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 敬 峰 刘 俊

缘于乾嘉汉学的强势挤压，程朱理学一度从清初的鼎盛转入凋敝式微的境遇。而后随着乾嘉汉学的没落，程朱理学亦在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迎来再度复兴，形成一股强势的“理学中兴”思潮。而这一思潮在理学传统较强的湖南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一大批尊奉理学为圭臬的学者，如唐鉴、曾国藩、罗泽南、郭嵩焘等，他们既是主导晚清政治格局的重要一脉，更是复振晚清程朱理学的中流砥柱。换言之，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重镇在湖南，而湖南程朱理学的中心则在包含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他们既是理学名宿，亦是政坛巨擘，在学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程朱理学的中兴。而这其中，尤以郭嵩焘较为典型，缘由即在于他是循着汉宋兼采的思路，以批判性继承的方式在程朱理学的营垒里清理门户，用“就朱订朱”的方法裁断朱子学说，以期从更高层次上尊朱，着意开掘经学的治世维度。这就与同时代的“奉一先生之言而据之以为是”的学者拉开距离，显豁出其求真求是的治学旨趣。郭嵩焘这一学术取向在其倾心著述的《大学章句质疑》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大学》最能整全地显豁儒家内圣外王之旨；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章句》是朱子用心甚笃、用功最勤的著作，以此切入既能剑指朱子学的核心内容，亦能彰显郭嵩焘回应朱子学的极致，更能由小见大，一窥晚清的学术样态，成为晚清复杂多变的学术格局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一、《大学章句质疑》的撰写缘由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学名先杞，后改为嵩焘，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早年曾入曾国藩幕府，襄赞军务，成为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后出使英法，成为清政府首任外交公使。郭嵩焘绝非是单纯的官僚型士大夫，他一生笃志理学，注经解经，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中流砥柱。我们需要追问的是，郭嵩焘既以复振理学自居，何以又质疑朱子的《大学章句》，撰写《大学章句质疑》呢？这就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晚清的学术背景。我们知道，早在晚明时，已经出现“由王返朱”的思潮，程朱理学渐趋从阳明心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至清初康熙时期，再度跃居庙堂之上，成为一时显学。然好景不长，乾嘉汉学的异军突起，出现“从事于词章十之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情形，相应带来的后果就是“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程朱理学再度被边缘化，跌入低谷近百余年。但随着乾嘉汉学流弊的不断显现，“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其已无力回应晚清的社会关切和内生危机，完全成为皓首穷经之业，无补于浇漓之世道。是时学人吴廷栋在反思这一时弊指出，“正学不明而积渐至此也”，蒋琦龄说，“正学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既然是学术不明导致的，那就必须倡明正学，而这正学就是程朱理学。清儒李元春就说，“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所以必须“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在学者的呼吁下，重新标揭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上至庙堂下至民间的共识。同治皇帝明令天下道：

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使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

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这道旨意直接将程朱理学拔擢至朝廷功令，推动是时学风的转向，那就是“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为之一变”。郭嵩焘正是在汉学式微、宋学日昌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其《大学章句质疑》创作的。这样的学术背景能交代郭嵩焘将学术旨趣聚焦在宋学，但仍然无法说清楚郭嵩焘何以不是羽翼而是质疑朱子。细究之下，这一方面与湖南理学群体确立的“汉宋兼采”基调有关，如湖湘理学集团的典范人物曾国藩就指出：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彼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可见，曾国藩对汉、宋之学互相排挤是极为不满的，主张应该相济互补，不能偏废其一。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赖其卓绝的政治地位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影响着整个湖湘理学集团的治学旨趣。作为辐辏于曾国藩周围的核心成员，郭嵩焘受其影响自是情理中事。这就决定了郭嵩焘不可能完全以宋学为是。故而在《大学章句质疑》序言中直接交代了其何以质疑朱子的缘由：

《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辨争盖皆求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力行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朱子之言理后人无能有易也，而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可以言学而不可以释经。稍因朱子章句就经以求其义，而后此经之微言大义以明，即朱子之言唯其所以附丽之而精神愈出。尊经也，亦即所以尊朱子也。

在郭嵩焘看来，《大学》原文义理完备，学界之所以纷争不断，就在于不能领会文内之义，全是在文外打转，尤其是以《大学》本义去将就朱子，致使《大学》本义不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郭嵩焘对朱子的否定，他同样高赞朱子诠释《大学》所透显的独到视野和不易之理，不足的是朱子用力太过，走向极端，背离《大学》本义太甚。因此，必须以《大学》本义为基准，裁断朱子之言，祛除朱子章句中的不实之论。这恰恰是一种尊经的态度，是合乎朱子的初衷的，绝不是冒犯朱子，反倒是尊重朱子。当然，在回应友人的善意提醒，也即“‘质疑’字有意设难，启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属改为‘补注’等字”时，郭嵩焘不为所动，反而指出“补注”二字与自己立论之初衷不合，婉拒提议。郭嵩焘这一治经取向显豁出其客观、理性的态度，与同时期那些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学者拉开距离。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郭嵩焘的《大学章句质疑》在《大学》文本上，以《大学》古本为基础，先抄录《大学》古本文本，然后再附以朱子的解释，最后加上自己的案语，显示出其兼采汉宋的治经主张。故而受到王先谦的高度赞赏：“先生此书还古本之旧观，息数百年之辩争，使大义粲然复明于世，为功于学术治道甚钜。”足见此书之不俗。

二、文本质疑

文本无疑是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文本的不同直接影响着思想的选择和归属，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郭嵩焘以“汉宋兼采”为进路，就必然决定着其要在版本、篇章等汉学视域内与朱子较量一番，这亦与其“以所得训诂古义寻求义理之所归”的一贯治经宗旨相吻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郭嵩焘对《大学》版本的择取：

《大学》原本次序最为倒乱，于义无取。程子以《大学》为有错简，盖亦有由来矣。明道移“克明德”至“止于信”，于“则近道矣”下，移“听讼”节于“节南山”节下，至伊川始定为今本，而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语犹莫知所属。朱子别为章句，于经文两言“此谓知本”，以其一为衍文，学者至今宗之……皆各以其意改定经文……安溪李安贞公《大学古本说》直以首章总论大意而归重格物之指，次章申释意之义，所见又各不同。

郭嵩焘言简意赅地列举和评述以往学者如二程、朱子、董槐、秦笃辉、黄扇、李光地等在《大学》文本和结构上的调整，虽然都是“各以其意改定经文”，但郭嵩焘最为钟情的则是李光地的《大学古本说》，他认为完全应该“以安溪(李光地)之说为断”，缘由在于李光地“以开章四节通论《大学》，而于‘知止’两节先透出‘致知诚意’之相因，以明《大学》之本，章旨极为完密”。当然，郭嵩焘只是借褒扬李光地来为其推崇古本《大学》张目。由此，他自然不能同意朱子对《大学》的经、传之分，认为“《大学》本无经传之分”，朱子此举实乃是让经文将就己意，绝非推究经学所应秉持之态度。不唯如此，郭嵩焘认为朱子对《大学》划分经传所衍生出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分经传而以曾子传孔子之言为经，门人述曾子之言为传，似属以意拟之。”《大学》的作者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涉及归属何种学派乃至思想定位，甚至正统抑或异端的关键问题。学术史上既有主孔子所作，又有主子思所作，亦有主曾子所作，更有如朱子划分经传以分属孔子、曾子。郭嵩焘因不赞同朱子划分经传，自然也就难以认同朱子对《大学》作者的判定，反而赞同程颐的孔子所作之论。他说，“程子云‘《大学》，孔氏之遗书’极允”，也就是说，郭嵩焘是力主《大学》为孔子所作的，朱子分属孔子、曾子实是一己之私意，毫无文本和义理的根据可言，故不足信，亦不足取。

既然朱子的经传划分不合理，那就必须对《大学》的文本结构做出新的划分，以使其血脉贯通，义理通畅。郭嵩焘的划分如下：

第一章：“《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也就是朱子所谓的《大学》经部。这一章主要是“首明《大学》之旨，归本诚意致知，而先释致知之义”。

第二章：“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这一章解释诚意。

第三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一章主要是来解释正心修身。

第四章：“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这一章解释修身齐家。

第五章：“《康诰》曰”至“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一章解释齐家治国。

第六章：“所谓平天下”至“以义为利”。这一章解释治国平天下。

很明显，郭嵩焘依据古本《大学》将《大学》划分为六章，每一章依次对应“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这与朱子的传十章分别对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不同。

在《大学》是否有阙文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大学》是否要增加“格致”补传这一焦点上，郭嵩焘实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他说：

朱子章句改定《大学》古本，而补格物致知一传，以发明圣功之要……而尤以格物致知为圣学之基。以圣经有所未详，补明其功，朱子之用心勤矣。嵩焘少读是书，求之诸儒传记，或有异同，则亦窃以补经为疑……读之既久，而后知《大学》一书于致知、诚意二者实已反复推明，穷竟其义，无复余蕴。又窃疑《章句》之书，纲领条目之分疏，未足以贯通圣经之全，而或失之纤曲。

可以看出，郭嵩焘早年对朱子格物补传是相当赞同的，不惜溢美之词，高赞其补明圣学之功。但随着知识的增益和体会的加深，他渐悟朱子之非，认为朱子此举未必能整全和客观地彰显《大学》之义，反倒落入细密曲折之窠臼。故而他指出：

郑注以致知在格物，别为一节。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在而不曰先。自诚意章以下，首言所谓修身在正其心，齐家治国诸章并同此例，疑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结之。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朱子所补格物致知一章之义，经文本自无缺也。

郭嵩焘驳斥朱子的逻辑是这样的：格物即是致知，并非格物之外又别有致知功夫，而物不过是明德、新民事，这就是对格物的解释，原文已具，根本不需要像朱子那样进行补充，这纯属画蛇添足之举。很显然，郭嵩焘的思路和大多数否定朱子格物补传必要性的理由均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文内已有解释，无须再另作补传。这就彻底否定了朱子格物补传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受乾嘉汉学余波的影响，郭嵩焘亦多次指陈朱子在《大学》名物制度上的训诂之失，我们试举几例以显其义。如在对“大学”的释义中，郭嵩焘指出：

大学自对小学言之，即《王制》天子辟雍、诸侯泮宫之学也。三代立教必于学，而天子之学谓之大学。《释文》大，旧音泰者是也。太学者，成人之学。章句云：大人之学，似此学以人为名，恐非圣人所以发明三代立教之旨。

郭嵩焘与朱子的相异之处在于：一是大学之“大”应当读太学，而不是朱子所主张的读“如”；二是大学应该解释为成人之学，而非大人之学。原因在于解释为大人之学容易将其理解为有特定受教对象的，不如“成人之学”完备。可见，郭嵩焘完全是因袭郑玄之义而来的。再如对“格物”的解释，郭嵩焘指出：

《尔雅 释诂》：格，至也。此格字本义。须是穷究到至处，引申为度，格凡物到至处，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义。

这就是说，朱子训“格”为“至”乃是渊自《尔雅》，但郭嵩焘认为这并不完备，因为“格”虽然是穷究至极，但也有个限度，因此“格”应该含有“至”和“度”两个意思。在《大学章句质疑》中，诸如此类字词义涵、名物制度的考辨不胜枚举，旨在矫正他所认为的朱子之误，虽然未必就准确无误，但显示出其深受乾嘉汉学“以古为是”和“不易经典”两个学派律条的影响。

至此，郭嵩焘从《大学》的文本、作者、篇章、结构和训诂全面驳斥了朱子之非，将其“读经书必自训诂始,学问本原必由于此”的治学原则加以强力贯彻，尤其是对朱子精心构思的格物补传也予以否定，显示的是回归原始经典、吸收汉学成就、革除朱子过密之论，以还圣经之旧的经学取向。实际上，这里隐含的是郭嵩焘在考据和义理之间所做的权衡，那就是义理的得当必须建基于训诂的合理。

三、义理质疑

围绕文本方面的质疑只是郭嵩焘矫补朱子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因应时变从义理完成对朱子的纠偏。在郭嵩焘看来，朱子的《大学章句》主要偏差在于：一是将“格物”作为《大学》的统领性、首出性功夫；二是没有整全地揭示《大学》内圣外王的要旨，失于偏颇。就第一方面来讲，也就是何谓《大学》的第一要义问题，朱熹曾说，“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就是把“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核心要义，原因在于它“关系到一切理学体系的着眼点——为学之方，又是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归宿”。但后来王阳明并不赞同朱熹此论，着意标出“诚意”来替代“格物”，他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旨在将“诚意”作为《大学》的统领性、第一义功夫，用“诚意”来规范“格物”，以期使“格物”在“诚意”的框架内展开，将“格物”完全转向内在，落实在德性伦理之内，提防朱子“格物”滑向单纯的知识化一边。很显然，朱子强调的是格物在《大学》功夫体系中基础性地位，而心学强调的是诚意在《大学》功夫体系中的统领性地位，前者是先格致，后诚意，次序井然，不容躐等，后者则是以诚意范导格物，格物只不过是达至诚意的手段，它要从属、服务于诚意，而不能逸出诚意的内容之外。而郭嵩焘则独辟蹊径，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致知、诚意二者实为入学之要义。”“《大学》之旨，归本诚意、致知。”很明显，郭嵩焘是不同于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纲领功夫的，反倒与阳明重视“诚意”和“致知”的意思相近，主张致知、诚意为《大学》的根本功夫和核心要旨。只是，他们提揭和重视的理由不尽相同。不唯如此，郭嵩焘更是以“致知—诚意”的结构来取代朱子“明德—新民”的结构。郭嵩焘何以提出这样另类的解释呢？细究起来，郭嵩焘主要从三个相连而又一体的维度展开论证。

从篇章结构来讲，郭嵩焘指出：“首章言致知而以知本结之，此章言诚意亦以知本结之，正见致知诚意皆圣学之本。”在郭嵩焘看来，《大学》第一章也就是朱子所谓的经部分，其核心要义要落实到诚意、致知上，且第一章主要是来解释致知的，第二章是解释诚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篇末结构高度一致，皆以“知本”结束。这恰恰印证他所说的诚意、致知为《大学》根本功夫的主张。

更进一步，他指出：“《大学》开端说个知止，而推言始终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于天下，穷究到致知诚意，以显明德新民之实功，大义微言毕具于此。”如果说在上一段引文中，郭嵩焘只是笼统的说法，而在这一段中，郭嵩焘则深入到文本当中，认为在第一章中，《大学》虽然首先提出明明德于天下，但必须到致知诚意，才能彰显明德新民的功效。郭嵩焘这一指陈实际上将致知、诚意作为明德、新民的前置条件，凸显了致知、诚意的枢纽地位。另外，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来讲，我们知道，在朱子那里，“致知”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格物”的结果而已。但郭嵩焘却并不认同此说，他指出：“格物者，致知之功也。”“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在’而不曰‘先’。”很明显，郭嵩焘颠覆朱子的看法，主张“格物”即是“致知”，“格物”并不独立于“致知”之外，“格物”不过是“致知”的手段和功夫。这就与朱子之意恰恰相反。他更为明确地指出：“章内知止、知所先后与下知本，皆吃紧归到致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大学》之首功也。”郭嵩焘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章中的所牵涉的“知止”“知所先后”以及“知本”中的“知”皆与“致知”中的“知”是同一意思，且它们最终皆要落脚到“致知”上。也就是说，“致知”实际上与“诚意”构成了统领《大学》的纲领。

再就“诚意”来讲，在朱子那里，他并未赋予“诚意”特殊的地位，反倒是阳明一意将“诚意”拔擢，在这一点上，郭嵩焘实际上倒与阳明之意相近。他指出：“《大学》之要，至诚意而极矣。故曰：‘必诚其意为圣功揭示第一要义，不可轻易看过。’”这就是说，《大学》的义理只有到“诚意”时才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故而“诚意”才是提揭圣学的首要功夫。当然，郭嵩焘拔擢“诚意”的理由与阳明并不相同，阳明是出于矫正朱子偏于外向之病，而试图通过“诚意”来凸显儒家心性之学的优先性和第一性，从而扭转朱子的逐物于外。而郭嵩焘的理由是：“诚意之始事，即在至于至善，家国天下之事同而修身其本也。”“明德新民之所以止于至善者必归本于诚意二字，所以为《大学》之统宗。”这里，郭嵩焘是从诚意与“三纲领”的关系来论述“诚意”的重要性的。他认为不仅“止于至善”是“诚意”的入手功夫，更为重要的是，“明德”“新民”之所以要达至“止于至善”，完全是由于“诚意”，因此“诚意”自然是《大学》的统领。这实际上就有将“诚意”置于“三纲领”之上的嫌疑。

至此，郭嵩焘完成了以“致知”和“诚意”作为《大学》之两翼的论证。当然，“致知”和“诚意”绝非是两条平行线，它们是这样的映照关系：“诚意者又为圣学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诚意，尤必诚意乃能致其知，《大学》之精蕴正须熟读深思而自得之。”在郭嵩焘这里，“诚意”与“致知”不可偏废，具有同等的地位，前者是“行”，后者是“知”，能“致知”方能“诚意”，反过来，能“诚意”才能“致知”，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发。这虽有朱子思想的印迹，但意思已经大相径庭。

就郭嵩焘质疑朱子的第二点内容来讲，郭嵩焘认同《大学》是最整全地体现儒家内圣外王之旨的。但朱子却偏重于心性之学，影响所及，致使《大学》的外王一面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地，无力回应现实关切。而处在风风雨飘摇的晚清，如何推阐《大学》的经世维度以解决时弊，自然成为郭嵩焘纠正朱子的重心。我们知道，《大学》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者主要面向的外王和经世。就“齐家”来讲，在朱子那里还没有将其与经世之学直接打通，更多局限在伦常之内，而到郭嵩焘这里，则赋予“齐家”别样的意味：

齐家、治国皆须有教。教成于家者，无他，孝、弟、慈而已矣。尽一家之人统于是三者，而其条理节目亦须逐渐涵濡，如语言行动，必依于理，自是成教之本。教成于身而父子兄弟尊卑上下之则，由家以推之国，无二理也。故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之所以齐其家者，固自有事功在也。

郭嵩焘是认同朱子所讲的家国一理的，主张以教化的方式，将孝悌慈由家推扩至国，从而实现家国同治。依此可见，郭嵩焘依然是循着传统儒家家国同构的思路来打通齐家与治国的。所不同于前贤的是，他十分明白地将“齐家”与事功关联起来，将“齐家”向“事功”方向引入，显示出其因应时变诠释经典的特殊诉求。

我们再来看郭嵩焘对“治国”的解读，相较于朱子对“治国”的简单化解读，郭嵩焘则着墨甚多，他的关注点有二：一是对“机”的把捉，二是次序问题。就前者来说，郭嵩焘指出：

机者，发动所由，发于此而动于彼，所谓圣人之运量也……其机如此，只操在一人身上。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功用，只在机之发动处，着实不差……《大学》于治国章发明一机字，皆是如此，尽古今天下治乱之数。先儒但以感应之理言之，非也。

在这段引文中，郭嵩焘实际是在推衍朱子之意。他认为朱子讲“机”只讲到了“机”的内涵，但没有将“机”所蕴含的“条理节目”开显出来，这容易导致诠释不足，没有为学者指明具体的步骤和阶梯。而郭嵩焘则对此予以详细说明：

求诸人，非诸人，便是治国大头脑。五礼之施，五刑之设，皆由此出。《大学》吃紧于此说个有诸己、无诸己，乃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功夫。一毫假借不得……其所以求之人者，要皆自己，而推所以非之人者，亦皆自己。而推斯以为成己成物，内外合一之理。治国之道，只在教民为善，禁民为不善。

郭嵩焘认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就是“求诸人，非诸人”，而“求诸人，非诸人”的核心就是君主的德性涵养，然后层层向外推进，成己成物。尤其是指明治国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教化民众向善，禁止民众为不善。郭嵩焘的这种解释着意要凸显的是治国的方法和步骤，尤其是强调循序渐进，不容躐等之意。由此可见郭嵩焘意欲开掘《大学》经世的良苦用心。

就“平天下”来说，郭嵩焘依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指出“平天下章说个‘挈矩’之道”，这就把“挈矩”之道作为平天下章的核心。那么，何谓“挈矩”之道呢？郭嵩焘指出：

挈矩之道，须是以此度彼，使各得其分，非但如恕字之推此一心，以度之人而已……夫上下前后左右之各适其宜，无他，礼而已矣……于治国章言教，平天下章更不及政教字，而惟约其义于挈矩二字之中。上下前后左右尽人有个相处之法，圣人之以规矩法度整齐天下，亦即出乎其间，未可仅以推己度物之义囫囵看过。

很明显，郭嵩焘对“挈矩”之道的理解已然不同于朱子的推己度物之义。朱子强调的是无差别的对待，而郭嵩焘着重强调的是差异，因为在他看来，平天下涉及处理各种关系，而不同的对象情势不一，绝对不能简单地用朱子所谓的“推己及人”来处理。可见，郭嵩焘实际上更加务实，更加贴合时代地来解读“挈矩”之道。要之，朱子处理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相对简单，以“推己及人”作为共同的原则来规范三者，而郭嵩焘不仅意识到不同条目的特殊所在，更为明显的是从政治层面、事功层面解读三者，显示出与朱子迥异的学术取向。

四、《大学章句质疑》的思想史意义

晚清的学术格局是多元并存的，呈现出汉学式微但依然余响不断、宋学复兴但未至极盛、今文经学缓慢崛起的学术态势。更为重要的是，晚清风雨飘摇的社会现状急需能够经世的学问。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郭嵩焘循着传统士大夫的“依经立说”的学术进路，通过重新诠释《大学》、整合义理来寄寓其现实关怀。他的《大学》诠释呈现出如下特质：一是汉宋兼采，二是导向经世，三是依违朱子。而这丰富又多元的特质也使其《大学》诠释显豁出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郭嵩焘的《大学》诠释融入时代元素，将汉学、宋学以及经世致用之学打并融会，彰显出其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绾合三者的努力。《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书乃“兼存汉宋，无所依阿”，郭嵩焘的这种努力是否成功仍可再议，但其借经典诠释以推阐治世要义的苦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曾直白地指出，“治经当求通圣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则志固无由通”，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大学》诠释的新面向，将《大学》在尽可能的诠释方向上提揭出来，尤其是着重提揭了《大学》的经世面向，与以往那种专从心性之学维度诠释自是不同，成为晚清多元交织学术背景下经典诠释的一个典范。

其次，郭嵩焘的《大学》诠释亦为晚清“理学中兴”视域下如何审视朱子哲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式和角度。作为官方哲学，在上行下效的夹持下，朱子哲学很容易陷入“此一亦述朱，彼一亦述朱”的固化局面，这在明初就已经有所体现。而在晚清理学再度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对待朱子哲学自然是需要直接面对的。郭嵩焘《大学》诠释所展现的以审慎、理性的而非宗教般狂热态度待之，既不愿效仿那些“学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而私自说”的门户之见，更不愿与“专求异于朱子”之徒为伍，而是主张以尊经亦即所以尊朱子的态度视之，这无疑是着了时代先鞭，成为晚清对待朱子学的一种较为理性的可取的态度，故而学者称其“治学态度尤为难得”。

最后，从郭嵩焘经典诠释这一个案中，我们亦可以窥见经世之学在晚清已然成为显学，即使相对书斋式的注经亦被灌入浓郁的经世色彩，这也就说明每逢世道浇漓之际，经学所本具的经世致用色彩会得到格外的放大和重光。要之，郭嵩焘的《大学章句质疑》因其卓越的经学成就，“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成为透视晚清学术思潮鲜活而具体的个案。

①在朱子这里，“致知”并不是独立于“格物”之外的功夫，它只是“格物”的结果而已。就如同“吃饭”和“食饱”的关系。②范广欣亦有类似的看法，但他认为义理、考据和经世之学三者分工和并存，但以经世之学为主导。参见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