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方法论的内容要义

2022-10-11 01:52郭晨娟吴文新
昌吉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方法论恩格斯

郭晨娟 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之中。学界对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如何用科学的文化观和文化方法论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文化的研究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10月至1847年4-5月合写的,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化方法论的正式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基于实践文化观的实事求是的文化方法论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意识、观念等文化的东西统治和决定着现实的人和世界。“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中发表的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两篇文章,乍看起来“真是发生了考尔巴赫预言式地描述过的匈奴人之战。阵亡者死有余恨,亡灵在空中喧嚣和号叫,恍如战斗的轰响,厮杀的叫喊,剑、盾、战车的铿锵。”[1]88仔细一看,这不过是“观念的历史叙述”的文化史观的滥觞,“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2],即认为观念、宗教、意识等文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并不是为了世俗的事物。这场圣战不是为了关税、宪法、马铃薯病,不是为了银行事务和铁路,而是为了精神的最神圣的利益,为了“实体”“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和“真正的人”。[1]88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这种运思路径,认为它本质上是“观念异化”,即意识、观念等思想文化本来应该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头脑的产物,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文化是决定性的原则,文化统治着世界,人头脑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自身,创造物支配创造者,创造者屈服于创造物。为了反抗这种虚幻的思想的统治、把被统治者从中解放出来,当时德国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及解决方案。费尔巴哈认为“教会他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臆想”,鲍威尔提出“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臆想”,施蒂纳指出“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1]15总之,这些思想家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只要在观念世界、文化领域进行变革,就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不需要触动现实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对施蒂纳作出分析:施蒂纳不懂得“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1]273-274,因此在他那里出现所谓的“理想进行统治”[1]273“是思维的产物”[1]274等言论,及从“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经过“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到最后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理论取决于人的精神需求和逻辑推断,实际上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变迁,它自身更不可能独立地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强调文化的社会基础,批判施蒂纳的脱离现实的人及其关系的文化的纯粹形式和独立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否定道德说教等,从理论上破除现实生活中对立问题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臆想是天真的幼稚的空想,而且“构成现代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1]15这些思想家是“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这些努力是“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所有的这些都是软弱无力、沉溺于幻想的,根本不会对现实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众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种哲学”[3]509,思想家们“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3]510,用看似超脱、虚幻和抽象的文化反映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状况,以此“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德国思想家和民众互相影响,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当时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可窥一斑。马克思还专门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戏称为“好汉”,讽刺他们把人溺死的原因不是归结于人自身的重力而是关于重力的思想,从头脑中抛掉重力的观念就可以避免溺死这一可笑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想“从天国降到人间”[4]152“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1]274,文化实践是必由之路。

与“文化决定论”不同,强调实践的文化观,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基本观点的深刻理解,作为精神和观念形态的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同时,文化之相对独立性又要求我们重视文化指导实践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强大力量。唯物史观的文化方法论中的“唯”是强调以客观物质形态呈现的社会生产实践对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实践的历史过程则要求我们以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来批判那些把“现实前提”中的一部分、一个环节,单独抽离出来加以绝对化、抽象化的形而上学做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方法论之辩证智慧的体现。把“前提”中的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的某一部分、某个环节单独抽出来加以绝对化、抽象化、固定化,过分强调这个部分、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导致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经济决定论、生产劳动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某种片面的“主义”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方法论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从文化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客观历史中,寻求文化研究和建设之规律的把握,始终坚持整体性、联系性的观点,并且将其应用于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实践。

二、基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群众路线的文化方法论

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一大原则,即在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中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走群众路线。

恩格斯曾引用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经验、理智和科学”即指文化,是更高级的文明时代的文化的构成要素,不仅强调未来的理想社会需要建立在丰富的物质财富基础上,还指明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类社会文化前进的方向。不管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是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马克思也强调:文化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151-152任何文化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的存在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马克思在此更为强调的是: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其本质不在于他的自然性,而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39。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文化,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社会存在物”。

“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1]515,在文化领域也尤为突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本应作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主体的人民大众,变成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被动的、片面的、无自主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机器。“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1]515也就是说,要消除文化异化,用人的全面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使人民大众不仅能够共建文化,还能够共享文化。

而“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1]525。简言之,“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514文化异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畸形分工造成的。这为我们人民群众文化共享得以实现指明了现实道路,“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1]516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按每个人的需求进行分配的时候,人民群众的文化共享才可能得以实现,《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这种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文化的实现,并“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1]295-296马克思恩格斯离开思维观念和意识等文化范畴,揭示“现实的人不是人”即“人的二重化问题”的根源在于从现实生活条件找寻现实的解决之道。这也和我们当前所追求的人民精神共富、文化共享相契合,文化共享就是要消除人的二重化,使文化创造者也成为文化享受者,这本身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表现之一,而消除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社会生活条件为个人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和空间。

施蒂纳认为处理个人和实际生活条件之间冲突的办法是“实际的冲突(即个人和实际生活条件之间的冲突)变成思想的冲突(即这些个人和个人自己产生的或自己塞进自己头脑中去的那些观念之间的冲突)。[1]324”并且把问题的关键归结为“抛弃关于这种冲突的观念”[1]324,而不是“实际消除实际的冲突”[1]324。“每个人都是和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唯一的个人。”[1]320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处理不同个体之间的唯一性提供了解决思路,以此实现社会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1]516,社会关系高度和谐,在共建共享的社会文化关系中,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能够极大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受物的影响而高度和谐。

要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无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文化革命在内的革命。“特别是在存在至今的这些关系中,一个阶级总是占着统治地位;个人的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相一致;因而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的实际任务,在这一阶级的每一个人看来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务;每个阶级都只有把一切阶级的个人从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统治阶级,——正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把争取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个人的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1]327因此,无产阶级的现实的任务“使现存的关系发生革命”[1]327不得不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文化方法论上的意义,正是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享受者,在人民群众共建共享中推动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从而使文化发展真正造福人民大众,实质性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三、基于形态演进之历史分析的文化方法论

在谈论文化形态的变化、演进、变迁时,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旧约”部分论述了以唯一性和独立自由为目标导向的、未获解放的人的发展进化的历史,即现实生活中的人对“唯一者”的追求史,其中隐藏着文化发展史。归纳总结为下表。

施蒂纳“唯一者”谱系表

从此表可以看出,文化发展历史与人的发展进化历史相生相随。作为社会物质生活及其历史的观念性镜像形态,文化本身的发展是内在于人发展进化的历史的。在施蒂纳看来,“人的生活”从“卵”即儿童开始,经过青年,到达成人,完成自身的两次发现过程。喜欢探求事物真假的儿童是唯实主义的形而上学者,儿童在和整个世界相互对立、相互敬畏、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获得对异己的事物本性的认识,虽然带有主观夸大性,但是揭示了即使是赤裸裸来到世界的儿童,也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人”。摆脱事物依赖、重视精神的青年是唯心主义者,在完成第一次自我发现的这一过程中,青年摆脱了稚嫩,消除了对世界的陌生感、异己感,沉迷于纯粹思想,反对理性即世俗的观念、律法、精神等文化形式。最后克服精神世界、对“精神实体性”实现否定统一的是自私自利的成人即“唯一者”,在完成第二次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成人能够按照认识到的世界的真理、规律等来改造世界。在通过正体反体合体的发展达到了自我的唯一者的实现的同时,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是逐渐了解。显然,施蒂纳是用单个人的个体成长形态的变化来比喻文化形态的成长变迁,可以说,人的精神文化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精神文化水平随着实践能力的发展逐步提高。

文化为人的发展进化提供条件。施蒂纳的唯一者“征服精神”“把全部世界装在自己的口袋里”[1]128,自认为精神文化是万能的,忽视客观物质条件,夸大精神文化的作用,对人、文化、世界的认识都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此外,文化虽然是构成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绝不是施蒂纳所说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总是发现世界早就是现成的”[1]129。对文化等对象的认识不是被发现的,文化等万事万物都是现成的,这是荒谬的。实际上,就算是儿童时期,一切环境都不由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摆在面前,但是这只是设置了每个人上演自己人生大戏的背景,根据自身认识到的不断改变的精神、意识、感觉、观念等文化因素来出演人生剧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施蒂纳的生活环境入手,通过施蒂纳“个人历史”的演进即认为局限于地方范围的施蒂纳的活动“仅仅是一方面辛苦工作,一方面享受思维的陶醉……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1]296,来阐述文化全球交往的必要性。

具体来说,施蒂纳“从‘事物世界’一股劲儿制造出‘自有的’观点,从而掌握这一世界。”[1]267以古代人、儿童和黑人为代表的施蒂纳式的个人的共性是独自性,而这种独自性是除了遭到否定的解脱以外无其他内容的苍白空洞的独自性,是一个范畴,是抽象和不切实际的。见下表。

施蒂纳“个人历史”谱系表

“我”及其所有物、世界作为所有者,施蒂纳将其分为三部分:由法、法律、犯罪构成的“我”所固有的权力、包括监狱社会、家庭、国家、资产阶级社会等的以“人”为中介的“我”的交往以及我的自我享乐。

超越所有者或者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是“全部内容可归结为所有者加上‘对自己的否定态度’这个哲学定义”[1]268的唯一者,“施蒂纳却伪善地断言他的‘唯一者’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不只是虚构出来的唯一者,而且是某种难于形容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有形体的个人。”[1]269

从施蒂纳我们就可看出,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的思想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地域的烙印,各具特色。“这些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这并不决定于施蒂纳,而是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使个别的人在顺利的条件下可能超脱地方局限性。”[1]297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是精神交往的普遍性大大扩展直至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交往,才可以在根本上消除文化地域局限性的可能。文化局限性或者说是文化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冲突必不可免,但是通过文化交流可以相互吸收有益的因素,实现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于我们现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无论大千世界如何变幻,无论文化发展多么复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方法论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行动指南,很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方法论深入系统地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阐发唯物史观最集中、最系统、最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集中成果,本文强调要坚持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分清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准确判断文化大势,牢牢掌握文化建设主动权,进而尝试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指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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