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诗体建设伪话题论”

□黄永健

叶橹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刊发文章《关于新诗诗体问题的思考》，认为当代汉语诗歌诗体建设是一个伪话题。全文的主旨是：诗是无限自由的，汉诗诗体建设在当代没有意义；现代诗的诗性表现在语言上，而不必在乎其外部形式，诗的评价标准是其语言的表现力，如艾青、曾卓的诗美在其语言的内在张力，外部形式可以忽略不计，古人的押韵、对仗、平仄都是外部形式，并不关乎诗的内在之美；今人用格律诗标准来评价贬斥现代诗(新诗)，则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在作怪。

我对叶橹没作过深入研究，但看他的学术简介，其研究范围主要在现代诗方面。叶橹写过《〈漂木〉十论》，大致可以认为他与当代许多诗评家一样，目光局限于被西方文化和西方自由诗笼罩的“现代诗”“新诗”，而对“现代诗”“新诗”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不作探讨；目光局限于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而对诗歌历史和诗歌的文化学意义不作探讨，奉“自由”为诗歌的终极唯一最高标准。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的名言，可惜至今还不足以震惊奉自由为上帝者的灵魂。叶橹及许多将当代诗歌无边放任的现代诗诗人，即是如此。被“自由”附体之后，误以为诗歌可以为所欲为，永远“自由”下去。本文仅从叶橹反对汉诗立诗体而陈述的立场，逐一驳斥。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叶橹的文章纰漏不少，很多论述自相矛盾。如在论文摘要里指出现代诗的诗体是流变的，承认诗体随文化语境的演变不断变化，那么汉诗诗体从“自由体”流变为“现代格律体”理所当然，就像文化一样，变中有定，定而后变。如果我们只认流变，不承认文化积淀的历史事实，则人类文明何从谈起；如果我们只认诗体无限自由，则人类历史上的汉诗格律体、十四行体、俳句等等又何从谈起。又如叶文认为魏晋之前的汉诗诗歌是自由体，实属张冠李戴，且不符合史实。

叶文对当代汉诗诗体重建命题不屑一顾，其理由有四条。

首先，他提出既然要建设一种诗体，就必须要有一整套的设计蓝图。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建设这种诗体，几乎没有人能够拿出方案来，而是语焉不详地要求“格律化”。

应该说，汉语诗歌界以及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一直对自由诗(现代诗)保持着本然的警惕和几乎发自本能的观望态度。现代诗打破格律，分行成为唯一的外形式，如果能守住语言表现力的底线，还是诗，但不是歌乐，关键是以自由为天命。然而，现代诗连语言表现力也可突破，沦为口水诗、梨花体、白云体等，诗蜕变为观念和哲学，诗彻底沦亡，这是当下汉诗主流的真实表现。《诗刊》被撤出中文核心期刊序列，透露出人们对“自由”和“自由诗”的厌恶情绪已十分高涨。与其同时，汉语诗歌界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都出现了勇于探索新诗体，建构新诗体的创新苗头，并取得了初步的实绩。几代人在汉诗诗体建设上的失败，归因于模仿西方格律(闻一多)、想当然拍脑袋(何其芳)，当代汉诗诗体建构路径大致不出以上二者。汉语诗体建设走模仿之路止于闻一多，走偶然创生之路多有尝试，如九言体、十一言体、六行体、超短体等等。诗体流变有源有流，中国诗歌的文化个性及汉字表现的象形性等，规定了汉诗音合、义合和象合的“三合”特征。汉诗从最初的自由体走向音合、义合、象合，形式严谨，则是中华文明循序演进的文化象征。汉诗的当代诗体建设，必须依循汉诗历史河流的巨大惯性，吸收外来诗歌的哲理义蕴和部分技巧，才有可能形成自别于外，又内顺于文脉的新诗体。

近年来，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话语声浪中悄然诞生于网屏的“十三行汉诗”，已经有力地回应了叶橹的“诗体建设伪话题论”，并从理论上呈现出叶橹所期待的“一整套设计蓝图”。

十三行汉诗既不同于闻一多的“三美体”，又不同于九言、十一言体等，它是在天然整合中国传统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体及骈赋、词曲诗体基础上，遵循“起、承、转、合”的艺术规律和“易道”伦理而创设的汉诗新诗体。其诞生五年多来，得到了海内外诗人的广泛关注和写作参与。目前，十三行汉诗已形成了既定格式，出现了多种变体和一批创新作品。

其“设计蓝图”如下：

根据基本格式，可加以变通、创化。具体如下：

十三行汉诗按照这个创新形式，有力地与现代诗拉开了距离，确立了汉诗的当代新形体，同时它与古代汉诗的形魂相与一气，有力地拓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能量，可与当下生活实现快捷准确生动的对接。如最近出现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十首连写十三行体，在一百三十行的篇幅内，鲜明生动地展现了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内涵。作品所书写出来的书法长卷，已为深圳博物馆永久收藏。

叶橹反对汉诗诗体建设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诗体建设”，反而会让人感觉到自由诗的形式似乎是另类而非正统的。现代诗的格局，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而不是厚此薄彼。试图用“诗体”来一统天下的格局，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其意即现代诗当下且将来都是正统的、主流的，在汉诗领域没有任何其它诗体可以与现代诗比肩而立，或后来居上变为主流诗体。这不禁令人想到文化终结论者福山先生的高论，即人类文明自从被“现代化”以后，将一劳永逸地走西方化的道路直至永远。连西方当代学者都在忧虑西方式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模式能走多远，作为被现代诗洗脑的叶橹有何理由敢于断定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和诗歌文化的中华民族，仅仅尝试现代自由诗数十年，就一定会永远“现代诗”下去？其在文中一再强调诗体流变，如果现代诗永远主导诗坛，诗体流变岂非等于没说？

叶橹反对汉诗诗体建设的第三个理由是，自由诗的形式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无体之体”。人们无法预设它应当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只能是在不同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的。当今诗坛各类刊物所发表的诗作，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自由诗，它们的生命力和认同度，不是任何人能够改变的。它的存在显示的真正意义在于，诗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正是诗的本性之所在。

虽然说，当今各类刊物刊载的诗作百分之八十是自由诗，可是在互联网时代，纸质媒体江河日下，各类纸质媒体刊登的现代诗仅为全部汉语诗歌的一部分，网络上古体诗、创新诗体总量绝不在现代诗之下。况且，以纸质《诗刊》所代表的现代诗及现代诗人群正在遭遇读者的质疑和文化的反弹，正是因为“无体之体”，极端放任，反美学反文化并呈现出野蛮回归的前文明性特征(这种野性的回归，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阶段性的必要，但不具永久性的必要)，现代诗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成为人类求善向美的当下性“障碍”。后现代是一个既破又立的时代，一味自由地破坏、撕裂、膨胀而拒绝建设、建构，已经为文化的逻辑所拒绝，为人们所厌恶。

叶橹反对汉诗诗体建设的第四个理由是，我国的古典诗歌，从最早的四言、五言、七言的自由诗发展到后来的格律体，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格律体的五言、七言诗无疑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之作，但也存在着为数更多的伪诗。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词曲，以更为多样的体式丰富了诗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流变，正是基于对内心世界的更广阔的自由表现而出现的“诗体建设”。现代生活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自由诗取代古典格律体是为必然，古典诗超稳定结构无法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抗衡。

那么，中国最早的诗式可推至二言诗《弹歌》，从二言、四言、五言到七言以及词曲，是否是诗体建设进步？未必。人类史前时代的诗歌是无格律无形式极其个人自由主义的，今天汉诗学习西方现代诗奉行无格律无形式极端个人主义，那不是又倒退到了史前时代？

古典诗的超稳定结构不能完美地再现表现当代生活，但创新汉诗诗体，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建设一种既稳定又开放的诗体结构来再现表现当代生活，是不是汉诗诗体流变的可能性之一？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出现，便断然否定它的生机；况且，表达这个可能性的，借助互联网近年来已悄然问世的十三行汉诗，已生机勃勃地展现了汉诗诗体建设的美好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