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纪录片影像重构西部乡村文化空间

雷 鸣 李 丽

(1.兰州城市学院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就在乡村，乡村文化也是乡土文化、民俗文化，我国的乡村文化形态丰富多样。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影响相对滞后，在广大乡村依然留存着大量原生文化样貌，但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乡村年轻人进城务工造成农村空心化，原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结构弱化，传统乡村不仅在外在形态上发生改变，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也产生巨大变迁。还不富裕的西部乡民对于文化的认知和需求与生存需求相比，仅仅是闲暇娱乐而已，很多眼前不能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的传统民俗文化逐渐被漠视，甚至摒弃，西部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存在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第一次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层面，是出于对中华文脉延续的关切而解决优秀传统文化地位被漠视的现实问题。当前，学界、政府对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民间，尤其西部地区，观念意识的转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只有乡村全面发展了，文化才能被重视。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作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是一个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统筹协调发展的整体计划，最终要达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的目标。随着战略计划的推进，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会日益增长，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组成层面的乡村文化振兴如何实现重构，成为战略目标下具体要解决的问题。

制作民俗纪录片，通过纪实影像的形式能极大地拓展西部民俗文化的影响力，重构西部乡村文化生存空间。西部民族众多，民俗文化题材多样、特色鲜明，如庙会、节日庆典、风俗习惯、传统礼仪、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民间器物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具有“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传布的”特征。纪录片的真实性、艺术性传播能够突出民俗文化的这些特征。如国内民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指尖上的中国》《我在中国过大年》《关中记忆》《传承》《我们的传承》等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唤起了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让观众感受了很多不同传统文化的魅力，认识了更多坚守传统民俗文化的艺人，走近了他们的生活，体验独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现代社会中，为散落在广大乡野的民俗文化，拓展了传播的渠道和生存的空间。但是，在当前民俗纪录片创作中，有关西部民俗文化的题材却不多。因此，挖掘整理西部民俗文化，探索民俗纪录片创作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构西部乡村文化空间，是十分必要的。

一、唤醒集体记忆，重构文化认同空间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民俗文化正是这种事或物，因为它是具有地方或民族共同特征的人群从祖辈那里传承、共享，主动建构的结果，是现代人最亲切、最能够产生归属感的过去生活记忆。保罗·康纳顿认为，群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一项对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考察证实，集体记忆对加强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转型巨变，各种文化碰撞激荡中，对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以一种“过去”的神圣性在唤起人们美好情感上展现出一种与现实相对维度的历史魅力，对文化认同有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历史魅力在今天的西部乡村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反而自新世纪以来，“革命性、现代性强势话语逐渐渗透乡土社会，持续改写民俗文化的内在逻辑，造成了传统乡土社会自治机制的失衡或断裂。中国民俗文化遭受重创，而以民俗文化为血脉滋养的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传统民俗文化缺少创新的思维和应用，被排除在现在产业体系之外，与向往现代城市生活的乡民在经济上脱离，导致文化认同的错位。乡民们对自身民俗文化的价值效用判断一旦失去物质生活的基础，其教化、规范、维系社会调节的功能就会受到抑制，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于集体无意识中。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唤醒、激活。费孝通先生把它理解为“自知之明”，如他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时指出：“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力倡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的思想是从发展的角度，主动地观照文化认同问题。近年来国内民俗纪录片的创作热情正是这种自觉思想的体现，它在唤醒、激活民俗文化集体记忆中具有独特的情感力量，民俗纪录片往往从创作者的感受出发，将生活的真实以现实情境呈现，与观众拉近距离的同时，艺术化聚焦民俗事物和民俗人物的命运变化，所展现的民俗文化客观真实美和创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容易触动观众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中对自身文化的记忆和认同。如《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美食热”。影像以焦点与碎片拼接的叙事方式展开一个个人物与美食的故事，通过充满哲理的解说将历史知识、民间传统、人文精神、生态理念融入朴素的日常生活画面。让观众在精美的影像和人物美食故事中，感受美食技艺的精湛，理解美食人物的坚守，领悟美食传统的意义，从而认同美食文化的价值。

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给我们解决文化认同问题带来启示，西部乡村失落的民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特征，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当地普通人对自身文化的认识缺少直观的影像体验和引导，年轻人对老一辈人记忆和言语中有关过去日常民俗生活的回忆只是抽象的历史符号，其中有些民俗文化甚至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表现而不愿意提及。对民俗文化年轻一代的普通传承者来说，家族老人的讲述还不足以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和来自公共媒介的权威产生互动与共鸣，从而影响他们产生文化认同，而民俗纪录片专业的制作水平和媒介发布渠道，具有这种影响和权威性。因此，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振兴西部乡村，创作西部题材优秀的民俗纪录片，能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重构文化认同空间。

二、转向“他者”视域，重构文化传播空间

所谓“他者”，是指异域文化中的人们。哲学家认为人们从互为“他者”的相互注视中形成“自我意识”，确认“我的”存在。西部乡村文化多是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而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自各地、各民族，甚至各国，一般对创作题材存有“好奇”“探索”的心理，我们理解为“他者”。他们是以一个旁观者、发现者的身份介入民俗文化，所揭示的现实生活与他们经验中的现实相距甚远，也与普通观众的现实差距很大。这种“他者”视域的影像呈现会将观众带入好奇的情境中，观者记忆中或现实中那些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民俗现象在“他者”视域中成为陌生化的艺术体验，使得习惯于把任何对象都贴上“我的”标签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对此做出思考和评判。在新的层面上，与“他者”、纪录片作品产生思想的对话和交流，在相互作用中发掘自我本质力量来解读纪录片述说的民俗文化深层意蕴，实现民俗文化的传播。如纪录片《指尖上的中国》，创作团队全是80、90后的年轻人，他们从年轻人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年轻人与中国各种传统手工技艺的故事，特定的视角，围绕人物故事展开丰富的镜头空间转换，以及穿插其中的流行音乐元素，让整部纪录片作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他者”视域，即当代年轻人的视角，体现了如预告片中所宣传的“探索被工业覆盖的中国角落，灌溉即将消失的手工文明”这样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让观者通过注视年轻人的传统文化立场，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意蕴，思考作为文化主体的历史责任，从而实现传播的意义。纪录片《我在中国过大年》更是将“他者”视域转向世界，讲述了来自美国、阿根廷、非洲等地外国人在过年期间随中国丈夫或朋友来到中国乡村，感受中国农历新年的经历。纪录片以外国人物镜头为主，通过亲情、友情、爱情线索，将中国当地的年俗、婚俗等民俗文化元素融入团圆、欢庆的主题中。外国人作为“他者”与中国家庭在情感和文化上的融合与参与，让观众感受到“他者”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中国人包容并蓄的情感和文化在“他者”视域下具有了传播的价值和吸引力。

传统乡村文化、民俗文化纪录片中的“他者”视域，通过与观众的相互注视能够提高传播的效果、扩大传播的空间。在相对封闭的西部乡村，文化空间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由当地文化部门主导实施的保护宣传措施多从当地行政视角出发，很难突破当地相对封闭、狭小的地方民俗文化圈层。有些当地民间民俗文化爱好者也有很高热情拍摄、制作一些视频、短片在新媒体上传播，但也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宣传本地文化，无论是在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眼里，都会因为没有“他者”的映照而显得缺少存在感。西部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孕育出多样的传统和民俗文化，在民俗纪录片创作上可以提供更多的“他者”视域来吸引观众。因此，在当前，被工业覆盖的中国角落——西部乡村，乡村文化日渐衰落的境况下，创作优秀西部民俗纪录片，从自我为主体的单一视角转向“他者”视域，有利于扩大文化影响力，重构西部乡村文化传播空间。

三、复现原生形态，重构文化生活空间

民俗文化在现代工业覆盖下，隐藏在历史和现实角落里，其原生形态并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纪录片作者通过发现生活中非虚构的真实存在，影像化还原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俗物象、人或故事，对民俗原生形态的真实再现是它本质特征。这种原生形态的真实再现我们认为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民俗物质形态的真实再现；二是对民俗生活形态的真实再现；三是对民俗精神形态的真实再现。

民俗物质形态的真实再现主要是对历史和现实中留存的民俗实物和风貌，通过视听影像、图片资料的集中展现。现代工业、商业化使得很多民俗文化的现代形式出现变异，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能并非它本真的形态。比如传统手工艺在创新创造中单纯按照市场商业化逻辑，对材料的随意使用，违背其蕴含的自然和谐美学理念，破坏传统工艺品的合理性，也有很多民俗文化形态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消失。民俗纪录片通过精心摄制民俗实物、民俗风貌影像细节再现原本的形态，让人们从民俗文化最直观的物质风貌艺术表现中感受到真实美。陕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2017年6月播出的52集长篇民俗纪录片《关中记忆》，还原了陕西关中农村地区过去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民俗物质形态和风貌特色，堪称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最后缩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奇观再现，具有史诗般的壮美。家家房子半边盖、裹肚老少四季戴、热炕睡着好几代、走亲礼馍大筐抬、锣鼓能把房震坏……这些早已消失的农耕文明印记，经过精彩的影像语言又重新展现在观众眼前，相比博物馆里的陈列，片中展现丰富的民俗物件结合了现实生活场景、影视剧场景，将民俗物质形态置入动态生活片段中再现其真实风貌。

民俗生活形态的真实再现，是通过纪录片对民俗人物之间、人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他在特定的环境中与民俗相关的情感、思想、态度的复杂性构成了真实的生活形态，虽不同于故事片通过人物、情节虚构完成戏剧化的艺术真实，但同样是镜头语言，对现实再现的客观真实要通过镜头的选择性功能起到故事片的戏剧化效果，让观众觉得真实而有意味，达到主观真实与现实真实的统一。优秀民俗纪录片对民俗生活形态的记录是时代背景下对民俗人物命运和故事的讲述，让我们感受到民俗文化最鲜活的真实美。央视纪录频道2016年播出的民俗纪录片《传承》，按照“道”“金”“木”“水”“火”“土”“和”的中国传统哲学系统观将海峡两岸50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他们的技艺归类成7集，记录了他们技艺传承的生活故事。这种以传承人生活故事切入传统文化的方式，再现了传统民俗生活形态，更加鲜活、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存、生产、生活智慧。

民俗精神形态的真实再现是纪录片通过影像还原民俗人物对待民俗的态度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出为民俗而生的生命价值。价值观是纪录片呈现的民俗人物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取向，决定着他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意志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在工业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与传统不可避免产生价值冲突，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出现了极端功利化的倾向，随着西方现代思潮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让坚守传统文化的价值抉择变得难能可贵。民俗纪录片以反思、批判的视角，探索发现鲜为人知的历史与现实角落，聚焦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刻画他们的生活与理想，影响观众去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在平衡自己与他人的价值之中寻求最好的生存方式，从极端的物欲追求转向终极的人文关注。

一部优秀的民俗纪录片一定是以“人”为中心，探索道德精神的真善美，如纪录片《我们的传承》，这部由北京电视台2018年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讲述了北京地区三十个传统文化传承者的故事，第一期六个故事有四代人不间断传承京剧教育事业的富连成叶家、富连成社第四代传人叶芳坚守初心，当老师培养孩子们的故事；北京传拓技艺传承人庞献坡二十年来对传拓技艺执着追求，三年拓遍朝阳区所有石碑的故事；龙鳞装书籍非遗传承人张晓栋历时数年，结合龙鳞装和经折装的传统书籍装帧形式，改良、创新，创造出经龙装《红楼梦》的故事；紫檀雕刻传承人陈丽华老人早起晚睡历经十年，策划、制作，手工打造“内九外八”十六座老北京城门微缩景观的故事；中和韶乐传承人根据史料记载恢复六百年前中和韶乐的故事。纪录片在之后的四期中都是以平凡的传承“人”为中心，将老北京的“后海八爷”车工、青云阁雕版线装书、京西古道模式口老街绘制复原、大运河动态展示、京张铁路西直门老火车站模型复原、打铁花、北京扎燕、百年金鱼徐、灵水村秋粥节、北京兔爷彩塑、八旗冰嬉运动、北京造纸、一得阁制墨、古籍修复等传统文化的传承故事集中展现，在微纪录片有限的时间里不但把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美形式呈现给观众，更是把传承人内心执着的理想信念追求传递给观众。让观众感受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自觉态度，热爱传统文化的炽热情感和淡泊名利、不忘初心、回归人文的精神。纪录片在民俗精神形态真实再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没有用旁白和解说词，作为故事主角的传承人口述语言辅助我们理解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人物内心，有助于还原传承者客观真实的精神形态。

民俗纪录片在民俗物质、生活、精神三个层面的真实再现是传统原生态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复现。在还不富裕的西部乡村，让物质追求胜于文化需求的人们看到了民俗传承者不一样的人生，有了选择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可能性，通过纪录片影像点燃他们潜藏在心底的生活理想，扩展了生活的意义和空间。

纪录片是传播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又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优秀的民俗纪录片在乡村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文化生活上引导人们回归理性与传统，对重构西部乡村文化空间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