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境、重释与对话
——评《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

束少军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扛旗人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因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而对世界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经历伊格尔顿所说的两个理论“黄金时期”的淬炼后，伍尔夫小说研究早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进入21世纪，后理论时代的伍尔夫研究并未囿于上世纪伍尔夫研究投射的“影响的焦虑”而呈现疲软状态，相反却以更加迅猛与多元化的势头将“伍学”推向新的高度。伍尔夫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盛的阐释力与影响力，或许正如英国伍尔夫研究专家安娜·斯奈思(Anna Snaith)总结的那样，伍尔夫“感兴趣的那些文化难题在21世纪仍然困扰着我们”(Snaith，2007：1)，其中之一体现在她对英国民族身份问题的关注与思辨上。綦亮博士著作《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2019)(以下简称《民族叙事》)就围绕这一“文化难题”展开研究，为我们勾勒伍尔夫在20世纪初英帝国身份式微语境下或如帝国男性一样遭遇的文化焦虑与殖民心态，或基于女性视角而生发的对男权帝国身份抗而不离的解构与重构心态。《民族叙事》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与第一章，宏观描绘伍尔夫小说创作与英帝国身份衰落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涵盖第二章至第四章，具体阐释伍尔夫对英国民族身份书写的三重形态及其微观表现。作为我国第一部从民族叙事视角审视伍尔夫小说创作的佳作，该书具有以下学术特点与价值。

1.在重构历史语境中拓垦研究空间

我国当下伍尔夫研究尽管汗牛充栋，但“与其他所有外国文学作家在中国的研究一样，在研究选题和视角上同样出现趋同现象，其结果是，我们的研究观点无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问题”(高奋 鲁彦，2004: 41)。可以说，“趋同现象”意味着我国伍尔夫小说研究呈现出一定的认知共识，但与此同时这种共识的存在有可能遮蔽一些潜在的研究空间。基于此种考量，《民族叙事》首先要解决的是重新界定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在对“趋同现象”的解蔽中明晰尚未解决的问题。

一战后的英国虽继续维持“日不落帝国”神话，但实则处于衰落之中。除面临海上霸权的削弱与国内经济危机外，帝国引以为豪的殖民体系也在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处于解体的边缘。可见，英国现代主义文学从其出生起就背负着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沉重历史现实，想象与书写处于过渡和动荡时期的英国民族身份，乃至为走出这一集体身份危机献言建策，成为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之初就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对于不熟悉伍尔夫的读者以及一些评论家而言，与同时代的E.M.福斯特与D.H.劳伦斯等男性作家相比，伍尔夫似乎只关心“和她处于相似小圈子里的人”(Chambers，1947: 1)的内心世界，绝缘与以这场身份危机为中心的时代风云变迁。是故，在我国的伍尔夫小说研究中，“性别仍然是一个主导批评范畴”(綦亮，2019: 28)。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伍尔夫的性别身份，对其种族身份(“白人性”)和民族身份(“英格兰性”)关注甚少，更遑论将性别、种族与民族三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

实际上，帝国事业的起落从未远离伍尔夫的视野。在伍尔夫的母系家族中，有两位成员曾任职于英印政府部门；而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 伍尔夫婚前是名殖民地官员，婚后又在英国帝国主义上大放厥词。考虑到伍尔夫长期浸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公共话语中，《民族叙事》认为，伍尔夫在20世纪初期英国民族身份危机面前并未“躲进小楼成一统”，相反以积极的创作姿态介入这场危机，“对帝国的书写贯穿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始终”(綦亮，2019: 8)。带着此种语境意识，该书直捣国内伍尔夫小说研究“趋同现象”主导下的研究盲区，钩沉伍尔夫异域旅行小说、本土都市小说及乡村与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帝国书写，并以此“一波三折”地图绘伍尔夫介入与回应民族身份危机的文学图景。在考察伍尔夫作为宗主国白人作家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存有的先天认同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回避伍尔夫的女性作家身份，反而以此为视角考察她在男性主导的帝国事业面前既解构又重构的微妙女性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的大量引入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一定的本末倒置现象：过于依赖理论阐释，而忽视文学文本研究。《民族叙事》坚持历史语境先行，从语境中析出以往研究中未被注意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创造性地将性别、民族与种族等相互交织的叙事元素结合在一起，后再选择诸如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与女权主义等合适理论考察文本。这种语境意识不仅拓垦我国伍尔夫小说研究的空间，更在有效避免本末倒置的尴尬中为后理论时代从事文学研究树立范本。

2.在话语建构中重释经典

重释经典俨然成为我国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时髦模式。以新视角看待旧问题固然容易，但若研究者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往往可能会“放弃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作为一流读者的机会，放弃自己完全能读出新意的机会”(朱振武，2018: 19)。作为中国伍尔夫研究领域为数不多且颇有建树的男性读者，綦亮并没有在理论上一味逐新，而是抓牢个人阅读感悟，将伍尔夫小说创作视为对“帝国事务的文化回应和介入”(綦亮，2019: 322)，以民族身份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不仅锚定伍尔夫小说人物内心世界围绕民族身份危机舒展开来的万千思绪，更揭开伍尔夫由外在世界转为内在世界这一艺术创新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内涵。

《民族叙事》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不仅是两次大战间英国社会变迁的直接见证，更是“对特定历史时期英格兰民族危机的美学回应”(綦亮，2019: 86)，这种“回应”首先体现在通过比照他者来建构帝国身份的优越性。在《远航》与《奥兰多》中，故事的背景虽发生在异域，但却存在大量对异域风土人情的“发现修辞”式凝视与判断，从而使异域成为反衬英国文化优越性的舞台，为“萎缩的岛屿”——国在异域文化中恢复活力。与异域书写中暗含的身份认同逻辑如出一辙，《达洛维夫人》与《家园》在聚焦本土都市空间之余，又植入对印度、爱尔兰与非洲等异域的想象，以此为建构帝国身份寻找参照。

在英国民族叙事上，女性一直处于边缘位置。20世纪英帝国衰落在给伍尔夫造成身份焦虑的同时，也为她批判与反思建构在男权和殖民主义之上的民族身份认同提供契机。在透析伍尔夫流露的与男性作家相似的家国情怀之外，《民族叙事》还从性别角度多层次地阐释伍尔夫对基于二元对立思维下民族身份的解构。在对待男权帝国主义上，《远航》通过讽刺雷切尔父亲威洛比来质疑以他为代表的男性帝国身份，而《奥兰多》则借助奥兰多由男性转换为女性来颠覆位于帝国身份中心的男权。在处理帝国都市空间上，《达洛维夫人》和《岁月》关注女性对乡村生活的怀想与体验，以此抵制与消解充满帝国殖民意志的伦敦空间。在对待“重男轻女”的正统历史编纂上，《幕间》《奥兰多》和《岁月》采用“解构编史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林琳，2015: 91)的编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叙事，一方面揭示官方历史叙事与男权意识形态的共谋，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等受官方历史排斥的他者嵌入英格兰历史叙事，重写男性帝国史。

在以男权占据主导的英国社会，女性要想真正地跻身公共领域只能依附和挪用帝国话语，这种以抗拒为目的的共谋是《民族叙事》在阐释伍尔夫认同与解构英国民族身份之外的第三重书写形态。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将女性置于优生话语的中心，凸显女性在帝国殖民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在指出女性与帝国主义间共谋关系的同时，《民族叙事》又清晰地明示，与帝国的联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而深挖共谋表象下伍尔夫完整的女权思想。借助分析伍尔夫塑造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民族叙事》指出，伍尔夫书写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的本意在于“实现她本质上反帝和反殖的女权主义理想”，进而在想象一个“女性共同体”基础上重构英国民族身份(綦亮，2019: 323)。

在经典重读中，只有深入文本，展开思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才可避免人云亦云的失语状态，也才能在经典中读出新意。显然，《民族叙事》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到位。该书以建构、解构与重构为器层层剥离与诠释伍尔夫小说中英国民族身份问题，立体还原伍尔夫在帝国身份面前认同、抗拒以及有条件共谋三者皆有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无疑拓宽与深化了国内伍尔夫小说研究。

3.在对话中展现中国声音与自信

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筚路蓝缕和改革开放后对理论的热捧与反思后，如何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在21世纪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诚如巴赫金所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2009: 335)，中国声音的建构与突显并非一味地盲目追随和自说自话，而是要建立在对话基础上。《民族叙事》站在对话立场上，在与他者及与自我两种对话的交织中解读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展现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和自信。

英美国家在伍尔夫研究中一直处于领跑位置，中国学者与之对话的前提除吃透伍尔夫小说文本与创作语境外，更包括熟悉国外主流研究的语境、范式框架与热点趋势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寻找到对话的突围点。在导论部分梳理国外伍尔夫小说研究现状，尤其是与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相关研究后，《民族叙事》发现国外研究尽管丰富但却在伍尔夫书写英格兰民族身份的缘起、书写的形态和路径、与同时代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异同，以及这种书写与其女权主义立场的种种关联上仍存在阐释空间，进而为整体上的对话找到突破口。在将这种整体对话细分至每章节的论述时，作者又有机地切入国外对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看法，并围绕此看法展开两类对话。一是肯定接续式的对话，如第二章在论述伍尔夫对帝国身份的认同时，先是肯定彼得·蔡尔兹(Peter Childs)对伍尔夫作品中充斥殖民意识的看法，后又在蔡尔兹停留之处从伍尔夫异域书写与本土都市书写两个视角继续深耕。二是先肯定后否定式的对话，如第四章第二节在探讨伍尔夫塑造男性化的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的用意时，先是抛出并肯定菲利普斯(Kathy J. Phillips)揭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戕害之说，后又结合文本与伍尔夫的女权思想否定这一说法，并创造性地将伍尔夫的真实意图阐释为“突出的女权主义意识”(綦亮，2019: 300)。与他者的对话有效避免闭门造车下的自娱自乐或夜郎自大，使《民族叙事》在和国外主流研究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使作者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

在与他者展开对话的同时，《民族叙事》还沿着类似于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逻辑进行自我对话。该书第二章展现伍尔夫与其同时代男性作家在看待帝国身份问题上相似的认同立场。第三章是对第一章的重读，从女性视角出发勘检第二章中使用过的小说文本，揭开伍尔夫对帝国身份的抗拒心理与解构姿态。第四章仍然聚焦相同的小说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前两章观点，得出伍尔夫在民族身份认同上既共谋又抗拒的矛盾心态。可以说，这种否定之否定的阐释方法实际上为章与章间的对话提供可能，使整本书以类似多声部小说的风格立体呈现伍尔夫多元复杂的民族身份观。这种与自我的对话使自己的研究自成一格，从而获得与国外主流研究分庭抗礼的资本，而这种分庭抗礼本身就可看作一种突显中国声音的策略。

《达洛维夫人》《奥兰多》与《到灯塔去》等都是国外伍尔夫研究的热门文本，《民族叙事》并没有避开热点，反而以此为阵地与国外研究及自我展开有理有据的对话。作者多年研读伍尔夫小说与深谙研究趋势的学术自信是促成对话的重要条件，而对话反过来又彰显与夯实作者的学术自信。可以说，《民族叙事》的这种对话姿态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借助对话入驻国际舞台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作为国内研究伍尔夫小说中民族书写的发凡之作，该书在丰富与拓宽我国伍尔夫研究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商榷之处，比如第四章对伍尔夫女性共同体的解读。若从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共通体(community)思想角度看，伍尔夫的女性共同体并非是现实与理想冲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綦亮，2019:323)，而是旨在消解建构在男女任何一方同一性霸权之上的传统共同体，进而追求一种男性与女性共在(being-with)的共通体。若再结合伍尔夫雌雄同体的创作理念，更可确证女性共同体是伍尔夫有意为之而非不得已为之的“妥协”。然而，瑕不掩瑜，《民族叙事》以中国学者该有的学术自信，从语境意识、话语建构与研究立场上勾描伍尔夫民族书写的三重形态，揭示伍尔夫小说该有的历史深度与政治关怀，为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