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域—惯习”视角看红色江南文化的建构

2022-11-22 06:47
视听界 2022年1期
关键词:场域江南苏州

高 晴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也是苏州市委市政府以“江南文化”品牌塑造为抓手,推进新时代苏州高质量发展的起始之年。江南文化里包含着红色文化,而红色文化中的红色基因又渗透在江南文化之中。因此,积极构建红色江南文化,认真挖掘苏州红色文化基因,赓续苏州红色文脉,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建设实践来看,红色江南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当代人的一种文化作为,更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实践。不同社会主体通过各自的行动和不间断的维护和构建,使得江南文化表现为一个结构不断被建构、可持续、可传承的动态空间。在众多社会学理论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视角为这一文化传播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与“场域”紧密相连的“惯习”概念则赋予了文化传播以新的操作启示,同时也需要实践层面的不断论证和文化场域的持续浸润。本文以“场域—惯习”理论为出发点,对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建党百年红色主题宣传进行解析,展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打响“江南文化”品牌的传播价值和导向意义。

一、“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红色江南文化传播的生成

文化是一个动态存在。江南文化不仅仅是指向地域的代表性符号,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空间概念。[1]此文化空间,并非局限于区域内的传统文化遗产,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其承载着有生命力且内容丰满、潜力强劲的要素,涵盖新闻、艺术、科学、教育等。红色江南文化是一个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特定空间,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是江南文化在当代的时空延伸,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在承袭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布迪厄理论中,场域是社会实践的空间,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社会空间。布迪厄把文化“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地位”,认为当代社会是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基本运作动力”的。[2]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影响,布尔迪厄脱离了结构主义的藩篱,独创性地以“场域”为语境,深入剖析了文化作为资本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联,及其受到的“惯习”影响。他将“惯习”定义为一种“持久而可转化的倾向系统,易于发挥结构作用,有助于生产组织的实践表达且能够客观适应其结果”[3]。“惯习”与“场域”,是一种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正是这一中观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使得“场域—惯习”理论得以应用于文化传播研究,为红色江南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带来了新的审视视角。

(一)场域的界定

布迪厄认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是由无数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社会组成的,如果将社会视为一个大的场域,分化的小世界就是“子场域”。红色江南文化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解来解读,其就是内嵌于整体社会场域——江南文化场域中的一个有独特性的子文化场域。

(二)惯习与文化传播

如果说“场域”描述的是文化传播的作用范畴,那么“惯习”则是文化传播的生成状态,包括心理建设和身体行为两个方面。布迪厄认为,习性(惯习)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于实践活动。[4]布迪厄还认为,惯习具有历史性和能动性。当“惯习”的形塑机制和生成策略使文化一旦被接受就可持续产生效果,这种持续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实践的依据。

(三)场域与惯习的关系

场域与惯习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是场域必然属性的外在体现;另一方面,惯习将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被赋予了感觉与价值且值得个体为之投入的世界。二者彼此之间是一种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成与建构的动态关系。如果把江南文化场域的发生时间置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特定历史时期,那么红色江南文化恰恰由于时间节点的匹配具有了探讨的意义。红色江南文化的传播生成,在江南文化品牌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标志着江南文化内涵从静态的、对单个文化要素的维护进入到动态的、对整体空间的动态化构建的新阶段,肩负着传承好红色基因和生命力延续的双重使命。

二、“场域—惯习”框架下的红色主题宣传实践

提升江南文化品牌传播力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场域视角下的江南文化品牌建设,是对特定区域内整体文化要素的维护和构建,表现为进入文化场域的行动者在场域的关系系统中所进行的文化场域实践。行动者的场域实践表现为一项复杂的整体性、动态性工程,主要通过在各个子场域中的实践达到服务于江南文化品牌提升这一共同的目的。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每个子场域都有自己的行动主体。红色江南文化的构建作为对江南文化研究的拓展与延伸,进一步凸显江南城市精神特质、传承丰富的红色基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现实价值。主流媒体主题宣传报道在城市形象的宣传和“场域—惯习”互相建构的方面发挥了巨大贡献。

(一)实现对红色江南文化传播场域的解读

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物化形态与精神形态两个层面。在物化形态层面,主要囊括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人是指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志士;物是指革命志士所用之物,包括曾经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事是指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精神形态层面主要指物化形态上承载的主体革命精神。以表现江南特定空间区域内的红色文化精神,再现红色人、物、事的主题宣传策划,可以看成是对文化传播场域解读的表现形式。在构建红色江南文化场域的过程中,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针对性地提出文化场域实践的策略,与全市各部委办局深度合作,推出了一系列专题报道,深入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以及光辉成就。全媒体新闻行动“最美窗口 支部力量”通过“五个一”的产品形式,挖掘基层党组织带领党员群众奋斗和创业的感人故事,串联起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与市委党史工办、市档案馆合作,推出《穿越100年——图说党史》《红色档案——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等专题节目,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与市教育局合作的《寻访身边的红色宝贝》新闻行动,通过讲述红色物品背后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联合市委党校、市文明办推出的《学而时习之》特别节目讲述了党史故事中不同阶段普通奋斗者的故事,传承了红色精神。

(二)生动讲好江南文化中的红色基因故事

讲好红色故事,应该根植于历史文化,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髓,创造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红色主题文艺作品,使得观众感同身受,了解江南文化优秀传统,熟知历史上曾经发生在江南土地上的红色革命故事。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红色基因的城市。以苏州第一个中共的党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为原型创作,讲述苏州“红色家史”的三集纪录片《先生们》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鼓舞和激烈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和民族奋斗。苏州的红色资源也相当丰富,全市有红色的遗址、遗迹、点位130 多处。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是一个多方配合的过程,既需要主流媒体的主动作为,也始终离不开政府层面的积极引导。站在“场域—惯习”理论角度,苏州广电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的多元文化传播成绩斐然,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与政治场域相关联的文化场域,另一方面通过当代江南文化故事的讲述,植入江南文化“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央视重点项目“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活动两度聚焦苏州,展示了江南文化的数字化创新品牌和长三角地区蓬勃的生长力。苏州广电牵头整合上海青浦和浙江嘉善的媒体团体完成《理想照耀中国| 青吴嘉:勇当长三角一体化“最美窗口”》三地直播,系列报道从民生视角,忠实记录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和丰功伟绩,全景展现长三角一体化的鲜明特色,生动反映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

(三)搭建红色江南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路径

在当前新媒体发展背景下,数字化移动化传播成为主流。因此,怎样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进行红色江南文化的有效传播,培养受众的文化认同,需要媒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重构与再现红色江南文化“场域”,实现江南红色文化传播的针对性、渗透力和有效性。苏州广电遵循场域特有的实践逻辑和规则,并将场域的惯习及适应策略内化为普遍共识,注重红色文化传播的全媒表达,“融”聚台、网、微、端各级各类媒体平台同步发力,同频共振。2021 年以来,围绕主题宣传、主题创作,跨媒体触达率超2 亿。《百年雪松见证革命火种诞生》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1 个亿,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苏州党史故事的一个缩影。原创精品广播剧《血色青春》讲述了“苏州革命摇篮”乐益女中革命先辈坚持理想信念、播撒“红色火种”的历史,作品在苏州广播首播,央广云听、喜马拉雅、蜻蜓FM、看苏州等APP 同步上线。广播剧《丁香》以苏州少女丁香与革命伴侣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为原型,生动体现了革命者“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的精神。该作品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首播后,在全国各大音频平台上收听用户累计播放1700 多万人次,覆盖1 亿多用户。此外,也采取H5、VR、短视频、微动画、微党课等形式,与外单位合作推出一系列新媒体产品,以鲜活的形式,不断增强红色江南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把苏州的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做好红色历史的研究员,红色伟业的记录员,红色文化的传播员。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江南文化品牌的传播者和见证者,以高度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在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宣传、主题创作中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自己特有的媒体传播平台,有步骤、分阶段推出四大类32 项1800 余件融合创新产品,涵盖新闻行动、品牌专栏、纪录片、广播剧、大型活动等多个门类,既承载了江南文化的文化价值,又构筑出一条条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播渠道。其实践表现了“惯习—场域”的互构,以及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维护和构建了江南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连接城市的历史与现实。

注释:

[1] “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通常被定义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被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

[2]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3]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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