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逝赋》中的“感物”意识

文/邱雪慧

“感物”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魏晋时人对“感物”起源机制也有一定了解，但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阐释与思考。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感物缘情论”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并对后来文学理论及诗文创作均有很大影响。而陆机的“感物”意识在《叹逝赋》中也有体现，因受到玄学影响，《叹逝赋》也追求情合于理。《叹逝赋》是陆机入洛阳后所作，此时吴国已经灭亡，恰逢八王之乱时期，当朝的权贵排除异己，文坛名士多被迫害，陆机在赋中前序写道，追忆平生亲故，多半凋零，又忆起当年高朋满座、同游一处时的景象，哀情尽生，故作此赋。此赋正文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写作者看到天地万物的自然循环，感慨万事万物都是不能恒常存在的，人亦如此；第二段写作者对亲朋好友的追思，感伤情绪浓厚，深刻抒发了作者“懿亲戚属、亡多存寡”的悲痛和生命短暂的悲哀；第三段又回到了理性思考之中，感物生情是正常的，但古今谁无生死，是早是晚，都要同归一处，不如放掉杂念，享受生活。虽然此赋是追思亲朋之作，但陆机在赋中对生命观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思考。

陆机思想中“感物”与“缘情”的关系

先秦时期的《礼记》中就已出现“感物”，有心随乐动的说法，孔颖达在正义中释义：“‘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1]认为人心本来为“静”，是没有情欲的，而“情”则是“感于物”的结果，“感物”是“缘情”的基础。陆机在《文赋》中所描写的“感物”思想也与此相似。“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秋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为四时“物色”而动，“叹逝”是遵循四时的规律的，“思纷”则起于万物之瞻，在陆机这里，“感物”仍是第一性的，是“缘情”的前提。《礼记·乐记》中所强调的是人生来就没有“情”，是感于外物而产生了“情欲”，而这种情欲的过度产生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所以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陆机的“感物”思想与此相似，但更多是受到玄学的影响。“感物”在玄学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圣人“有情”与“无情”之争是魏晋时期玄学清谈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三国志·王弼传》裴松之引用何劭《王弼传》，何晏等人主圣人无情，王弼等人主圣人有情，何晏等人主张圣人无情之说，认为圣人道合自然，无累于物，圣人之位全在体道，所以无情。但此种言论忽略了圣人也会“感物”，只是把圣人“无累”作为结果导向。而王弼的圣人“有情论”则认为圣人也会“感物”生情，但是“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通无”即为体道，正是由于圣人的智慧所以才能体道，正因为圣人能体道，才能无累与物，所以王弼说圣人“同于人者五情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智慧才能“感物”生情后，理大于情，情中和于理之中，才能无累。

魏晋时期，玄学大行其道，当时的文学受玄学影响较大。而陆机也受到了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圣人是有情的，圣人也会“感物”，在其作品《演连珠》中有明显体现。《叹逝赋》正是此时所作，陆机的“感物观”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而体现出明显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及自觉情合于理的特征。

唐陆柬之《文赋》（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我意识与现实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士人心中普遍拥有一种感伤情绪，辞赋中也有许多因“感物”而成之作，曹植《洛神赋》序中就写到，是感于楚王神女的事，才作得此赋。西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抒情言志的总体方向，建安文人热衷于求取功名、立德立言，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将自己的小生命体验融入到社会群体的大生命之中，一生都在为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而奋斗。而西晋文人缺少这种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他们的文章批判的地方较少，更加注重个人与家族的名望，追求个人的功成名就以及所带来的家族地位的提高。因为活在乱世之中，仕途堪忧，个人志向难以实现，甚至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所以诗文之中多有对“小我”志向难以实现的感慨和沉重的生命之忧。感伤生命的主题就成为当时文学写作的重要主题，其中，“迁逝感是西晋文士的共有心态，也是西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主要方式。”[2]陆机《叹逝赋》全篇都充斥着这种“迁逝感”。

《叹逝赋》写出了陆机在这种感伤情绪中对个人生命与天理的深沉思考。从赋的全篇来看陆机的情感变化，首先是对时光流逝之快，人生短暂而长生难寻的哀叹，接着是对自己亲人好友的怀念和旧知故交零落的慨叹，最后是感慨自己时日无多，不如“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的解脱，流露出作者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和悲哀情思。在作者的情感变化过程中，所感之“物”大致经历了从自然到人事再到自然的转换。作者从自然万物的四时之变中感到了自然时间的流逝，而后又感慨自己亲朋故友的凋敝零落，从自然与人事两方面来感慨生命的短暂。从自然万物的变化想到自身生命的难以长久，又从亲故的离世思考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作者正是感于这些物的变化而产生了浓重的生命短暂的悲哀之情。而从陆机的家学传统来讲，陆机从小即受到儒学求取功名、匡志济世思想的影响，陆氏是东吴名门，东吴破灭后，建功立业重振家业的理想一直深埋于陆机心中，但此时陆机人已中年，亲友零落，而自己性命堪虞，看不到实现平生之志的希望。国破家亡，身仕敌国，命途堪忧，这都让陆机在赋中呈现出一种浓重悲伤的生命意识。余敦康先生《魏晋玄学史》中认为，在竹林七贤时期，玄学已经发展，“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变得突出了……玄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中来了。”[3]陆机在《叹逝赋》中深刻思考了自身的命运，由感物出发，理性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由此可见，陆机的“感物”论中也包含着自我意识。

自然生物的陨落，自然界的一切生死循环都能够触动作者，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思考。陆机《叹逝赋》中对生命体验的感伤正是起源于自然万物变迁的感伤，作者深感自己正在自然万物之中，难以逃脱自然万物的衰败规律。而将这种自然感伤情绪融入到文学之中，成为作者赋中的生命感伤情绪。作者用了很多自然意象来加重这种生命感伤情绪，“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以自然之理来喻人之死生自有常理，无人能超脱生死之道。后又用木槿来托喻生命之短暂无常，而世人终不能悟。“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悟”，“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长久！”对生死的盛衰之理有比较理性客观的思考。

《叹逝赋》在《文选》中被归为哀伤类，魏晋六朝时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哀伤主题作品。西晋时期，权贵之争以及对文士的荼毒，人才凋零，文士们人人自危，感伤情绪更加浓重。而在对他人生命凋零感慨的同时，文士自然而然会联想到自身的生命处境，不免感慨更深。同时，西晋文人对功名的追求又让他们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为了缓释这种沉痛感，又会从对人事的变迁上升到自然天道哲理上，陆机的《叹逝赋》正具有这种特点。

赋中前序陆机自述是感亲友零落，故写此赋。但此赋并没有一开始就书写对亲友的怀念，而是感慨天地日月的往复循环，人生生死之道的恒定，在自然的恒常之理面前，谁都无法逃脱。在自然的面前，寻求长寿也是虚妄，“怼琼蕊之无征，恨朝霞之难挹”，生命倏忽即逝，人生也已迟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在自然生死之理下，没有人能够跳脱生死轮回，最后都会像草木一般凋零殆尽，充满了对生死之理的客观思考，也表现了作者对死亡不可避免的哀叹。虽然认为生死乃客观之常理，却无法摆脱亲人逝去，而自己也老之将至的悲戚，后面一段用多个情感用词来表达作者的深沉情感。首先是“痛”“怨”而后是“悼”“愍”，这些感情词的连用将作者内心的悲痛表达得淋漓尽致。又回忆起当时亲朋出游的盛况，而现在则凋零过半，两相对比，更为悲痛。文中还多次出现“老”与“暮”字，可见陆机对时间流逝，人生易老，生命短暂的感慨。而在篇末写道“悟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看似豁达，但其内在的感伤情绪更为深沉。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深沉中，而是在文末表达了自己可以“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的期望。

全赋虽然充斥着浓重的哀伤情绪，但陆机并未沉浸于这种情绪之下，一蹶不振，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生死乃客观之理，生命虽然短暂，也不应就此悲观下去，而是要养生保荣，以有限的时间获得最大的价值。陆机的这种生命意识，早已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古典审美的一部分。

生命固然短暂，对于生于盛世的我们，不必每天活在死亡的威胁当中，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心中所求，有更多的机遇实现自我价值，更应去把握这有限的生命，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继承魏晋风骨，追求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用奋斗将生命的空隙填满。正如陆机在赋的结尾中所说，“何矜晚以怨早”，不必忧心于生命的长短，不必担忧于时间的飞逝，在我们为心中所追求之物付诸努力时，时间就赋予了生命意义。

生命意识的情合于理

陆机受到玄学影响，其“感物观”中有情合于理的部分。陆机的诗文在后人中经常可看到缺乏感情之类的评价，沈德潜也曾经评价陆机的作品“令阅者白日欲卧”。但这正是陆机“感物”观念受到玄学影响而在文章中使情合于理的重要表现。虽然陆机的主导思想是儒学，但入洛后，受中原玄风的影响，其思想和作品中带有明显的玄学色彩。陆机出身于“文武奕叶，将相连华”的世家大族，因其是儒学世家，祖辈对《周易》研读颇深，这为陆机入洛后接受玄学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情”与“无情”是魏晋玄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陆机受到玄学“应物无累”思想的影响，“自觉追求情合乎理”，这在《叹逝赋》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叹逝赋》虽然感伤，却没有任这种感伤的情绪一泻千里、一览无余，而是将自然和人事两部分结合起来，将理思与辞藻结合起来，极少有对感情直观、激昂的表达。开篇陆机感慨时间的流逝，年岁之将晚，而后总结自然规律“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再由对自然规律的感叹转而表达对人事消亡的悲哀，用“痛”“怨”“悼”“愍”四个感情用词将自己亲友寥落，自身已老年迟暮，形只影单朝不保夕的情感表达出来。回忆当时高朋满座相谈甚欢的场景，不禁觉得“触万类以伤悲”，看到自然界的一花一木都悲从中来；再想起当时所心期追求者，所得不过千百之十一，哀从中来，失落感与孤独感倍增，渲染了浓郁的悲哀气氛。但陆机的情绪未就此一泻千里，而是收敛了这种情绪，想要将希望托付于后生身上，但发现后生更有自己的追求，自己不过是天地一客。最后作者参悟生死之理，谓“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不如养生保荣，抛弃杂念，安享晚年，将浓重的哀伤情绪冲淡，只留下作者对生死偏于理性的感悟，恰好符合陆机情合于理的思想。该赋全篇在抒发情感时都夹杂着理性的思考，并非沉浸在这种感伤之中，即便感伤之情浓厚，最终也回归到了生死之理上。

理性与情感杂糅，情与理浑然一体，在浓烈的感情之下，也包裹着作者的深沉思考，这正是陆机本篇文章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