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民间“笑话”图鉴
——刘震云《一日三秋》简论

白若凡

2021年7月，由花城出版社发行的刘震云新作《一日三秋》登上文坛，这部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升级版”小说成为刘震云“一”字系列又一力作。《一日三秋》延续了刘震云“出走与返回延津”的叙事轨迹，以人物群像式的画卷展开叙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笑话”迭出，志怪传奇之风流转其中，小说以民间花二娘在延津讨要笑话的传说为线索，并以此串联起延津县风雷豫剧团《白蛇传》三人的命运，笑中带泪，充满了命运的戏谑与无奈，孤独与虚妄。刘震云将延津县城诸世相以画入文，“一日三秋”，既是画眼，也是文眼，他在新书分享直播中对“一日三秋”有过解释：“人的一生中，都有相遇，分别，顿悟等诸多瞬间，有时候，这一瞬间便胜过百年，犹如一日胜过三秋之感。所谓一日三秋，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人生感受。”在小说文本中，“一日三秋”或同枣木牌匾辗转于人间烟火，或隐藏在世间众人的嬉笑怒骂之中，或以寓言为镜像映射出人与故乡、生活的深刻关联。

一、以画入文：延津民间“笑话”图鉴的生成方式

《一日三秋》小说文本的生成，缘起“六叔的画”。“我”回故乡延津探亲并去六叔家看画，他用画笔素描延津民间百态，用图像隐喻诸多寓言：柿子树下大笑的俊美少女、面目严肃被笑话压死的人、被鱼刺卡死的人、在河上跳舞的鬼魂、藏在男人肚子里的女人……或用画笔速写延津众多小人物，“如北关正卖羊汤的吴大嘴，西关正卤猪蹄的老朱，东街正在算命的瞎子老董，还有正在十字街头扫大街的郭宝臣等等”。六叔除了单幅人物小画，还有描绘延津县剧团与渡口集市的长卷，六叔对延津人与事的描画，如同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画都城汴京繁荣景象与民间风俗一般，将延津故事缩略在平方之中，“我”为留下六叔画中的延津，将六叔的画中人物与生活片段连接成一部小说，但如何在画文之间形成统一，我在小说“前言”中叙述了创作的构思：“一幅一幅的画，是生活的一个个片段，其间并无关联，小说必须有连贯的人物和故事；还有，小说有些画作属于后现代，人和环境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有些画作又非常写实，画的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常态，是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延续；二者之间，风格并不统一；画是一幅幅的，可以这么做，而一部小说描写手法和文字风格必须统一。”作者化身为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为读者提供了一页小说阅读“说明书”，即图像的文本化表达是如何形成的，“我”的构思并非止步于此，陷入泛泛而谈，而是“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以日常生活为基调，把变形、夸张、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当作铺衬和火锅的底料；大部分章节，以日常生活为主，有些章节，出现些神神鬼鬼的后现代，博人一笑，想读者也不会认真；在主要人物的选择上，我从两米见方的剧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几个人，让其贯穿小说的始终……”

小说前言更像是在这本延津民间图鉴的扉页上设置了一张包含主要人物的预览图，在柿子树下大笑的俊俏少女便是千年来进入延津人梦境讨要笑话听的花二娘；被鱼刺卡死的人，或者说是被笑话卡死的人，正是花二娘等了三千多年的花二郎；因一把韭菜上吊的女主人公樱桃成了在河上跳舞的鬼魂，她为摆脱恶鬼欺凌躲在剧团“许仙”李延生的肚子里奔赴武汉寻找前夫；花二娘讨要笑话决定延津人生死的惯例延续到下一代人的梦里，明亮自延津出逃后重返延津寻找枣木牌匾，在梦中为逃一死用自己老婆的不堪过往做了笑话，无耻便也成了笑话。而其他小说配角如卖羊汤的吴大嘴，卤猪蹄的老朱，算命的瞎子老董，扫大街的郭宝臣，他们的生存和命运也无不与笑话相关，整日面目严肃、讨厌笑话的吴大嘴死于心肌梗死，只因他没有给花二娘准备笑话而被山压死了；算命的瞎子老董靠着“胡说”与花二娘寻找的“胡说”的笑话负负得正，“靠着胡说，瞎子老董，便是延津唯一能躲过花二娘笑话之灾的人了”。

由“画”成文，也许这一发生在小说文本内部的设置仅是作者交代基本人物与情节，进入小说叙事的一条路径，毕竟此“画”非彼画，此“画”并非存在于物质层面的实物，它是非可观的，只存在于小说语言和读者想象的维度上，它与一般意义上作为表意符号的图像是不同的，同时，《一日三秋》在小说中也未设置随书的插画，可以说，如果从语言与图像、图像与小说叙事的角度去讨论《一日三秋》中的文画关系似乎是不成立的。但整体看来，小说本身即是一本图鉴，它将图像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关系内化了，也就是说，小说不是直接取像于某一现实中的画作，也非对图言说，它创造性地吸收了图像之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特质，也同诗画传统一样，诗中有画，只讲意趣意境，其间影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这或许可以看出一点，绘画要素及图像思维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而这样的思维不仅受益于西方美术技法和流派的启示，在更大程度上脱胎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营造。小说中，六叔的画虽是当代画，有些画作经过变形和夸张后有了后现代的风格，有些画作则更多受中国传统工笔素描的影响，尤其是模仿《清明上河图》而作的延津渡口十米长卷，在小说结尾“樱桃在何处登了岸”部分得以叙述和补充。在这里，便不难发现图像与文学创作互仿的一些痕迹，只是作者经过较为巧妙地处理，将樱桃的鬼魂、延津渡口、宋朝的时代背景、志怪传奇的笔法、宋代话本（画本）的风格等进行了天马行空式的置换和融合，颇有“当代话本（画本）”的味道。

二、志怪之风：延津民间“笑话”图鉴的中国底色

现当代小说接受中国志怪、话本及传奇等传统小说体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刘震云则是在此影响上对当代中国的民间生活进行了更为本土化的改造，“大概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重返传统，重新在本土传统文学和文化中寻找资源的努力悄然展开。刘震云是其中最自觉的作家之一”。如果说刘震云早年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从形式上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并在之后的创作中将本土和现代达成了较好的磨合，那么他的新作《一日三秋》可以看作他在继承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与传达中国经验上更为下沉的回归。刘震云依然从志怪小说那里借用了叙事的“壳”，不同的是，在外壳之下小说重新构建了讲述个人生存及生活史的叙述模型，使之更加贴合中国传统文学的情感和文化结构，穿插其中的志怪之风为这部延津民间“笑话”图鉴铺设了讲好本土故事的中国底色。

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挖掘古代小说资源以重启小说潜能的现象已不是新题，无论是对传统母题进行主题性的改写，还是套用志怪、传奇、话本等小说文本模式，或是化用故事原型叙述当代经验，都证明了小说至当代已经逐渐走向自觉靠拢传统、讲好中国故事的道路。在现代文学的视野里，“志怪与传奇因素的继承和滋养，使现代小说中的传奇流脉薪火相传、蔚成景色，也使现代文学免于单调而显得丰富多彩”。这种志怪传奇的流脉到了当代小说这里依然绵延不已，并在当代小说家的笔下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面向，但他们面临的不是如何让现代小说“免于单调”，而是如何在丰富或芜杂中处理传统与当代经验并将两者有机融合的问题。刘震云在《一日三秋》这部小说中赋予了自己双重身份，借民间花二娘、白蛇传、占卜、通灵等志怪传奇元素书写/描绘了一部寓言式的延津民间图鉴。

图鉴的开篇是在柿子树下大笑的花二娘。在延津渡口等花二郎等了三千多年的花二娘，明白等人成了笑话，便化成一座望郎山，到如今依然保持俊俏的少女模样，去延津人梦里找笑话，笑话讲不好的人便要背她去喝胡辣汤，最终难逃被望郎山压死的结果，要是逗笑花二娘，花二娘便给一个红柿子吃。延津人为保性命，睡前总要准备几个笑话以备花二娘梦中来访，正是“梦里依稀花二娘，清晨犹喝胡辣汤。一日三秋苦日短，泪洒衣襟两相忘”。在延津人的生活中，笑话不代表轻松，正如严肃不代表冷峻一样，“延津人过节很严肃，大家走在街上，个个板着脸；相遇，冷峻地盯对方一眼，并不代表不友善，恰恰是亲热的表示；冷峻就是亲热，严肃就是轻松，源头也在这里”。

从花二娘望夫千年化身为山的情节不难看出其故事原型的来源，如涂山女望夫成石以及南朝《幽明录》、曹丕《列异传》等所记载的望夫石传说，而入梦与延津人说笑或讨人性命的情节与中国鬼怪、狐仙诱人精气的题材如出一辙，花二娘传说其来有自，它创化了中国志怪的传统题材，对志怪传统本身的“怪”“奇”进行了有意识的消解，同时花二娘传说并非一个独立的志怪个体，而是真实地与延津人的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延津人承受着花二娘随时入梦的恐惧和压力，与花二娘一同生活在延津梦与现实并置的空间之中，不知是延津人梦到了花二娘，还是花二娘梦了延津三千年。

在被笑话笼罩的延津城里，花二娘传说被“日常化”，而延津人的生活被“志怪化”，整部小说并没有因志怪元素的存在而呈现出其固有的奇异和诡谲，反而给延津诸多平凡人物的命运走向增添了宿命论的意味，这与现代小说创作如沈从文边地小说中志怪传统的融入是不同的，“有意识地借鉴传奇传统所形成的传奇思维和眼光，表现对象和领域自身的特异性和传奇性，使沈从文在创作‘边地小说’的时候，有意规避了五四后占主流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日常性’、‘平凡性’的要求，在现在的‘常’与过去的‘奇’中避‘常’而取‘奇’……从而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非常、奇异和怪谲的传奇色彩”。刘震云的出发点一贯是在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随意点染人物及其命运轨迹，志怪传统的借鉴不是取其奇，而是如铺染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底色一般，在浓淡相宜的背景色上描绘一方风土人情，取其“常”也取其“奇”，在“喷空”中隐喻底层小人物的悲欣交集。

三、重返乡土：延津民间“笑话”图鉴的精神原乡

曾有论者评价《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中国人从传统社会走向当代社会的生存史诗，《一日三秋》的出世似乎是其“加强版”，或许它依旧呈现了另一维度上的生存史诗？在形式和内容层面，两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将‘寓言’与‘写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琐屑的个人叙事与史诗叙事的意图有机结合在一起”。将《一句顶一万句》的评价放在《一日三秋》上也似乎可行，但值得注意的是，两部长篇小说虽然都透过小人物的“说话”探寻其生存及精神困境，《一日三秋》在“说话”层面上另辟蹊径，即通过笑话这一说话的特殊形式进入文本内部，它或可被称为延津人两代人“寻找笑话-逃离笑话”的荒诞之旅，在这个层面上，它讨论的实际是《一句顶一万句》乃至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出走-返回”的经典命题，不同的是《一日三秋》并不具备《一句顶一万句》里戏仿《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族人出奔应许之地的史诗结构，它只是非常自然地展开延津人活着或死去、逃离又重返的故事，实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小说中“出走-返回”的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是“白蛇”樱桃死后以鬼魂身份求解脱与转生的出走轨迹，二是围绕着樱桃与陈长杰之子明亮一生与故乡延津的游移而展开。对比来看，《一日三秋》第一代人如陈长杰、李延生、樱桃与第二代人明亮、马小萌、郭子凯的“出走-返回”呈现了不同的命运图景，这种差异是在去历史化的处理下完成的，刘震云在一定程度消解了时间、历史、时代这些宏大背景对人物命运走向的设定，为他们打造了“寻找-逃脱笑话”的外壳。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的意义即在于从‘人’的视角揭示出被其他话语言说所长期忽视的民间心灵诉求”，那么《一日三秋》便是从“出走-返回”原乡这一叙事轨迹揭示出被长期忽视的民间心灵诉求的方式，这一方式便是“笑话”，在小说中，人、鬼、怪都“非要把生活活成笑话”。延津县剧团《白蛇传》的女主角樱桃在梦中惹哭了花二娘，以致成了被笑话压死的人，“被笑话压死的人，跟其他死的人不同，因其无趣，难以超生”。后来阎罗王出了新政，被笑话压死的人一口气说出五十个一句话的笑话便可以转生。为了转生，樱桃藏在李延生肚子里、从延津至武汉找会说笑话的丈夫陈长杰收集笑话，后鬼魂附到照片上顺江而下，没能回了延津，而是顺着水回到了宋朝，找到了一个顶五十个的笑话。樱桃的出走是为了由死转生，而由死转生的关键便是笑话，是一个被宋朝人砸到胸产生的笑话。樱桃的故事到宋朝这里形成了一个由生到死再到生的回环，她的死生由笑话决定，即使鬼魂在九江一渡口上了岸，穿越到了宋朝，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上皆逃离了延津，但实际上樱桃永远也逃离不了故乡延津。以画为鉴，樱桃上岸的场景即是六叔十米长延津渡口画卷的写照，这或许暗示着樱桃在画中回到了延津，她终究要携着宋朝带来的笑话得以复生。樱桃所代表的延津上一代的离乡，是为求生，是无可奈何的灵魂漂泊，延津人的走与回，生或死，与故乡延津都有着割不断的精神关联，包括陈长杰、李延生等人的离乡行为，都是被动的选择，总有一个不得已的契机促使他们离开。

而以明亮为代表的延津下一代与故乡的疏离和靠近，却成了对笑话、对故乡无所适从的逃脱，是身体和精神上对乡土的悖反。明亮以延津为原点的离开-返回有两次，一次是童年时代随父亲陈长杰离开到武汉谋生，后因奶奶去世独自一人走回延津，这是明亮从依赖到逃离父权，渴望乡土赋予温情、消解孤独的尝试，这与明亮成年后的第二次的“出走-返回”形成了对照。成年明亮的再一次离乡，起因是老婆马小萌早年丑事的曝光，最终不得已带着马小萌往西去了西安立业扎根，多年后，明亮因迁祖坟重回延津，并借此机会寻找奶奶家被出卖的枣树，这次返乡、寻找、入梦遇花二娘、离开的过程，喻示了延津新一代出走乡土后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也即当代人对乡土以及精神原乡复杂且矛盾的情感。当传统的宗族制度连接起离乡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重返乡土之后带来的身份焦虑往往需要以“寻根”的方式得到抚平，但乡土最终以一个意象永远留在了离乡人的记忆里，它在心灵世界中化成一个符号，是永恒却回不去的精神原乡，同时伴随着离乡人的生命体验的累积，生发出人与故乡、传统、生命之间丰富的命题。

值得关注的是，明亮寻找枣树与花二娘入梦本身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寓言性，可以说“枣树”和“笑话”作为两个意象共同构建了关于明亮的乡土叙事。明亮爷爷的爷爷从新疆若羌带来的枣树苗，从此扎根在明亮奶奶家的院子里，陪伴了陈家数代人，在明亮的记忆里，枣树是爷爷奶奶推车叫卖的枣糕，是明亮听奶奶“喷空”的温情记忆。奶奶最终长眠于延津的土地上，明亮也告别了故乡，“后来我奶死了，那枣树也死了”，枣树的根随着三代人的死亡或离开而脱离了延津的土地，变成桌椅板凳后化作了灰烬，只余枣木的树心被雕成一块刻着“一日三秋”的牌匾，而明亮最终没有找到那块奶奶家枣树心做成的牌匾，之后却以啼笑皆非的途径得到了另一块以假乱真的枣木牌匾。那块承载着“根”的真牌匾已在岁月中走失了，上面刻着的“一日三秋”，“说的就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人和地方的关系，在这里生活一天，胜过在别处生活三年”。在明亮这里，假的牌匾作为店训挂在西安的“天蓬元帅”猪蹄店里，“把猪蹄做的，一天不吃，能想三年”。“一日三秋”的意义因假的枣木被戏谑化，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笑话，同时也意味着，以明亮为代表的离乡人寻根的失败，只能以笑话之名消解人与精神原乡之间被撕裂的悲剧性。

四、含泪的笑：延津民间“笑话”图鉴的情感内核

刘震云这一系列小说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聚焦于小人物的“说话”，抓住“说话”之于小人物的特殊性，多维度地在“说话”这一层面上进行人物、情节、主题的推进和剖析，他关注到了宏大叙事下大多数人被忽视的话语及背后巨大的阐释空间，试图探寻日常话语中隐藏的生存状态，《一句顶一万句》既是刘震云关注度最高的小说，也是将“说话”与人结合得最巧妙的一个范本。《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牛爱国等人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是刘震云发现了这个群体‘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最终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上话的人……普通人的说话才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也正是因为刘震云发现了这一切，才使这部讲述市井百姓的小说超越了明清白话小说而具有了现代意义”。刘震云通过《一句一顶一万句》探寻到日常话语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联，擅用隐喻开拓小说文本的边界，而《一日三秋》则是刘震云在话语层面上更为深入思考的结果，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句顶五十个笑话”，延津人的出走由“说话”变成了“笑话”，继续在梦与现实的虚实之间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明亮重返延津后梦到过花二娘两次，第一次是在汤阴寻找枣木牌匾无果后被其入梦讨要笑话，他用老婆马小萌过去的脏事说成笑话救了自己一命，也因为这个笑话，明亮决定与延津“决裂”，“二十年前，延津把他们逼走了，二十年后他回到延津，一个笑话，又把他逼得无耻。什么叫笑话，这才是笑话呢；什么叫故乡，这就叫故乡了”。明亮借延津人身份的界定与花二娘讨价还价，最终以一个对折的笑话成交，而第二次入梦发生在明亮离开延津后梦回延津的梦境中，明亮用说话的真假之分逗笑了花二娘，这两个笑话强烈地隐喻了人性与语言的双重难题，并提出一个问题：现代人如何用笑话抵抗精神困境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有学者曾就《一句顶一万句》中隐喻和“贱民”视角出发讨论现代中国“精神之塔”的建构与危机，这一构建和危机回溯的还是鲁迅的“立人”问题，“一个普通中国人如何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现代人，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如何拯救自己走出精神困境，这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一日三秋》依然延续了这样的问题，并试图以“笑话”作为可参考的答案，正如延津人千年来遭受花二娘讨要笑话决定生死的生存危机一样，在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当下，中国人也同样面临着如何立人的精神危机，而笑话作为一种游移在“文以载道”系统之外的言语方式，具有巨大的张力，它本身所容纳的幽默、讽刺、悲情、真实、虚妄等悖反的特质松绑了这种危机感，缓冲了人在宏大背景下被加速的无力感。同时，刘震云通过笑话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书写方式，比“说话”更加贴合了平凡小人物的生活，更为隐秘地探寻着平凡小人物的心理结构和精神世界。谁的生活没有几个笑话呢？几乎所有生活在延津的人，为生而创造笑话，为缺乏笑话而死，或者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花二娘的两次入梦，以梦境作为虚幻的现实凸显了延津人与乡土、人性及个人命运的悲情特质。明亮前半生与笑话的关联，只是延津民间“笑话”图鉴的一页，而无孔不入的笑话既是小说的叙事线索，也是图鉴的情感内核。

陈长杰为了避免成为延津的笑话而出走武汉，樱桃因为笑话而死，死后在颠沛流离中寻找笑话，明亮因笑话两次死里逃生、两次离乡，卖羊汤的吴大嘴因不会说笑话而被花二娘的大山压死……延津人的生和死，离开和返回，虚幻与真实，无一不与笑话有关。笑话背后是什么？是延津人梦中为求得生存后重返现实的悲凉与虚妄，是将现实生活的悲剧与严肃消解后的无奈，是将泪化为笑的生活哲学。如果将《一句顶一万句》的哲学性与《一日之秋》进行比较，曾有学者认为前者的哲学性削弱了批判现实的力量，“这种‘提升’看起来也带来了问题，即批判力量的减弱。因为‘命运’主题尽管会提升小说的美学品质，作品增加普遍的人性与哲学深度，但却也有可能削弱对现实的触及与批判力量。从这点上看，《一句顶一万句》似乎有一个两难”。而《一日三秋》对日常生活及个人命运的哲学提升并没有给人一种高屋建瓴之感，它借助“笑话”较为温和地处理了哲学性与批判性两难的问题，使得小说对个人生存与现实批判更为日常化和民间化，笑话无论作为形式还是情感的内核，都能以笑话的名义一笑而过，那些严肃的、悲剧的、形而上的东西，都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地面上。

小说最后的附录记载了《花二娘传》的开头：“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余下再未叙，这部延津民间“笑话”图鉴以未完结的《花二娘传》作底页，或许意味着，延津人对“笑话”的追寻并未停止，刘震云在叙述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潜力仍在上升。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⑪⑫⑬⑭⑮⑰⑳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4 页、7 页、 8 页、39 页、13 页、292 页、77 页、256 页、264 页、287 页、271 页、306 页。

⑤⑯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 期。

⑥⑧逄增玉：《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齐鲁学刊》2002年第5 期。

⑨⑲张清华：《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 期。

⑩姚晓雷：《“都市气”与“乡土气”的冲突与融合——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说话”系列小说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5 期。

⑱万士端：《隐喻叙事与“贱民”视角：现代中国“精神之塔”的建构与危机——重读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