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鲁迅的“自否定”

□唐 俟

鲁迅是我们的“民族魂”，但如今似乎已不再提倡读鲁迅，据说，连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文章都删除了不少。人们不理解鲁迅的冷酷，而他是知道自己的冷酷的，因为其中蕴含着他的爱。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思想太黑暗，不容易了然”，“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解剖我自己”，就是立足于自我意识，是主观能动的辩证法，即人的“自否定”。

人们之所以不理解鲁迅，是因为不懂“自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辩证法称为“否定性的辩证法”。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贺麟译）中写道：“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福柯在《人死了吗？》一文中指出：“辩证法是一门历史的哲学，是一门人类的哲学，是一门关于异化和调和的哲学。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也由于它始终是一门自省的哲学，因此可以说辩证法使人类有可能变成名副其实的人。它向人允诺了人。在这个范围内，它与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是不可分的。在此意义上，现代主义大师显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福柯集》，杜小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伽达默尔指出：“我们说人们‘进行’谈话，但是谈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谈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谈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场涉及根本问题的谈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谈话。”（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换言之，人们并不想进行触及灵魂的谈话（“逃避自由”），而辩证法的本质是人的自由，逃避自由就是逃避辩证法。辩证法是生命的逻辑，人只有把对“矛盾”“悖论”的理解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上，在追求自由的历程中才会懂得辩证法。正如狄特·亨利希的名言：“谁想理解黑格尔，向来只能通过自己。”

人们以往讲述和运用的“辩证法”，大抵是“与人奋斗”的《孙子兵法》或《三十六计》之类，与“自否定”无关；而获诺奖的莫言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思想，在《红蝗》（见《收获》1987年第3期）中写道：

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实，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显然，莫言不再宣扬抽象的革命大节，而把事情限定在具体的爱情与卖淫、美女与大便、金奖牌与避孕套等小节领域。这比之先前是思想开放了，但这种开放思想只是泛泛而谈地把一些褒意与贬意的矛盾词句“互相掺和，紧密团结”——所谓“矛盾二重组合句式”或“性格组合论”，认为这就是运用辩证法——却并没有落实到有名有姓的某个人的爱情与卖淫、美女与大便、金奖牌与避孕套的自我矛盾，即尚未触及人的灵魂。实际上，中国哲学中的“一分为二”“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的道家思想，所讲的是自然客观的辩证法，并不是主体能动的辩证法。主体能动的辩证法表达的是人的“自否定”，而道家的“辩证法”没有深入到“自否定”的层次，是辩证法的一种“降级”。因此，《红高粱》里的余占鳌（“我爷爷”）这位杀人越货的土匪，是“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而莫言知道，将一些褒义词句和贬义词句搅拌在一起“辩证”地写下去，读者自然会把“世俗”“龌龊”“王八蛋”过滤掉，选择接受“超脱”“圣洁”“英雄好汉”“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人。其实，这种堆砌词句把水搅浑的写作手法，是信奉“难得糊涂”的中国作家们普遍使用的。

张贤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实力派”作家，他的《习惯死亡》（《张贤亮自选集》，作家出版社，1995）中的主人公章永磷宣称：“做爱就等于爱”，“只有做爱是真实的”，“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限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这种玩世不恭仿佛在运用辩证法，他知道读者决不会责备他“卑劣”与“下流”，只会佩服他“高尚”和“神圣”。

莫言在《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中写道：

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别的更先进的意识么？既然没有，那么，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就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是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弘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的确只有农民意识。但莫言没有看到，鲁迅的解剖和否定立足于他的自我意识，他的写作承担着自我矛盾。在《坟》的“后记”中他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的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鬼气和毒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在《华盖集续编》的《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提到：“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1925年5月16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痛苦，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显然，骄傲与玩世不恭而麻木，就是阿Q精神；而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实际上，鲁迅精神不是别的，就是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

鲁研专家张梦阳指出，鲁迅对阿Q这一精神胜利典型的创造，是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阿Q正传》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域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是与堂·吉诃德、开哈姆雷特、浮士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的世界级艺术典型，而阿Q的典型问题是鲁迅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鲁迅学通史》，张梦阳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人们“猜”不出阿Q典型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固守着自己的“优胜”而不知道自我的矛盾。鲁迅思想之所以超越了农民意识，源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将“我”当作可以改变的“你”——《野草》中的《影的告别》写道：“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鲁迅知道，只有不再跟随周树人，让自己“被黑暗沉没”而成为“独自远行”的“影”，才是有理性的人。而闯入“我”内心的“你”是陌生而决不见外的另一个我：自我意识就是以另外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但这另外一个人的眼光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眼光，所以这个“我”只能从“自否定”的角度才能理解——我认识到“自我”的自欺本质，从而展现出自我意识的无限性：这是人的无限性，即黑格尔所谓“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

鲁迅在《野草》的《墓碣文》中梦见自己和墓碣对立，墓碣上的文句是：“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而人们一直不理解“抉心自食”是什么意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家刘再复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三联书店，1988）一书中，在以“‘吃人’筵席的发现”为题的一节里，写到了吃人的“三个层次”，即吃人，被吃，自食。在论述“第三层次”即“自食”时，大的误解和混淆就产生了：

祥林嫂没有自我意识，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心安理得地过着蝼蚁式的人生，借用鲁迅《墓碣文》的说法：“抉心自食”，自己本有心而不悟其价值，反而将它挖而食之。

这一段文字，在误解鲁迅方面十分突出：这里竟把祥林嫂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自食”，和鲁迅创痛酷烈的“抉心自食”混为一谈，把正在创造自我的鲁迅和自我缺席的祥林嫂等同起来了；而“本有心”三字，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缺乏自我意识，没有否定性的自我创造，人是没有“本心”的。“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缺乏灵与肉的内在矛盾，人们被“合情合理”的原始情绪所控制，“自我”在混沌中是自洽自足的；而鲁迅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是拿来西方人“认识你自己”的理性——“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将自己“一分为二”为解剖者（“认识的我”）和被解剖者（“被认识的我”）。这是人们不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