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

郑晓岚

（福州大学 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

引言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帝国冒险小说家”[1]，亨利·赖德·哈葛德冒险小说多以“少年”为写作对象，主人公也多为“少年”，他们体格矫健，冒险奋进，智勇双全，自由独立，文明正义，是西方社会现代性主体的象征，代表全新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西方现代观念。他们在冒险中遭遇种族、文化的他者，在不断冲突中经历成长，凭借机智和勇敢获得重生，重新认识自我，重新界定自己的男子气概。通过少年主人公的异域冒险，塑造“少年”勇于冒险、敢于追求自我的勇武形象，反映英雄主义、死亡、种族与文明、世界秩序等主题。

哈葛德冒险小说作为“使帝国充满活力的神话”[2]，在维多利亚时期倾倒“英国无数男孩”[3]，对西方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波及到世界各地，包括同时期的晚清中国。

一、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篇目及译介动因

从1896 到1916 年间，晚清被译介数量最多的四位外国作家中，哈葛德名列第二。哈葛德小说的主要译者林纾，通过他人口述，自1897 至1921 年间，翻译了二百多部外国文学作品①，其中哈葛德小说被译介的数量居林译小说之最。林纾17 年间共翻译了哈葛德小说25 种（含未刊2 种）[4]，以冒险小说居多②，除了7 种言情小说，其他16 种皆可归入冒险小说③。据此可知，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在林译小说中占据重要一席，在晚清冒险小说译介史上亦是辉煌一笔。

鲁迅认为哈葛德小说只是“才子佳人”写作范式，如果有人吃饱没事干，自然可以读读小说中英国姑娘的爱情故事，或者白人到非洲荒蛮之地的探险故事，“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5]473。但钱钟书强调哈葛德“在同辈通俗小说家里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6]；陈平原认为“‘写人心’的托尔斯泰似乎还不如讲‘故事’的哈葛德带劲”[7]。哈葛德“是当时冒险小说的名家”[8]，也是一位“不该被中国人遗忘的探险小说家”[9]。

更为重要的是，林纾本人可能“对冒险小说甚有好感”[8]。冒险小说“在被译介之初，却是与‘保国’、‘保种’与‘自强’、‘新民’这样的严肃目的联系在一起的”[10]。面对西强中弱的事实，林纾忧国忧民，将一腔救国期盼泄于笔端，“所翻译的书，都是能鼓励人们奋发图强、改良政治、抵御外侮的作品”[11]，其中之一是冒险小说。林纾对哈葛德冒险小说的偏好主要源于哈葛德冒险小说与“少年”关系密切，“绝对能归入‘少年运动’产生下的‘少年文学’，而特别以少年读者为读者对象的文学类型”[12]156。其内容和题材“能提供英气”[12]157，其阳刚主题有助于去除“阴柔”之气[13]，契合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体现林纾志在以译本激发晚清“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实现救亡启蒙的翻译目的。

二、现代性启蒙：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的“少年”冒险进取精神

传统中国讲究老幼秩序，奉行父权专制，以长者为本位，是一个“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14]。“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15]。对“少年”的传统期待是孝敬、恭顺、忠诚、知书达理，包括“少年”在内的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被看做“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16]，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由于“少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遭到忽视，中国古典作品中几乎很难找到少年特性论述，即使出现少年形象，也没有专门为“少年”创作的小说。在晚清外国文学译介热潮中，这种情况大有改观。“少年是因‘现代性’的来临而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象徽”[17]。“少年”象喻“革新”“进步”“光明”的开端，成为现代性的表征。在晚清文化语境中，“少年”是国家发展的希望，代表一股全新的政治文化动力，成为中国自我命名的新兴隐喻，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负载着深厚的文明、革命、启蒙等深刻涵义，也暗合着‘少年中国’的沉睡与觉醒、衰落或兴盛”[18]。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宣扬少年主人公的冒险、革新、竞争、进步、独立、自由等品质，鼓励“少年”到异域追寻男子气概，追寻自我价值，富含现代性感受。小说展现“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及其追求个人价值的理念，正是启蒙“少年”、塑造“少年”民族之魂的利器，这把利器肯定“少年”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形塑一种全新有力的少年身份，对几千年来的老者本位、重老轻少等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形成④。

王瑶认为译本“选择上或译文上可訾议之处极多，但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新事物，而且是激动了青年人的心的”[19]。钱钟书也肯定译本宣传的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缔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把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晚清“少年”“带进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的另辟世界”，在思想观念上激起了晚清“少年”的共鸣[20]；“把少年人寓意的新时代、新时间认知、新价值鼓动了出来”[12]169，与他们的阅读期待产生了交集，从而制造了晚清“少年”阅读的奇观。他们也从小说中了解到成长的种种磨炼，了解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无形中受到文字背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所期待的新民。

此外，小说承载了政治文化的知识内涵和思想价值，突出“少年”于缔造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影响了一批五四青年作家的成长，“对于当时及以后的文学青年的影响与启迪，则是明显与昭著的”[21]。五四青年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阅读《说部丛书》时的年龄基本上是11-14 岁，并且深受其触动和影响。钱钟书提到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激发了自己学习英语的热情：“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20]。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到自己几乎读过所有林译小说[22]；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揭示青年时期影响鲁迅最大的三个作家是严复、梁启超和林纾[23]。胡适将林纾视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24]，自认叙事文受到林纾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25]。这些五四青年作家在自己日后的作品中，继续将“少年”作为国家形象的一个修辞符号，宣传“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努力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小说展现“顽强的冒险精神对近代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崭新的精神哲学也为一般青年学子所着迷”[26]。五四青年以不同方式弘扬“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表达对尚力美学的接受。鲁迅崇拜“力”，鼓励竞争，成为批判国民奴性的先锋：译自日本的科学小说具有“尚武的英雄主义和反乌托邦的浪漫色彩”，而且“自行添加的对探险英雄的礼赞”[27]；提倡“摩罗诗力”，弘扬“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呼唤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5]79-113。陈独秀在《今日教育之方针》一文中针对国人“病夫”躯体，提出“兽性主义”教育方针，推崇意志力、战斗力、体力等兽性之特长，宣传尚力美学[28]17-26；在《抵抗力》一文中强调：没有抵抗力，则国民奴性成瘾，进而成为“亡国灭种之病根”；唯有提高身体抵抗力和精神抵抗力才能生存[28]27-34。这些论述无不激荡着对力量的崇拜，对尚力美学的推崇，可视为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的一个深远影响。

从思想意识和话语意义说，小说蕴含种族、文明、国家、世界秩序等观念，展现不同国家或种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殖民扩张与征服、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展示不同种族在不同生存空间中的文明冲突，建构强者生存秩序观念。不同文明相遇，强者为王，强者是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而弱者注定是被统治、奴役的对象。其内在逻辑是“少年”必然优于“老年”，“现代”必然优于“传统”。“少年”在中西交缠中保持东方文明必然超越西方文明、重返世界文明中心的乐观想象，这种想象继而影响五四青年的文明观念与世界想象。“中国新青年的少年气概，是林纾所灌输甚至赋予的”[12]169。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作为传播知识、启蒙教化、激荡冒险进取精神的重要载体，以其新观念和新思想，丰富了晚清“少年”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五四青年一代思想方面的现代性，以“力”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念开始流行。

三、林纾的传统道德观念与传统文化立场

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小说自古被视为“小道”，依附于诗歌，地位低下，难登大雅之堂。晚清小说界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小说观念，文以载道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道”强调忠君、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近代的“道”更强调冒险、进步、民主、自由、独立等西方现代文明思想，甚至“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29]，由此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林纾继续发扬文以载道传统，以传统方式译介哈葛德冒险小说，在序跋中抒发变法自强的爱国思想，引导读者领会译本的政治内涵；在翻译过程中积极融入传统道德观念，以传统话语承载西方现代观念，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对译本进行包装或转换，引导读者认识西方世界，并在修辞调整中改造自身文化，将他者文化归化为晚清读者能够接受的文字符号和意识形态。就译本的冒险主旨来说，冒险进取精神虽有悖于崇尚中庸的儒家传统，对急需男子气概的晚清却是一针强心剂，林纾在译本中通过增删或改写等修辞策略，将冒险进取精神融入“天”这个核心修辞语，赋予“生死由天”以冒险奋进等积极语义，以晚清读者能够接受的话语方式弘扬冒险进取精神。事实上，林纾在翻译中常常以“天”或由“天”参构的核心修辞符码，传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据统计，林译《鲁滨孙漂流记》使用带有“天”的语词高达124次[30]。林纾对儒家核心话语的偏爱，既源于儒家传统思想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具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又源于林纾坚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林纾早年受到旧式教育，出身旧学，恪守程朱理学，带有“忠孝善恶”等儒家传统思想，“太守着旧礼教，把礼字看得很重，不但他自己的言论和作品，就是翻译中有稍越出范围的，他也动言‘礼防’，几于无书不然！”[31]他的翻译与创作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探索在传统文化许可的范围内如何变法革新，并未否定传统道德观念。“林纾其人受程朱理学熏陶极深，视传统的忠孝之道为立人之本，这使他对于一切背离忠孝之道的言行极为反感”[32]。对于当时革命派报纸或激进的言论，甚至一些离经叛道的革命思潮，他都坚决批判，在翻译时突出中国传统价值观，实现译者对原著的干预。林纾常常用忠孝之道诠释译本，不少林译小说标题都含有“孝”这个儒家伦理核心话语，例如《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双孝子噀血酬恩记》《孝女耐儿传》《孝友镜》等小说，为译本添加儒家道德教义。“使用儒家思想阐释译作可谓林纾一向的策略”[33]。林纾鼓励维新变法，却坚决反对青年人以维新变法之名，闹家庭革命，颠覆儒家伦理纲常。事实上，“林纾的标举孝道，更在于他的忧国之心”[34]。林纾对“孝”的倡导，皆源于家国情怀：“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复母仇，则必知矢忠以报国耻……盖愿世士图雪国耻……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35]26。对父母孝顺意味着对国家孝顺，孝道可以由家及国或由国及家，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作为孝子要勇于抵抗，一洗耻国。“孝之于人，能自生其神勇矣”[35]28。因为孝顺，为了复仇，不论为家，还是为国，皆可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换句话说，如果为国为家损伤身体，不是不孝，而是大孝，林纾借此巧妙地将“孝”与“勇”结合起来，推崇儒家之勇。因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勇武的少年主人公进行儒化设计[13]；同时强化“红颜祸水”话语，强调女性是诱惑男性、诱发战争的邪恶力量，表达对女性的身份偏见，维护“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三纲五常”思想，坚守男权至上文化传统。

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中的价值观源于林纾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小说中的古文和儒家思想都有助于强化中国文化传统，又都是基于忠君的立场，以消解原著中的殖民文化[36]178-180。

四、“老少年”林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林纾主张以文学话语启蒙“少年”，希望凭借“少年”这股新生动力，为垂死的老年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在晚清译介了大量冒险小说，践行梁启超提倡的少年中国理念；到了民国依然怀着拳拳的爱国之心，强调“少年”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

1915 年林纾应邀在北京某青年会演讲，题目为《青年宜尊重国家》，他在演讲中表示自己愿意“在少年车后尽力往前而推之，到中华民国平安之地”，同时告诫青年道：“吾人但有生字、死字，并无所谓老病者。生即少年，死即少年之收局。惟中间确有一个轴关，是国家两字。有了国家思想，替国家出力，即到八十、九十，还算少年。无国家思想，步步为己，事事徇私，即年力极强，官阶荣显，总算是无用而夭死”[37]。“少年”与生理年龄无关，与爱国思想密切相关：只要有爱国思想，大公无私，即使年过八九十，依然是“少年”；若是缺乏国家思想，自私自利，即使年纪尚轻，已垂垂老矣。林纾对“少年”的界定包含了深切的爱国情怀，从这一点来说，林纾一生皆为“少年”：不论在晚清还是民国初期，他都一直以自己的译笔表达爱国思想，传播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教育新中国的少年学子，以及年龄上虽非少年，心态上却可被启蒙为少年的一般大众，成就新兴的少年中国”[38]73。

然而，作为“少年”的呼唤者与启蒙者，林纾未必有“少年”心态。一方面，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年老、不学、不才，表达未能为国效力的遗憾与焦虑：“畏庐，闽海一老学究也。少贱不齿于人，今已老，无他长”[35]69。“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35]94。“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35]45。另一方面，他赞梁启超“英雄人也，为中国倡率新学之导师”[35]106，希望自己成为像梁启超一样的少年英雄，倡导新学，为国效力。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林纾深感焦虑，这种焦虑既源于哈葛德冒险小说中少年英雄人物的成长，也源于现实中自己的老年身份与少年英雄梁启超的潜在对比，更是源于林纾终其一生的身份困惑与矛盾：他究竟是古文家还是翻译家？他自幼成长于儒家传统，中老年后却浸淫于西方文化；他目睹西方男子的勇武与晚清男子的懦弱、西方国家的强盛与晚清中国的衰落，种种现实让他不得不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为了救亡图存，他笔耕不辍，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文学翻译旨在于完成他的老朽未竟之志。

作为传统爱国文人，他在五四前后的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出于维护古文的立场，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提倡复兴传统文化的一片呼声中，林纾算得上是先锋人物。林纾拜谒清帝陵的做法虽显顽固、迂腐，但其爱国之心日月可鉴。林纾盛年时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提倡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拥护维新变革，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先驱，启引了五四时期的大胆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人有意无意间实已接受了林纾的观念”[39],“林纾并非新文化的对立面，他不仅是新文化的参与者，而且属于前辈”[40]。

林纾究竟是保守的“老年”？还是激进的“少年”？究根结底，林纾终其一生是个“老少年”。“老少年”“似乎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必然过渡用语”[12]169，融现实中的老年身份与理想中的少年心态于一身，其间的身份断裂处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征兆。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宣传竞争、进步、民主、自由、独立等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在激进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的交锋中提供了一种现代性想象，鼓励“少年”冒险奋进，追求自我身份，重建社会文化秩序，展现与传统对抗的勇气，在这一点上，林纾是文化激进者；然而，作为文化保守者，林纾想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在译本中维护传统道德观念，推崇儒家之勇，体现了一种保守中的求新精神。林纾在小说中为“少年”指出了一条科举制废除后的发展道路，其中的传统性保证了“少年”的文化身份，而具有传统文化身份的“少年”，在守旧与变革的博弈中，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步履蹒跚，沉重向前，成为五四新青年的先驱。

“‘旧’，沉淀一代人赖以生存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智慧；‘新’，包含着对‘旧’的反思和批判，在文化坚守中融入新秩序的理想”[41]7-8。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有识之士常常呈现出新旧矛盾心态，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他们希望中国迈入现代，却未曾忘记传统，将未来的理想寄托于传统的复兴。他们存在以少继老、前承后继的矛盾心态，未能与传统完全决裂，而是希望凭借“少年”之力，光复传统，复兴中国，这种“以少去老”的心态多少消解了少年论述的启蒙力量[38]64-79。

五、结语

林纾“把翻译当作唤起人们自强意识并起而挽救国家危亡的视野来做”[11]356。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林纾在穿越时空的哈葛德冒险小说中，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看到“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在强悍的西方民族身上看到民族进步和文明延续的力量，将哈葛德冒险小说视为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武器。林纾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通过哈葛德冒险小说译介获得了话语和权力：一方面，译本弘扬“少年”的冒险进取精神，宣传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启引晚清“少年”勇于追求个人价值，蕴含现代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译本将西方现代文明思想融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立场，表达强烈的爱国情怀。译本引导读者“以新的视野认知他者、认知世界秩序、重构自我文化身份”[41]，是晚清冒险小说译介史上的关键一环。

“吊诡的是，林纾要从西方人用以炫耀自己的种族优势的小说中，汲取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力量……在屈从于西方的话语之后获得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42]。哈葛德冒险小说富含种族殖民意识，体现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43]，但于林纾而言，这类殖民入侵故事能够唤起晚清“少年”的危亡意识和爱国思想，“有助于他实现改革国家的目的”[36]180。因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忽略这种殖民意识，对译本进行适用于本土意识形态的修辞设计，将译本视为启蒙晚清“少年”、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展开现代国家文明想象的利剑。译本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悖论，是晚清有识之士新旧矛盾心态的生动写照，诉说了近代中国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艰难与踯躅。

就“少年”而言，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少年”成为一种媒介，被用来探究即将到来的现代性。林纾等晚清有识之士借助“少年”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文化理想和爱国情怀，展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想象。他们对“少年”的建构或推介，源于国势衰微的焦虑、对启蒙的呼唤，与建构国家、民族、文化等身份的焦虑，或者说现代性焦虑密切相关。在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中，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这些有识之士都在体验一种不断深化的民族、文化、身份等危机，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位矛盾而复杂。围绕“少年”的建构或推介，形成一个观念交锋的话语场，其间体现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力量的冲突与制衡，反映新旧冲突、中西冲突等时代核心命题，体现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缠，在近代中国充满了丰富的矛盾性，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

[注 释]

① 关于林译作品数量统计，目前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阿英统计为171 部（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36）；马泰来统计为184 种（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A].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0-68）；樽本照雄统计为213 种（[日)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M].李艳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

② 哈葛德的很多作品在晚清与凡尔纳小说一起被归为冒险小说，相关论述参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J].社会科学,2013(3):183-192；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C]//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1-171；[美]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M].王秋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1-332。

③ 这16 部林译哈葛德冒险小说的具体篇目为：《埃及金塔剖尸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鬼山狼侠传》《斐洲烟水愁城录》《蛮荒志异》《橡湖仙影》《雾中人》《钟乳髑髅》《三千年艳尸记》《古鬼遗金记》《天女离魂记》《烟火马》《铁匣头颅前编/续编》《豪士述猎》《金棱神女再生缘》《炸鬼记》。

④ “儿童本位论”由周作人于1914 年最早提出。具体参见：周作人.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M]//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