学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等,广泛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层面或环节。

1.1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

自然界既是孕育和哺育人类的“母体”,也是支撑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难理解,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与控制是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序列、方式或机制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技术谱系尤其是众多产业技术形态。一般地说,技术层次越低,人类活动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就越强,自然技术的地域特色也就越明显,反之亦然。自然环境的区域性、特殊性、差异性是催生自然技术形态地域性、多样性的根源,也是制约自然技术扩散或转移的主要因素。

正如不能只关注木偶的前台表演,而无视其背后的傀儡师、编剧、剧务等人员和组织一样,我们也不能只见眼前的自然技术及其运作,而无视其背后的社会技术建构及其隐性运作。为了保证社会实践活动高效、有序地展开,个体和社会组织机构及其运转流程也被纳入了人们的技术视野,并按照技术原理、原则和规范设计、建构与运作,进而与纳入其中的自然技术形态无缝衔接,以支持相关目的的高效有序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技术形态。[3]与自然技术形态的刚性可触、棱角分明相比,社会技术形态则更显柔软,往往隐匿无形,不易察觉或辨识。例如,为了确保城墙砖块的烧制质量,朱元璋发明了在砖头上标记烧制者信息的质量追溯技术体系;为了提高快餐店的经济效益,麦当劳兄弟(Richard and Maurice McDonald)和雷·克拉克(Ray Kroc)发明了特许加盟和连锁经营模式等。这些流程或模式关涉到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或规则性建构与运作,属于社会技术范畴。不难理解,社会技术是技术发育的高级形态与现实存在方式,而自然技术也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场景下创建和应用的,迟早都会被纳入相关社会技术体系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作往往都是以社会技术形态展现的。

事实上,任何技术系统总是由人建构和操控的,并且归属于一定的个体或团体;而人又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民族、集团或单位等,离不开相关稳定高效的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及其运作流程或者众多社会规范的引导与支持。社会技术形态就是围绕社会目的的有效实现,以众多个体、组织或自然技术为单元而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各种社会组织体系及其运转流程,可视为社会活动理性化、规范化、便捷化、高效化的产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组织连同其所掌控的自然技术资源一起被卷入各级各类社会技术系统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之中,并按照后者的节奏、规范与内在要求运作和成长,进而转变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构成单元。正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言:“我将在整体上把这些以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的的实践和动作看成是社会技术。没有这些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械发明,横扫我们时代的变迁便永远不会成为可能。”[4]

在狭义技术视野下,人们往往只关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自然技术形态,而无视旨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技术形态。正如社会运动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自然运动一样,社会技术也不能简化、还原为自然技术。因为前者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是一种内部各组织单元互动耦合的、生长着的、边界模糊的、柔性灵活的地有序运作的高级技术形态。社会技术观念的形成是技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标志着广义技术观念的确立以及对社会技术现象认识的深化。

1.2 社会技术化

应对时代挑战,解决发展难题,是社会实践活动面临的主要任务。社会技术观念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运行机理及其演进,增强人们创造和改进社会技术形态的自觉性和科学性。从社会技术的外延拓展看,人们总是从实际出发预测和筹划未来,力图通过创造多种新型技术形态的方式应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进而拓展社会技术族系,催生新的社会领域或部门。从社会技术的内涵提升看,具体社会技术形态的效果及其效率,往往难以持续满足社会变迁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进而要求相关社会技术形态更新改造、升级换代。自然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进步尤其是产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以及向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或层面的广泛渗透与转移,也为各级各类技术创造与改进提供了基础和条件。1970年代以来,微电子、个人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众多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加快了社会的信息技术化进程。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踏上了技术创造与推广应用的道路,形成了有别于动物本能的技术活动模式,开启了人类进化的新纪元。社会技术化就是在社会生产与生活诸领域或层面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创造、改进与推广应用过程,即以技术途径或方式追求社会活动的新效果、高效率或多样化的态势,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合理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各级各类技术创造、改进、引进、扩散、复制活动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领域或层面渐次展开,从无到有、由点及面、由低级到高级立体推进,逐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社会技术化路径及其机制。[5]为此,埃吕尔(Jacques Ellul)才“认为不管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技术现象’已经变成所有社会的明显特征”。[6]“的确,在所有文明中,技术都是作为传统而存在的,即通过缓慢成熟甚至更缓慢地修改的遗传机制而世代传递的;与环境压力下的身体的社会性进化相伴随,还同步产生了可遗传的自主性,并被整合到每一种新的技术形式之中。”[7]因此,我们既要重视众多自然技术成果的创造与推广应用,又要看到其背后各级各类社会技术形态的创造与持续扩张。

从系统与宏观的视角看,社会技术化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与原动力。这是由人的技术性、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社会竞争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难理解,社会技术化进程与社会历史进程互为表里,难于分割,在后者中辨识或区分前者是讨论社会技术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来自哪一领域或层面的技术创造成果,都会沿着社会机体的肌理或经络传递,触发相关领域或层面的技术革新或建构,进而推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一系列变革。这一社会历史进程的轴心就是社会技术化,已成为理解和描绘现代社会演进的背景或“底色”。所谓的“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其实都是通过社会技术化途径及其机理实现的。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社会竞争的长期性、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而萌发的新问题、新危机或新挑战层出不穷,而现行社会技术体系又难以有效应对这些新问题与新挑战,迫切需要不断改进现有技术形态,或者创建或引进新型技术形态。由此可见,社会技术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进行时态,永远都在路上,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共始终。因此,分析、描述和评估社会技术化进程,正是探究社会历史演变奥秘的一条重要进路。

1.3 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现状

技术自诞生以来就处于加速发展或快速扩张之中,而且展现出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这一社会技术化特点在技术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学者都致力于揭示和描述社会技术化机制与特征。日本学者丸山益辉在论及技术加速发展现象时曾指出:“技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同时,稳定期、革新期的周期逐渐缩短。……技术的这种加速度发展的特点,可用指数函数A=bekt表示(A是技术的单位功能)。”[8]同样,描述集成电路集成度与价格关系的摩尔(Gordon Moore)定律、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加速回报定律、历次技术革命成果的快速扩散与广泛渗透规律等,都是揭示技术加速扩张或社会技术化加速推进的典型成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罗萨对现代社会加速演变现象进行了批判性诊断,并指出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社会加速的循环系统。[9]

在这里,某一历史时期涌现的新技术形态数量或者淘汰的旧技术形态数量以及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等特征值,是描述社会技术化的重要维度,都可作为衡量技术发展速度或加速度的测度指标。通过对众多技术族系新技术形态数量增长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提升的实证分析,不难得出技术世界加速扩张的结论。只是这里的加速度并不一定是恒定值,而是随时空场合、技术领域或族系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技术世界常常处于变加速演进之中。追溯和梳理前贤先哲有关社会技术化问题的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他们普遍重学理探讨、机制探究、理论阐释、模型提炼,而轻宏观数值测度和描绘、量化分析和评估,且多数缺少系统性的局部零散研究。这一研究取向不利于把社会技术化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2 参照系的构建与测度指标的选取

虽然事物的运动是客观的、绝对的,但是不同的观察者对于同一事物运动状况的感知或描述却往往各不相同,这主要与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相关联。正如对机械运动的描述离不开参照系一样,对社会技术化过程的描述同样也需要选择恰当的参照系。所谓参照系就是观察和描述事物的角度与尺度,它有助于统一或消除不同观察者之间的主观感知和描述差异,进而在认识共同体内部展开观察交流和达成共识。描述和衡量社会技术化过程的参照系的建构就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展开的,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连续可比的描述、测度和评估框架。

2.1 参照系的构建

在某一历史时期,人们通常会选择一些标志性(划时代、里程碑)事件的发生时刻作为观察或描述的时间基点,以反映社会状况的多项指标作为基本维度,构成描述或评估社会演变的参照系。以该参照系为基础,某一时刻社会各主要指标及其变化幅度就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该时刻社会技术化的程度。在这里,反映社会技术化的主要指标既是参照系的维度,也是社会技术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际的描述和评估过程中,能够反映社会技术化的指标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单项指标也有复合(综合)指标、既有直接指标也有间接指标等。如果选择的指标(或维度)不同,得到的描述和评估结果就会有出入。这也是描述和评估主观性的具体表现。在参照系构建过程中,时间基点的选择比较简单,容易达成共识,如当今通常采用的“战后”“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大以来”以及“同比”“环比”等描述模式已渐趋一致和成熟。但是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些衡量社会技术化的具体指标(或维度),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重要问题,应先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充分酝酿和讨论,以便形成共识。

在这里,直接指标是指那些能够直接反映某一项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状况的指标,通常围绕该技术成果(产品)的扩散与使用状况而设定。例如,座机、手机、互联网用户、信息流量等数值,都可作为反映通讯技术推广应用程度的直接指标;汽车保有量、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铁或地铁运营里程等数值,也可作为反映运输技术推广应用状况的直接指标。间接指标则是指那些能间接反映某一项技术推广应用状况的指标,通常围绕该技术成果(产品)的使用效果来设定。例如,电商营业额、网银资金周转量、信息产业产值等数值,都可作为反映信息技术推广应用状况的间接指标;货运量、客运量、集装箱周转量、运输业产值等数值,则可作为反映运输技术推广应用状况的间接指标。由于技术体系结构的层次性,直接指标与间接指标之间的区分多是相对的、可变的,往往随评估对象或要求的变化而改变。

2.2 测度指标的筛选

一般地说,所选择的测度指标或维度越多,对社会技术化状况的描述就越精细、全面和可靠,但描述和评估的工作量也会随之扩大,反之亦然。因此,在测度指标筛选问题上应当周密论证,按照如下五项基本原则展开筛选:

1)通用指标原则。应尽量选择那些通用性或普适性较强的指标,以便实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社会技术化程度进程的纵向比较,以及不同地区社会技术化之间的横向比较。

2)易得指标原则。应尽可能利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World Bank Open Data)、国家统计局的各类统计数据等系统、权威、连续的大型数据库,从中挖掘、筛选和提取相关测度指标及数据。

3)精简指标原则。应根据评估目标、任务或时限的实际要求精选尽可能少的代表性指标,力求既能在一定精度上反映社会技术化进程,又比较容易操作,以便减小测度和评估的工作量、复杂度或成本。

4)特殊指标原则。为了准确地描述或评估某一领域的社会技术化程度,通常还需要筛选一些具有行业、领域或地域特色的标志性指标,以便更直观、简洁、准确地反映该行业、领域或地域的技术化状况。

5)稳定指标原则。在长周期、连续性评估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少地改变或调整测度指标。只有相对稳定的测度指标及其参照系,才能客观、准确地对某一社会技术化进程展开持续地监测、评估和比较,也更有利于学术交流和达成共识。

2.3 测度结果的描绘

社会技术化进程。这里主要借鉴描述企业经营状况的雷达图分析法的思路,[10]选择测度指标和构建参照系,并通过Excel软件中的“图表”功能,完成社会技术化进程图形的绘制。雷达图犹如雷达的放射波形状,直观简约。雷达图分析法是对企业财务状态和经营现状进行直观、形象地综合分析与评价的一种有效方法,从中可以鸟瞰企业经营状况的概貌,找出经营上的薄弱环节,进而给出改进经营现状的方向。只要对雷达图分析法稍加改造,就可用于分析和描绘社会技术化进程。

描绘社会技术化进程雷达图的手工绘制步骤是:首先,从圆心出发,分别以放射线形式画出多条测度指标(维度)线;同时,这一簇放射线等分360°,并在其上标明各个指标的名称、刻度和次序,如图1中a、b、c、d、e五维蛛网所示。然后,将反映某一时刻社会技术化状况的各指标值分别标示在相应的指标线(维度)上,再以线段形式依次连接相邻放射线(维度)上的各个数值点,形成折线闭环多边形,其面积即可直观地表示该时刻社会技术化的实际状况。实际上,利用Excel软件绘制雷达图更为便捷,只需将各项指标对应的不同时刻的测度值输入Excel的相应表格中,在“插入”栏目下选择“其他图表”中的“雷达图”图标按钮,即可自动生成雷达图。

图1 社会技术化进程测度与评估(叠加式)①

图2 社会技术化进程测度与评估(分列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雷达图各维度上的刻度是统一标示的,但度量单位各异。为了使所绘出的多边形不致过于狭长或怪异,可适当调整各维度上的度量单位,进而缩小各维度上测度数字之间的差异,以便使多边形趋于规整、协调和美观。还有,折线所围成的多边形面积S的大小可以粗略表示该时刻社会技术化的实际状况,即多边形面积S越大表示该时刻社会技术化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至于多边形面积S的测定与计算问题,则可以借助“多边形面积计算器”软件②和Python工具等加以解决。

同样,我们也可在一维时间轴上将不同时刻的雷达图(标尺刻度不同)依次并列,各圆心与所测度或评估的具体时刻相对应,如此即可直观地显示出同一社会技术化过程在不同时刻各项测度指标的变化量及其态势(见图2)。当然,也可在同一张雷达图上,采用不同颜色标示不同时刻社会技术化的各指标值,并用该颜色线段依次连接同一时刻的各指标值,构成多个多边形,以便更直观、清晰地展示不同时刻社会技术化各项测度指标的数值及其演进趋势,如图1中系列1、2、3三色所示多边形。只不过随着测度时刻的增多,这一叠加式雷达图上的多个多边形之间往往容易交错重叠,凌乱难辨,也难于展开比较。

当然,还可根据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评估经验或学术共同体共识等,给每一项测度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An,然后通过加和各个测度指标的修正值AnMn,即可得出反映某一时刻、某一社会领域技术化状况的综合性评价指标M,如下式:

M=A1M1+A2M2+A3M3+……AsMs

(1)

公式1中S表示测度指标的编号,通过计量和比较不同时刻或不同社会的M值,即可对该社会技术化进程进行量化评估和分析比较,恕不赘述。至于这一理想化的通用型测度标尺如何具体标定或提炼,还有待于学界的充分论证以及评估实践过程中的反复检验和不断修正。

3 测度与评估的改进方向

对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描述、测度或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反映社会技术化状况的认识活动,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交织缠绕,其主观性主要表现在测度指标的选取及其参照系的建构等方面。为了尽可能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技术化的真实状况,在实际操作中至少还应当从如下四个层面加以改进:

1)指标的筛选。评估或测度指标的筛选是衡量社会技术化的基础环节。应当从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广泛征求同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和确定测度指标,尽量消除指标选择上的偏见与随意性。必要时,也可以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筛选测度指标。[11]只有经过反复论证、集思广益与归纳提炼等环节,才能增强测度指标筛选和参照系建构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共识性。同时,测度的时间间隔(或周期)也需要仔细斟酌和考量。一般地说,时间间隔越短,描述和评估的精细程度就越高,但是工作量或评估成本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2)技术扩散的复杂性。社会技术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社会运动过程:一方面,众多先进技术成果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沿着不同的路径同步梯次推广应用,既彼此竞争又互动协同,渐次渗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广阔领域或层面。其中还会出现技术汇聚与扩散之间的多重干涉、耦合或衍生效应,进而孕育下一轮的技术创新及其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在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或领域,众多先进技术成果的创造与推广应用并非同等程度地齐头并进,往往会以某一普适性或通用性先进技术成果的快速创造与推广应用为主导,其他技术成果的扩散与应用则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技术化基本格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机械化、蒸汽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等社会技术化浪潮都是如此。这一点也是判定某一项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能否引发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即它对社会演进所产生的辐射范围、深度或推动作用的大小。只有那些基础性或通用性、渗透性或关联性极强的重大技术发明或改进,才有可能演变为一场产业革命。技术发展史也表明,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大多发生在材料、能源(动力)、信息(控制)等基础性技术领域或层面。

事实上,任何技术形态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它在社会诸领域或层面的推广应用,也展现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演进阶段,应用数量先升后降,呈倒U型形状,见图3。在同一技术族系中,随着新的先进技术形态对旧的落后技术形态的渐次替代,一些旧技术形态将会走向衰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众多先进技术形态相继进入相关社会领域或层面,渐次推广应用,彼此叠加、交错融合,见图4。至于来自不同技术领域、层次或族系的众多技术成果的同步推广应用情形及其效果则更复杂,需仔细辨别、测度与评估,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图3 单项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的生命周期

图4 多项技术成果相继推广应用的生命周期叠加

3)测度指标的甄别与增减。在技术进化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时间推移,先前以落后技术形态的推广应用状况为背景设定的测度指标,可能会随之消失或失去意义。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及时引入一些以先进技术形态的属性、功能或效果为基础的新的测度指标,从而促使描述或评估参照系发生改变,给大时间跨度视野下的社会技术化的历史评估或纵向比较带来一些实际困难,导致评估的可比性、连续性下降。例如,在有线通讯技术阶段,座机数量可以作为衡量有线通讯技术推广应用状况的一个测度指标,该指标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有线通讯技术的推广应用状况。但当移动通讯技术登上历史舞台后,座机数量指标就逐步失去了测度意义,并不能准确反映通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通讯技术的推广应用状况。有时候,甚至座机数量的减少反倒与移动互联通讯技术的扩张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相关性。

4)社会技术化的综合性测度。一般地说,某一种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某一领域或某一时期社会技术化的测度比较容易实施,因为测度指标的设定相对简单,参照系也比较稳定,争议也相对较少。然而,众多技术成果的同步或相继推广应用,或者多社会领域、长时间跨度视野下的社会技术化的综合性测度与评估就相对复杂和困难得多。因为直接性、贯通性或共识性指标难觅,参照系的稳定性变弱,评估的可比性、精准性下降,争议也随之增多。

因此,对某一社会技术化的综合性测度与评估多是粗略的、宏观的和趋势性的,只能在由少数贯通性、共识性或综合性指标构成的简化参照系中展开,即以牺牲评估上的精确性、细致性和全面性,换取评估上的简洁性、可比性或趋势性。在社会技术化综合性测度与评估实践中,人们通常以间接指标替代直接指标、以综合指标替代单项指标等方式,对社会技术化趋势进行宏观综合测度,力图给出争议较少的趋势性描述和评估。在这一综合性评估情境下,反映某一具体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的众多单项指标或直接指标,大多并不适合于这一类综合性评价;而反映众多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复合效果的少数综合性、间接性或标志性指标,就逐步演变为这一类社会技术化测度和评估的主要指标。

为具体贯彻和展示上述社会技术化的描述、测度和评估理念、原则与方法,下面以现代中国民用航空业技术化过程为例展开具体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民用航空业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社会形态,这里之所以以民用航空业的技术化为例,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1)民用航空业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可视为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或“器官”形态,它的技术化能够折射、反映或表征现代社会的技术化进程;2)民用航空业的统计数据比较系统完整,可比性较强,描述、测度和评估起来相对容易。

4 中国民用航空业技术化的测度与评估

民用航空是现代社会运输行业的主要门类,其快速成长得益于众多现代航空技术的持续创新与推广应用,可作为分析现代社会技术化进程的一个标本或维度。新中国的民航业起步于1949年11月2日成立的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当时仅有30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1万人次,运输总周转量仅157万吨公里。鉴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民航业体量小且发展缓慢,统计数据不全,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难于展开民航业技术化进程的精确测度和系统评估工作。因此,我们仅以1979—2019年之间民航业的统计数据,作为描述和评估民航业技术化的依据。这一时期正好是我国民航业快速成长的历史时期,也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技术化的一个缩影或样板。

4.1 测度指标及其数值的选取

以下所有数据均采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上的公开数据,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统计数据的选取。反映民航业发展状况的现行统计数据有48项之多,但考虑到评估的工作量、趋势性描述等要求,我们仅选择了其中的7项综合性、通用性指标,作为反映民航业技术化的测度指标和参照系维度,具体如表1所示。不难看出,上述7项指标多是众多航空技术持续创新与推广应用的复合结果,通用性或普适性较强,可广泛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航空业技术化的测度与评估。

2)个别数据的推断。民航业脱胎于军事航空运输领域,由于机型更替、统计口径变化、统计制度不健全等复杂的历史原因,表1中缺少3个历史数据:1979年的民用航空飞机通用飞行时间、1979年的民用航班飞行机场数与民用飞机架数。笔者根据1980年代民用航空飞机通用飞行时间与民用航空货物运输量之间的相关性,推断出1979年的民用航空飞机通用飞行时间约为3.80万小时;然后根据1981年的民用飞机架数与定期航班航线里程之间的相关性,以及1984年以后民用航班飞行机场数的变化趋势等,推断出1979年的民用飞机架数约为380架、民用航班飞行机场数约为80个。

表1 1979—2019年中国民航业发展的主要数据

3)测度周期的设定。为了简化中国民航业技术化描述和评估的工作量,我们设定的数据提取时间间隔为10年,以便给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业技术化的基本趋势。当然,我们也可以以5年、1年甚至1季度的时间间隔展开更为细致的描述和评估,以便提高描述与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精细程度,只是后者的工作量和评估成本将会随之成倍增加。

4)其他备选指标。在反映民航业发展状况的48项统计数据中,直接涉及飞机的指标有14项。其中,民用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大中型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大中型波音737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大中型A320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小型运输飞机架数等统计指标的时间跨度长、连续性较好,且多属于直接指标,也可作为备选的测度和评估指标。此外,民用大中型MD90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大中型MD82运输飞机架数、民用小型ARJ21-700运输飞机架数等统计数据及其数量变化,虽然连续性差、时代特征明显,但也能反映出民用飞机技术更新换代、吐故纳新的独特历史特征。

4.2 测度与评估结果的呈现

从我国民航业技术化的实际出发,我们采用图2的并列方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业技术化进程展开描述、展示和评估。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绘制出各测度年份民航业技术化状况的雷达图,如图5所示。自左至右依次为1979年、1989年、1999年、2009年和2019年的雷达图(标尺不同)。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5个年份的统计数据绘制在同一张雷达图上(标尺相同),如图6所示。不难看出,由于系列1(1979年)、系列2(1989年)、系列3(1999年)的数值太小而图形模糊或被遮蔽,难以分辨,这也是前述叠加式雷达图描述方式的主要缺陷。

图6 1979—2019年中国民用航空领域技术化(叠加式)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航业技术化主要体现在飞机、机场、飞行组织与调度三大组成部分上,这里所选择的7项指标多属于间接性、综合性指标,即只能宏观、间接地反映众多民航技术持续创新与推广应用的复合效果,未能从中观或微观层面准确、细致地直接刻画和呈现民航业技术化进程的具体细节。这也是上述描述、测度与评估模式的主要缺陷,还有待于其他描述、测度和评估方法以及其它层次上的细节补充、修正和完善。例如,单就机场技术化而言,无论是新机场设计与建构上的创新,还是旧机场的升级改造,都是以通讯、建筑、应急救援等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及时引入为基础的。在现代中国民航业技术化进程中,从候机楼的设计、客运与货运组织,到飞机起降调度、地勤保障、气象预报等组成部分或运营环节的单元性技术更新换代都十分明显。这里仅以“民用航班飞行机场数”指标及其递增量来描述,显然难以准确刻画机场技术化进程的具体细节与丰富内涵。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评估经验积累、学界共识和辅助工具等原因,2.3节中给出的多边形面积S的测定以及综合性评价指标的计算等构想,一时难于具体实现,只得留待后续研究工作中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由此不难理解,在描述、测度和评估社会技术化的实践中,仍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去做。因此,应当从评估工作的实际需求出发,借助典型案例解剖等方法,多从微观或中观层面深入分析和细致描绘典型样本的技术化进程,以弥补上述宏观层面粗略描述与综合评估上的种种欠缺。

5 结语

从模糊走向精确、由定性走向定量是认识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基本趋势,对社会技术化的描述、测度与评估就是这一认识规律的具体表现。然而,由于受社会技术化进程及其机理本身的复杂性、多层次性、长链条性,以及人们认识这一现象的主观性、多视角性、多用途性等因素的限制,致使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圆满解决。社会技术化既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属于计量社会学、科技管理学、技术哲学等学科领域的共同研究对象。笔者从剖析社会技术化现象出发,力图给出描述、测度和评估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方法论框架与原则,还尝试通过对现代中国民用航空业技术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估案例,具体阐述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估方法及其流程等问题。虽然这里给出的雷达图图示法、综合评估指标M的加权求和公式等探索性的工作还相当粗糙,但已初步具备了“靶标”功能,达到了抛砖引玉之功效,但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改进,以期推进对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描述、测度与评估问题的探究。

注释:

① 图1中系列1、系列2、系列3依次表示三个测度时刻。

② 参见多边形面积计算器v2.5官网(http:∥www.downza.cn/soft/292116.html.)。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提供的数据。

④ 图5中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的意义分别是:1表示民用航空航线数(百条);2表示定期航班航线里程(万公里);3表示民用航班飞行机场数(个);4表示民用飞机架数(百架);5表示民用航空旅客运输量(百万人);6表示民用航空货物运输量(万吨);7表示民用航空飞机通用飞行时间(万小时)。

⑤ 图6中:系列1表示1979年、系列2表示1989年、系列3表示1999年、系列4表示2009年、系列5表示2019年的统计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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