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场域的精英主义迷思与学术生态系统的优化

卢 盈

一、问题的提出

“自有文字以来，知识生产及其规约都以精英化作为主要趋势。”[1]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学术职业是一场鲁莽的赌博[2]；默顿更是认为在科学系统中存在着需要学术人遵循的普遍规范与原则，并指出了学术系统中存在着“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3]；普莱斯通过文献计量学对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他认为少数的学术精英生产了其所在领域的大多数学术文章。然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学术系统遭遇着一系列的危机，诸如学术泡沫、学术抄袭、学术交易、学术造假、学术不公等问题层出不穷。阿特巴赫曾尖锐地指出，“学术界很难吸引‘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华的人才’。”[4]现代学术人生存的学术场域中充斥着更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学术研究也不再是在“闲逸的好奇”下进行的创新活动，经济压力、晋升压力、发表压力、时间压力所共同凝聚的学术生存压力与学术职业早期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了。现代学术人的生活场景大概可以被描述为以下状态：奔波于各个学术会议之间，利用仅有的时间空挡来撰写论文、阅读书籍，时间的碎片化成为常态。同时，行政性的琐碎事务也成为了与学术生活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以各种论文、荣誉、项目为衡量标准的指引下，学术系统不只是一场竞优的选拔，同样也是弱者的淘汰。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法则在学术系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知识在社会中的弥散，使得从事学术职业人数逐渐增多，学术职业已不再完全是学术精英的舞台，而是更多的学术从业者工作的普通场域。在大学场域“非升即走”以及人事制度改革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了学术人对于自身价值实现的盲从和无奈。学术系统在看似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而这其中的逻辑就是一场对于学术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标准与学术人多元主义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学术场域中的精英主义制度遭遇到了哪些挑战，在面对日益成型的多元主义学术格局以及多元主义制度推动下如何建构我国的学术生态系统？

二、学术场域的精英主义迷思

（一）数量的繁荣与思想的贫瘠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0年发布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2020年(截至2020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数量比2019年统计时增加了15.8%。论文共被引用3605.71万次，增加了26.7%，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11.94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10.92次提高了9.3%。世界整体篇均被引用次数为13.26次，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在2010～2020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以上的国家（地区）共有22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中国排在第16位。”[5]从数量上来看，我国科技论文的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在能够体现学术影响力的篇章被引次数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均篇引用次数虽然不能够完全代表学术研究的质量，但至少说明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社会科学为例，众多社会科学理论与流派源自于西方学术界，而我国在思想的形成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学术成果的质量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焦点。以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学术话语为中心的格局仍是目前主要的现实状态。从高等教育的理论发展来看，布鲁贝克提出的高等教育的政治论与认识论的分类方式，以及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理论、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学术创业理论等，甚至当前的大数据理论以及人工智能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都起源于西方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并不多见。虽然近些年我们在生物科学、理论物理学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突破，但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学术界掌控学术话语权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相对于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言，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就处于劣势地位。以教育学为例，中国教育学是在借鉴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教育学理论的“舶来品”，中国教育学以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缺少本土化的文化营养以及历史根基。“有关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发表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大多出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我国学者的国际发表往往处于‘学术加工’的位置。”[6]因此，从国际学术网络来看，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学术思想相对还较少，我国学术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还相对较为微弱。

（二）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取舍

语言是表达学术观点和思想的重要方式。科学语言代表的是一种专业化的术语，1931年奥地利电气工程师维斯特提出了“术语工作系统化”的思想，现代意义上的术语学才得以真正形成。“语言的进化，也包括基本描述语言的进化，也同定理和理论的进化一样，是科学的一个方面。”[7]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研究主要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主要的言说方式。到了近代以后，随着科学中心向美国的转移，英语成为了主宰科学语言的一种主要形式。英语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系统中几乎占据着垄断地位。孔德从知识论以及知识范式的角度指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以及后实证的时代。与此相对应的是，语言也在经历了从前科学时代向科学语言以及后科学语言时代的转变。学术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口语交流向书面表达的转变，借助于印刷术的创立与发展，学术语言通过纸张表现出其外显性的一面，并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开放存取以及在线阅读成为人们获取学术资源的又一种重要的渠道。

科学语言在满足学术共同体需要的同时，也要照顾到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造词和概念似乎成了学术质量的代名词，学术语言的晦涩难懂、深奥似乎与学术造诣高之间成正比。然而，学术文章更应当通过朴实的语言将晦涩的道理讲出来。当前人们也发现了晦涩难懂的语言给人们的认知所带来的困窘：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公共责任的凸显，使得学术研究需要使用通俗化的日常语言来让社会公众明白研究的内容和意义；另一方面，知识在社会中的弥散，使得更多的公众成为了受过教育的人，从而更具有批判与质疑理性的能力。科学语言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文章可读性的丧失。在科学语言的指引下，我们只是得到了一篇篇符合标准的、不会出错的标准化“产品”，在一些看似规范、宏大、标准化的叙事中，能够启发学者思想以及进一步研究欲望的主要观点可能因晦涩的科学语言表达而丧失，这或许也成为科学语言被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具备着潜在的规则，语言的运用及其语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不可分。“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8]如果说科学语言代表了从日常生活的剥离，那么日常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则体现了生活经验对于科学研究的复归。伴随着科学范式以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日常语言也在走向科学化，或者说日常语言也在逐渐发挥着科学表征的作用。例如在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概念的生成往往来自于所观察的社会事实，日常语言的运用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乃至自然科学研究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界限正在逐渐走向模糊，而在精英主义原则下的学术系统中，因过于夸大或看重于科学语言的作用和功能，忽视了日常语言中的意义与价值。

（三）专家权威的式微与公众社会的问责

马克斯·韦伯将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9]，当代的学术系统同样也存在着学术职业的脱魅，也如托马斯·M.尼科尔斯指出的“专家之死”的反智主义思潮。“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限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10]信息获取的便利以及公众整体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使得公众不再是被动的、盲目的选择信任，而更多的是站在自身和理性的角度渴望专家给予更有建设性的意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学术创新凸显交叉学科特征，这些都是要求不同领域间专家的协同。因此，对于某一个领域问题进行解释的绝对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大学教师从绝对知识权威走向相对知识权威，从个体性知识权威走向群体性知识权威。”[11]同时，社会公众对于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医疗、教育服务体系等社会问题关注度的提升，逐渐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一种“问责”的文化。学术人的工作除了要满足“象牙塔”内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需要，同时更加需要学术研究回应更多的来自公众的需求，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四）“以学术为业”抑或“为稻粱谋”？

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人应以学术为志业，将学术职业视为一种召唤（Calling）。“以学术为志业”代表了作为学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们在探索真理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其他世俗因素的影响，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具备坚守真理，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学术的产生与发展源自“闲逸的好奇”，然而当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追求遭遇现实生存压力的情形下，学术研究活动也在逐渐与纯粹的兴趣追求渐行渐远。有学者曾指出，大学教师要保持内心的自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精神的高洁与思维的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12]然而在现实的学术系统中，压死学术人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是那些看似庸俗的细微事件。一些高校聘任制度的改革使得高校教师在基本的生存问题面前都显得岌岌可危，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需要被迫退居到较为次要的位置。现代学术人不仅成为体制内的特定组织中的一员，同样也成为了众多跨学科组织的“契约人”，学术人在实现对于自身内在精神所要求的“以学术为业”的神圣召唤，同样也要为个人成长、家庭维持、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而奋斗。

历史上来看，一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曾在大学中任教，学术研究早期是在大学之外的一种具有行会性质的自组织中进行的。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以及一些专业性质的学会发挥着学术交流与学术生产的功能。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职责仍是满足于教会层面的需要，那么现代大学中学术人的精神追求与其社会责任就成为了相伴相生的话题。随着研究所需的经费和研究工具的改进，完全凭借个人兴趣和能力进行学术探索的方式显然已无法实现学术研究的创新，且随着学术研究的制度化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缝隙的缩小，大学也在从“象牙塔”向“参与式大学（Engaged University）”转变，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以及学术研究的社会担当。如果说法国和德国是知识政治化或知识国家化的代表，那么美国就是知识商品化抑或知识市场化的代表。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加速了知识与市场之间的联姻，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科研活动的主要支持还是来自私人企业。”[13]当前学术研究对于经费、仪器、人员的高度依赖使得其更无法脱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尤其对于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长时期的冷板凳以及高压下的学术评价机制会迫使一些学术人去追求一些见效快、政策倾向性较强的话题与项目。那些周期更长的研究工作就变得举步维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基础研究，需要更坚定的学术精神追求以及持久的学术热情才能够完成。

三、学术系统的价值转向：从精英主义到多元主义

自“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一词出现以来，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学者对于学术职业的研究更多地指向了“精英阶层”。学术系统价值层面的转向也意味着学术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从关注普遍性的制度规范转向了特殊主义的要素决定论。默顿从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的角度分析了学术系统中的规范性要素。随着学术职业系统复杂程度以及社会问题复杂程度的加深，科学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发现了特殊主义在学术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朱克曼、普莱斯、布鲁尔、拉图尔、马尔凯等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学术系统进行了分析。我国学者阎光才也发现了“年龄因素”“性别因素”“组织性质”“学缘关系”等要素对于学术职业的影响，这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也为学术系统多元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特殊因素中也同样是在遵循着精英主义的逻辑：好的大学、优质的学术关系脉络能够为你的研究以及声誉地位提供更为积极的作用。“因为有名的大学提供了更多和同一领域顶尖学者交流的机会。”[14]优秀的大学在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活动的同时，也在从文化层面上不断积累自身的符号资本。从价值层面来看，学术系统的变迁其实也受到了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后现代思潮中核心的意旨在于对普遍理性的质疑与批判，并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可通约的知识结构和体系，世界并非是单一意义的存在，而是多种意义的共存。认识统一性的丧失使得多元化的意见的碰撞与呈现成为了常态。因此，在现代学术系统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彼此相悖的意见出现。如同托马斯·库恩所指出的，范式转换并不意味着旧有范式的消亡，而是新范式成为了主流占据着主要的学术话语权。也如赵鼎新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是多元范式下主流范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 ），而不是范式转移。”[15]学术标准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导向，而在实际的学术场域中学术人的发展方式则是多元主义的。罗伯特·金·默顿认为在科学界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原则（公有主义、普遍主义、去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而齐曼则认为存在着一些特殊性的原则（归属性、权威性、局部性、定向性、专门性）。学术系统在某些特征方面的相悖，正体现了学术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多元主义的价值体系。学术人在遵循着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外，还有一些原则是多元主义的。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很难对两者作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在学术系统中需要遵循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规则来保障学术系统的正常运转，同时一些特殊主义的原则同样也在不同的学术规则中发挥着作用。学术系统中有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魅力型领导力一样，引领学术研究朝前运行的必定是所在领域的先驱、佼佼者，后起者们带着对“先贤”的敬畏，怀揣着创新的梦想，试图完成超越和进步。也正如牛顿所言，其进行的科学创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完成的。因此，学术研究版图不断被前人所充实，使得后来的研究者都是在基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而展开，学术研究内容的不断完善同样为学术多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动力。

四、学术系统价值转向的制度根源

诚然，学术系统的多元化发展绝非是某一种元素所发挥的作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型与作用。“结构性特征渗透进主体（行动）和客体（社会）之中，同时形构了‘个人’和‘社会’。”[16]多元主义的学术系统的背后是多种制度共同的推动作用。

首先，研究生扩招制度为学术多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数量上的保障。如果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学术职业的话，那么高校教师就是学术职业领域中的主要群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学术职业这一领域，据《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183.3万人，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5.3%；普通高校生师比18.4∶1，其中，本科院校17.5∶1，比上年略有增大；高职（专科）院校20.3∶1，比上年增大1.04。教师学位层次构成继续提高。2020年，普通高校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比例75.8%，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普通本科院校86.0%，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110.7万人，比上年增加19.0万人，增长20.7%；招收博士生11.6万人，招收硕士生99.1万人。全国在学研究生314.0万人，比上年增加27.6万人，增长9.6%。其中，在学博士生46.7万人，在学硕士生267.3万人。全国毕业研究生72.9万人，比上年增加8.9万人，增长13.9%。其中，毕业博士生6.6万人，毕业硕士生66.2万人。”[17]随着高校教师整体数量的增长，以及更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涌进高校乃至其他学术机构领域，学术系统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原本由少数学术精英掌控的学术系统逐渐被更多数量的学术中间阶层而填充，并为未来学术系统的发展提供人才原动力。

其次，学术筛选与分流制度为学术多元主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始终与筛选和分流制度相伴相随。学术人在被遴选为博士候选人（Doctor Candidate）之前，需要经过入学考试、面试等环节，从而获得进入学术系统的机遇；在博士生求学期间，需要经历中期考核以及最终的论文答辩环节。到了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时，招聘学校或单位依据的是其在博士求学期间的学术表现（论文、参与课题、撰写报告、参与编写书籍、参加学术会议）等，但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一些在学术表现上突出的人获得了留在更好的高校乃至科研机构的机会，而另外一些博士毕业生则散落分布在国内其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之后，学术人又要经历一次学术筛选与分流，通过人事制度、人才项目、职称等级、论文级别、项目类别等方式来实现不同学术阶层之间的分流，终使学术英才不会高度集中于某一个区域，而呈现出局部分散以及多极化的学术格局。

再次，学术漂移制度促进了学术人区域间的流动。学术漂移是指学术人员在学术系统内外部的流动现象，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学术系统中的内部漂移；一种是学术系统的外部漂移。在中世纪时期其实已经有了学者之间的流动，当时的学术流动更多的是自发的行为，学术漂移反映出了学术人员以及学术资源开始向其他一些核心区域转移，随着一些研究型大学实施较为严格的“预聘-长聘制”改革，更多的学术人选择向二三线城市中的高校以及学术机构进行转移。这意味着以往的学术资源高度集中的局面得到缓解，开始向其他的二三线城市扩散，并且一些“功成名就”的学术人也逐渐开始向地方院校以及科研机构转移。在学术精英的带领下，多点式的区域创新中心逐渐形成，同时借助于更为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区域性的学术团队逐渐成型。

最后，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制度为学术多元主义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主要以职务聘任为主。1960年的《高等学校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将高校教师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层级，然而这一时期只是高校教师实施分类管理的初创时期，尚未建立起全面的分类聘任制度。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随着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度进入了职务聘任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暂行规定》为蓝本，颁布了《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1995年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2002年至今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以“岗位聘任”为特征，实现了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2014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进一步指出，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岗位类别和等级，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基于此，各个高校也纷纷研制适合自身学校发展的岗位设置，其中较为常见的分类方式为教学科研型、教学主导型、实验技术型、科研型岗位。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实现分类化的发展，同时也在客观上转变了过于强调“科研”型教师，而忽视在教学、政策咨询、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突出能力的教师。高校分类管理制度的确立为不同的学术群体提供了发展的可能与机遇，也成了推动学术系统多元主义发展的客观要素。

五、学术生态系统的优化

约瑟夫·赫曼诺维奇指出，在学术系统中存在着“精英主义世界（Elite）、多元主义世界（Pluralist）和社群主义世界（Communitarian）。”[18]不同的学者群体构成了学术生态群体。不同的学术人群体的世界有着共同需要遵循的规则，例如学术发表、学术伦理等方面的规范。然而，每个群体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群体。正是由于每个人在各自专业与能力上的有限性，发展了一系列促进不同专业化群体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机制，进而建立起了基于信任的专业系统，才使得学术生态系统走向多元。福柯曾指出，“知识在其本质上是视角性的（Perspectival），因而对弈一个异常的现实需要从多重视角去加以解释。”[19]不论从大学的类别还是院系类别来看，都充实着这三种世界的学术人。来自三个世界的学者生产着不同的学术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原本处于学术多元主义世界中的学者也可以通过学术认可而获得晋升到学术精英世界中的机会。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在任何时期都无法脱离社会情境而独立存在，学术要受到来自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制约。学术的繁荣与质量的提升不仅仅是学术系统本身的努力，也是其他领域中各种要素的集体性整合与协调的结果。

（一）学术与政治和市场间的联姻：现代学术系统运行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层面的各项政策以及资金支持，与此产生互惠互利的条件则是学术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政策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学术系统而言，学术的政治性、正统性、合法性就显得更为突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联袂”更是学术职业走向大众化、学术系统繁荣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科学生产之谜必须在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重新加以定位。”[20]学术研究并不受国家以及政治体制的制约，但国家战略、政府决策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需要学术予以分析和解决。学术成果通过与政治之间的联姻形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最终指向的是在学术领域内部与外部的领导能力。在学术系统内部，其彰显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正统性，带有了“官方知识”的特征，对于其他类型的研究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学术系统外部，通过“学而优则仕”而获得的政治身份来进一步强化了学术权力的外延功能。权力通过“学术”这一较为隐蔽的方式得以延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如通过国家层面正式的任命、奖励、认可、荣誉等来彰显出自身与他者之间的与众不同。这些“帽子”不仅成为了一种政治的护身符，同样也成为行走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一张通行证。“其实科学技术的进展从来就不是处于‘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真空之中，而是自始至终都与政治、经济利益和道德伦理之间难解难分。”[21]因此，“这就要求学术对政治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22]学术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应当避免学术政治化限制了学术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政治的学术化，避免将政治与权力置于学术的视角来对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应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政治为学术提供正确的理论方向与价值引领，学术为政治提供建设性的咨询与建议。

学术与政治的联姻意味着学术系统合法性的根基，那么学术与市场之间的联姻意味着学术系统需要市场提供的各种资金以及丰富的资源。从历史上来看，早期的学术研究无不受到来自教会、皇室、大家族等“恩主”的资助。“从15世纪开始长期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资助了大量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活动”[23]。市场在为学术系统提供研究资金的同时，也在为其提供丰富的实践源泉。当前社会发展的知识动力学不再仅仅是依托于单一学科的学院式知识生产，而逐渐转向基于跨学科性质的、以应用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学术研究与生产在问题处理的情境中得以解决。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囿于“象牙塔”中的活动，而更多地要与不同的组织类型，例如企业、咨询机构、商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联系。应用型研究通过学术系统的基础研究实现不同“雇主”的要求，进而转化为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又进一步促进基础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技术的激增、R&D向产业的迁移，对于与经济有关联的研究日益增长的需要，伴随着趋向更大规模的基础研究和更多的大学研究的趋势。”[24]从20世纪90年代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的三重螺旋理论，到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利斯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再到21世纪初卡拉雅尼斯所指出的学术研究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当前高校教师学术创业的兴起，都能够发现“市场”这一要素与学术系统之间的黏合作用，现代学术系统正是在与政治、市场之间的不断合作和博弈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二）精英与多元的融合：现代学术系统的主力军

学术系统呈金字塔结构，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精英学术分子，学术中间阶层和学术基层占据了学术金字塔结构的主要部分。“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都不否认“精英”的存在。“精英主义”语境扩大了精英的权力边界，是一种寡头垄断，并且与其他大众之间是封闭的状态。“多元主义”旨在否定封闭式的精英概念，“用竞争关系消除寡头精英的封闭性质，从一小撮垄断性精英寡头，发展到开放式的、众多的、处于竞争中的精英。”[25]学术系统价值层面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或忽视精英的作用，而是一种精英多元主义，并且在学术精英与学术大众之间存在着动态流动的可能，学术精英的成长同样是在经历了学术中间阶层之后才逐渐成长为学术精英。随着年龄的变化，一些学术精英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学术精英又会出现。因此，学术生产的主力军应当是两者的融合，没有学术精英的引领，学术研究的质量得不到保障；缺少了学术中间阶层以及学术生力军的补充，整个学术梯队会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精英和多元主义的学术人共同构成了有机的学术人群体，有机的学术职业群体并不意味着从事学术职业的人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阂与距离，有机的学术从业者并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公众的知识阶层，而是存在于和其他学术从业群体以及公众的关系中。学术系统的创造力并不意味着忽视学术精英的作用，而是更进一步地去扩充学术中间阶层的数量，并提升学术中间阶层的质量，为学术精英的产生提供更多的原动力。

（三）话语的多元化表达：学术生态的多元呈现机制

话语是集语言和符号于一身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了一定的符号、概念、声调、语法等客观因素，同时又承载了特定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主观因素。”[26]从本质上来看，话语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27]而随着“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于理性和普遍性的质疑和批判所带来的便是“大叙事”的式微，而以叙述性语言为基础的“小叙事”成为后现代时代下的普遍状态。因此，日常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使用，也逐渐使其自身具备了规范和科学的特征。一些日常语言也逐渐摆脱了“模糊”“词不达意”“概念混淆”等局面，也在逐渐走向日常语言科学化的道路。日常语言的科学化以及科学语言的日常表达会成为今后学术系统中的一种趋势，外部社会以及公众对于科学和学术的问责使得科学语言需要照顾到公众认知和理解的程度。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构成了学术人阐发学术思想、表达学术观点、形成学术流派的两种重要话语方式。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解释边界和局限性。在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应用于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对于研究技术和工具以及表达观点和思想内容的方式，“哲学思辨、数理关系、基于文本和证据的阐释学话语方式共同构成了当前学术话语的整体图景。”[28]

（四）评价的多元维度：学术系统运行的规范基础

厄内斯特·博耶将学术划分为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发现的学术[29]。学术的多元化内涵使得我们的评价制度也绝不能仅仅围绕着“论文”“课题”而展开。在教学领域、政策咨询以及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同样具有学术应用的价值与贡献。任何一种评价都具有价值判断的要素，而现在过多地突出了“量化部分”，而忽视了对于价值、意义和人生发展方面的追问与思考。“在实践中，教育测量往往只测量教育中那些能够测量的部分，并通过强化测量数据的客观性、严谨性等科学特征而碾压其他判断依据——方法的无能却呈现为方法的狂妄。”[30]为此，在学术评价方式上，应将增值性学术评价和代表作评价制度相结合，对于学术人自身的成长展开动态化的监测与评估；在评价内容上，学术人的著作、咨询报告、政策建议以及教学改革实验都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学术人的创造性工作。“通过学术评价的外显化的形式，学术评价就成了阶层固化与流动的重要依据。”[31]多元化的学术评价制度为不同学者的创新性知识生产提供了规范运行的依据，并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学术人的贡献。“科学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它的特征是通过科学家群体而不是通过科学家个人表现和阐发出来的。只有融入到整个科学群体中，科学家个人的活动才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才能对科学的历史产生影响。”[32]

（五）结构化的学术生产方式

吉本斯认为，“当前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从单一学科模式向跨学科模式而转变，并且更加强调知识生产的应用情境，在进行学术生产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33]因此，学术生产是在大学-政府-产业-公众这四重螺旋关系中不断推进和演化的，在满足不同主体的要求下进行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类型的学术生产活动。从学术生产的主体来看，学术生产在依赖个体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团队科研的智慧与作用。团队科研是通过利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特长和优势解决复杂问题的合作研究，个体在与团队成员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激发比个体独立式研究更多的学术活力与学术观点，进而在团队科研中激发整体性的学术活力，这就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有机团结。在个体与团队之间、团队成员之间应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和问题而推进学术研究的进展与创新。

（六）教育舆论的正确导向

媒介和媒体已成为知识传播以及学术人声望提升的一种重要途径。学术人的成长不仅是一种声誉的追寻，更应当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一种个体主动性的实现。国际上的诺贝尔奖、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都是学术成就获得认可的重要标志。对于学术人而言，对学术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向往，应当高于外在的奖励性标志。对于媒体而言，应当更多地去发现学术系统中“平凡的贡献者”，学术精英的成长也是在经历了平庸和历练之后，才最终成为某个领域的学术精英。因此，媒介以及社会更应当将目光聚焦于一些平凡的岗位和高校，形成良好的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为学术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建设提供适宜的环境。

总之，学术系统的价值转向是在现实的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破五唯”的要义也在于以质量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区别化地实现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学术阶层的有序发展，进而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学术生态系统，保障精英主义世界、多元主义世界和社群主义世界中的学术人能够按照各自系统中规则实现个体自由的发展。学术人从踏入学术领域的那一刻开始，就应当认识到学术职业是一个“苦差事”，想从默默无闻的初学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精英都需要经历炼狱般的成长，也只有保持一种对于学术职业的敬畏之心以及不顾一切追求真理的精神才能够在浮躁的社会中保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