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躺平”背后的意义缺失与精神危机

张自慧 依力亚 黄利金

近来“躺平”一词成为了网络热词，并衍生出“躺平到死亡”“颓废到忧伤”“躺平即正义”等流行“网段”，由此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共鸣、焦虑和全社会的热议。何谓“躺平”，为何“躺平”，如何变“躺平”为“挺立”，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躺平”二字，最早源自2016年网络上的“躺平任嘲”一词，表示不反抗不回应的一种心理态度，现被用来表示青年群体面对社会“内卷”“不公”等复杂环境作出的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躺平”现象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不是网络世界人为掀起的波澜，也不是青年人随意之牢骚或无病之呻吟，而是部分青年生存状况之反映，亦是一些青年人生意义缺失和精神危机之信号。对“躺平”现象深层成因的透视和根本对策的寻找，需要从哲学的维度溯源探本，从“躺平”的逻辑悖论中消解其存在之基，从其意义与精神困境的破解中探索拯救之 法。

一、“躺平”现象透视

学界对“躺平”一词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其本义引申出的“不作为”“顺从”等消极义；二是针对具体语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的“无声对抗”等积极义。从语言学角度看，“躺”本指“身体倒地”，“平”是对“躺”的状态描摹，即呈现出顺从与无为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看，“躺平”主要指人因屈服于环境或对抗现实而采取的懒散、安逸、无所追求、无所事事的精神状态。从当前“躺平”所运用的生活场域看，其消极义占据主流，且与青年群体相连。因此，在网络世界中，“躺平”一词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它让人联想到消极、麻木、认命、顺从、服输、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等语词，“表达了当代部分青年的无力感和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既是无所作为和得过且过的借口，是“人生无意义论”的直接表达，也是当代“犬儒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躺平”的积极义主要是少数人基于要为“躺平”正名而提出的。在他们看来，“躺平”一词是当代青年在表达方式上的标新立异，是其在严峻生存挑战面前的吐槽，是“压力面前的自我解嘲与精神换挡”；“躺平”是对所谓权威和“内卷”的无声对抗，代表了当代青年的抗争意识。上述两种对“躺平”的理解抑或各有其理，然而，从该词的踽踽独行到应者云集，再到“躺平学”的横空出世，“躺平”的消极义无疑是其核心的意涵，故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消极义的“躺平”问题。目前，“躺平”已被广泛套用到了多个领域，诸如“科研躺平”“教育躺平”“消费躺平”，等等；其所引发的社会“波澜”和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皆表明“躺平”现象，尤其是“躺平”背后所隐藏的当代青年之意义缺失与精神危机不可小 觑。

社会上的“躺平现象”还催生了所谓的“躺平学”。由于青年群体经历的相似性和同理心，“躺平”由最初的个人经验衍变为群体现象，得到了部分青年的认可与效仿。从社会背景看，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一方面与生产力不断提高和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相伴，另一方面又与充斥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高消费相随，这就导致了追求高品质生活与自身有限收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上述复杂背景下，“躺平”一词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的软肋，引发其强烈的情感共鸣，并在同理心的催化下火爆网络。在现代媒体的快速传播和助推下，从个人“躺平”到群情式“躺平”，更多的个体被影响和裹挟其中。有网友根据“躺平现象”抽象出一般性规律而形成了“躺平学”，并将其界定为“一种旨在解决年轻人如何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不被舆论左右，回归初心的学问”。该学说认为，“躺平”是要“向下突破天花板”，“选择最无所作为的方式反叛内卷”；“是选择走向边缘，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躺平学”虽然仿照一般学科的定义模式，但并未揭示被现象遮蔽的本质，亦未能逃出逻辑悖论和非理性思维的窠 臼。

从全球视野看，“躺平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早就出现过类似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在美国，不仅有“一战”后“迷惘的一代”、“二战”后“垮掉的一代”，还有20世纪60年代“愤怒的一代”和如今的“归巢族”（啃老族）；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近年来则出现了上百万不升学、不就业、不上进、靠父母救济而生活的“尼特族”，这些年轻人自称“无欲无求、随心所欲、生活幸福”；20世纪90年代，长期经济萧条的日本社会催生了不少封闭自我、节制欲望的人群，大前研一称之为“低欲望社会”；21世纪初，韩国出现了放弃恋爱、结婚及生育的“三抛世代”，其后又发展出“五抛世代”“七抛世代”。事实上，无论是“迷惘族”“归巢族”“尼特族”“低欲望族”，还是“×抛世代”，皆是“躺平”现象在不同国度的反映。从世界范围看，“躺平”现象似乎已成为“时代病”，其之所以多发在青年身上，可能与青年人“三观”尚未定型有关。如果说“低欲望社会”的未来是“丧失大志的时代”，那么，“躺平”社会的未来必将是丧失生机与活力的时 代。

二、“躺平”现象的成因与危害

“躺平”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既与现代性的冲击有关，也与传统文化的断裂相涉，更与个人的意义缺失和精神危机密不可分。但无论成因来自何处，其所造成的危害皆不容小 觑。

（一） 社会压力与生活期望的超载

受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驱使，当代青年经受着巨大生存压力难以承载和过高生活期待难以企及的双重炙烤。在一些青年看来，由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下层通往上层的空间愈益狭窄，甚至堵塞，传统意义上的努力已难以实现生活的质变和阶层的上升；他们认为，“天道酬勤”之类的励志格言已成过往，自己更有把握的是“努力未必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在生存压力和阶层固化所引发的焦虑中，他们选择了让人生消沉、生命暗淡的“躺平”姿势，以欺骗和麻痹自己。佛系文化、丧文化就是这一心态的文化表现。“佛系”指那种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云淡风轻而追求内心平和的生活态度；“丧文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笼罩着悲观、颓废、绝望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从某种意义上说，“躺平”是针对社会“内卷”而提出的消极解决方案，换言之，社会的“内卷化”是导致“躺平”现象的重要原因。“内卷化”（Involution），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其后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书中最先使用。格尔茨将“内卷”定义为“文化模式在达到一种似乎是确定的形式后，仍然不能稳定或将自己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而是通过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而继续发展” Clifford Geertz，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 81．。总体上看，“‘内卷化’就是指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无法向更高级模式进行转化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导致“内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外部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二是内部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中国，市场空间已被众多的企业和丰裕的产品所充斥，发展空间愈益狭小；同时“利益的分层化趋势越发明显，经济上的马太效应，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性逐渐增强，使‘草根逆袭’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这就使得那些对参与竞争感到绝望的青年群体选择了“躺平”。可以看出，无论中外，“躺平”都表现为年轻人不再满腔热血，不再为追求梦想、婚姻、家庭昂扬奋进；他们用“躺平”的方式对抗买房、加班、彩礼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拒斥家庭和社会责任，只管自己过得开心。这是“披着美丽东方外衣的现代性消极后果”，是“安于现状、不愿奋斗的懒惰和害怕失败、逃避责任的怯懦”，是角色的“逃避”和“退出”，是部分青年颓废沮丧、得过且过等消极心态的映 射。

（二）“避世”“出世”心态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侵染

“躺平”现象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综合，尽管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刚健有为、追求修齐治平，但道家的“无为”“不争”、释教的“缘起性空”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都对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其一，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具有“避世倾向”。其倡扬“道法自然”，以不争为争、以屈为伸、以柔弱胜刚强；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在道家看来，以“无为”之法行“无为”之事，万物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如果刻意为之，便会“损之又损”。这里的“无为”常被一些人误读为无前提限定的“不作为”。庄子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心斋”“坐忘”为路径，追求“万物齐一”的境界和生命的自由“逍遥”。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躺平”价值观的最早奠基者。据《庄子·秋水》篇记载，当楚王希望把国内政事托付于庄子时，他回答使者：“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他借此表示自己愿意逍遥自在地“曳尾于涂中”，也不愿被供奉在高贵的庙堂之上。当然，庄子并不是真正的“躺平”者，他只是不愿意“被社会设定好的程序”约束而失去自由，其所向往的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生活（《庄子·逍遥游》）。两千多年来，《老子》中的“无为”“寡欲”和《庄子》中的“逍遥”“避世”思想在引导国人精神超拔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些思想在当下中国成为了一些青年人不求上进、颓废消沉和甘愿“躺平”的高雅托词。其二，崇尚“出世”的释教文化是当下“佛系”青年消沉的另一思想来源。佛教主张“缘起性空”，认为世上没有常住不空的事物，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因果循环的产物；同时，所有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本性都是虚无。正如《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该学说本义是让人们放下执念，挣脱名枷利锁，通过内心豁达来摆脱烦恼；旨在净化社会人心，为世人提供一个精神休憩之所。对于“三观”坚定且正确的人而言，上述思想可以让其知足常乐，精神超然；但对“三观”脆弱且偏颇的年轻人而言，释教的“成、住、坏、空”常被理解为存在上的虚无主义，一些人因之而理想动摇、意志消解，成为无欲无求、不悲不喜、激情丧失殆尽的“佛系青年”。其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一些青年“躺平”的理论支撑。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我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深入，一些西方价值理念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和传衍。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影响和腐蚀着青年一代，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个人价值推向极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罔顾他人与集体，缺乏责任与担当，形成了个人至上的价值倾向。就“躺平”者而言，看似无欲无求，呈现出低欲望的姿态，实则是漠视个人对家庭、组织和社会的责任，只追寻个体生活的逍遥自在。换言之，“躺平”行为是利己主义观念极端化和精致利己主义思想的另类呈现。总之，释道两家思想中的“出世”“避世”心态和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的侵染，为“躺平”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三） 个体精神危机与生命意义的消解

除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原因，“躺平”现象的形成还有“躺平者”自身思想上的深层原因——“空心病”，即精神饥荒与生命意义缺失，此乃最根本之原因，其核心是缺乏支撑其存在感和意义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精神饥荒指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虽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却陷入工作上高度的“忙”、情绪上极端的“烦”，进而丧失精神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变得无限焦虑、迷茫和失望之状态。“空心病”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而这种犬儒主义魂灵的复活则与一些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的“小时代”心理密切相关。犬儒主义（Cynicism）一词来自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其创始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这是一个对世界不信任并对任何事物抱消极态度的学派，其思想特征是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其看来，无所谓高尚，亦无所谓下贱；既然没什么是了不得的，也就没什么是要不得的。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其从对世俗的全盘否定走向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由愤世嫉俗变成了玩世不恭，最终由激烈的理想主义者滑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该学派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限美好，甚至将世人的正常情感也讥为愚蠢。当下青年亚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影响颇大，它与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氛围中形成的“小时代”相结合，误导面临青春困境的年轻人疏远和抵触群体的、宏大的、精神的、道义的理想与价值。尽管我们很难给“小时代”（Tity）作出正确的概念界定，但如果以“大时代”作参照，就可以把握其基本特征。生活在“小时代”的人们追求的是细小的、个人的、物欲的、功利的目标，而宏大的、集体的、精神的、道义的目标和价值却遭拒斥；在与“小时代”对应的“大时代”（Great）里，社会有整体价值，历史有宏大叙事，人类有共同愿景。基于此，“小时代”被人称为“灵魂的尽头”“精神的末路”，其深刻地揭橥了当下一些人所处的精神境况。不幸的是，犬儒主义与“小时代”的邂逅与结合，进一步加剧了一些人的精神危机和意义缺失。犬儒主义支配下的那种“青春文化”，或低眉顺眼，缺失浩然之气；或虚假励志，但无奋进之行；或少年老成，丧失活力生机。它以一种自欺欺人、逆来顺受的姿态抚慰和麻醉着青年人的心。崇尚“小时代”理念的犬儒主义者既像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其“气魄”尽失，“精神”颓废；又像是尼采所说的“没有胸膛”的“末人”，其既无理想，也无勇气。他们要么自甘平庸堕落、鄙夷人格尊严，要么失去道德底线而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其创作和欣赏的青春文化里，充斥着低徊的自我抚慰和过于执著的自我麻醉。在这种抚慰和麻醉之下，其热血日渐温吞，骨质日渐松软，理想日渐丧失，精神日渐消解，最终成为追求暂时舒服、丧失意义与价值追求的“躺平”一 族。

总之，“躺平”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对个人而言，“躺平”者不仅会否定生命意义、解构人生价值、放弃理想追求，更会意志消沉、精神颓废，而消沉的意志会榨干本应饱满的生命，颓废的精神会使本应辉煌的人生暗淡，甚至使人浑浑噩噩、失魂落魄；对社会而言，如果“躺平”成为风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就会被消解，“勤劳善良，拼搏奋进”的优良传统就会被解构，民族复兴的梦想就会成为幻想。简言之，“躺平”的人生将了无生机，“躺平”的社会将死水一潭。

三、走出“躺平”困境，打造昂扬挺立之人生

要摆脱“躺平”心理之羁绊，走出“躺平”现象之困境，需从“躺平”的逻辑悖论中消解其存在之基，从其意义与精神危机中获取拯救之“法”。

（一） 以理性思维走出“躺平”者的逻辑悖论

从哲学上看，“躺平”者的行为存在着动机与结果、手段与目的上的逻辑悖论，即“躺平”行为不仅无法解决“躺平”者的现实问题，而且不能达至其预设的快乐、幸福和正义的目标。在上述“躺平”现象中，“躺平”者的动机在于通过降低自己的欲望或社会期待以消极被动、麻木冷漠，甚至懈怠颓废的方式去追求某种所谓的“舒适”生活状态，以达到“使自己生活得好”的目的。事实上，通过“躺平”而获得的快乐是以放弃追求、缺失意义为代价的，是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不能等于幸福，因为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是可持续的永久性快乐。根据孟子“可欲之谓善”的观点，“躺平”是与“善”相背离的。然而，从手段和目的的逻辑相悖看，“躺平”者非但无法达到上述目的，反而极易造成自我价值的失落与精神信仰的弱化。理由有二：一方面，“躺平”者将个人从伦理关系中剥离出来，只顾自己轻松而缺乏责任担当，诱发日常伦理的解构，导致“成己”与“成物”的冲突。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的存在及其自我价值实现都离不开其周围的人伦关系。儒家将人伦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孟子还提出了规约五伦关系的基本原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以仁义践履人伦规范，关爱他人，协调好周围的人际关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孔子则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这都表明由家庭和社会组成的五伦关系是个人修德成己的必要条件。倘若对亲人和朋友麻木不仁，“成己”则几无可能。同时，人作为可以“与天地参”的“万物之灵”，不仅要成己，而且还肩负着成物的使命。《礼记·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然而，“躺平”者内心崇尚的则是个人自私而狭隘的安逸和舒服，其行为是对亲人和朋友的冷漠与麻木，其本质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躺平”者即使勉强“成己”，也难以“成物”，最大的可能是既不能“成己”也不能“成物”。另一方面，“躺平”者将个人与社会对立，否定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导致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个人生存于社会，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同样，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现实意义的个人。”可见，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个人价值的实现需要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按照人的社会性特征，个体总是以他人为参照，在具体的参照系中认识自我价值，找寻存在意义。“躺平”者却通过“宅家”或“清高”将自己与社会隔离，在挫折和困难面前轻易否定自己的价值，消解人生的意义，放弃理想与精神追求，导致个人价值无从实现，进而使自己的社会价值失去依托。由此可见，“躺平”者的动机和结果之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逻辑悖论，欲走出这一悖论，唯一的路径是积极探寻人生意义，努力构筑精神信 仰。

（二） 以人之“贵”“灵”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挺立时代潮头

“躺平”者要走出“躺平”的困境，需要从哲学高度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空心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空心病是价值观缺陷所致的精神障碍”。相对倾力于“逻各斯”和“努斯”等本体论问题的西方哲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就是人生哲学。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修养、建构人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始终是中国哲学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之所以要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因为相对于天地间的万物，人“最为贵”“最为灵”。“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正名》）荀子以比较方法说明天地万物之中人最为贵的原因，是人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义。“义者宜也”，即人能够分辨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倘若人丧失自觉和自律，丢掉了义，人就不能称为人。人“最为灵”的观点出自《尚书》：“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人的灵性是指其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仅可以改变、突破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可以认识自己、管理自己、超越自己，这就是人与其他万物的差别。“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坚持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的话，就丧失了一个人的德行”；中国文化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认识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尽自己该尽的职责”。此乃“文明以止”的意蕴，而抵达“文明以止”精神境界的手段就是儒家的礼乐教化。《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芬格莱特认为：“只有当其原始冲动受到‘礼’的形塑时，人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是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儒家看来，这个“意义之网”就是由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之网，每个人只有“克己复礼”，遵循礼对每个角色行为的规约，按照社会身份的道德要求，做自己该做之事，尽自己该尽之责，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认知、管理和提升，才能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因此，人作为“最为贵”和“最为灵”者，理应通过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超越。尽管在人生的征途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困境，但我们不能在磨难和痛苦面前采取“躺平”的态度，不能将自己孤立于家庭和社会之外。卡夫卡曾说，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一个人承受的苦难越大，就越能凝聚起与命运搏斗的抗衡力。”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人我之限”和“生死之限”，人要突破有限的“身量”而走向无限的“心量”，从有限的“肉体我”走向无限的“人文我”，从“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便可解除痛苦。这里的“心灵生命”和“人文我”就是人要挣脱物欲和物质主义的羁绊，让自己融入家庭和社会，在五伦关系的角色践履中完成自我，在事业的打拼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修养心性、行仁由义构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面对坎坷与痛苦，人不能以“难得糊涂”的态度否定生活或超脱世界，而应认识自己的存在、保存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自己的存在，这种保存自我存在的努力被斯宾诺莎称为“德性的首要的唯一的基础”和“真正的灵魂的满足”；面对坎坷与痛苦，人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做到“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同时，积极探寻人生意义，在道德和能力上不断提升自己，摆脱“小时代”消极思想的羁绊，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和不懈拼搏的精神挺立于中国“大时代”的潮 头。

（三） 以自强不息之精神修德进业，担当责任使命

“躺平”现象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体“人生意义的缺失”，还有精神世界的荒芜与颓废。要救治“躺平”背后的精神贫瘠，就需要“文化救赎”，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其注入一剂振奋精神的“强心针”。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疗治当代社会“躺平”病的良药。孔子及其后学在《易传》中将天地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性从“天道”推衍至“人道”，以上天运转不息的“刚健”精神和大地化育万物的“负重”品性来喻指君子之德，激励人类不畏艰辛、担当使命，以顶天立地的形象“与天地参”。在儒家看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道利贞的秘诀正在于刚健不息。因此，君子要获得“利贞”的美好结果，就不能消极颓废、停滞不前，而应“终日乾乾”“修身”“蓄德”“进业”；君子要想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之“不朽”，就不能懒惰、享乐，而应勤奋劳作、立德、立功、立言。可见，实现人生价值、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与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之间不能存在逻辑悖论，也就是说，不是“躺平”就能获得快乐和幸福，而只有自强不息地奋斗、尊礼行仁地修身才能获得“利贞”的结果。《周易·系辞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里“业”的“富有”靠的是勤劳、拼搏的点滴积累，“德”的“日新”靠的是克己复礼的日日精进，而绝不是“躺平”者的无欲、怠惰、安逸、舒服所能达到的。无疑，自强不息是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不二之选。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五千年璀璨的中华文明是一代代炎黄子孙用辛苦劳作的汗水、奋进拼搏的精神浇灌和陶铸的。正如钱穆所说：“人之生命，本为求完成其德性与其任务与使命。”东汉王符曾说：“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潜夫论·卜列》）人之高贵正在于人不仅是一种肉体和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否则人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立乎其大”是指“立心”，即让“心”思考人生之意义，立于精神之高地，不被耳目之物欲所蔽。一个人只有“立乎其大”，才能活出“人样”，活成一个“大写的人”，以人的形象昂立于世间；一个人只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能拒绝“躺平”，顶天立地，担当责任使 命。

（四） 以时中之智慧走出“内卷”与“不公”，突破制度瓶颈

“躺平”现象在折射个体人生意义与精神危机的同时，还客观地反映了当下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生存竞争白热化的“内卷”困境、堵塞个体上升渠道的阶层固化、导致“德福不一致”的道德困惑与公平难题等。其实，“内卷”和“不公”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当“内卷化”概念从个别领域溢出而泛滥至众多行业时，其所引发的社会群体性焦虑就弥漫开来。以“教育内卷”为例，既有应试教育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也有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过高期待所引发的“起跑线”“输不起”问题，因此要消除持续升级的“教育军备竞赛”所导致的全民焦虑，需要多管齐下。最近国家出重拳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令关停，就是消除“教育内卷”的有力举措之一。“德福不一致”的道德与公平难题同样有着杂多的成因，它曾让德国大哲学家康德陷入困顿和无奈。有史以来，“德福一致”“善有善报”都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信念。这一理念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召诰》篇云：“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人相信有“德”必有“得”，而“得”则与“福”相连，他们从殷商的快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敬天保命”“以德配天”与“天命永祺”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坚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文言》），并对“德福一致”充满期待与向往。然而，由于人性的复杂和欲望的无限，再加上社会体制与制度的缺陷，“德福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建设的困境，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和谐。实践证明，只有在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才能做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能让“老实人不吃亏”，让“有付出就有回报”成为现实。也唯有如此，年轻人才不会遭遇“德福不一致”及社会不公的困境，才能经过勤奋劳动打通人生上升的渠道，才能避免因“内卷”和不公而导致的“躺平”现象。当然，国家要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必须遵循“时中”原则，切忌走极端。例如要澄清“内卷化”与“有效竞争”之间的边界，不能为消除“内卷”而否定适度的“有效竞争”；同时，鼓励创新是破解“内卷化”困境的有效手段，但保持创新与传统之间的适度张力则是创新成败之关键。只有以时中原则对“内卷”与“不公”问题进行理性处理，才能真正解决导致青年“躺平”的制度瓶 颈。

（五） 以经典阅读和反思构筑信仰与价值观，激发青春活力

如果说解决“内卷”“不公”等问题是消除“躺平”现象的外部手段，那么构筑精神防线、激发青春活力则是根除“躺平”现象的内在枢轴。那么，当代青年如何构筑精神信仰、激发磅礴的青春活力呢？其一，挣脱网络不良信息的羁绊，将读书、思考与做人做事并重。当代青年大多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每天大多数时间沉浸在网络、微信、抖音等所制造的信息泡沫之中，业余时间过着“追剧”“追星”的生活，无暇读书，甚至不愿读书，长此以往“三观”就偏离了正常轨道。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力是通过阅读浓缩了人类经验的历史文化典籍陶铸和沉淀而成的，“三俗”文化、“泡沫”信息常常导致一个人是非、善恶、美丑判断力的下降和价值观的“碎片化”，因此，坚持经典阅读和思考，构筑精神信仰和正确的“三观”，是避免人云亦云、消除“躺平”现象的关键。在中国古代教育中，读书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读书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这些两千多年来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儒家经典，秉持着孔子的礼乐教化精神和人文化成思想，教人“居仁由义”“文明以止”，使人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但在学科细分的现代教育中，以道德修身和人格形塑为目标的经典阅读与以获得文凭和技能为鹄的之专业知识学习完全分离，这种分离的严重后果集中体现在当代青年的道德与精神危机中，并日渐成为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构筑青年人的精神家园，就需要通过经典阅读和理性反思来获取丰富的精神滋养，奠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石。例如，《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论语·泰伯》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能鞭策人“吾日三省吾身”“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断刚健自新；《孟子·告子下》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使人了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哲理，培养和激发“大丈夫”般的浩然之气；《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宪问》中“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能让人以礼修齐治平，不断砥砺奋进。因此，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智慧，不仅是激励青年经历风雨以见彩虹的精神动力；更是疗治消沉、颓废、“行无力”之“躺平”病的有效“良药”。其二，树立信仰，培育做“一流人”“一流事”的强者心态。经典不仅是价值观的“奠基石”，也是理想和信仰的“培养基”。经典的力量在于其直接作用于心灵和意志，能“为生民立命”，使人成为甘于“箪食”“瓢饮”“陋巷”，以“孔颜之乐”执着求道，以高贵人格傲然挺立，用饱满精神开创未来的“知者”“仁者”“勇者”。人生如爬坡登山，亦如逆水行舟，若不奋力前行，就会不进则退，而努力前行需要高远理想和目标的引领。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华园演讲时曾激励学生要立志做第一流的人物，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与社会相浮沉，而应有“至死不变强者矫”之精神，有“临大节而不渝”之操守，有“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礼记·曲礼上》）之高贵精神。唯如此，才能不坠青云之志，勉力做到不“曲学阿世，侮食自矜”，担当起历史赋予青年的使命与重任。同时，青年人要有坚定信仰，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是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其基本内涵是报本、感恩和敬畏。“缺失信仰的实质是缺失敬畏，缺失对自己的敬畏、对他人的敬畏、对世界的敬畏、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因此，通过回归传统文化，可以帮助青年重新确立敬畏之心，建构精神信仰，使其能够胸怀天地良心，在逆境中不颓废、不消沉，以刚健勇毅的行动“扼住生命的咽喉”，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超越自我。其三，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社会一分子。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亦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大小，总是社会的一员，都应该为社会担一份责、献一份力。近年来，一些青年人受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做任何事情都以金钱和功利为考量标准，人为物役之下使人生丧失精神润泽，使内心世界成为“精神沙漠”，从而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梁启超曾呼吁年轻一代：“要从同温层的温吞吞和内循环状态里勇敢地走出来，面向未来，拥抱世界”，要“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作中流之砥柱”。今天的年轻人要向社会精英看齐，“精英的内涵是追求卓越、反省自我和承担公共责任”。只要一个人确立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信仰，以经典智慧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他就能为社会发一份热，尽一份力，就会得到社会的肯认与褒扬，就会拥有自己的成功与幸 福。

四、结语

自古以来，大凡拥有幸福人生和成功事业者，没有遇到挫折和痛苦就“躺平”之人；相反，他们无不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愈挫愈奋者。尽管当下导致一些青年选择“躺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内因无疑是决定性的。因此，疗治“躺平”之疾的关键是青年人要安顿自己的心灵，重建人生之意义，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曾勉励饱读经书、年逾不惑却屡试不第的朱济道、朱亨道兄弟：“切磨圣贤之道”，“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在他看来，通过自主、自立，提高德性修养，让本心、良心成为意识的主宰，人就能在失败的困境中以昂扬的精神主宰自己的命运。海德格尔认为，人要摆脱物欲、异化和自我束缚等“沉沦状态”，复归于人的“本真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心灵满足”或“心灵快乐”，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人生饱满”。今天，社会要帮助青年克服焦虑，重拾信仰，找到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让其“空心”得以丰盈和充实。我们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这样的世界要求生存于其中的个体都以快速适应的“能动性姿态”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遇到什么不测和困境，每个人都不能“躺平”。只要每个人以人之“贵”“灵”探寻生命意义，以自强不息之精神修德进业，以经典阅读和反思构筑信仰与价值观，就能够挺立时代潮头，担当责任使命，激发生命活力，就能让人生出彩，让梦想成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