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与都：时间维度中的空间意义
——关于邱华栋的《北京传》

杜学文

近来，城市传的写作有若干作品出现，邱华栋的《北京传》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主要是由于作者在结构作品时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形成了具有独创意义的文本。国外的城市传也多有影响较大者，如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的《巴黎传》。其视野宏阔，涉及面广，突出了巴黎以及法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其中既关涉政治、军事、经济，也有文化、宗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应该说，这是一部透过巴黎看法国的城市史。因为“作为‘法兰西的缩影’，巴黎长期处在法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不过，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巴黎的城市形态是怎样的，科林·琼斯似乎语焉不详。我们可能会知道在某一历史时期巴黎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什么，但却难以捕捉作为城市的巴黎之具体形象。从这一点来看，邱华栋的《北京传》就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仅知道了“北京”作为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之沿革流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能从邱华栋的描述中感受到具体的城市形态，如它的城墙位置、河流水系、建筑布局、人口分布等等。因而，这座城市是具体的、可感的、生动的，洋溢着人的活动意味的。并不是说这样的描写就忽略了由北京对中国历史的折射。《北京传》仍然具有这样的历史意识，只是，它是潜伏在作者对城市的描述之中的。这种描述的“纲”是时间维度上的空间意义。

一、京与都，时间与空间

提到北京，绝大多数中国人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中国的首都。她是中国的代名词。但是，作为一座城市，其形成与沿革是怎样的，人们所知并不详悉。《北京传》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北京”的历史。这是一种时间维度的体现。但是，当作者叙述北京的历史时，并没有执著于在“北京”发生的事，而是尽可能详实地描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态。这就体现出作者独具匠心的追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复原。在《北京传》中，时间与空间统一了起来，演化为一座活色生香的、可触可感的具有生命意味的城市。

这座城市最早的名字叫“蓟”。因为这一带地势较高，生长着茂盛的蓟草，被称为蓟丘，人们便由蓟草而名曰“蓟”。其出现的时间是西周初年。武王克商之后，进行了一次分封。他封商纣王子武庚禄父为诸侯于邶，地处今河南汤阴附近殷商旧京畿之地，以管理殷商遗民；封武王之弟管叔于鄘，在今河南新乡西南；封弟蔡叔于卫，在今淇县。由此，他们可监督武庚与殷遗民。同时，武王还封尧之后裔于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北京”，在今广安门一带。不过，武庚与管蔡二叔发动“三监之乱”，周公以周成王之名平乱。之后，周成王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除封姬姜之姓于齐、鲁、卫、晋外，还封宋、燕于成周，也就是今洛阳之南北两翼，构成了对周王室的屏护。这里的燕，就是被封于此的周召公奭的封地，其名来自燕山，其城在蓟之西约百里。由此可知，在今北京一带，周初有蓟、燕两个诸侯国。据邱华栋分析，此二国原应为殷商之方国。春秋时，燕并蓟，移治蓟城。作为诸侯国的蓟也就不存在了，这一带只留下了燕国。这就是北京的雏形。如果从周封蓟的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算起的话，“北京”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京”，《说文解字》注为“人所为绝高丘也”。就是说，“京”的本意是人工所筑的高大之丘，不是自然形成的丘。后因一国之都多建在高地之上，逐渐引申为“国都”之意。作为诸侯之国，蓟国之都城在蓟丘。这一高地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所以作为城市的“北京”，也就是当时的蓟城，最早是建在蓟丘之上的，是“京”。而“都”，本义为有先君宗庙的大城市，后引申为国家之都城。《说文解字》注曰，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都”的含义很多，如大城市，王公的采邑等，比较复杂。但后来人们使用较多还是“都城”，就是一国国君所居之地，所谓首都之意。就北京而言，正经历了一个由京而都的历史演变。

按照邱华栋的梳理，北京的建城史“经历了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和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特别市、新中国首都”等各个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北京的地位并不一致。商周的蓟燕，为诸侯国国都；秦汉至唐，为地方政府所在地之城；辽时为陪都；从金时起，至元明清，到今天，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首都”的地位，持续大约八百多年。从蓟丘之京建城三千余年，到金中都开始建都八百余年，北京城的历史可谓兴衰跌宕，风云变幻，折射出中国发展演变的大致历史。

不过，就《北京传》而言，最突出的贡献并不是这种有关北京城历史沿革的梳理，而是对北京这座城市自身形态、空间布局的复元。这一工作少有人做，多的是对某一历史阶段城市形态的研究。也正因此，这部《北京传》就有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邱华栋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前人记载，甚至实地考察，对不同时期的北京城之建设规制、城市布局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细致程度如果不能说是前所未有的话，起码也是十分少见。如“元大都”一章，叙述了刘秉忠奉命营建大都时，如何选址，寻找水源，确定城市中心位置，设计规划，形成中轴线，以及建设次序等等，元大都之空间布局在书中渐次展开。所以，邱华栋为我们呈现的是不同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形态。期间有各种建筑、人物、事件，以及诸多内容相互之间的联系与秩序，仿佛带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之中。

《北京传》的这种空间形态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城市布局的复元中。实际上，邱华栋的视野已经突破了具体的城市，延伸至城市在中华版图中所处自然地理位置的空间格局之中。

二、北京湾，中国弧

据说侯仁之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介绍，美国地质学家贝利·维里斯将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北京市所在之平原地区称为“北平湾”，即“北京湾”，这可能是这一概念的出处。北京之西为太行山脉，其东北为燕山山脉，东南为渤海海岸线。这样的地理环境正好形成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冲击平原地带，所谓“北京湾”即此。而研究者认为，华北平原正是“北京湾”的放大版。从东北之燕山南下至南北向的太行山，再至东西向的秦岭，又大致勾画出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北平原。他们认为，华北平原就是放大的北京湾，也可以称之为“华北湾”或“中原湾”。

不过，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地貌的某种特殊性。如果北京湾是一个地域相对狭小的冲积平原的话，所谓的“华北湾”就是其放大版。而进一步的放大则是被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名之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区域。他认为从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主要是大兴安岭），经内蒙古南部、山西与陕西之北部的阴山山脉，至宁夏的贺兰山山脉、甘肃、青海一带的祁连山山脉，再到四川、云南的横断山山脉，形成了一个“半月形”。这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如同两条有力的臂膀，维护着它们东南部中国的腹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地带。由于这个半月形具有生态的相似性，成为一条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带的不同地域，可能会存在相同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古人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会寻找适宜的通道，迁移至不同的地区。

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教授在此观点之上提出了美丽的“中国弧”的概念。在中国弧之东侧，其地理条件更适宜于农耕，而在其西北侧与西南侧，则表现出地貌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如有限的农耕，狩猎与游牧，商业与贸易等等。而这一美丽的中国弧，不仅是中国地域内部文化交流的纽带，亦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

如果从这样的层面来分析北京的地域空间，我们就会发现，北京湾只是中国弧的一个缩小版。它在中国弧之东北侧，既是那一带原生本土文化形成的重要地区，也是接受中原文化之外的草原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重要地区。历史证明了这一分析。不论是蓟还是燕，均为炎黄一系本土文化生存之地。而由于其在中国弧之近侧，又较为方便地接受了来自草原之游牧、狩猎与半耕半牧的文化。由于临近草原，可连通东西，亦使北京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接受更丰富更复杂的外来文化。这使北京湾成为一个文化汇聚之地，不同的文化能够在这里融合新变。很多时候，中原农耕文化甚至会退居于相对弱小的地位。

《北京传》注意到了这种地域的特点。邱华栋分析了北京的地理位置，指出其北部是燕山山脉，可为其屏障；西部是太行山山脉，由南向北环抱。其东南则是平原开阔地带。事实上，还面临大海，也就是渤海。除了高山与平原之外，还有水系的流向。北京最重要的河流是永定河。永定河由洋河、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以桑干河为主干。永定河的源头有两处。一是桑干河，其源之一为山西忻州宁武管涔山之恢河，其二为山西朔州之源子河；二是洋河，其源有三。一是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二是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和县，三是南洋河，发源于山西阳高县。简而言之，永定河之源有山西、内蒙古两地。一为由农耕中原而来的河水，一为由游牧草原而来的河水。它们在今河北之怀来县相汇，成为永定河。我们分析永定河的源头与流向，是为了说明北京湾的形成与北京湾之外地区的地理关系。而永定河又与潮白河、温榆河一起，冲刷出一个土壤肥沃的扇面平原，被称为——北京湾。它恰恰是中国弧之东北侧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

从河流的流向可以看出文化的联系。北京湾地处华北平原、辽河平原的交界之地，同时又受到了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俯瞰式的影响。因此，邱华栋认为，从文化上讲，北京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三者的交汇点，也是采取上述三种生活方式的人类能够聚合的地点，非常适合建立一座城市。要而言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处于一个高原由此升起，草原由此展开，平原由此延伸，海洋由此覆盖的“四合之地”。

三、四合之地，天下之中

所谓“四合”，古人认为是四面围拢或四方配合。还有一种解释，是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是为“四合”。而这里所言之“四合之地”，首先是指四种不同的地貌——高原、草原、平原与海洋汇聚的地区。但是，应该也在不同层面或角度上体现了围拢、配合，以及能够实现天、地、人、己四端协调融洽、相互包容聚合的含义。

高原由此升起，是指在北京湾之西部、北部，维护着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其边缘是西部的太行山与东部北部的燕山及大兴安岭。太行山以西，黄土高原起伏延绵，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带。由于太行山的存在，阻挡了融冰期海水的蔓延。在若干年前，大约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由于气候变暖，地球北部的积雪与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今天的华北平原被海水覆盖，沉入海底。而由于太行山的存在，海岸线终止于此，因此保护了太行山以西地区文化的生长。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海岸线退缩，华北平原地区终于成为陆地，包括北京湾一带也成为适合农耕的地区。这一平原地带与黄土高原存在文化上与地理上的联系，其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地理区隔就是由太行山分割的第二阶梯与第一阶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多样的。如由河流水系形成的联系，永定河即是其中之一种。还有就是高原山峦之间的陉口，如周口、古北口等。沿太行山一线，太行八陉等通道就连通了高原与平原。尽管存在着地貌的不同，它们仍然具有相近的生产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从华北平原进入黄土高原，其地域一直延伸至中国西北地区，也就是狭义的西域地带，并进而至伊朗高原，可俯视中亚地区。

北京湾从地理上邻近草原，包括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以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山脉形成的高山林地与草原。这一带历史上是非农耕族群生活的地区。比如阴山北部之匈奴故地，大鲜卑山之鲜卑故地，由鲜卑一部室韦而来的蒙古、契丹，以及众多其他族群等，多生活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与广袤的草原之中。这些非农耕族群的生产方式表现出复杂性。虽则仍然有农耕存在，但已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会有与之相应的渔猎、畜牧，以及游牧等生产方式。其中的一些族群则表现出极为辽阔的游动性，如鲜卑就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从鲜卑山迁徙至呼伦湖一带，再迁徙至阴山之北。而其不同的部落则纵贯草原之东西。也有一些族群并没有把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仍然以定居为主。在燕山与太行山之间，以及大兴安岭的山间均存在许多跨越高山的通道，使草原与平原联系起来。在北京湾一带，尤其是其东北部，实际上仍然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畜牧形态。草原，其地广阔，连通欧亚，亦是最早的欧亚通道。这使北京湾一带的文化具有典型的开放性与多样性。

北京湾一带，属于平原，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东北部，连接着辽河平原，是一片广阔而肥沃的黑土地。其东南部，华北平原向南、向西延展，进入中原之腹心，并与更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平原地区，河道纵横，丘陵众多，均为宜耕地带。其北部、东北部，为小麦的主产地，南部为水稻的主产地，均为中国之粮仓。由于水路的发达，南北地区可以比陆路更方便地联系起来，特别是运河开通后，这种联系更为紧密频繁。在《北京传》中，邱华栋介绍了大运河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由于农耕的发达，以及中原地区文化正统地位的影响，使北京湾一带具有了文化上的优越性。

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北京湾与海洋之间的联系。在海洋还较少地进入社会文化的重心时，人们更多地关注陆地的发展。都城多在西北地区，如长安。这里可方便地辐射西北，控制东南。尽管中国的海运发展很早，但在很长时期内，其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还比较小。至宋以后，西北地区的经济逐渐衰落，人口也向东南转移，中央政府与西域地区的联系非常薄弱。同时，航海技术得到了发展，海洋的地位日见重要。据罗荣邦先生《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所言，在南宋时期，中国人突然异军突起，在造船技术上走在了前面。这一时期，大型船舶已经十分常见。在1122年驶往高丽的民间船队中，一艘商船已可载两千斛粟。而朝廷之神舟容量为其三倍。中国的海洋强势一直保持着，至郑和下西洋时似达最恢弘之时。而明清两代，中国的大帆船贸易更是横跨太平洋，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影响并改变了世界的走向，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与资本的支持。正如贡德·弗兰克所言，中国的生产与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美洲贸易。”而北京，正是一个临海面洋的城市。其卫所天津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港口。沿渤海湾一带，多有海港，与朝鲜、日本等地相接。渤海是中国的内海，亦为太平洋的一部分。大海自此向四方展开，覆盖了陆地之外的地区。其东与太平洋相连，其南与印度洋相接，其北过白令海峡与北冰洋相通。自宋以后，海洋的意义显得重要起来。特别是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后，海洋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内陆。

平原、高原、草原与海洋，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形态。所有这一切，均与北京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历史性地汇聚在这一地区。而北京，可较为方便地接受来自不同地理文化地区的影响，并尽快地做出反应。我们说，这是一处“四合之地”是非常恰切的，而这也是世界各地之都城所不具备的。罗荣邦指出，选择北京是要保持战略需求和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北京地处西北大草原和东面的海洋之间，朝廷既能为军队培育战马、招募健壮的士兵，也能通过大运河和海路运输粮食保障供给。这一论述虽然不一定周全，却也非常深刻。四合之地，为首都之城控制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地域提供了基点。

不过，作为一国之都城，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的是“天下之中”。这个“中”，可能是地理意义上处于中部位置的“中”，也可能是具有中心控制意义的“中”。邱华栋借用《吕氏春秋·君守》之言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中”，应该不仅仅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周礼》的“地官”对如何通过圭表测影来确定“地中”有明确的表述，认为“地中”乃“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如果是这样理解“地中”的话，它强调的就不仅是地理位置，而应该更着重于文化含义。国都应该建在“地中”所在之地，这样才能融合协调天地四时与自然之生长存亡，使“百物”，也就是存在的各种现象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相互协调安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建国立都。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圭表，并测定了陶寺时期的“地中”，说明尧时在陶寺建都是符合传统文化所要求的基本规制的。当然，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之嵩山是地中，这应该是夏都迁移至河洛地带之后才确定的。由此看来，即使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地中”的文化概念也已经转换成为人们的实践成果。

北京有没有“地中”？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当北京湾仅存在诸侯封国时，人们并不需要去寻找“地中”。因为这里只是一个封国，还不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作为地方行政治所，可以不考虑“地中”的问题。至金，定北京为中都，实为其首都。这一点一直没有变。即使是开封汴京也只是金之南京，是陪都。之所以定都北京，实为金之战略要求。只有控制了北京，才能控制幽燕核心地区，屏护东北腹地，并获得对华北、中原，以及江南等地的战略辐射，为之后控制整个中国，至少是东南部宜耕地带奠定基础。金在定中都北京时是将其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性安排，还是长久性规划，还不好说。但元忽必烈定大都为北京，却是有长远考虑的。从他定其朝之名为“元”，采用了《易经》中“大哉乾元”的寓意可以看出，至少忽必烈对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非常熟悉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是八卦的首卦，指阳物，亦指天，也指君主帝王。元，初始。宇宙自然的初始是多么浩大啊！万物依此而生长，可以统领天下，可见忽必烈之雄心壮志。所以他也应该知道定都北京需要寻找到“地中”。《北京传》介绍了这一点。受命营建大都的刘秉忠“通过测量，确定了一个元大都城的中心点，在中心点上立了一块刻石，标明这里是‘中心之台’。然后，以这个中心为基点，确立了元大都的中轴线和四面城墙的距离”。（第189页）这个中心点在今北京鼓楼东侧。

当时的刘秉忠是如何测量的，《北京传》没有介绍。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周礼》所言之方法。但是，无论如何，北京具有了作为首都之地位的“地中”。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确认，还不能说具备了现实地理之中心位置。从今天中国陆地的地形来看，北京不具有地理的中心位置。但是，忽必烈并不是一个满足于中国地域的人物。其先成吉思汗也具有更大的雄心胆略，蒙元的军队横跨欧亚，不仅在中华之地建立了“大哉乾元”的元朝本部，还在“中国”之外建立了包括金帐汗、察合台汗、窝阔台汗、伊尔汗四大汗国，地域至中亚、东欧，并对东欧、中亚的政治、文化，包括人种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在忽必烈的观念中，其天下是世界性的。忽必烈也开始了对陆地之外区域的控制。在东亚，主要是对朝鲜的控制，并多次派兵攻伐日本，征伐东南亚诸国。也就是说，忽必烈的地域观念朝向了辽阔无垠的海洋。除了军事的征服外，他还扶持海外贸易，努力建立海上贸易帝国。“在海外，商人尽心竭力帮助元朝皇帝建立了强大的海外经济帝国。”这些举措虽然不一定取得了理想的成效，但可以肯定的是，蒙元对海外的经营还是非常重视的，海洋亦在其统治的体系之中。

这就是说，忽必烈的眼光是世界性的，而不仅是中华性的。其地域概念涵盖了全世界，并不仅仅是陆地，还包括了海洋，至少包含了东南沿海之太平洋西部海洋。所谓的“乃统天”，这个被蒙元所统领的“天”，不是中华之“天下”的含义，而是其放大版。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地理层面来看，元大都北京仍然处于“天下”之中心位置。在这里建都，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地中”与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双重含义。这一都城，是地理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四合之地”与“天下之中”的再重合。“北京在天地之间水平地展开，获得了一种宇宙的胸怀和品质。”由此也奠定了北京自元之后作为历代首都的地位。

四、中轴线，天际线

在中国传统城市建筑理念中，中轴线是非常重要的。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规划的基本基点，而是与整个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哲学人文含义、宇宙论以及社会政治形态相关的存在。特别是都城之规划，更是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相合的重要体现。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显现出宇宙，亦即天的“道”之要求，使人间社会之“道”与其一致相应。这种思想使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使人间社会具有了协调和顺、行健致稳的品格。而天道在人道中的通达实现，需要借助于天子——掌握人间秩序的人来完成。如果天子不能体现天道，亦难以得到人——百姓的拥戴支持，因为实际上他也违背了人道。在这样的宇宙自然与人间社会的存在中，天子，也就是皇帝，居于天地之中，并由此生发出辐射、引导人间以应天地自然的“势”或者说力量。这样来看，都城之建设也就是宇宙自然之道在人间的体现。它从一个被视为“中”的所在出发，向城市，也就是体现宇宙形态的人间社会之四方延伸辐射。而这样的结构形态就需要确立城市的中心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轴线。它不仅具有城市布局的空间意义，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己之关系的哲学表达。

中轴线的建设规制由来已久，至少在夏商时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建筑遗存中已经有典型的体现。就北京言，作为首都之城，在金之中都中已经规划了明确的中轴线。邱华栋介绍了金中都皇城之内的大殿建筑，一组一组形成了“工”字形结构，并出现了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建筑群。在中轴线建筑群之东西两侧，亦形成了相向的建筑群，成为主、辅有序的城市形态。至元时，金中都改为元大都。其营建，首先确立了一条南北中轴线，规制这个城市的建筑要沿中轴线展开。这条中轴线并不是一条“线”，而是由各式不同建筑形成的建筑结构形态。它们相互联系作用，形成了中轴，体现出“线”的特征。邱华栋介绍，亦有学者认为元大都还有一条北中轴线与一条南中轴线。它们在鼓楼附近交汇，却并不衔接对应。至明时，北京成为京师，重新进行了规划建设，终于成为我国古典城市建设的集大成之作。《北京传》详细介绍了明北京城的规制，特别是中轴线的形态，将这条闪射着宇宙形态与人文光芒的古典建筑形制划分为五个部分，又对今天北京中轴线的发展延伸也作了介绍。从金中都，至元大都，至明清，再至新中国之首都北京，这条中轴线像城市的灵魂，亦是这一城市的脊梁，连接、组织、构成了北京城的基本形态。按照朱剑飞的研究，北京城是一个由一连串的变化的空间，在一个系列中渐次展开。这些由中轴线组织起来的不同的空间，就其单个而言是闭合的，但就其整体而言，则是开放的。他们不断地迎向下一个相应的空间。它们被极端化地局部化和层层划分，趋向于无穷小，但是又被中轴线严格地组织起来，因而获得了宇宙尺度上的宏大。他认为，“北京是无穷小的，包含了数以千计的深奥的微小空间”。而所有这些微小空间，都受到严格控制，“以组成一个只有在一定尺度上才能想象的大’形’态以及在此之外，在地理表面上，一个具有宇宙的’气’和’势’的、生机勃勃的，更加宏大的布局”。它充满雄心、想象，具有内在的和思想上的宏大辽阔。它使我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与历史的巨大进步。中轴线的延伸拓展也是时代变革的生动缩影。

邱华栋在《北京传》中专门写了一节“北京天际线”。天际线，本为天地相连处的交界线。而在关于城市构造的叙说中，它又被解释为城市轮廓或全景。由于人们观察的原点不同，一个城市会显现出不同的“天际线”。在这一部分中，邱华栋把北京整体作为观察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审美对象或欣赏对象，描写了不同观察原点可欣赏到的不同形象的北京所展示出来的不同的美。如果我们以天安门广场为原点，北京是一个不断升高的盆地。这种高度的变化，是以皇城为中心的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升高的建筑统一体。人可以由此向高远之天空通达，臻至提升自我、与天为一的境界。如果以天安门城楼为原点，城市在人的眼中不断地延伸，从具象到抽象，浩浩荡荡，直达遥远之天际，与天融为一体。一种大气、开阔、严整之感会浸染每一个人。如果以景山之观景亭为原点，城市如同大海，在一波一波的涟漪中由天际而来，从四面八方涌入眼底，人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天的对应物。而若以香山之香炉峰为原点，城市似乎在转动，习惯的近景成了远景，而平常的远景却变成近景。这时的北京，并不是规制中的形态，而是星体在宇宙中运转移动形成的椭圆形抛物线。是的，北京是北京，同时也是宇宙自然中的一种存在。她具有无可言说的丰富性、生动性。她充满活力，在整体的统一与稳定中持续地变化运动。她有着三千多年的可谓漫长的历史，但她又是一个洋溢着烟火气息，有各种各样的生命体存活行走的现实。她是一处蕴藏着历史与文化密码，由不同时期的建筑材料构造的城市，但也是一件处处闪射着魅力的总是能够显现出民族之美的艺术杰作，是一个融合了天、地、人、己之道德统一律的具有顽强生命力与惊人创造力的文明之缩影。邱华栋通过自己的笔，描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人物、事件、形制，或者简单地说，描绘了这座城市所散发的难以言尽的美，以及她的无可估量的未来。她正在发生着新变，正在显现出强劲的活力，正带着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走向属于自己也是属于世界的时代。

2022年1月19日23:45于晋阳

2022年1月21日0:15改于晋阳

【注释】

①[英]科林·琼斯：《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董小川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643页。

②④⑤参见[美]罗荣邦：《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李春、彭宁译，海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页、47页、263页。

③[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⑥⑦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诸葛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41页、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