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问题的批判及现实启示
——以《哲学的贫困》为例

黄璐雪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且尚未解决的贫困问题，既有共同的表现形式，又有特殊的地域特征。然而，如何理解人类社会贫困的成因，找到有效摆脱贫困的路径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难题。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贫困问题有了初步的探索。鉴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蒲鲁东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以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作为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回应和批判。通过回顾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立场，才能领悟何为破解贫困之“道”，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的分析

在《哲学的贫困》诞生以前，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现象做过分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马克思指出古典国民经济学以既定的私有财产为前提来推出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经济的各种过程和结果，导致其无法说明自身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而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他强调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这就为理解异化劳动，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贫困现象提供了现实材料。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贫困问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贫困，是因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不属于自身，它们反而成为奴役和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特别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单位生产资料所需的劳动力减少，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失业率增加。工人越努力工作，生产的产品越多，反对他自身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就越发会陷入被迫劳动的困境而变得更加贫穷。这说明马克思看见了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即使他并没有在这篇手稿中对解决贫困问题的现实路径进行详细的探讨。

在同一时期，对造成贫困问题的根源持不同主张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蒲鲁东。他将自身对贫困问题的理解通过《贫困的哲学》进行阐释。但这种理解不过是把资本主义产生的贫困问题归结为“天命”和“理性”的作用。为了消除贫困，他不得不用先验的和思辨的方法假设存在的问题和构想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式以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因此，在以哲学为框架的思想体系内，蒲鲁东注定不能指出贫困问题的关键，反而由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要求改良社会，走向了反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当这种主义在工人中迅速传播起来，马克思意识到这势必会造成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为了能够给科学的社会主义扫清障碍，也为了能够作为“武器的批判”给广大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不得不以《哲学的贫困》为载体对蒲鲁东进行彻底的批判。

二、对蒲鲁东以唯心史观分析贫困问题的批判

关于贫困问题，蒲鲁东实际上早在他的另一部代表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中就已做过相关的论述。他认为“产生贫困、犯罪、叛乱和战争的原因是地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来自现有社会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因此蒲鲁东强调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一切社会革命的起点应当是打倒所有权。他虽然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但是对共产主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做法同样表示反对，其主张建立的不过是保护小私有制的社会。之后蒲鲁东所写的《贫困的哲学》，更是印证了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就是在私有制的范围内，以社会平等的观念来“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这就推翻了蒲鲁东先前的结论，使他自己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矛盾，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考中。

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蒲鲁东分析贫困问题所秉持的唯心史观。

首先，马克思批判蒲鲁东颠倒了现实与范畴的关系，指出蒲鲁东虽然试图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分析问题，但他却从抽象的角度进行，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他不从人的具体生活分析贫困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性质，反而直接把“不平等”视为“贫困”的根源，甚至认为贫困和其他范畴一样，是永恒不变的、必然的。由此可知，蒲鲁东对范畴的理解和演绎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历史层面，他没有看见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也会随之重建。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观念和范畴，包括贫困问题，并非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其次，蒲鲁东虽然尝试通过划分多个范畴来说明贫困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些范畴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说明这些范畴的历史运动，反而将范畴视为不变的规律和永恒的原理，也就否认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甚至否认了历史本身。所以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研究的贫困问题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也只是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有时甚至是他自己的理性历史。具体而言，蒲鲁东将“平等”设定为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目标，他的一切论证均围绕着为了实现“平等”的各类范畴。然而以分工和竞争为代表的范畴不仅不是从“平等”的母胎中孕育而生的，而且是加速社会贫富分化的途径与手段，因此这些范畴与蒲鲁东所提倡的“平等”往往背道而驰。

最后，蒲鲁东也并非看不见以分工和竞争为代表的范畴的弊端，他也曾企图通过消除这些范畴的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以走向“平等”的社会。但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这种看似能够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公式不过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实现理性运动的一种思维方法，是理性自身能动的运动，并且他指出任何事物的生成和消亡是由其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蒲鲁东则只是机械地将事物划分成好、坏两个方面，并肆意地插手企图改变矛盾的性质。不过蒲鲁东还是失败了，他不仅没有解决种种范畴的弊端，还提出了许多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新的合成”“一种调和的原理”等。马克思指出，由于蒲鲁东分析贫困问题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也就无法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行观察，所以他必然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找不到最终解决贫困的路径。

三、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再次阐释

蒲鲁东的思想让马克思再一次意识到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因此他以贫困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现实的解剖和历史的分析，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作为对蒲鲁东的回击。也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中，马克思又一次体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的人”“人的社会”的统一思想，切实地将其理论研究与社会发展相融合与补充。

他在考察贫困问题和财富问题的关系时，肯定了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贫困不是由个体劳动能力的差异导致的，恰恰相反是私有制剥削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既然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贫困问题就并非蒲鲁东理解的那样永恒不变，而是具体的、现实的。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企图在哲学领域寻找贫困的起源，马克思则强调应当回归社会历史领域以探求问题的出路，主张将目光聚焦于现存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双重性使其产生财富的同时，也孕育着另一个阶级的贫困。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财富是不断靠消灭单个成员的财富获得发展和壮大的。所以，贫困是资本掠夺的结果，对其本质的分析必须从哲学走向实际。

另外，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主体和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力量。蒲鲁东曾在《贫困的哲学》中写道，“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他断言这种行为必然会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除此之外，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按照蒲鲁东的理解，这不仅违反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革命的结果也只是流血和牺牲，丝毫不会对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有所改善。然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和阶级斗争才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蒲鲁东不过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引诱无产阶级放弃革命意识，无条件地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他指出，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蕴含着斗争性的趋势。这种斗争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时，就会演变成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通过联合，从“自在”走向“自为”才能夺取政权，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立足于无产阶级贫困的现实基础，不仅为蒲鲁东未能解决的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也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当代启示

虽然贫困问题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但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依然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解决当代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方法路径。

其一，思想上必须坚持守“旧”创“新”。所谓“旧”，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破解贫困之“道”——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所谓“新”，则是指马克思的贫困问题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提出的，然而分析问题应当立足现实，与时俱进。马克思已然指出，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纵观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有了大幅提升，也无法摆脱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09年到2013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了收入增长总额的85.1%，增长了17.4%，而其他99%的美国人只增长了0.7%。不难看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发生质的改变，工人的贫困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解决。因此，我国必须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迈进。当然，贫困问题不是几个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而是普遍困扰着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并且在不同的地区内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呈现着。各国应当基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共同出谋划策，携手应对当代的贫困问题。

其二，行动上必须凸显“以人为本”的发展诉求，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为人类解决贫困的初心在其中学阶段已经体现，正是由于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才帮助其更好地找到贫困的根源，找到解决贫困的主体和动力。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仅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也存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侵蚀。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的力量源泉，更是中国共产党每次化危为机的重要支撑。既然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和力量所在，那么党就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要在经济建设上以民生为着力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兜住民生要求底线，将各级民政部门的发力点聚焦于脱贫攻坚，特别是特殊群体，坚持分类救助、因人因户精准施策，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所享；又要在文化建设上持续发力，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特别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自觉转化成人民群众的行为习惯，增强抵御不良思想侵蚀的防范能力，辅之以创造各类文化精品，充实人民的精神世界，实现“精神脱贫”。

五、结语

170多年前，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贫困问题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凸显，贫困问题也不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对象，更成为社会精神层面的日常话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虽然贫困的内涵和表征形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但马克思关于贫困起源的分析和消除贫困路径的表述仍为分析当代社会的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思路。一方面，从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格雷伯高喊“我们是99%”到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社会的暴乱，无不印证着贫困问题，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贫困问题不是社会的偶然结果，相较于思考如何调整经济政策，更应该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从根本上已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国相对贫困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回到马克思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论中，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又要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之，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当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思考方式与研究方法来应对今后的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