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边界效应的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升级对策分析
——以东兴—芒街为例

周 娜，陈宣佑

（1.桂林航天工业学院；2.南宁理工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问题提出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国家安全的屏障，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边境地区的要素流动不断增强。围绕“构建沿边经济增长中心，辐射区域促进协同发展”的目标，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次区域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应运而生。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化推进的重要节点、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载体、推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区域融合的微观合作机制。东兴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海陆相连的一类口岸，是中国面向东盟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合作的枢纽，承担着沿边经济发展和稳边、固边的重要任务。在“一带一路”深化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的大格局下，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升级，对促进中越在设施联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形成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积极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献回顾

跨境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是边界问题，根据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结构”学说、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边界地带在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开发顺序上通常属于“边缘”或是“外围”，经济密度低，高附加价值和高新技术产业往往远离边界地带，贸易成本由此增加。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边界所带来的影响被称为边界效应。RATTI(1993)认为，国家之间的行政边界会影响双方间的经济流量，区域之间经济协同发展的程度与边界效应成反比。如何将边界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转换为有利影响，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李铁立(2005)将跨境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划分为“边界屏蔽效应”和“边界中介效应”。前者在经济学上表现为交易成本的提高，即边界成为阻碍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的屏障。后者指边界发挥了经济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作用，促进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是积极效应。新区域主义论认为：历史、文化、制度、安全和社会差异等非经济因素也会综合起来影响边界效应的大小。因而弱化边界屏蔽效应需要：一方面增加合作区的开放程度，强化边境地区的生产要素集聚，提升专业化分工，建构跨境产业链；另一方面，促进民间交流与跨境区域内的文化融合，密切跨境经济合作微观利益主体的联系。梁双陆(2013)将“边界中介效应”进一步论述为“边界开放效应”。他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是这样一个：边界开放效应从关税减让效应扩大到市场扩展效应、资源聚合效应、技术跨境转移效应、毗邻两国边境地区的双币流通效应和资本跨境流动效应，边界开放效应得以充分释放的区域。

作为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对于边界效应的研究除了国家间的边界、区域组织间的边界，还关注了区域组织内经济体之间的边界和国内省际间甚至城际间的边界。国际如中老、中缅、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杨荣海、李亚波，2014；梁双陆，2013)；国内如京津冀、粤港澳区域一体化的边界效应(陈光华，杨国梁，2015；甘潇利，2019)，城际间如成渝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边界效应(左宇，2020；张伊娜等，2020)。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国际区域。与现有成果相较，国内学者基于边界效应视角探讨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研究较少。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以及广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的关键环节，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突破边界效应，实现优化升级尤为重要。

三、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发展成效与升级困境

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主要载体和平台。下文将围绕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园区(下称东兴跨合区)的中越合作展开分析。

(一)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发展成效

1.基础设施联通弱化地理边界屏障

东兴跨合区包括1个约1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和7个配套园区，总规划面积84平方公里。核心区包括国门楼、口岸查验场、北仑河二桥等基础设施，还包括周边友好大道、跨越大道和沿河大道等在内的“两纵一横一环”交通路网；7个配套园区包括已经投入使用的东兴边贸中心、松柏产业园区、江平产业园区、冲榄产业园区等。2020年4月，联通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和越方区域的北仑河二桥正式启用，中越浮桥、码头等多项子工程已投入使用,实行人货分流，有序通关。沿河大道一期、二期和跨越大道也已实现通车，极大便利了货物交流和人员往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进一步推进跨合区基础设施联通。

2.便利化通关流程促进贸易畅通

东兴口岸实施“边检、海关、运输”一站式业务办理，边民可在海关申报大厅通过自主操作设备办理海关申报手续，接着办理边检手续，不需多地辗转，且手续更加简捷。东兴跨合区围绕“人、货、车”畅通建构了高效运输网络，如东兴口岸与越南相关部门对接，交换和备案货车通关信息，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货运车辆的登记和查验，对运输工具实现自动化卡口验放，极大提高了车辆过卡口的效率。同时，申报后的货物运输流程进一步简化：货物若从北仑河二桥进入，则货运车辆先进入查验区，待货物检验合格后由小货车分批运输到指定地点；货物若从码头进入，先由越南工人搬运至查验区检查，再由中国边民用小货车运至边民互市区的指定地点。简化明晰易操作的通关流程，促进了合作区的贸易畅通。

3.实施“互市贸易+N”的东兴模式增强开放效应

依托全口岸贸易体系，东兴实施“互市贸易+互助组+落地加工”：组建边民互助组与落地加工企业建立合法互市商品购销协议，解决边民“销”和企业“购”的原材料供需问题，帮助边民有效利用8000元免税额；同时借助越南红木、海产品、农产品等资源优势，打造红木和食品加工产业，推进贸工互动。“互市贸易+专业市场”：在贸工互动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打造连接越南乃至“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市场，如红木、农副产品、海产品、机电产品、轻纺产品、汽配建材等，使互市区由“通道”向“市场”转变。“互市贸易+跨境电子商务”：通过运营“八找网”等面向东盟的口碑平台，带动边民增收，扩大企业海外营销渠道，实现跨境贸易的线上线下联通。“互市贸易+跨境金融”结算机制使东兴跨合区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融通和货币流通的市场机制。

(二)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的升级困境

1.制度差异下的政策壁垒

国家边界存在于政权不同的两国之间，使任何一国的政策、法律、规章等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形成制度屏障。中越两国由于制度差异，在人力资源、税收、投资合作等方面差别较大。如在税收制度中，中国所得税包含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而越南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在货物和劳务、财产税等具体项目中差别也很大。双方在海关监管、市场准入、产业规划、行政司法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也不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合区形成统一的政策体系。对上述差异，东兴跨合区内虽然就招商引资、落地加工设定了特殊税收政策和原产地规则，如入园企业可选择向一方政府缴税；入园企业可自由选择采用越南还是中国原产地证。但由于跨合区的推动目前依然由地方政府主导，缺乏中央层面的对话机制，尚无法与越方达成实际可行的操作办法。

2.产业协同发展的无形障碍

跨合区内的产业遇到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短产业链向长产业链拓展的无形障碍。这样的“边界障碍”缘于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层次不高，加工制造业发展缺乏后劲，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从东兴角度，虽然已经立足边民互市贸易，由小边贸向大边贸和加工贸易取得较好进展，但是落地加工仍围绕初级产品、分拣包装加工为主，精深加工较少，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入驻冲榄、江平工业园的企业规模也普遍较小。依托于边境贸易的跨境电子商务虽有良好势头，但仅作为企业外销的“通道”，在整条产业链中并未展现突出优势。越方芒街与中方东兴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双方合作的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创新改革的动力。

3.国家认同和文化差异的社会屏障

边界两边的国家由于存在种族、语言、文字差异，在国家认同和文化习俗方面表现出自然分化，这样的分化形成了双边交往的社会屏障。事实上，民间力量在促进区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当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协商机制毫无进展或停摆，由民间团体向本国政府表达诉求，以民间力量促进社会融合从而推动经济融合则尤为重要。东兴虽然通过举办中越青年元宵足球友谊赛、东兴—芒街旅游博览会等活动，在跨合区实施从越南引入跨境劳工等政策以期加强中越民间友好往来，但整体而言，目前的跨境合作项目仍主要围绕经济贸易层面展开，较少涉及教育、科技、人文、医疗等民生领域。

四、基于边界效应的中越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升级对策建议

(一)健全合作机制，建立明确制度体系

因中越两国政府未签署《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跨境合作的顶层设计尚未达成。在此基础上要突破制度边界，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健全合作机制，在现有东兴试验区和广宁口岸经济区管委会的每半年沟通机制，以及工作组每三个月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共同推进跨合区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来自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围绕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若涉及国家主权的建设项目和规章制度，地方政府需严格把关，不容商讨；若涉及跨合区内具体的规章制度，如监管模式、市场准入、争端解决、劳务合作等，双方应结合本区域特点和跨合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共同关注、友好协商、民意调查等方式进一步商讨确定，规避由于制度边界带来的合作风险，降低双方在合作中的协调成本。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边境地区的一大优势所在，但在新发展格局下，自然资源已经不适合作为跨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撑手段。边境地区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自有品牌。依托初步形成的农产品加工、红木加工基础，拓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矿产资源加工产业链”：运用中国先进科学技术对越南特色农作物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开展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形成特色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冶炼、回收等特色矿产加工产业链。立足地缘优势，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物流、检测认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合作，通过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承接新兴产业和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加工产业转移，如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提高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扶持优秀加工贸易产业做大做强。

(三)促进社会融合，构建跨边界的区域认同

在两国互信不足，高层对话机制尚无进展的情况下，社会民间力量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要弱化国家认同和文化差异下的边界屏蔽效应，需充分发挥跨合区民间团体和民间机构的建设性作用，促进民间交流和社会融合。如鼓励中外资企业、越方劳工、华侨团体等成立相应协会或其他非营利组织，就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向地方政府提出诉求、建言献策，以社会微观利益主体的角色参与跨境经济合作，营造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合作氛围；同时加强与越方边民交流交往，通过实施一系列文化交流、扶贫济困、教育培训、民族风情旅游等民生项目，鼓励越南沿边群众共同参与，更实际地服务越南沿边群众，增进幸福感，构建跨边界的区域认同。当边境贸易、产业发展和边民跨越边界的区域认同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升级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