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县级市社区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以张家港、江阴、溧阳为例

丁存越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县级市是我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规模相对较小，人口集中，社区邻里关系更为密切。社区语言的使用状况已成为反映县级市日常语言生活的一面镜子。江苏苏南地区县级市的城镇化建设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发展过程中，新兴城镇人口结构不断调整，农民转变为市民，人口输出转向人口输入，外来务工人员比例增加，各种语言接触频繁。当地人口的日常语言使用已悄然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为了解变化中的人们日常语言使用状况，本次调查选取城镇化建设成果显著的苏南老牌县级市张家港的杨舍镇、江阴的澄江街道和溧阳的溧城镇，具体范围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居住社区和商业社区。2021年的11月至12月，我们采用局外观察法，调查了张家港264人、江阴239人、溧阳194人的社区语言使用情况。

一、苏南县级市社区语言使用基本情况

张家港、江阴、溧阳社区中，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当地方言和普通话，少数情况下会混合使用当地方言与普通话，交际中没有使用其他方言或外语的情况。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三市社区日常语言使用基本状况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在张家港和江阴这两个区域，普通话在社区日常交际中的比例均达到了一半，优势地位相对明显；而当地方言在交际中的使用比例不到半数，地域优势不太明显。此外，两市社区中分别有10.22%和0.83%的被观察者，混合使用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交际。在溧阳，尽管当地方言依然是社区交际的主要语言，但是优势地位不算突出，使用人数比例为54.64%，比使用普通话的比例略高一点。可见，普通话推广的效果在这三个县级市非常显著，已成为人们日常社区交际经常使用的语言之一。

二、性别与社区语言使用

Hudson认为，在同一社会背景下，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有威望的语言[1]。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权威性要高于地域方言。不过，在张家港、江阴、溧阳的社区交际中，人们对语言的选择与使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p值＞0.05）。从具体数值上看，张家港、江阴和溧阳社区中，女性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反而略低于男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去使用更具威望的普通话。这说明，在张家港、江阴和溧阳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并不需要通过权威语言的使用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社区语言使用的性别差异统计

三、年龄与社区语言使用

因为是局外观察，所以本次调查把被观察到的说话人及其说话对象的年龄，按照目测的结果分为四类：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由于不满足方差齐性假设，因此，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秩和检验。结果发现，张家港、江阴、溧阳社区中，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语言使用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不仅说话人自身的年龄会影响其语言的使用（p值＜0.05），而且说话对象的年龄也会影响到说话人的语言选择（p值＜0.05）。

（一）说话人的年龄差异与语言使用

调查发现，被观察者年龄越大，越倾向使用当地方言进行社区交际，即方言使用倾向为：老年＞中年＞青年＞少年；被观察者年龄越小，越倾向使用普通话进行社区交际，即普通话使用倾向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县级市社区的语言使用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一致性。我们还发现，少年、青年群体和中年、老年群体在社区语言使用上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年龄段分界，前两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接近，以普通话为主；后两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接近，以当地方言为主。具体如图1、图2所示：

在三个县级市社区中，混用当地方言和普通话的人群比例都比较低，主要是集中于中年和青年群体。具体如图3所示：

从具体年龄段来看，三个县级市社区的语言使用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少年群体在社区中都以普通话为主，没有混用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情况，特别是张家港少年群体，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非常突出。其次，在青年群体的社区语言使用中，使用当地方言的人数比例比少年群体有所增加，其中，溧阳青年群体使用当地方言的比例是三个县级市中最高的，为40.38%；不过，普通话仍然承担了青年社区交际的主要职责；同时，还有极少数青年混合使用普通话与当地方言。再次，中年群体中使用普通话进行社区交际的比例大幅下降，半数以上中年人的社区交际语言是当地方言；比例最高的仍然是溧阳社区，说方言的中年人数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同时，也有一些中年人混合使用当地方言与普通话。最后，社区中绝大部分的老年群体使用当地方言进行日常交际，三个县级市的人数比例区间为79.17%至96.15%；只有少数老人能够混合使用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交际。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年龄说话人的社区语言使用差异统计

我们从各年龄段人群使用语言时的选择情况注意到，三个县级市中有两个的老年群体出现了混用当地方言和普通话的情况，这说明传统印象中作为地域方言“主力军”的老年群体的语言使用习惯也在发生改变。而三个县级市社区中少年群体混用两种语言比例均为0%的极值现象，也让我们对他们未来习得当地方言的能力产生一丝疑问。

（二）说话对象的年龄差异与说话人的语言使用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社区交际中，说话对象所处的年龄段对说话人的语言使用是有显著影响的，相关渐进显著性值分别是：张家港0.001，江阴0.000，溧阳0.006。当说话对象的年龄越小，说话人越倾向使用通用的普通话作为社区交际语言；当说话对象的年龄越大，说话人则越倾向使用当地方言作为社区交际语言。这也与不同年龄说话人自身的语言使用倾向相一致。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说话人对社区不同年龄说话对象的语言使用倾向统计

少年1 7.69%11 76.92%2 15.39%14 100%青年31 30.90%56 56.74%12 12.36%99 100%中年56 44.30%59 46.93%12 8.77%127 100%老年16 68.18%7 27.27%1 4.55%24 100%张家港少年3 9.09%30 90.91%0 0.00%33 100%青年36 39.13%56 60.87%0 0.00%92 100%中年40 63.49%22 34.92%1 1.59%63 100%老年37 72.55%13 25.49%1 1.96%51 100%江 阴少年3 23.08%10 76.92%0 0.00%13 100%青年54 48.21%52 46.43%6 5.36%112 100%中年31 65.96%14 29.79%2 4.25%47 100%老年18 81.82%4 18.18%0 0.00%22 100%溧 阳

四、空间与社区语言使用

居住社区和商业社区在城镇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调查显示，张家港、江阴、溧阳的社区语言使用呈现出具体的空间差异，当地方言和普通话分别承担了不同社区的语言交际职责。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

表5 社区语言使用的空间差异统计

首先是居住社区。居住社区的人群大多是街坊邻里，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比商业社区人群要高，人际关系更为紧密，社会网络密度（density）也更高一些。因此，人们对居住社区内部已有的语言使用模式有更强的维护能力。同时，在居住社区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较强，因此，语言使用中会尽量保持本社区的语言特色[2]。从调查数据来看，当地方言承担了张家港、江阴、溧阳三个县级市居住社区语言交际的主要职责。其中，江阴的使用人数比例最高，为55.56%；其次是溧阳，为53.23%；张家港最低，但也接近50%。普通话在三个县级市居住社区的使用比例接近。数据对比发现，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方言”尽管依然算是社区交际的主要语言，但是优势并不明显。

其次是商业社区。在商业社区，人们的社会网络密度并没有像居住社区那样突出。作为语言的活力层，通用性是该社区语言使用的主要特点[3]。调查数据也显示，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普通话，是张家港、江阴商业社区的主要交际语言，体现了普通话在城镇公共交易空间中的交际优势。而在溧阳商业社区中，虽然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略低于当地方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同时还有5.30%的人群混合使用着普通话与方言。这说明该社区的语言使用状况正处在逐渐变化之中。

综上所述，在张家港、江阴社区，当地方言与普通话各司其职，分别承担着居住社区、商业社区中的主要交际职责，通常所认为的地域方言作为语言工具拉近邻里乡亲关系的优势，在两个县级市的社区生活中并不明显，其发展呈现式微趋势；在溧阳社区，尽管当地方言占据交际的主导地位，但是使用的比例并不算很高，并且方言与普通话混合使用的人数比例是三个县级市中最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溧阳当地方言使用式微的趋向。

五、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张家港、江阴、溧阳三个县级市的社区调查，可以发现，在迅速发展的城镇化建设中，无论是商业社区还是居住社区，普通话与地域方言的使用人数比例差距正逐渐缩小。也就是说，普通话的通用性在增强，地域方言的社会功能在减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多元化接触背景，对居民原有的语言使用习惯造成了一定影响。人口的流动使得交际双方的语言背景不再是单一的地方语言，人们为保证交际的顺利完成而采用了主动妥协的语言策略——使用权威的通用语。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口流动得越频繁，地域方言使用的人数及空间缩小得越快。根据三个县级市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张家港[4]、江阴[5]两市常住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为固定的非户籍外来人口；溧阳虽然是人口输出型县级市，但该市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旅游城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年接待外来旅游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次[6]，交际背景更为复杂。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表6 三市2019年人口数量及旅游接待人数统计

第二，县级市土著人群身份的变化，使得他们对地域方言的忠诚度发生了改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县级市的土著人群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其身份从农转非的解构—重构问题。城市社会学家Wirth指出，城市性除了人口规模、密度外，其本质是在于居民和群体生活的异质性[7]。异质性与城市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居民的包容度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城市越大，异质性就越强。就语言使用来看，普通话作为我国的通用语言，毋庸置疑，它是最能体现人们交际行为中的语言包容性的，而地域方言体现的则是地方性与排他性。县级市土著人群缩小地域方言的使用比率、提升普通话的使用比率，这样的选择可以看作是他们在农民身份解构后，建构并维护自己“城市人”身份的一种方式，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彰显自己“见多识广”城市人的身份标签。

结合以上现象，就县级市日常语言生活，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关注县级市社区语言生态建设与方言代际传承问题。一般认为，街坊邻里、乡村集市等是地域方言的保护层。通过语言交流来获得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身份认同，是儿童习得第一语言的主要动机。从社区层面出发，维护地域方言的交际功能，一方面，可以为具有语言活力的青少年人群提供习得方言的语言环境、增强他们第一语言的习得动机，从而缓解目前方言传承断崖式下跌这一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为保持地域方言活力提供必要的使用平台，提升人们日常语言使用中的方言认同感和乡土情怀，从而构建平衡的县级市语言生态与健康和谐的多语生活。

第二，关注语言使用与县级市土著人群身份构建问题。县级市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起着连接城乡的重要作用[8]。周明朗曾指出，讲话人必须要能从个人语码库中选择与其身份相匹配的语码，否则，其语言身份就不能成立[9]。而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县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土著人群语言使用问题则较为复杂：在城镇化建设起始期，获得“新”城市身份的原农村居住人群，同时面对着旧身份解构、新身份建构的双重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发展期，逐渐习惯城市身份的人们，又面对着新身份的维护与再建构问题。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有建构社会新意义的作用。在县级市城镇化的复杂进程中，语言使用的变异、变化对当地人们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对当地社会转型的建构意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