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信息集锦

穷物理

哈民忙哈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 稳定同位素分析

哈民忙哈遗址是迄今为止内蒙古乃至东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一处史前聚落遗址。研究者对遗址87 例人骨与18 例动物骨骼进行了C、N 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陆生野生动物的食物结构主要基于C3 植物类食物和少量的C4 农作物，而犬科动物则体现出家养动物的食谱特性：食物主要依赖C4 食物和人类食物残羹。C4 类粟黍农作物和以此饲喂的动物是遗址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其中粟黍农作物在食物结构中的地位尤其重要。遗址先民中女性摄入相对较多的粟黍和相对较少的肉类，与男性在食物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遗址中农耕、家畜饲养是先民最重要的经济行为，狩猎、渔猎和采集是生业的重要补充。（张全超、孙语泽、侯亮亮、吉平、朱永刚，《人类学学报》2022 年第2 期）

豫东地区仰韶时期的原始农业

豫东地区是史前中原文化系统、海岱文化系统等的中介地带，由于这里地处黄泛区且人口密集，史前遗址或被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或位于岗地、堌堆之上，后期破坏严重，目前缺乏相关植物考古资料，对史前农业发展的认识并不清晰。此研究对河南项城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开展浮选，获取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和狗尾草属、马唐属、稗属、黍亚科等野生植物，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核壳来自菱属、芡实、柿属、栎属、桃属等。农作物及典型田间伴生杂草遗存的量化结果显示，两处遗址仰韶时代中期的农作物结构以粟、黍为主，水稻的比重很低，具备黄淮地区稻粟兼作农业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多种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显示了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各类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采集野生植物仍然是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方式。（程至杰、齐鸣、曾令园、张居中、杨玉璋、李全立，《人类学学报》2022 年第1 期）

黑水国遗址墓葬古DNA：汉代戍边移民和现代汉族父系完全一致

复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在《基因研究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汉代河西走廊地区戍边移民的新研究。此研究共计提取了31 个黑水国遗址墓葬遗骸样本（遗骸年代在霍去病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的公元前118—公元191 年间），测试了Y 染色体和线粒体DNA。这些戍边古人的父系都来自黄河流域，母系则是当地土著，父系类型与现代华北汉族人群完全一致。这与历史文献记载是相符的，古代戍边移民通常以男性为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知文明

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

窑洞最初出现于半坡四期的关中、陇东、陇中和晋中地区，是因应仰韶中期社会、文化和资源衰退时的替代性简陋居住形式。在此后的泉护二期成为黄土高原上聚落的主体建筑形式，并逐渐向陕北、河套、晋南、豫西和甘青地区扩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彻底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窑洞聚落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建造夯土和石砌院落，以适应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丰富和完善了以窑洞这种简陋的建筑为主体的聚落形式。窑洞以其节省木材、适合黄土高原腹地原梁峁地貌的优势，开拓了较仰韶早中期半地穴式建筑形态更为广阔的聚落分布空间，发展出新的聚落样式，影响了之后该地区几千年的居住形态。（张弛，《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2 期）

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和影响

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郭丹彤，《史学集刊》2022 年第1 期）

殷墟商墓随葬铜器玉器之“双轨制”现象探析

考古发现证明，晚商时期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墓葬随葬品有单独使用青铜器、单独使用玉器、同时使用铜器和玉器三种模式。不同的随葬模式标志着不同族群的人们在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可能还有宗教信仰方面，各有不同。即便在同一族群里，人们的职业属性虽然基本一致，但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殷墟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资料说明，当时没有把青铜礼器用作赏赐、进献、交易的记录。商人在祭祀天地神祇、祖先神灵等活动中，青铜容器是作为“礼器”——容盛“礼物”的器物而存在，而装盛在铜容器里面的牲肉、粟米、酒醴，才是“礼物”。青铜礼器是施礼者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不可用作赏赐、贡纳、馈赠、交换等。而玉礼器则主要用作赏赐、进献、贡纳、祭祀，是真正的“礼物”。在当时，铜器更多代表地位和权力，玉器则更多偏向代表地位和财富。铜器和玉器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功能体系——即在表达社会功能时实行铜器、玉器“双轨制”，它们虽有交集却不可互为替代。（杜金鹏，《中原文化研究》2022 年第3 期）

读天下

国家文物局发布《“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

4 月22 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全文发布。《规划》共分四章。前两章主要阐述发展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第三章明确重要任务，第四章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其中，重要任务包括7个方面，即深化重大考古研究、切实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推动考古科技创新升级、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促进中外考古交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夯实人才队伍基础，并设置了18 个重点任务专栏，作为落实《规划》目标的主要抓手。重点任务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东亚人类起源与演化、水下考古、“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基本建设考古勘探管理、考古科学实验室建设、考古科学关键技术研发与综合应用、考古技术装备提升、考古报告出版工程、中国考古读本编写工程、“考古+融媒体”传播计划、“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推介、中外联合考古行动、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建设、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建设、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等。（央视新闻客户端）

陕西考古博物馆惊艳亮相 五千多件文物讲述考古奥秘

历时10 年精心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于4 月底试行开放。博物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南依秦岭。博物馆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合，以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勾勒出中国考古和陕西考古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博物馆室内展陈面积5800 平方米，室外展陈区域1 万平方米，涉及项目138 个，共展出文物4218 组5215 件。博物馆常设展览以“考古圣地 华章陕西”为主题，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现”“文保科技”4 个篇章。临时展厅主要用于展示最新重大考古发现和专题研究成果。室外有田野考古主题展示区、历代砖砌展示区、陶瓷石刻文物展示区等。（张丹华等，《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5 月24 日）

Books Exhibition 书讯

《从考古看中国》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编著

中华书局，2022 年4 月

本书是一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就、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众多考古专家和学者联手打造，收录文章21 篇，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良渚古城、海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清华简、睡虎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内容和价值。

《拼合的石器：高星考古论文选集》

高星 著

科学出版社，2022 年2 月

本书共收录作者37 篇论文，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发现与研究篇。内容既包括对人类起源与演化、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模式、中华民族远古根系等问题的宏观思考，也包含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研究、年代分析、技术——类型学研究、微痕分析等方法的讨论，同时还有对周口店、水洞沟、泥河湾等区域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案例分析。

《木材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

王树芝 著

科学出版社，2021 年12 月

本书系统阐述了木材考古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介绍与木材考古学研究相关的树木年轮分析、木炭分析和木材分析基础知识，并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总体框架理论为基础，结合自然地理特点介绍我国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时期的木材考古研究，探索先民与环境的关系，着重用研究结果去解释考古学文化、历史和社会。

《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

贺西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4 月

本书收录了作者历年来发表的十篇有关汉唐视觉文化研究的论文，并对其做了补充修订，依据主题和内容分为三编，即图像表征与思想意涵、图像考辨与知识检讨、图像传承与文化交融。作者旨在透过可视的图像和固态的物质遗存，揭示其内在逻辑理路和创造动机，进而实现重构历史体验的目标。

《焦点二里头》

许宏 著

巴蜀书社，2022 年4 月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王朝都邑。自1959 年发现以来，考古工作持续不断。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有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作者讲述了6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的探索轨迹和心路历程，二里头遗址作为三千多年前“华夏王都”的面貌跃然纸上。

《探寻第三极：西藏考古手记》

霍巍 著

天地出版社，2022 年5 月

本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在第三极考古工作中写下的数十篇随笔，以在青藏高原开展的重要考古工作和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生动记录了作者在发掘、调查以卡若、曲贡、藏王陵等为代表的西藏古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感受和思考，是认识第三极文明的生动文本，展现了青藏高原繁盛多彩的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