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刊”与我的“师友情”

□ 黄军昌

我与《党员干部之友》结缘已有20 多个年头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因为工作需要，我由一所农村完全中学的校长转岗来到江苏灌云县委组织部，被安排在办公室担任分管文字工作的副主任，负责全县组工信息调研工作。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党建理论的研究向基层延伸，被摆上基层党建工作的突出位置，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实行目标考核，我所在的灌云县也不例外。

履职之初，面对角色转换和开创新局的双重压力，我这个跨界作业的新手，倍感“压力山大”。由于研究内容跨度较大，常有“老虎啃天，无处下嘴”的感受和体验。面对全新的岗位和全新的课题，此时的我，就像一头负重前行的“骆驼”，在组工调研和党建理论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为了储存“营养”，积蓄“能量”，尽快进入角色，我在向专家及老同志请教的同时，把学习的触角伸向党建刊物的研究领域，以求产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在阅研中体悟，在学习中借鉴，助推自己完成知识的积累和角色的转换。入职以后，我带领助手进军组织部的资料室，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研读党建刊物发表的各类文章，从中汲取营养，启迪思维，“借梯上楼”。

孙大勇孙大勇/摄影摄影

“一本好的杂志犹如一批好的老师。”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最先抢占我们阅读视野的是来自山东省委组织部的《党员干部之友》。江苏和山东地缘相邻，互动频繁，两地在党建工作方面有很多相融和互补之处，值得互相学习借鉴。《党员干部之友》作为山东省党建工作的“窗口”和“门户”，自然成了我“借光”“充电”的第一选项。《党员干部之友》是一本年轻而有活力的杂志，办得很有特色，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杂志以其特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党员干部之友》的刊名朴素平实，“之友”二字拉近了杂志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党员干部之友》的内容紧贴党建工作的实际，具有宏观的导向性和微观的实用性，让我这个初涉党建理论研究领域的“门外汉”找到了一位指点迷津的“好向导”。当我真正进入境界以后，便从心底里认同并接受了这位作用特殊的“好老师”“好朋友”。

捧读《党员干部之友》，刊物新颖别致的栏目设计，引人入胜的美编美文，特别是那些汇聚作者和编辑心血的经典文章，融思想性、经验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可读、可信、可学、可用，让我这个渴求新知的“饥饿者”，犹如闯进一家品种齐全的“面包店”，尽情地摄取和享用。时至今日，我一直认为，《党员干部之友》是我跨进党建理论研究之门的第一位向导。从某种意义说，是《党员干部之友》引领我走出组织工作的“认知沙漠”，闯进了党建理论研究的一片“绿洲”。

我与《党员干部之友》真正结缘是从第一次投稿开始的。大约是在2001 年元旦前后，带着投石问路的心理，我将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中国古代领导素养浅探》一文修改整理，投寄到《党员干部之友》编辑部。时隔不久，我欣喜地收到了从杂志社寄来的样刊，我的文章已经被《党员干部之友》采用，文题被改为《古人论“官品”》。我投稿的原文大约6000 多字，经过编辑的删削斧正，剪辑裁缝，被浓缩在3000 字以内。品读修改后的文章，条理清晰，要点突出，字字珠玑，如饴在口，使我由衷地感佩编辑们的“匠心独运”和“鬼斧神工”。

初试牛刀，小有成功，编辑老师的热心扶掖进一步催生了我的写作冲动。从那时起，我不仅成为《党员干部之友》的虔诚读者，也成为《党员干部之友》的热心撰稿人。通过以文拜师、以文会友，我结识了许多扶掖我成长进步的“良师益友”。

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社，我结识的第一位“良师益友”是时任杂志社社长的魏余秀老师。2001年3 月份，我的又一篇文章《蔡元培的用人艺术》在《党员干部之友》上付梓发表。为了感谢那些站在我身后默默付出的编辑们，我冒昧地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很幸运在电话沟通中结识了杂志社的魏余秀社长。在深情致谢之后，魏社长对我发表的文章做了认真而中肯的点评，更多的是谆谆教诲和殷殷期许。一位阅卷如山的大编辑与我这位初习文墨的新作者之间进行着亦师亦友的交流，折射出《党员干部之友》作为广大读者和作者“良师益友”的内在特质和职业风范。

上海著名的教育家斯霞老师曾经有一句名言：“好学生是表扬出来的。”对此，我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我对魏余秀老师素怀仰慕之心，虽然未曾谋面，但感激之情一直萦心绕怀。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心中自会涌起衷心感激的阵阵暖流。那是2002 年的夏季，江苏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处长、江苏《党的生活》杂志执行编辑，也是我的文友封春晴同志带队赴《党员干部之友》杂志社拜访观摩、学习取经。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魏社长特意向封春晴处长推介了我这个来自江苏省连云港的文友，对我的文笔给予带有溢美成分的评价。正是因为魏社长的真诚勉励和编辑们的热心扶掖，使我在党建理论研究方面进入了“兴奋期”，以文为乐，笔耕不辍。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先后有40 多篇研究性的文章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上发表。我还曾多次被杂志社评为“优秀作者”，并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文论集萃》的合订本。

由于文来文往，我与《党员干部之友》编辑们的联系对接更加紧密。魏余秀社长调任省政协工作后，与我保持紧密联系的当数杂志社的总编郭海鹰老师。我们一起切磋写作技艺，一起交流作文体会，特别是微信进入交际领域后，我们也成了联系紧密的网友。有时候，郭总编还通过微信直接向我下达约稿的“指令”。记得那是2016年的2 月，山东省委组织部来了一位新部长——杨东奇部长，对部机关干部提出了“成全别人的好事，学习别人的长处，原谅别人的过失，容忍别人的伤害，帮助别人的困难”的“五句话”新要求。为了深化学习领会，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批言论文章，这项任务十分荣幸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平心而论，要在规定的篇幅内，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内容，对新部长提出的“五句话”要求进行系统性论述和阐释，既要避免交叉重复，又要规避泛泛而谈，写作难度是客观存在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带着对郭海鹰老师信任的真诚感激和对《党员干部之友》的热心回馈，我放下手中的其他课题，潜心研究，精心立意，用心撰文，严格按序时要求完成了约稿任务。我执笔撰写的五篇言论文章，分五期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上相继刊出，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此后，我还多次接受编辑部的邀约，完成编辑老师们下达的“命题作文”和“点题作文”任务。这样文来文往，加强了我与杂志社的对接联系，升华了我与编辑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我作为组工战线的老兵，在组织部门前后工作了18 个年头。在这18 年间，无论是从事文字工作，还是担任领导职务，我与《党员干部之友》编辑部始终保持着热线联系。2012 年，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了组织部门，到县政协担任副主席兼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岗位变化了，但《党员干部之友》对我的关怀和厚待没有丝毫弱化，每月的10 号左右，我仍然准时收到杂志社寄过来的赠阅杂志。那种在长期的文字交流中形成的“师友情”，如同陈年老酒，越久越香。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和爱好，我坚持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乐趣。在工作之余，仍然喜欢整一点自我欣赏的文字来，并定期向《党员干部之友》编辑部“交作业”。即使在退休之后，也经常承担编辑部的约稿任务，时有文章在《党员干部之友》杂志上刊登。2018 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源清流洁》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简单统计，其中有48 篇文章曾发表于《党员干部之友》。这些付梓面世的文字里，凝聚编辑老师的多少汗水和心血，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作为《党员干部之友》的虔诚读者和热心撰稿人，我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站在作者身后默默奉献的“老师们”。

值此《党员干部之友》“三十而立”之际，抚今思昔，浮想联翩，聊撰小文，以作纪念。衷心期盼这份弥足珍贵的“师友情”永远地珍藏在大家的记忆中，留在《党员干部之友》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