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的空荡荡的家

2022-10-20 11:33鸿
扬子江评论 2022年4期
关键词:梁庄虚构

梁 鸿

2013年秋天,写《艰难的重返》时,我是在美国杜克大学的图书馆里。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对面那个孤悬又绝美的教堂塔尖,每写几行字,我就忍不住抬头望向它。它当然一直在那里。塔尖直伸向天空,纤细、自在,又充满力量,塔身上的砖纹依稀可见,繁复华丽。大朵大朵的云浮在蓝天中,一动不动,好似永远在那儿,从来如此。

我是应杂志之约,对自己前后五年写作“梁庄”的过程作一个回顾。这一邀约来得非常及时。到美国的一个月,我其实无所事事,无论是坐在房间里,还是在大学图书馆里,都无法找到内在的支点进行写作。这不单单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也与2012年底完成《出梁庄记》之后的空虚状态有关。

远行并没有让我获得宁静,相反,那一丝空虚犹如细细的颤音,和孤悬的塔尖遥相呼应,盘桓萦绕。时间很慢,一些未曾被意识到的、但却极为重要的东西逐渐回到心里。

谁又能想到,2022年2月,仍然是远行,这一次到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也是到这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朋友邀约之下,我开始对自己写作“梁庄”三本书这十几年的思考做一个回顾。

几乎是一种重复。时间没有向前,而是不断回旋,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向又回到原点。

此刻,窗外天空寥阔悠远,城市的屋顶此起彼伏,掩在高高低低的绿树之中,看不到阳光,但却能感受到灰云内部所饱含的光线。突然间,阳光跃出云朵,那一座座屋顶像被一双大手抚过,霎时间明亮耀眼,清新芬芳,花朵、树叶、枝干栩栩如生,犹如神启,所有事物内部的某一核心在阳光的魔法下复苏,生机勃勃。

这让人困惑。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可能带我来到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全然陌生的、却又似乎和我的生命有着某种联系的地方?

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出走、远行都是一种象征,既为了更清晰地界定你曾经“在”的地方,也是在扩张自己思想的边界,以更准确地理解那个曾经的“在”。只是,我没有想到,对我而言,有一天,“北京”也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成了远方的家。这多重的远离,让“梁庄”成为内核中的内核,“在”中的“在”。

我希望能真的走进它。

自非虚构写作开始为人所知并慢慢产生影响到现在,已经十年之久。现在,作为一种文体的“非虚构写作”已经几乎到了滥用的地步,这和十年前无人所知的状况截然相反。当年,我把稿子给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老师,一点都不知道他要放在哪里发表,而放在“非虚构栏目”发表得到反响之后,李敬泽老师也一再表达,他自己也很意外。也正因为这个契机,作家、评论家、媒体、大众等几种合力一起开始了一系列几乎是补救式的创作实践和概念完善。纵观这些年的争论、批评和梳理,会发现有一个倾向,大家都急于拿一个现成的概念,不管是欧美已有的还是其他学科领域的,来界定“非虚构写作”的形式、边界和内涵,评判大于讨论,确定性大于扩张性,完成性大于未完成性。这对于“非虚构”这样一个还过于年轻的文体而言,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并不是说不需要去设置概念,而是它的创造性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好的文本和表达还没有真正出现,就过于强调它的确定性和完成性,会不利于这一文体的真正发展。

我很认真研究大家对我的批评:《中国在梁庄》里面的情感过于清浅,过于强烈,以至于遮蔽了人物自述部分。这是对的。我在《出梁庄记》中做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并非出于它要符合“非虚构写作”的规范,而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要保持一些距离。我对那些基于我不符合“非虚构写作”要求的批评并不认同,我认同我的写作有问题,但它的问题不在于它没符合那一要求。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如果我按照标准的非虚构概念去进行写作的话,那将是一种投机——为符合文坛上普遍的审美要求以获得认同,也是一种背叛——背叛自己的写作初心。

其实,我很怀念我写《中国在梁庄》时的状态,完全内化的写作,我全部身心想的只是怎么样更好地传达我想要传达的,我不知道把人物自述那样摆放到底有没有先例,我不管,我丝毫没想到要担心这一点,我只是在努力面对梁庄本身,努力去呈现梁庄。我喜欢这样的纯粹。知识的累积、边界、概念,都是日常所积累的东西,当面对写作对象时,它们只是土壤,是冰山下面的那一部分。

《中国在梁庄》的写作处于相对无意识状态,文体意识不清晰,我的思想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并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它们都导致文本过于松弛,有些流于表面。但是,过了十年,我自己作为一位读者再来阅读,也会被其中某些情感所震动,那也是当初我的震动。我保留了这些,其实也是保留了最真挚的一部分。我想,之所以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读者读《中国在梁庄》会受触动,可能也是这部分原因。这些是双刃剑。它们是《中国在梁庄》的缺点,但没了这一点,它还是它吗?可能,早已被尘封到时间内部了。

我想表达的是,在真正开始写作之时,一个写作者也许要学会做减法,别考虑批评家的评价、同行的评价,别考虑经典的同类是什么样子,你考虑的只应该是,你要怎么呈现你的写作对象,你要调动你的全部精力去应对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

经历了十年时间,写了三本梁庄,如果说我完全不受名利的影响,完全没有因为某些批评和建议去改变自己的写作,那可能有点虚伪。我想要写出更好的作品,这个“好”字当然包括希望得到同行和批评家的认同,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从负面来看,这些会使我迎合一些东西,但从正面看,它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我所书写的生活和表达的形式,我希望它们能够留下来,让后世人能够读到感受到。有时候,我喜欢这样的野心。一想到有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后还有人会去读梁庄,我就跃跃欲试,想立刻拿起笔,去写作,去感受梁庄里的每一个人和湍水里的每一种植物。

如大家所见,去年《梁庄十年》的叙事方式和角度有所变化。我在努力寻找非虚构文体的边界。一个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最后相对的固定,需要具体的文体支撑。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开拓边界的能力。有批评家认为《梁庄十年》有点像小说,或者,几乎就是小说,叙事性很强。我想要强调的是,对于我而言,《梁庄十年》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甚至,它比前两本书都更加“非虚构”,因为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关注那些低入尘埃的细节和存在,这些,在大叙事里面,往往很容易被忽略掉。它并不是用一种随意的心情去写作,而是经过反复琢磨,叙事并非是为了讲故事的便利,而是为了让现场更加具有多向性。或者,我想探讨的是,非虚构写作里的“现场”是否可以包含“经验”的成分,第一章第一节“小字报”中那条大鱼是否应该翻着“白眼”死去,当时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细节,她只讲到大家正在围着鱼看,听到有“小字报”时,立马形成一个新的圆圈,开始看“小字报”,大鱼被抛置在灰尘里。那条大鱼该如何死去?我该不该加一那笔,“那条大草鱼被遗忘在一边,它的尾巴早一动也不能动了,两只眼睛,还偶尔翻一下,露出里面的白眼”。加了之后是否就是“虚构”了,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事情。我想,作为文体的“非虚构”,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细节,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梁庄十年》之所以如此日常化、细节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心态变了。

写作《中国在梁庄》时,是我第一次以一种思考状态回到梁庄,第一次去凝视具体的梁庄和梁庄人。我之前也认识他们,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凝视过他们,这些就在我身边的亲人,我好像是第一次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和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童年生活过的村庄在发生着变化。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在梁庄》的“事件”大于“日常”,我着重于书写梁庄人生命中的“震惊”时刻,五奶奶孙子被淹死,堂伯的丧礼,春梅的自杀,村庄小学变为猪场,等等,那些震惊时刻无一不携带着大的时代痕记。我想,这是一个初次“踏入”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都会有的震惊,你会惊讶于它的复杂,新生与废墟、传统与现代,以极为病态的方式镶嵌在古老的大地上。而越是深入,就越是发现,乡村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它的被隔离状态,乡村仍然被隔离于时代发展之外,隔离于现代话语之外,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日常生活层面。而人性又在其中充当发酵剂,和时代总体话语化合在一起,生出一幅幅荒诞、落后、黑暗的乡村图景。

我不想为此做辩解,但同时,又不想全然去谴责。因为我深知,谴责个体、把种种行为归究为“人性”是一个特别适用的借口,这一个个“当事人”可以帮助我们逃避自己的责任,也可以帮助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逃避责任。我想展示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它并非源于一朝一夕,而是千百年以来一层层的积压,它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

这是我在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的内心。我常常震惊于梁庄身上变形了的“时代性”,哪怕它如钢铁水泥,在古老的灰尘和泥土里打几个滚,也全然找不出最初的坚硬和光彩。我也常常震惊于梁庄的“整体性”,当沿着梁庄人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时,你才意识到,所谓“结构性变迁”这样的报告词汇简直太苍白了,它让无数农民的跋涉、寻找,无数个家庭的分离、想念,无数种遭遇变为一个冰冷的集合性陈述,“个体”不见了,只有路途上背着行囊艰难行走的一个群体,他们被作为符号存在。

在这样庞大的“时代”和“整体”面前,我几乎有些迷失。我把自己放进去太深了。读者们也被我的情感带进去了,他们执着地问我,“那该怎么办”?他们看了两本“梁庄”,既为之感动,又非常不满。“那该怎么办?”他们大声发问。在几乎每一场公开活动上,我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该怎么办?”刚写完《出梁庄记》的那一年,我也特别纠结于这一问题,我重新回到老家,沿河行走,我参加乡村建设的团体,去跟着他们做各种活动,我回到老家,试着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我仍然不知道。我看到更多的难题。我看到乡村改变的艰难,看到大家的迷茫,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人微言轻。另一方面,在文学场内,我也在面临另一场战争,我深知同行和批评家的态度,“梁庄”不是好的文学,既不是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也不是好的文学作品,“当社会学大于文学时,那肯定是你的作品出问题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强烈反感读者提问他相关的社会问题,他认为那是对他的非虚构写作的否定。他的这种态度让我意识到我处境的尴尬和某种微微的羞耻。是的,就是这样,人们常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场合。

这真的就是一种否定吗?我问我自己。

我该如何继续书写?如果我还要写的话。

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找到能说服我自己的答案。我只能说,我庆幸的是,因为阅读这两本“梁庄”,读者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自己的过去,想到有这么广大的现实存在。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写作,我的精神世界、我的思维方式在不断生成,这就够了。这当然是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只能如此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写《梁庄十年》。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样“重复”书写是非常危险的,也极容易被诟病。太长时间浸染在一个事物中,思维很容易被局限。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固定模式,哪怕你不断警醒自己。两本“梁庄”其实已经够了,我不是那种能够下苦功夫去做更多实地调查的作者,我还是更喜欢书房,书房里的生活——看书、思考、写作、发呆。我的那张极易过敏的脸是我和现实世界之间最根本的障碍。

但是,事情从来不会按照你的所想去发展。这正是人生有趣的地方。这十几年间,我像往常一样,有时和家人打电话,自然而然了解家乡的事情,有时经常会有老乡打电话过来说来北京了,于是,一顿饭下来,梁庄近期的新闻清清楚楚。更多的是,每年的几次回家,我也像往常一样,先是父亲、哥哥带着我,逐渐加入姐姐们、霞子,又有梁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在村里转悠,聊天、吃饭、喝茶、看打牌,开心极了。从表面看来,梁庄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梁庄村头的树也一成不变,可是,身在其中,你就会敏锐地发现,村庄北边墓地里的坟已经埋到路上了,村东头屹立多年,几乎成为路标的那个小房子终于彻底倒塌了,五奶奶又矮了一些,梁安胖了,霞子和前夫的关系好像又微妙起来,去年村庄好几个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也有考上研究生的、博士的,还有今年湍河的水量比往年大了,等等,等等。

令我自己诧异的是,我始终对这些充满好奇心。我没有厌倦,没有审美疲劳,每次回梁庄,我兴致勃勃地回去,充满想念地回来,实际上,我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每次妹妹给我打电话叙说梁庄里哪个人的故事,我立刻就想回去见到,我想和那人一起去走亲戚串朋友,想坐在他面前,听他讲自己的事情。我想请他吃饭、喝酒,陪他高兴、悲伤,或者只是玩耍。这是我完全未曾想到的。

我仔细想了想,也许,令我如此充满好奇的原因,是未知性,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的前行,是必然的老去和新生,是连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的未来的人生。其实,无论世界上哪一个角落的人,都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完全不可逆,完全不可预料。所不同的是,因为书写,“梁庄”的舞台性变得鲜明。我想看着每个人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径,想看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会把湍水带往哪个方向?

生命的变化、时空的变化从未以如此细微却又清晰的方式被显现出来,它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充满美感和幽深的意味。

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观察中,一些更为深层的存在被一点点发现。我常常说,“非虚构写作”中的“现实”并非就是描述一种现实,就好像有一个现实不言自喻地放在那儿,谁来写都一样。非虚构中的“现实”包含着“发现”,因为“现实”有着无穷无尽的内部。就像在写《梁庄十年》第二章时,我突然发现前两本书中很多女性都没有姓名。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女性都没有姓名,春宝娘、祥林嫂、吴妈、小尼姑,不是作家不想赋予她们名字,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就没有名字。“大家都叫祥林嫂,没人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鲁迅在《祝福》中的这几句非常简洁又形象地勾勒出作为一名女性的祥林嫂的“无名”状态,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

对于我而言,单单意识到她们的“无名”状态,就花费了十年。因为这一切都太日常化了,日常化到我们根本忘记了这样一个坚固的存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观念方式,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我还会在“梁庄”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不知道,我很期待,我几乎把这种期待看作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究。

无论如何,我喜欢这样的发现,细节的、个人性的、日常的发现。它们也许没有前两本“梁庄”那么宏大和整体,但是,它试图展现生活的另一面,“外面”和“里面”,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时间的、空间的和历史的梁庄。

写作三本“梁庄”,十年,或者更久,我在变老,我和梁庄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远。“近”是因为它一直在你心里生长,你和它一起经历春夏秋冬,生死轮回,多少人出去打工,多少人回镇上做生意,多少人回村盖房子,多少人回来抱孙子,来来去去,每一个人的去世都是亲人的去世,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亲人的出生,村后土地种的艾草有多旺,河道的水在夏天涨出多少,你都知道,就好像它就在你身边,你就在其中。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当年必然的离去成为今天更加亲密的前提。它在心中闪闪发光不是因为它有多美,而是它是你的亲人。

“远”是因为随着生活轨迹的变化,我在不断远行,离梁庄越来越远,离我熟悉的生活也越来越远。坐在异国的房间里,看着窗外层叠递次的风景和来回旋飞的海鸟,觉得自己像是被流放到了世界的某一角落,孤悬在时间和生活之外。尽管特拉维夫有着“世界上最贵的城市”和“第二纽约”之称号,于我而言,却是一种被放逐之感。说到底,在内心深处,人都有一个核心,与那个核心相关的空间、时间、人是你的家和你的归属,你所有的时间感和存在感都是相对于它而言的,都是以它为中心放射出去的。我之于特拉维夫,就像特拉维夫的人之于梁庄是一样的。这一空间感和时间感是我们思考的前提和起源。

我也期待着有一天,我能同时以两个地方为核心,或者以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为核心,处处为家,心同万物。

此刻。又一个此刻。距离这篇文章前面的“此刻”已经二十天之后。

特拉维夫雷声隆隆,天空晦暗,乌云翻滚着,试图追赶仍在天空飞翔的海鸟,它们在博弈,又像在游戏。特拉维夫的雨是斜的,45度角,是雨线,不是雨滴。我刚刚和姐姐们通了一个电话。姐姐欲言又止,最后说,梁庄的老屋被拆了,因为政府要清除危房。我说,拆了就拆了,也早就住不了人了。聊了几句家常,我们挂了电话。我继续做家务,吸地、拖地、擦窗,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雷声和鸟的鸣叫。

然后,我又坐下来,打开电脑,习惯性地打开这一文档,这篇文章已经完成,我只是想最后看一遍,把它发出去。

一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然后,一串串眼泪往下掉。有什么东西在心脏里一下一下捶击着,我努力抑制自己,不发出号啕的哭声,尽管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梁庄的老屋没了。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在的我自己。我坐在特拉维夫,想象着梁庄的空荡荡的家。我的心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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