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墉对《孙子兵法》研究的贡献

许富宏 蒋俏雯

朱墉，字若张，号鹿冈，清初金陵（今江苏南京）清溪人，著有《武经七书汇解》《武经七书讲义全汇合参》等，是清初著名的兵学家。朱墉所著《武经七书汇解》中的《孙子兵法》部分，可以称为《孙子汇解》，是自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之后，又一部自宋至清初汇集《孙子兵法》注释的巨著。《孙子汇解》保留了宋代至明末清初几十家注释《孙子兵法》的成果，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前后接续，形成了自三国曹操至清初《孙子兵法》注释的完整系列，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此书重要的历史地位相比，学术界对《孙子汇解》的研究还很不够，诸如《孙子汇解》的体例问题、朱墉注释《孙子》的特点及其对《孙子兵法》思想的阐发等，都很少有人涉及。今就此进行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孙子汇解》的体例及其价值

《孙子汇解》有着与前人不同的独特的注释体例，保留了八十多家明代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首先，形式上在吸收前人注释体例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注释体例，具有集大成的特点。“明代以《孙子》研究为代表的兵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1〕。在兵学极度繁荣的明朝，有关《孙子》的注解类著作亦呈百卉千葩之貌。此类著作不仅在注解内容上各有特点，且在注释体例上无有定规、形式多样。如刘寅《武经七书直解》中的“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中的“开宗”、张居正《开宗直解鳌头七书》中的“开宗直解”、陈玖学《评注七子兵略》中的“评注”、王阳明《手批武经七书》中的“批点”、李贽《七书参同》中的“参同”、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中的“全解”等，体例多样，各有特色。逮至清初，朱墉在广泛吸取明代盛行的注释体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作者小传、题解、直解、汇解、开宗、全旨、纂序七个部分的全新的体例，其中“作者小传”是对孙子生平做的简要介绍，“题解”是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含义进行的解释，“直解”是对字词进行的解释，“汇解”则是汇集前人的注释。据初步统计，汇集的注释多达八十三家，是《武经七书》系列中收录注释最多的。“开宗”是对黄献臣《武经开宗》注释的节录，朱墉单列，表示对《武经开宗》的重视与偏爱。“全旨”是在每篇结尾对全篇结构以及主旨的概括。“纂序”则是对该篇的每一句做翻译及延伸解说，帮助读者理解该篇的思想。《孙子汇解》的体例是此前注释中从未见过的，由此可以看出朱墉的创新。在吸收前人体例过程中，朱墉并非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如其虽采纳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的“题解”“直解”等注释体例，但有更改。如《始计》篇，朱墉的“题解”是“始者，初也，谓兴师起事之初也。计，算也，言兴师之初必先定计策于庙堂之上也”〔2〕72。刘寅的“题解”是“始，初也。计，谋也。此言国家将欲兴师动众，君臣必先定计于庙堂之上，校量彼我之情，而知其胜负也。故孙子以始计为第一篇”〔3〕33。仔细对比，朱墉的“直解”围绕单字做的解释，全篇的主旨是“兴师之初必先定计策于庙堂之上”，而刘寅的“直解”对单字的解释比较简单，而对全篇主旨的概括则内涵更丰富，除了“兴师之初必先定计策于庙堂之上”外，还有“校量彼我之情”，这层涵义是朱墉所没有的。可见，同样名为“直解”的体例，朱墉并未对刘寅的做法直接抄袭，而是有自己的看法。

其次，“汇解”一栏所纂辑的注家数量广博，能够将今已不可考的前人注解与亡佚书目保存下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孙子兵法》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其字义主旨诡谲奥秘，给后人阅读造成困扰，因而字词训诂、内容解读成为后世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有关此书的注解，自曹操《孙子》注始，后世注家与注释类著作便层出不穷。朱墉于《武经七书汇解》中参引前贤、荟萃众说，卷帙浩繁，引用注家高达八十三家，前人经史子集等书目更至八十五种。朱氏所引用的历代注家，除引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所记载的注家，如曹操、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王皙、梅尧臣、何氏、张预等人外，朱墉亦能够关注《十一家注孙子》遗漏的前人注释，如范蠡、太原刘氏、沈友、萧吉、翁氏等人之注。由于此类注家未得当时世人的重视，且今其注解书目多已亡佚，赖朱墉《孙子汇解》中的引用，使得这些沧海遗珠得以再现于世，意义非凡。如《军形》篇引范蠡注“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1〕155。又如《兵势》篇所引翁氏注，“形谓旌旗麾帜之形，名谓金鼓笳笛之名。以其言不相闻也，故为之金鼓笳笛，使听之而进止；以其视不相见也，故为之旌旗麾帜，使视之而左右。故斗百万之众如斗寡同”，等等。〔2〕173又如朱氏频繁引用陆经翼、王圻等注家的注释，这些注释多数并没有形成专书，因朱墉的引证而得以保存。除此之外，朱氏并未局限于民族认同上的差异，对满族人完颜瑞斌所注《孙子》亦多加引用。如《始计》篇“偏将能言听计从，用之战则遵守不移，故必胜。若阳奉阴违，用之战则自私其智，故必败”，等等。〔2〕86这些注解对了解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研究《孙子兵法》的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朱墉在《孙子汇解》中引用的书目，其中多有今已不可得见的书目，如“指归”“指南”“文诀”“合参”“拟题镜”等。朱墉对此类书目频繁引用，变相将其保留下来。如《指南》一书，仅在《始计》一篇中使用次数高达7次。此类不常见或亡佚书目，幸得朱墉于《孙子汇解》广泛引用，使后人得以知晓。

最后，朱墉在“汇解”一栏中往往根据句意来编排注释。朱墉在引历朝历代注家之注时，将注家按照朝代顺序排列，使语言呈现由艰涩难懂到通俗易懂的变化过程。如《虚实》篇中有关“水因敌而制流。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对此句的注解，朱墉引王圻注“为将者，能因敌虚实之变化而以取胜，则谓之神明之将矣”〔2〕215。又引王汉若注“前贤皆言变化在我，兹独言变化在敌，能因在我，看题较深一层”〔2〕216。此两种注释，前者强调与敌人抗衡不可采用相同战术，要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战术，重在我方“变”；后者强调敌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方应具有面对变化的敌人且能够战胜它的能力，重在敌方“变”，我方应有能力应变。朱氏并非机械地将前人注释字字引之，而是重视注解的实用性，取其精华，使注解在字义训诂、句意阐发、战例举证等处面面俱到却又相当精简，便于当时的人学习与利用。

二、《孙子汇解》的特点

如果将朱氏所引十一家注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朱氏对前人注解内容引用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注家字义训诂重复处不引。前贤对《孙子》作注，常以字义训诂为基础，后逐步深入解释句意，因此不同注家之间往往会出现字义训诂相同的情况。面对此种情况，朱墉常将重复处省略不引。如《行军》篇“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注说：“山深水大者，为绝涧；四方高、中央下者为天井；深山所过，若蒙笼者，为天牢；可以罗绝人者，为天罗；地形陷者，为天陷；山涧道迫狭，地形深数尺、长数丈者，为天隙。”〔4〕241曹操对以上六种地形进行详细的解释。《十一家注孙子》中王皙注说：“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谓如狱牢；罗，谓如网罗也；陷，谓沟坑淤泞之属；隙，谓木石若隙罅之地。”〔4〕242朱墉在处理曹操注、王皙注时与《十一家注孙子》有不同，曹操注全部引用，而王皙注则说：“六害之地，军行过此，勿近；不然，则脱有不虞，智力无所施也。”〔2〕275很明显，朱墉对王皙注作了省略处理，这样处理的原因，应该就是王皙注的意思与曹操注的差不多，为了防止重复而做的处理。

其次，注家所举案例若长篇大论则不引，若是精简且具代表性战例则作保留。如《行军》篇“辞卑而益备者”一句，《十一家注孙子》载杜牧注为“言敌人使来，言辞卑逊，复增垒涂壁，若惧我者，是欲骄我使懈怠，必来攻我也。赵奢救阏与，去邯郸三十里，增垒不进，秦间来，必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果大喜，曰‘阏与非赵所有矣。’奢既遣秦间，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备，击之，遂大破秦军也”〔4〕246-247。杜牧注《孙子》案例翔实，然而面对字数颇多的战例举例，朱墉却有取舍。朱墉引杜牧注为“言敌人使来，言辞卑逊，复增垒涂壁，若惧我者，是欲骄我使懈怠，必来攻我也”〔2〕281。可见，朱墉对战例并未引用，而是结合此句是否有必要引战例帮助后人理解，以及前贤所注的战例字数多少等方面因素，对战例的取舍进行综合考虑。又如，朱墉特别看重黄献臣的“开宗”，但也不是照抄。如《谋攻》篇“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黄献臣注：“此言善谋者当有以屈人而全人，起下攻城为灾之意。汉光武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5〕此后又列举文王伐崇、刘备伐蜀、李愬入蔡州、曹彬取南唐、伯颜取南宋等战例加以佐证。朱墉则主要是保留了黄献臣“开宗”的精义，即“此节言善谋者当有以屈人而全人，起下攻城为灾之意”〔2〕127，对其后光武帝的话，以及诸多战例并未保留。可见，朱墉对待战例的态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所去取，体现出朱氏的创新。

最后，朱墉重视注解的实用性。朱墉在引用前人注解时，仅引注家主要观点，目的是便于军人快速理解，以便实战，具有实用性。如《军争》篇“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十一家注孙子》中陈皞注的原文是：“言合军聚众，交合而舍，皆有旧制，惟军争最难也。苟不知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者，即不能与敌争也。”〔4〕169朱墉在《孙子汇解》中引陈皞注仅为“苟不知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者，即不能与敌争也”〔2〕225。朱氏注重与敌人在实际作战中如何争得先机之利，因而省略陈氏在前半句中强调的军争之难，仅引后半句中强调在军争中使用将迂回的道路变为近直、将危害转为便利的方法，体现出侧重实战的特点。又如《九地》篇，《十一家注孙子》引梅尧臣注“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为“设奇冲掩”；注“众寡不相恃”为“惊扰之也”；注“贵贱不相救也”为“散乱也”；注“上下不相收也”为“仓惶也”〔4〕305。朱墉在汇解中引用梅尧臣对此段的注解时，则有意将分散的注整合成为一句注解。这样便于后世学者领会《孙子兵法》的涵义，满足武将学习兵法用来指挥作战的需求。

三、《孙子汇解》多角度阐发《孙子兵法》思想

朱墉在每篇题解、直解、全旨、纂序中独自注解《孙子兵法》，对孙子的思想进行了阐发，观点独到，视野开阔。

首先，朱墉运用道家的辩证法阐发《孙子兵法》，揭示《孙子兵法》蕴藏的辩证思维。《始计》篇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阴阳、寒暑、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等都是对立的术语。老子以辩证法的思想对待事物的矛盾与对立，《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6〕149且奇正之间是相互转化的。《老子》第五十八章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6〕152《孙子兵法》中对虚实、胜负、攻守、强弱等矛盾的认识都体现着老子的辩证思维。孙子承继老子的“奇正思想”并运用于军事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达到“奇正相生”〔2〕175。朱墉在注释《孙子兵法》时注意到了孙子与道家思想之间的联系，能够运用道家辩证法阐发孙子。他在《兵势》篇中阐释“奇正”时，认识到二者“奇正迭用，兵何能败”“敌意其奇，则吾以正兵击之，敌意其正，则吾以奇兵击之。一鼓则奇变而为正，再鼓则正变而为奇”〔2〕176，强调根据战争战况的不同，奇正是能够相互转化的。朱墉除以辩证法的思想阐发孙子的行军战略外，亦能探到《孙子兵法》将仁诈辩证统一思想作为战争指导原则。历代有关孙子之旨颇多争议，或言其“只诈不仁”，或论其“只仁不诈”。朱墉从辩证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孙子兵法》是仁诈兼有，二者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如《用间》篇注“兵费如此之多，百姓如此之苦，与敌相持数年欲以争取一日之胜。若爱惜名爵俸禄百金不以与间，使不知敌情虚实者不仁之甚者也”〔2〕386。使用间谍本属于诡诈之道，朱墉透过诡诈之道背后看到孙子所倡导的仁，即使用间谍能够减少战争对百姓、国家的损耗。朱氏举出一众案例论证行间的重要性。如秦攻打赵国，屡次败于廉颇之手，战争频繁对敌我双方皆有损伤。后秦以千金行间，使廉颇奔魏，赵遂于长平之战惨败。可见，行间能够实现速战，减少百姓的损耗、伤亡，实际上是行仁之举。“孙子吸收了古代仁信思想中的某些成分而去其迂腐观念，吸收当时正在兴起的诡诈思想而将其严格的限定在对敌斗争范围之内并使其受仁的制约，从而最早将仁与诈结合起来”〔7〕。

朱墉亦用道家倡导的“致虚守静”思想注解《孙子》。如在《火攻》篇中注“兵者，凶器也。火之为器更凶，伤人几无遗类，乘天地奋怒之气，一发而不可制，若能虑，能修平心静气，以我之阴柔举一时之烈焰，兢兢业业、事事从慎警中来，则火不致妄用而可以安国全军”〔2〕367。朱墉强调为将者带兵作战应当以静修心为务，若使用火攻类杀伤甚多的计谋应保持清醒冷静的心智,不可感情用事。这些都是从道家的老子思想来注释《孙子兵法》，使得《孙子兵法》具有了哲学的高度。

其次，朱墉以儒家的仁道重视民心的思想来阐发《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首篇《始计》篇言“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军形》篇言“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不难看出孙子对战争中的“道”极为重视，虽然有关孙子所言之“道”，注家各持观点、无一定解，如曹操注“谓道之以教令”〔4〕4，曹操注重教令的重要性。孟氏注“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服化士民，与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4〕4。孟氏将道阐释为“权术”，带有法家色彩。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也”〔4〕4。杜牧以儒解兵，将仁、义视为胜战的首要因素。朱墉缘事析理，从儒家“仁者无敌”的角度出发，认为“道者，仁义、礼乐、孝弟、忠信之谓，为上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弟忠信，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2〕76。朱墉注孙子所言的“五事”时，强调“五事”并不是简单的次序排列，而是根据它们在军事上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列：“兵贵以有道伐无道，故道居首焉”〔2〕99。对于有道与无道的区别，朱墉给出了明确的区别，即“道，道德也。先较量两国之君谁为有道，谁为无道也”〔2〕82，“以民心向背，观主之有道与否”〔2〕100。朱墉将民心作为衡量君主是否有道的标准，正是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现。君主获取民心则能上下一心，共同作战，增强战斗力。君主不得民心，作战时士兵则不能尽心尽力，战斗力削弱。即如孟子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朱墉以儒家思想阐释《孙子兵法》，将兵家提至与儒家相同的地位，利于促进兵学与儒学的融合发展。

最后，朱墉用法家崇尚霸道、利益至上的思想注解《孙子兵法》，强调将帅带兵作战应以利动，以军纪统御士兵。孙子在《火攻》篇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梅尧臣注“利”为“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4〕354，强行将“利”蒙上儒家以民为本的外衣，但实际上背离了孙子所言的“利”，使得孙子本意不明，掩于雾障。“利益原则是孙子研究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功利主义也成为孙子战争观的核心”〔8〕。朱墉则注“非利者，言用火以攻，杀伤甚多，非万全之利则不轻动”〔2〕366。这里的“利”，并非仅指民本之利，亦包含社会中经济、政治各方的利益。朱氏对孙子重战争的功利的特点直言不讳。法家强调“依法治国”，将法作为治国的根基，讲求赏罚分明。朱墉看到了《孙子兵法》中反复谈及将帅应注重军队法令的实行。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地形》篇“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因此，其在注解《始计》篇首言“道”时便指出“道有王霸之异……如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悦民意，厚战士之家，急有功之赏，哀死而问伤，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孙子盖兼王霸而言也”〔8〕76。对《孙子兵法》中的“霸道”做了细致阐发。

总之，朱明王朝，兵学发展达到高峰期，兵书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令人称叹。“明代一千多部兵书中，有关于《孙子》的兵书达一百来种，二百多部，约占全部兵书近一成，明代研究孙子的学者达五十人以上，而且像刘寅、张居正、赵本学、李贽、王守仁、王世贞……茅元仪、黄献臣等人”〔1〕。朱墉搜集到明代有关《孙子兵法》的著述，广泛引用并给予高度认可，反映出他热爱兵学，热衷于传承中华优秀的兵学文化。朱墉《孙子汇解》能够在体例上博采前贤，同时也具有个人注释上的特点，保留了八十余家明代注释，并能够结合道、儒、法三家学说阐明《孙子兵法》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孙子兵学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发展，对后世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季德源:《明代<孙子>研究概说》,载《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朱墉撰,国英增订:《重刊武经七书汇解》,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刘寅撰,张实、徐韵真点校：《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

〔4〕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

〔5〕黄献臣：《武经开宗》，《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第十一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6〕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9页。

〔7〕于汝波:《略谈<孙子兵法>的仁诈辩证统一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8〕毕海林:《<孙子兵法>与法家文化》,载《滨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