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清别集提要中沈德潜诗论探赜

林 霞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31)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中清人别集提要，不仅收录清代早期的文献著作，而且总结清代初期的文学特点。沈德潜作为一位重要的清初文学家，因其特殊的生平经历，沈氏诗论以隐秘的方式散见于《总目》之中，如《总目》在《睫巢集》中评论道：“锴卜居盘山，优游泉石以终。故其诗意思萧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态。而刻意求高，务思摆脱，亦往往有劖削骨立，斧凿留痕。”[1]2595这段对李锴的评论文字实际上脱胎于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其原文为：“豸青系勋臣之后，当得大官，乃偕其配隐于盘山。有武攸绪风。既老，岁至京师，然一二日即归，人罕见其面。诗古奥峭削，自辟门径，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东野。”[2]616通过文本对比，发现提要中馆臣对于沈氏诗论的暗引在《总目》中比比皆是，馆臣为何对沈氏诗论引而不表？以怎样的方式征引沈氏诗论？暗引沈氏诗论的原因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总目》征引文献的来源问题和援引动机。

一、《总目》与沈氏诗论的学术渊源

沈德潜为清代乾隆早期著名的诗文大家，也是“格调说”的积极倡导者，作为乾隆皇帝御封的“东南搢绅领袖”[3]1459，其影响地位不容小觑。沈德潜与乾隆关系密切，乾隆帝曾念其晚成，一路提拔沈氏，使之行走上书房，几次南巡面见沈氏，在其死后曾为沈氏建祠赐谥，可谓礼遇有加，荣宠极盛。乾隆帝曾在御制诗中曰：“我爱德潜德，淳风揖古初。”[3]1456也曾赞叹沈德潜“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优擢”[3]1456。可见乾隆帝对沈氏诗品人品极为推崇。在发起《四库全书》纂修活动期间，乾隆在三十七年(1772年)颁布的圣谕中曾言：“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1]圣谕1其中特意提到沈德潜，可见对其诗文集子的重视程度。从以上分析来看，沈德潜曾在文坛和政坛居于重要影响地位，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沈德潜影响地位急剧下降。在沈氏死后十年左右，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发生一通诉讼案，江南东台县徐述夔所著的《一柱楼集》中因含有悖逆诗词被人告发，引发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替徐述夔作传而受牵连，此时的沈氏虽已故去，却触碰到乾隆帝逆鳞，落得削谥罢祠仆碑的下场，生前的荣光顷刻间化为泡影，沈氏在文坛的影响地位也从此一落千丈。

从表面上看，通检《总目》，只在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沈德潜与梁诗正合纂的《西湖志纂》一书(《旧唐书》考证与《新唐书》考证两书，《总目》未列)，看似《总目》并未收录沈德潜诗文集相关内容，但经笔者文本细读和比对之后，发现《总目》中时时可以看到沈氏诗文评论的影子。现以清别集提要为例，分析《总目》所征引沈德潜对于诗歌的评论。在《总目》中共收录清人别集提要651篇(其中著录54篇，存目597篇)，从中征引沈德潜诗论的清人提要16篇(其中著录8篇，存目8篇)，现将馆臣评论与沈氏诗论对比胪列如下，见表1：

表1 《总目》清别集提要与《清诗别裁集》评论对比

通过表1中《总目》清别集提要与《清诗别裁集》评论对比来看，发现两书中对16位清代诗人诗歌评价相似，《总目》提要中的评论主要征引自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从所占比例来看，《总目》征引沈德潜诗论的引用率并不高，但将这些征引加以认真分析，理清《总目》评论与沈氏诗论的关系，便可探究四库馆臣暗引沈氏诗论的用意所在。

二、沈氏诗论与馆臣评论的差异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对比发现，四库馆臣征引沈氏诗论的方式复杂多样，或从文字的删削增改入手，或是杂糅文献出处，实现沈氏诗论的改头换面，完成对于清人集子的评价。

(一)文字上的差异

一般而言，《总目》引用他人评论时往往会注明出处，但因沈德潜身份特殊，又不得不援引沈氏评论时，四库馆臣往往会对征引沈德潜的文字进行改易，让他说变为己意，如果不加以仔细辨别，很难发现这些征引内容是来自沈德潜的诗歌评论。如《总目》在陈廷敬《午亭文编》提要中言：“生平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运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禛笼罩群才，广于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亦可谓和声以鸣盛者矣。”[1]2344馆臣这段评论与沈德潜评论陈廷敬诗文的言论极其相似，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云：“泽州居馆阁，典文章，经画论思密勿之地几四十年，故其吐辞可上追燕、许。”[2]85将这两段文字对比来看，两者中“居馆阁”“典文章”“四十年”“燕、许”等关键词相同，可见馆臣对陈廷敬的诗文论述实际上是脱胎于沈氏的诗歌评论。馆臣对此段出处隐而不表，变他说为己意，意欲何为？试看两段文字的差异之处，在于《总目》对此段文字内容的增益，馆臣在沈氏评论的基础上增加“值文运昌隆之日”“亦可谓和声以鸣盛者矣”两处，这些增加文字看似可有可无，但如果仔细揣摩，便会发现这正是馆臣征引沈德潜诗文评论的原因所在。清初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大力发展，清初表现为凄楚之音的遗民诗歌显然不再适合乾隆时期太平盛世的发展需求，粉饰太平盛世与倡导盛世之音的作品成为馆臣关注的重点与价值取向。沈德潜对陈廷敬诗歌的评论正好符合馆臣需要，馆臣在此基础上对沈氏评论加工润色，使之更加符合乾隆倡导盛世之音的官学思想和文学价值取向。

《总目》中征引沈德潜诗文评论在文字上存在差异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再举一例。在汤右曾《怀清堂集》提要中，馆臣云：“是集刻于乾隆乙丑，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崖，两家之间，莫有能越之者。今观二家之集，朱彝尊学问有余，而才力又足以运掉，故能镕铸变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随，而根柢深厚，则未免稍逊，齐驱并驾，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1]2351在沈德潜评价汤右曾诗歌论述中，也有相似段落，“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崖。竹垞学博，每能变化；西崖才大，每能恢张。变化者较耐寻味也。后有作者，几莫越两家之外。”[2]309观其两者，《总目》继承沈氏诗论的主要内容，其中的“论者”实际上指的就是沈德潜，只是馆臣不敢明说其名，故将沈氏名字换改为“论者”这种隐晦的称谓。对比两段文字的差异之处在于对朱彝尊与汤右曾文学地位的评价不同，沈德潜认为浙中诗派以朱彝尊与汤右曾两家为代表，且文学地位相当，馆臣则不认同沈氏将汤右曾与朱彝尊相提并论，认为汤右曾文学地位不及朱彝尊。这种差异性反映出馆臣与沈氏的不同价值取向，如果说沈氏更多是从文学立场出发进行诗歌品评，那么《总目》则更多是从官学立场角度入手。乾隆时期正是乾嘉学风盛行之际，重考据、重根柢的朴学之风渗透到《总目》之中，表现为馆臣对学有根柢之作表现出极大认可，这一点很好体现在对朱彝尊与汤右曾的评价之中。《总目》受朴学思想影响很大，评价朱彝尊学博才足，汤右曾虽才大但根柢稍逊，由此推论汤不及朱，这种评价方式正好体现乾嘉学风对《总目》的重要影响作用，也反映出当时文化政策的风向。

(二)文献上的杂糅

在梳理《总目》清人别集提要与《清诗别裁集》诗歌评论过程中，发现《总目》中所引文献出处常常产生谬误，通过比对发现，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总目》杂糅两种文献或引用文献张冠李戴所造成。《总目》作为有清一代官修的目录学巨作，其撰写提要的馆臣更是经过层层选拔出的专业学者，何以会犯如此基础性的错误？是否有意为之？现试取两篇文献引用失误的实例，分析其产生差错的原因。在陈玉璂《别本学文堂集》提要中言：“王晫《今世说》，称‘玉璂每读书至夜分，两眸欲合如线，辄用艾灼臂，久之成痂。’盖亦苦学之士。又称‘其所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则贪多务博可知，宜其集不一本也。”[1]2552今检王晫《今世说》，书中只载“陈椒峰读书至夜分，两眸欲阖如线，辙用艾灼臂。久之成痂，每一顾，益自奋不敢怠。”[4]99一句，至于《总目》提要后句中云“又称‘其所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这句话实则来源于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沈氏在评价陈玉璂诗歌时云：“宾客杂集，应酬不倦，暇则成诗，旬日之间，动至盈寸，远近目为才人。”[2]182两者内容十分相似，只是在字词上稍有不同。由此可见，《总目》此段对于陈玉璂诗文的评价，实则杂糅王晫《今世说》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两种文献而成，《总目》将两种评论都归引为王晫《今世说》，探其根本，实则是为了隐藏沈德潜的名字。沈氏因徐述夔案触怒乾隆帝，从此文学地位一落千丈，馆臣出于规避心理，自然不敢将沈德潜名字明目张胆写入《总目》提要之中，因此只能采取文献杂糅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馆臣不顾拼凑之嫌，将两种文献合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根据文本细读来看，《总目》则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则贪多务博可知，宜其集不一本也。”批评陈玉璂作诗繁多，没有节制，造成版本不一致。为何在沈德潜那里对陈玉璂作诗之才的褒赏到馆臣这里却成为批评之语？细究一下，发现这与《总目》撰写体例有着极大关系。四库总裁于敏中曾将《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目分为应刊、应抄、存目三类，并在撰写内容上有严格规定，即“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5]75，因此作为存目形式收录于《总目》中的《别本学文堂集》提要，自然不能是以褒奖之语为主，这也是造成上述文献杂糅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施闰章《学余堂文集》提要中云：“闰章尝语士禛门人洪昇曰：‘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士禛亦记于《居易录》。”[1]2342但遍检王士禛所作《居易录》，书中并无此评语。其真正出处源于何书？亦未可知。在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却有类似记载：“王渔洋云：‘门人洪昉思问诗法于愚山，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则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义也。’”[2]40对比以上两段文字，皆言施闰章评价自己与王士禛诗歌之事，既然引自同一件事，两者为何在文字上存在差异？从对比来看，《总目》中少引“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一句，馆臣在征引时出于疏忽遗漏，还是刻意为之？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缥缈”一词说起，该词意思为飘忽，虚浮。其相近词语还散见于《总目》其他清人别集提要之中，现将其列举如表2：

表2 《总目》清别集提要中“根柢”等词摘录

从以上清人别集提要可看出，“根柢”“空谈”等词语频繁出现，可见四库馆臣对于著作的倾向性与价值取向，即对学有根柢，讲究实学的作品给予褒扬与肯定，对空疏空谈之作加以批评，这种品评诗文的方式贯穿于《总目》提要之中，探其缘由，乃是受乾嘉朴学思想影响，这种学风渗透于具有官学约束的《总目》文学批评之中，成为馆臣评价诗文的重要参考标准。“缥缈”一词正好与“空谈”“空疏”等词语一脉相承，王士禛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文坛大家，《总目》提要评价云：“故国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而尊之者必跻诸古人之上。”[1]2343馆臣更是将王士禛地位拔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成为清初时期的文学标杆。由此可见，《总目》提要在选取他人对王士禛诗文评价时，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总目》重实学，强调学有根柢的基调相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王士禛文坛领袖的形象，故将其中对王氏不利的征引剔除出去，可见《总目》清别集提要中文献引用的错误，不是由于馆臣疏漏，乃是馆臣刻意为之。

三、馆臣暗引沈氏诗论的背后

馆臣暗引沈氏诗论实际上是调和官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结果，亦是四库馆臣与官学博弈的结果。一方面，沈德潜作为清初诗文大家，在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因沈氏受徐述夔文字狱一案牵连，触碰到乾隆帝逆鳞，其影响地位急剧降格，四库馆臣不敢违背谕旨，故不敢明引沈氏诗论。另一方面，馆臣以当朝人的身份来品评清初文学，存在文献不足征的尴尬境地。通检《总目》，发现唐别集提要中诗论多征引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明别集提要中的诗论则多引朱彝尊的《明诗综》，然沈德潜诗论除《清诗别裁集》外，还有《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古诗源》等著作，可见在文献不足参考时，四库馆臣在不违逆皇帝谕旨的情况下，又使得沈氏诗论公之于众，故只能采取暗引的方式，将沈氏诗论引用出处隐而不表。

馆臣征引沈氏诗论受到官方思想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馆臣征引沈氏诗论的处理方式上，尽管沈德潜诗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符合鼓吹升平、舂容和雅的盛世之音，但因挑战乾隆帝权威，触犯其逆鳞，且《总目》不录乾隆朝并健在之人著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馆臣在不得不征引沈氏诗论时如何调和这些矛盾？从全文分析来看，“在书籍编纂这一学术问题上，政治因素的干预使得学术在与政治的博弈中，出现学术屈从于政治的结果。”[6]123《总目》并不直接征引沈氏诗论，而是通过对文字的删削损益，使文字改头换面，从而在表面上看似是馆臣自己的评价，这一做法探其根本，在于馆臣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触怒圣颜，故将沈氏身份隐去；另一方面是为了符合《总目》评价风向，具体表现为将沈氏诗论调整为符合对盛世之音的倡导，讲求根柢实学，符合撰写内容标准等方面，从而也反映了官方思想对文学评价的约束。

综上，从表面来看，沈德潜身上虽带有“污点”，其诗文集未收录于《总目》提要之中，但从文献梳理来看，沈氏诗歌评论却隐藏于清人别集提要之中。这些征引内容或被馆臣删削增改，变为己说，或与其他文献杂糅，为馆臣利用。一方面，可见沈德潜对后世文人的重要影响作用，其创作的《清诗别裁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清初诗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另一方面，《总目》提要的撰写受官学思想的约束，对征引沈德潜诗歌评论的解剖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官方权力是如何渗透于《总目》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