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

吴义勤

今天的文学批评无疑正受到严峻挑战：一是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学作品的数量出现了膨胀式的大幅增长，但读者的文学阅读热情却呈现下降趋势，大量作品无人问津；二是电子化等文学阅读方式改写和冲击着读者的审美经验，文学共识的形成越来越难，对当代文学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出现了巨大分歧；三是线上线下、文学内外都充斥着对文学批评的不信任情绪，几乎所有人都对文学批评不满，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全方位的质疑，而这反过来也导致文学批评的自我怀疑。

对文学批评的最大不满和最深焦虑，恐怕就是文学批评没有力量、没有锐气、不敢“否定”、无力“批判”、不能亮剑发声、没有发挥“利器”的作用。但文学批评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才能成为“利器”？如何才能重获力量？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不仅没有标准答案，而且还存在许多误导和误解。很多人都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作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彼此唱和、比翼双飞的时代，但我们都知道那样的文学乌托邦时代事实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网络、短视频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进行新的审美调整。这种调整，我个人以为至少涉及四个层面。

其一，对文学批评功能应该重新定位。文学批评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批评”，但“批评”不是“批判”，不只是对作品局限、不足的否定和质疑，也包含着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批评”两个字的内涵同时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层面，无法割裂开来单独强调哪一面，否则就容易形成误导。很多人似乎觉得对这个时代文学的否定比肯定更重要、更难，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误会。事实上，否定的前提是肯定，离开了这个前提，为否定而否定，否定就失去了力量。因此，对文学的肯定远比否定更难、更需要勇气。一般来说，指出我们时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容易，那些问题就摆在那儿，就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块疤或一个麻子，人人都能看到，困难的是如何发现这个长了疤的人的优秀之处，如品行、修养、内在人格，等等。所以，今天的批评家最缺乏的恐怕还是正常的肯定和发现的能力，他们首先应学会的其实是如何理直气壮地肯定一部文学作品，如何第一时间令人信服地发现一部作品的价值。我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对这个时代文学价值的正面发现和阐释。批评应行使的使命，是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哪里，并把这种价值发现和阐释出来。如果说文学创作要追求真、善、美，那么文学批评就要发掘蕴藏在作品中的真、善、美，并阐释其何以为真、何以为善、何以为美。文学批评应该在作家和读者之间、作品和文学史之间搭起桥梁，以推动文学走进读者和文学的经典化。面对网络化、数字化时代汹涌而来的海量的文学文本，批评家应该有能力告诉读者哪些值得阅读，哪些是具有经典价值并可以进入文学史的。

我们衡量一位批评家是否优秀，通常看他两方面的能力：一是理论创新能力；二是对文学作品的领悟、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研究应该是批评家的立身之本。一切从文本出发，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文本面前是否足够敏感、足够有耐力与毅力，可以说是检验批评家能力的试金石。但令人遗憾的是，文本研究已经成了当今批评界最大的软肋。这正是批评家失去肯定文学的能力的原因，肯定是需要批评家以更专业、更高质量的阅读为基础的。

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的功能还包括对一个时代文学基础、文学土壤的培育，对文学的理想读者的召唤，文学批评应该让今天的读者更热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如果文学批评不能完成对当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如果文学批评不能让读者看到我们时代文学的那些值得肯定的价值，如果在一个文学传播场域里充斥的只是对文学的粗暴否定，那文学批评同样会成为加剧这个时代阅读危机的“罪魁祸首”，它会使读者不是亲近、热爱、阅读文学，而是越来越理直气壮地逃离文学。

其二，批评家的重新自我定位。过去，文学批评家的自我定位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神化的。批评家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手握作家、作品生杀大权的“裁判官”和“代言人”，而且自认为自己由此而来的话语权是法定的、先验的、与生俱来的。随着文学生态和文学环境的变化，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也在改变。文学批评家作为“裁判官”或“代言人”的话语权力、话语权威日益受到挑战。事实上，一个批评家只有在首先成为称职的读者的前提下，他的“裁判官”或“代言人”的身份才是合法的。如果连合格的读者都不是，那话语权力从哪儿来？批评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又来自哪里呢？任何批评家都首先是一个文学读者，其文学批评的基础应该是批评家作为一个读者的文学感受。今天的文学批评家之所以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冷冰冰的新闻发言人和法官式审判者，而忽略或掩盖自己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的真实感受，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甚至连一个普通读者都不是，既不比普通读者读得多，也不比普通读者读得细、读得精，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阅读感受，没有个体的审美温度。他的批评没有感染力和可信性，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当下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放低身段做一个合格的读者。只有成为合格的读者，才能成为合格的批评家。但是，放眼今天的评论界，称得上合格读者的批评家确实不多。中国每年会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批评家一年究竟能读几本？能真正从头至尾把一部长篇小说认真细读过一遍的又有几人？可以说，正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阅读量，批评家已经失去了在批评对象面前的主动权。他们无法自觉、主动地选择批评对象，只能听命于媒体或某种权威的声音。许多批评家不仅不会去反复阅读、探究一部作品，而且似乎已经失去了完整阅读一部长篇小说的耐心。我觉得，对当今批评家来说，专业基础和理论能力固然重要，但检验批评家能力和水平的最大指标其实是阅读量。这本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却反而成为批评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拥有超越普通读者的阅读量做支撑，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批评家，然后才谈得上成为优秀的批评家。

其三，文学批评伦理的重新校正。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批评伦理的扭曲、异化有关。网络时代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对文学批评的冲击很大。鲁迅曾说：“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这“乱骂”与“乱捧”都是畸形文化心理造成的。这些年我们更多关注“乱捧”的危害，但其实“乱骂”的危害同样值得警惕。例如，文人相轻、同行相轻、厚古薄今、厚远薄近、菲薄名家等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后，文学批评话语就被严重污染。在今天这个时代，部分文学批评对同代人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苛刻甚至残忍的态度，特别是网络上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充满了戾气。这种苛刻和残忍造成的就是文学批评话语的扭曲。一方面，今天的文学批评连什么是讲真话都开始变得模糊。在畸形文化心理的绑架之下，“讲真话”变成了否定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话语行为，否定当代作家被正义化、崇高化，被视为勇敢、有责任、有担当的标志。另一方面，如果谁敢于正面肯定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就会被视为讲假话、没操守。坦率地说，在今天肯定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已经变成了很危险的行为，需要小心翼翼。这正是批评伦理的扭曲。

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很多批评家越来越轻视文学的审美分析而热衷道德分析。面对一部作品，批评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文学对读者的情感、思想、审美的冲击力，而是热衷从道德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批判。很多批评家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作家进行审判。当然，我们承认批评应该有俯视作家的能力，但这种俯视更应该是一种对话，俯视要建立在与作家、文本展开真正对话的基础上。然而，很多批评家简单地把俯视理解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全盘否定作家的创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对批评家的道德优越感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在网络上，拿名人名家开刀，从意识形态角度粗暴评判文学作品，甚至恨不得从“黄赌毒”的层面给作家作品扣帽子，这类现象很普遍，让文学批评变得面目可憎、令人恐惧。有了道德化这个“神器”，有些批评家甚至没读作品或只是粗略浏览一下，就义正辞严地否定作品，这是当下批评界最不可思议的怪事之一。道德成了对作家作品进行“有罪推定”的“万能钥匙”，而一旦作品被从道德层面定位，作家是无法反驳、辩护、自证清白的。

批评伦理化、道德化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以现实分析取代文学分析，以对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现实的价值取代文学本身的价值。有些批评家因为肯定某些作品中特定的现实题材（如“拆迁”“农民工”以及“上访”等）的价值，进而肯定作品的文学价值，完全忽略了对文学性本身的分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买椟还珠，是值得警惕的题材决定论和生活等级论的复活。文学当然应该反映现实，但文学反映现实的目的应该是文学而不是现实本身。对文学批评来说，是文学大于现实，还是现实大于文学？这永远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其四，澄清“剜烂苹果”的误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够只是表扬甚至是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确实，文学批评要重新获得力量，成为“利器”，学会“剜烂苹果”是批评家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但如何“剜烂苹果”，对许多批评家来说还是一个考验，这里不仅有能力问题，也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现在文学界有些人将“剜烂苹果”污名化了，使得“剜烂苹果”成了充满敌意的批评行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一旦被“剜烂苹果”，似乎就变成了“烂苹果”并被宣判死刑、打入另册。这让作家对“剜烂苹果”避之唯恐不及，深怕沾上“烂苹果”的边。这实际上是对“剜烂苹果”的极大误解。无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鲁迅所希望的“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其前提都是对“烂苹果”价值的肯定，正因为“烂苹果”有价值，所以即使有“烂”的地方也要去“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鲁迅：《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5卷，第316—317页）。因此，对批评家来说，“剜烂苹果”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需要有精准的技艺才不会误伤了“苹果”甚至错杀、毁坏了“苹果”。这方面，我觉得批评家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尊重审美差异性。“剜烂苹果”的前提是承认苹果有不同的品种、口味，每个人都有权利喜爱符合自己口味的苹果，既可以喜爱十全十美的苹果，也有权利喜爱有某些“烂”点的苹果。这种喜爱是平等的，没有对错，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不应该把自已的口味与喜好强加给别人，更不应该因为别人喜欢吃你不喜欢的苹果而嘲笑或贬低对方。这和文学批评是一样的。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前提和基础就是学术民主，是文学观点的平等和对审美差异的尊重。审美差异没有对错之分，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无论肯定或否定、赞美或诅咒，观点、审美本身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优劣、善恶之分。当下批评界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习惯文学观点的平等，有些批评家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点真理化、绝对化、神圣化、道德化。这使得文学观点之间、审美差异之间形成了莫名其妙的等级，对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批评家，有些人甚至从人品、道德、价值、水平等层面予以讨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审美观点自由都成了空话，“剜烂苹果”自然就容易走极端，变成对作家作品的全盘否定。

第二，要尊重文学本身，尊重作家劳动，对作家葆有最基本的善意。要改变作家对“剜烂苹果”的畏惧心理，批评家需要对作家的劳动有足够的尊重，也需要足够尊重有“烂”处的“苹果”。“剜”的出发点是爱，是对文学的爱，是对作家的尊重，是对作家的善意和期待，因此没有必要咬牙切齿，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剜”是为了使“苹果”更能吃、好吃，而不是为了把它打碎、砸烂。面对文学作品，我们要对作家有基本的信任，相信作家的出发点是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而不是为了祸国殃民。作品可能没有写好，可能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没有满足读者的预期，这正需要批评家去“剜”，多么尖锐都可以，但不要从人性和道德层面做“有罪推定”，不要从根本上否定作家的文学理想。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批评的出发点始终是文学本身，“剜”的目的是出于对文学的信仰，不能被文学以外的世俗因素所绑架或异化。

第三，要有理性的态度，要会“进道理”。“讲道理”的关键，一是要会“讲”，二是要真的“有道理”。“讲”就是对话能力，与作家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自己的文学积累、文学标准、文学价值对话。说服别人，首先要说服自己，“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讲真话，讲最真实的感受。“剜烂苹果”最需要的是理性，要克服情绪化。有些批评家在追求批评的尖锐性时，似乎走了极端，特别情绪化，好像调门越高、姿态越绝对、说话越武断，就越有力量。实际上，批评不是比赛嗓门大小，不是比赛张牙舞爪，越是尖锐的批评，越应与人为善、慢声细语、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只有以理服人，才会让批评有力量。

第四，“剜烂苹果”要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常态化的批评行为，还需要作家的自我调整。作家要学会正确对待“剜烂苹果”。阅读是对作品最大的尊重，一个作品在这个时代能被阅读是其最大的幸运。“剜”其实是以肯定为前提的，是以对作品的深度阅读为基础的，这应是文学作品所能享受的最高礼遇。作家不要怕被批评、被否定、被“剜”，其实一个作家的地位和价值是历史形成的，既不会因为被表扬和赞美几句就高大多少，也不会因为被“骂”和否定几句就降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