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应对抵货运动的初试炼
——以二辰丸事件后日本对外交涉为中心

魏仕俊 郝祥满

1908年，二辰丸事件的不公正结案激发了中国民众首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目前，学界对此次抵制日货运动期间日本的外交策略及多方的外交互动问题关注尚少，(1)徐小潔「中国初期日貨排斥運動と日本」(神戸：神戸大学，2007)，张海伦《经济低度发展对抵制日货的制约——以1908年抵制日货为例》(《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6期第95-96)，吴志国《近代中国抵货运动研究综述》(《近代史学刊》2009年第1期第133-143)，呉起「辰丸事件の対日ボイコット運動と中国商人」(《現代社会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3-140)，吴起《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企业的应对——以三井物产会社为中心》(《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第116-128，163-164)。这关涉到日本对待历次抵货运动的应对策略基调问题，亦有助于探析近代日本应对拒日运动时的交涉模式，故本文拟探究二辰丸事件后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日本对外交涉。首先，清外务部放权粤省，日本对华官方外交困扰重重；其次，日俄战后，日英关系降温致使交涉并不顺利；最后，日本拉拢革命派及保皇派参与交涉图谋也彻底落空。中国民意的日渐强盛，诸势力对此均不无忌惮，日本交涉方案最终尽数失算。日本初次对抗中国民意的被动，正是其处理二辰丸事件时欺侮中国的应得惩戒。

一

1908年2月5日，在九洲洋海面的日本商船“二辰丸”私卸军火被中国缉私船所获，[1]二辰丸事件就此爆发。事后中日为此交涉历时近2个月，最终以中国屈辱接受日本全部无理条件结案。中国的国家尊严受损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也激发了其爱国热忱，以粤商为代表的华人及海外华侨展开了中国首次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

起初，日本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视程度不足。二辰丸事件处理结果的公布，引发中国民众对此次中日外交结果的不平，拒日的民意逐渐高涨。广州率先召开了市民大会及国耻纪念大会，并且迅速获得国内多地民众的响应。[2]1908年3月20日，日本外相林董收到驻上海总领事电报，电称是时中国粤省出现了大量抵制日货活动。[3]14实际上，在二辰丸事件交涉之时，中国境内就已经有抵制日货的呼声，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不断提醒日本当局予以注意，[4]但因此种情况首次出现，日本也未足够重视。[5]随着民众对二辰丸事件了解的深入，中国民众的爱国热忱被日本威胁与中国妥协引燃，民众放弃呼吁清政府没收二辰丸的主张，[6]转而开展以“文明对待”为口号的抵制日货行动，并由点及面，从广州逐渐扩散，形成席卷全国的抵货大潮。林董鉴于事态严重向林权助发电质询。[3]16粤省抵制日货风潮则迅速波及至日本本土，[7]至此外务省才真正开始关注此事。

日本与清政府外务部的交涉并不顺利。林权助复电林董称抵制活动愈演愈烈，亟需日本外务省对清政府做出郑重声明，以冀压制抵货运动。清政府则自二辰丸事件了结后，便不再关心余事。此时抵货运动尚未产生较大的实际影响，且此事民意难违，矛头又直指日本，清政府与日交涉受辱未久，对此雪耻机会则乐见其成。此外，那桐与日方就抵货运动进行谈判时，计划借此事换取日本在二辰丸善后事宜的让步。[3]17由于清政府并未采用强制措施，中国民间时有声音称运动“乃水师提督李准所为”[8]。

因时任粤督的张人骏一贯主张对日强硬，日本也意识到抵货运动的中心区域——粤省对问题处理态度必使日本棘手。日本驻香港领事复陈外务省电文里也已说明，抵货交涉问题上，北京方面不再过问详情，而是放权交由地方政府具体操作，[3]18粤督张人骏的处理态度直接影响着事态发展。虽然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又有清外务部的督促监管，但粤督未将强制措施施加于抵货团体，反而用兴起国货的倡议代替抵制日货的提法，声称该运动并未造成不良影响。[9]外务部获悉此讯便无从置喙，这也为抵货运动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从此亦可窥见清末地方权力的扩大及中央权力的削弱。

二辰丸事件交涉过程中，日本已经认识到粤督张人骏的强硬立场，此次粤督的做法，更使日本格外关注粤督的看法。抵制日货运动发生不久后，日本即派专人调查粤省境内情况，并由驻粤领事濑川浅之，电呈外务省汇报调查结果。该调查透露出三点重要信息：首先，粤督的实际权力已经“缩水”，粤省因经济、地理等因素民气最旺，即使作为封疆大吏的粤督也不得不注意民意。第二，粤督亦心向民众，对主导抵货运动的广东自治会并未施以雷霆手段，反而予以莫大宽容。第三，粤督对日本的诸种行为表示不满，势必不会给予日本实际帮助，最终结论即日本无法争取到粤督张人骏，但也无法避开同粤督交涉。[10]121-123清政府放权给粤省当局处理善后事宜，日本只能通过不断施压外务部，试图令清政府催促粤督尽快压制抵货运动。

日本对华交涉产生无力感，使自身处于尴尬境地。日本无法对以集会和发报宣传为主要形式的抵货行为强加干涉，且无法重施“故伎”——军事威胁手段，只能不断向清政府抗议。[3]42抵制运动的涉事主体又系民间组织，因而官方交涉只是隔靴搔痒。自治会用“文明对待”的手段，使粤省当局更不需对其处罚，至多迫于压力予以口头警告并禁令发放传单等。至于“拿办不逞之徒”实无所指，因而辞令虽严，却无实效。随着抵货运动向其他地域扩散，广东自治会提出更进一步要求：日本必须退出中国东北。[11]100同时，东北地区的绅民也逐渐响应抵货运动，这严重刺激着日本的敏感神经，使其加大对华施压的力度，以图早日扼杀抵货运动，免生枝节。为此，日本同粤省展开了长达九日的交涉，其间日本提议粤省采取有效行动，以雷霆手段处理自治会。此后，日本又提出五条方案：

(1)针对抵货群体的地域性，在粤部分由粤省地方官就地处置；

(2)粤省之外，可通过官方的交涉共同议定处置方案；

(3)积极运用总督的权力，确保地方民心稳定；

(4)必要时可以采用强制手段处置自治会；

(5)积极防范抵货行为的日后反弹。[11]192-194

对此粤督表现出的态度冷淡，认为眼前的形势趋于稳定，故而当“以冷却热度为要”，如采用种种干涉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民众拒日活动。又，此际“在粤的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有英国人都暗中相助或怂恿中国民众扩大抵制日货运动”。西方列强乐见鹬蚌相争，并积极为此事火上浇油，以期能够获得渔翁之利。中国官吏都各有思虑，水师提督与广州府知府等为求名保位多选择作壁上观。此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市场行情也不稳定，若强行压制抵货运动，不仅面临国货滞销问题，还会导致整体市场的物价暴涨。各方皆知设法对抗民意是不智之举，只可随势而转。又时逢粤省水灾，日本藉此寻求到平息抵货运动的良机，用东亚同文会和东邦协会的名义进行了大额募捐，[12]这种企图通过慈善活动暂歇中国民众怒火的行为确有一定成效，[10]21-23中国民众持续的抗议声稍顿，粤省当局亦就此致谢，[13]但此举尚不足以平息中国民意所向的抵货运动。

在抵货运动问题上，中国官方始终不温不火的交涉，使日本意识到短期内无法依赖清政府解决事态。日本对华官方交涉陷入困局，其原因系初次应对抵货活动的不知所措，亦有以粤省为代表地方权力的伸张使日本力有不逮。粤督心向民众有着“应而不办”的对策，既收获了中国民众的口碑，又迫使日本放弃二辰丸索赔，为国家财政起到了止损作用。故而，首次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一定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斗争成果。

抵货后期激进的民意使运动终被扼杀。清政府为维护统治，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求，选择从速镇压，粤督也不得不发布禁令，配合北京方面遏制抵货运动。[14]434最终，伴随抵货运动的中日再交涉，中方获得了免除善后赔偿的实质收获，日本则自食恶果而身陷窘境。此际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正在逐渐扩大，中国的国族精神也逐渐觉醒，这是中国外交自主性增强的有力体现，也证明着“文明对待”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反抗日本辱华行径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

粤省因地缘的特殊因素，英国与葡萄牙势力均有所渗透，两国强租香港与澳门，对粤省的区域影响力不可忽视。二辰丸事件交涉时，葡萄牙便有参加，且与日本沆瀣一气公然作伪。[15]而在粤省发起的抵货运动波及香港，又将英国牵涉其中。1905年8月12日，日本与英国缔结《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期限为10年，故此时日英之间系盟友关系，二者相互承认租借地合法性。英国愿意维系同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同时也要注意限制日本势力的膨胀。但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势力扩张迅速，这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战略布局，导致日英关系出现实质性降温。英国虽仍需要盟友国日本，但日英两国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英国无意竭泽焚薮，为日本对抗在港华人群体的民意。起初，日本对广东自治会在香港的活动保持着密切关注且完成了相关的调查分析。藉此，日本判断当时抵货风潮在香港影响有限，香港整体局势无碍。[3]62-63然而，随着抵货大潮的不断涌动，日本开始转变对运动发展态势的看法，认为形势已经急转直下。[16]因为受到抵货运动的影响，在港诸多日本商品变得售卖困难，同时关涉日本的商业活动也难以开展，部分活动甚至直接中止。是时除了煤炭等极少数行当，日本在港的大多数产业都受到抵货运动不同程度的波及。鉴于在港商业贸易的形势日趋紧张，日本官方决意开展交涉，期望同盟者英国能够及时给予帮助。日本去电港英事务代理时的恳切言辞即表明其急迫心理。[3]71-72然而，即使展开了数次日英交涉，日本也并未得到英国的实质性回应。

虽然此前二辰丸事件中日谈判时，英国因同日本有秘密的互惠利益交换，充当了“和事佬”角色，可事关英国在香港的施政用策，故不容他国置喙。且此前日本商船二辰丸对英国太古商行的违约行为损害了英国商人的经济利益，这也构成中日争端的一个枝叶问题。[17]又在不久前，中英双方就取缔走私军火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抵货运动因军火走私而起，英国也要考虑其国际信誉与香港治安。再者，诸列强均深谙，华人抵制日货系扩大海外市场的良机，故日本交涉收效势必甚微。最重要的是，英国亦知晓民意难犯的道理。因而，日本对英交涉面临碰壁也属意料中事。[18]47在香港的社会秩序尚较稳定时，英国势必不会施以强力扼杀抵货运动。因此，驻日英使同日本外相照会的香港平静事态，显属官样文章。英国虽出台了新的处置办法，如告知在港华人尽快停止抵货，并且派员对在港抵货运动团体——中国委员会成员情况进行问询，但这些办法较温和，与日本所期相去甚远。[3]417-418

是时香港的抵货运动仍在有序进行，虽规模有所壮大，但香港的情况较诸上海等地确实尚属平静有序，[19]日本则期望英国能够对在港进行的抵货运动采取进一步打压行动，[3]435-436英国鉴于香港的民意颇盛，亦恐无故采用强硬手段会自取其咎，故而选择冷淡处理。直至抵货运动后期，“文明对待”手段渐渐被民意的激进化所取代，日本又见时机成熟，再次致电英国诡言抵货运动的利害程度，其称抵货运动的发展形势将要难以控制，香港已经出现强征违约金行为和成立敢死会等行动，这些将威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为此，日本商人已开始将在港易坏的海产品及人参等贵重物品由日船运回国内，希望能在日英有效沟通后，可以尽快联手绞杀抵货运动。[10]233-235

随着抵货运动后期民意激进化的显现，在港敢死会的行动对英国在港的殖民统治秩序产生了一定冲击，英方最终采用了强硬手段扼杀在港的抵货运动。在感受到香港的殖民统治危机后，英国开始转变态度，决意与日本同恶相济，共同扼杀抵货运动，并开始要求粤督以实际行动打击粤省的抵货运动。[10]237-240日英同盟再次发挥作用，以暴力手段联合绞杀华人的民意，但体现出的只是双方合于利而动的行动准则。1908年10月，自治会因无力维持运动而自行解散，同时抵货运动也因丧失领导者的引导而走向民意的激进化。报道称，当时的激进行动大约有500人参与其中，[20]为此，英国出动在港军队压制民意，使整个局面迅速被其控制，在港抵货运动转入低潮。[21]事后英国对这些参与人员给予了严厉惩处，将所捕获的激进民意表达者判处长达6个月监禁，并更新了香港治安保安条例。[14]193-194英国此举既维护了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客观上又对同盟国日本示好，表示接受日本共同处置抵货运动的提议，日英两国就此狼狈为奸，从而使深陷抵货困扰的日本藉此脱困。

虽然日英交涉最终扼杀了在港的抵货运动，但日本外交交涉的实际作用有限，英国为维护其在港的殖民统治才选择使用弹压手段，使抵货运动渐渐走向偃旗息鼓的结局。纵览首次抵制日货运动中的日本对英交涉全过程，日本难以说服英国时显系并无利益互换，日本手中没有英国需要的交易筹码，因此英国也没有必要平白无故地为日本弹压抵货群体，而在日英利益趋于一致时，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秩序，英国选择同日本相勾结，共同扼杀抵货运动，就此而言，日本搭了英国处理相关事宜的“顺风车”。在抵货运动问题上，日英同盟的合作行为并非出于道义原则，而只是利益诉求趋同的勾结行动。

三

日本作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学习与谋事之地，具有政治背景又各怀心思的日本人常常对中国政治运动发声。[22]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与日本人多有联系。同时，革命党和保皇派都植根于粤省，其首脑人物亦多为粤籍出身，在粤省及海外华侨圈尤具影响力。因此，日本为扼杀眼前的抵货运动与击溃中国的民意，拟有两条设想：第一，日本企图拉拢革命党，利用其影响力阻断抵货运动，第二，日本亦计划拉拢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如不成则制止其插手抵货运动。

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既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又与革命派及保皇派关系匪浅。内田良平对扼杀抵制日货运动做过较为周密的计划，并藉此向日本通商局长献策。内田良平拟定出可供参考的六条方案：

(1)动员身处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与中国“有志之士”；

(2)尽量积攒其活动所需经费并集合在日华人华侨的力量；

(3)对抵货运动采取适当的干扰手段；

(4)动员日本横滨、长崎、神户等地的“有志之士”积极参与平息抵货；

(5)对首脑人物梁启超采取特殊的应对方针；

(6)对革命党人孙文采取专门行动。[3]145-150

并且内田良平此策附有可供具体执行的五条要目：

(1)警告粤省及香港各报纸；

(2)公开粤省志士及学生的集会决议；

(3)劝诱志士及留学生的亲故；

(4)劝诱在日的粤商接受决议，并警告日本人禁止参与；

(5)劝诱保皇派。[3]151

内田良平的计划系从民间角度的考虑，他认为不同于只局限于辞令层面的官方交涉，若能实施民间交涉或有奇效。此前，虽在官方交涉已有警告媒体及公开集会决议的要求，但并未获得明显收效。因此，内田良平谋划运用民间势力开展劝诱留学生亲友故交、在日商人及保皇派，并且警告日本人不要参与抵货活动。此外，内田良平还企图借助孙中山的影响力来阻断抵货运动。在草拟致孙中山信函时，内田良平采用暗示的口吻，先是对孙中山做出限入日本境内的“规劝”，希望孙中山能助其扼杀抵货运动，从而再获日本“准入券”。[3]152内田良平曾呈给通商局长一份孙中山的回电，电内称孙中山已经为遏制抵货运动做出“成绩”，但仍需一些资金支持革命，此电真伪尚存争议，是时云南战事，孙中山也确有缺饷之虞，[23]369-373但未必即系同一事情，故作录以备后来者考。(2)“排日团，在新加坡暹罗西贡者，已被吾党打散。广东主动者，康徒徐勤、江工殷，出财者，李准、张督。故彼辈财雄势大，到处鼓动。吾党乏财，难与敌。若得三十万，立能尽行打散，日本商团能出否？复，文。”此条内容系出自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清国ニ於テ日本商品同盟排斥一件』：第一巻，档案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Ref．B11090240400：233。此后，内田良平又向通商局长汇报其近期成果，以及还需对付的人物——保皇派的梁启超与江工殷，内田良平最初设想对付保皇派要以利诱为主，或采用金钱收买，或许以地位相诱。[3]231-233后来鉴于保皇派难以直接利用，内田良平便企图用计挑拨二者关系，并从中收获渔人之利。

为挑拨革命党与保皇派间的矛盾，内田良平选取了报纸宣传手段，其用心甚为阴险。是时一篇宣传报题为《保皇党之阴谋》，虽然署名为“中国大多数革命党之告白”，但实属日本授意操刀之作。该文章直接斥责保皇派徐勤、江工殷等人“即乘机诡言国耻，以煽动粤人排斥日货，因而要求立宪。其实抵制日货之无能久持，彼固瞭然于中，特于志在利禄。有可试其机者，彼即如蝇逐臭也。”还称其“今复受张人骏、李准之唆使，以排斥日货，实为别有肺腑。以此奸人操纵抵制之大权，复加于外务部之淫威，其溃散可拭目矣”，篇尾又颇具煽动地言道，“惟粤多材，鬼蜮伎俩，岂能瞒过？今为辨其奸如此，亦使吾粤同袍，急起直追，知擒贼擒王之必要也”，[3]242此宣传即企图将抵货群体的注意从日本转移到保皇派，其谎称抵货者受到了保皇派的政治欺骗，意在掀起声讨保皇派的运动。又有《广东同乡会劝告其乡人不宜排斥日货之意见书》一文指出：“初则骂张人骏之对于辰丸为轻举妄动，继则以该自治会之提倡抵制，为无目的无条件，断其无结果之良。斯二者皆与吾党意见颇合。”[3]234-236此显系日本假托革命党口吻进行危机公关的宣传。虽然署名革命党人，却呈现出另一幅场景，即革命党试图借日本资本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其愿助日平息抵货运动。[3]250-251另外，此举旨在加深革命党与保皇派的矛盾。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是时双方正处于论战状态，在新加坡的革命党机关报《中兴日报》讽刺保皇派为“鸨皇党”，[24]保皇派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则称革命党的“煽乱”行为如同妓女的“接客”，[25]足见相互攻讦之强烈程度。此时日本的假托文章则意在加重两派势力的旧怨新仇，从而日本可趁机拉拢一方并用以应对抵货。

革命党与保皇派都不会成为日本对抗中国民意的帮凶，也未考虑过借此机会发起何种活动。因此，革命党并未成为日本的助力，保皇派虽有意利用抵货运动造其声势，但是否实际参与了抵货运动尚处存疑。[3]399即便保皇派有所活动，但矛头并非指向日本，林董外相给日本驻华公使去电也从侧面印证了内田良平的调查。[3]253-254因此，日本即制定尽力争取革命党支持，并留心保皇派举动的方案。最终，日本未能实际利用民间势力，只能草草收场，日本这一图谋最终流产。然而，此图谋虽终虚妄，亦反映出日本对外交涉手段的诡诈与多变，且这些交涉手段一直为日本政府所沿用。

1908年首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一场由民众自觉发起以抵制日货为手段的爱国运动，其源于二辰丸事件交涉，中国据理而失败，激发了中国民众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对日长期积压的愤怒，国族观念因此被唤起。对日本而言，首次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一时失措，随即调整策略开展对外多方交涉活动。然而，此次抵货运动系中国民意所向，国族观念的觉醒，使清政府也不敢与之争锋，日本对清政府的交涉收效甚微。抵货运动发展至香港，日俄战后日英关系的降温与抵货的民意难犯，使英国对日态度不即不离，日英交涉难言成功。同时，日本威逼利诱革命党与保皇派助其扼杀中国民意，但实际民间交涉扑朔迷离，日本所虑终成妄想。

日本应对抵货运动多方交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首先，日本应对抵货事件经验不足，其外交手段无法阻断中国民意的表达；其次，日本军事威胁手段难以频繁使用，无法强迫清政府采用强硬手段扼杀民意；第三，日本怙恶不悛又急于扼杀抵货运动，交涉的投机与张皇，致使其判断的失败，英国未有合利时暂不会同日勾结绞杀民意，革命党与保皇派有其关注焦点，日本只急于利用而不顾实际，因此终成妄想；最后，中国国族观念的觉醒与民意的高涨形成了日本难以抗衡的新兴力量。

虽然抵货运动的成果无法洗刷二辰丸事件交涉带给中国的莫大屈辱，但这场运动无疑彰显了中国民众的力量，见证了中国外交自主性的增强。抵制日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文明对待”手段蕴含理性光芒，也为日后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随着中国民众运动的不断扩大，抵制日货运动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争回利权的一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