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羡”终弃
——梅尔维尔《泰比》中困顿的怀旧建构

戚涛，刘云花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引言

《泰比》是十九世纪美国代表性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81）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与他的后两部小说《奥穆》《玛迪》一起，被学界称为“波里尼西亚三部曲”。小说叙述了主人公——水手出身的托莫与同伴托比，因不堪船长压迫跳海逃生，流落在一个土著人岛屿，目睹了土著人令人向往的原始伊甸园一般的生活，最后又因恐惧而逃离的历险故事。

虽然作品出版之初读者反应良好，但由于情节、技法相对简单，早期评论家大多将其看作是“游记、自传或具有传奇色彩的流浪故事”[1]27，对它的关注与梅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文化批评的兴起，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激发了批评界的兴趣。肯定者有之，例如艾黎认为该作品“对波利西尼亚殖民现实所作的描绘毫不亚于同时代史学家做的工作”[2]，具有较高的人类学和史学价值。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批评梅尔维尔在小说中对土著文化始“羡”终弃的态度变化，认为这反映了梅尔维尔的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梅尔维尔一方面对欧美殖民主义表示不满，针砭美国社会，带有一些社会主义叛逆者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贬责土著人，参与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3]。也有学者认为，梅尔维尔对土著伊甸园的向往，不足以撼动后者在他心目中的他者地位——他不情愿与土著人为伍，因为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残酷的种族主义者”[4]，而小说的主人公托莫也不过是一个“西方自我身份的囚徒”[5]。

事实上，从梅尔维尔描绘这一文化背后的动机出发，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怀旧小说。梅尔维尔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原始乌托邦，是试图在话语世界中，建构象征性的理想化社会纽带，以摆脱现实生活给他带来的不安与困惑。若这一假定成立，意味着梅尔维尔在小说中对土著文化的描绘未必客观，而他笔下主人公最终选择逃离，也未必源于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迄今尚无学者从这一视角阐释该作品，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学者对怀旧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阶段。按照传统的理解，怀旧是对故乡或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之情。然而按照当代理论，怀旧的核心是对归属感的追寻，而怀旧的客体，即怀旧者所眷恋的事物，是“通过记忆和欲望想象出来的”[6]22，因而并不局限于故乡和过去。但凡能带来归属感，怀旧可以指向任何“神圣的他乡、另一种时间、或者更好的生存状态”[7]。这一理解大大拓展怀旧的内涵。《泰比》中对异域原始伊甸园的建构，也因此可以被纳入怀旧研究的视野。

本文将在当代怀旧理论的指导下，透过梅尔维尔在《泰比》中的怀旧建构，解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尤其是作者与美国主流话语艰难博弈中的得失，与其对土著文化态度转变之间的联系。

一、怀旧的当代阐释

按当代理论，怀旧是一种包含触发机制、策略机制、认知建构、补偿机制在内的自适应认知-情感机制，是“同时具有回避、亲附倾向的人群，在环境变故令自我受损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一种适应性机制；其核心是在象征时空建构理想化的社会纽带和情感，以补偿现实中的缺失，维护自我连续性”[8]。这意味着，怀旧并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而是一个认知情感过程。

怀旧起因于环境变故导致的自我断裂，即因为突然失去曾经拥有的重要社会纽带，或一直缺乏这种纽带，致使归属感缺失而引发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之所以如此，因为“归属感是维护一个人自我认知的重要机制”[9]。失去它，就会引发自我怀疑与身份危机。怀旧的目的或者功能在于，通过使用疏离、理想化、认同等策略进行认知情感调节，在远离现实的时空建构理想化的时空与重要他人，为怀旧者提供象征性的社会纽带，从而“补偿”现实中归属感的缺失，重塑正面的自我认知，维护自我的稳定性。

要实现这一功能和目的，怀旧者需要通过认知努力，建构出能够提供象征性归属感的理想化时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社会纽带、另类价值，以及安适的怀旧自我（即作者寄寓与作品主人公身上、用以挽救身份断裂的补偿性自我）。

由于怀旧者的危机源于现实的无序，其理想时空或是家园往往具备简单、有序、和谐、稳定等特质；其理想的重要他人大多具有善良、忠诚、友善等品性。这些人为怀旧者提供了可靠的社会纽带，在这些重要他人面前，作者隐含的自我可自由地做回自己，甚至稍许任性, 而不必害怕不良后果[10]。怀旧者可以借助这种纽带获得象征性归属感，找到适得其所的感觉，在缓和身份危机的同时在另类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自我，最终克服自我认同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象征性补偿机制，怀旧各要素与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可能导致怀旧机制失效，而导致最终无法实现补偿归属感、维护自我认同的终极目标。

在《泰比》中，梅尔维尔建构了原始部落简单有序的伊甸园式的生活，为他提供了象征性的家园，但最终他的主人公却以逃离伊甸园而告终。其理想化乐园得而复失的原因何在，其中包含了怎么样的社会历史信息，这些是以下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泰比》中的怀旧建构

如前文所言，怀旧建构包含对理想化时空、重要他人、社会纽带、另类价值，以及安适的怀旧自我等要素或环节的建构。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梅尔维尔在《泰比》顺利地完成了对理想化时空的建构，但在后面四点上却颇为踌躇，以至于最终遗憾地功亏一篑。

（一）对理想化的时空的建构

疏离（Distancing）是怀旧建构的一个重要话语策略，表现为怀旧小说的故事总是发生在远离现实的时空。因为“疏离具有消毒作用”[6]20，有助于抵御现实对怀旧者理想化时空“完美、稳定、一致性和安全感”的侵蚀[6]20。梅尔维尔在《泰比》中即采用这一策略，在远离美国万里之遥的他乡——波里尼西亚的海岛上建构了一个理想化时空。

在他的笔下，作为现实缩影的多莉号捕鲸船有如地狱一般，而风光绮丽的泰比山谷却是一个祥和的伊甸园。这里“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始生活方式，与混乱无序的美国社会，构成鲜明的二元对立。文明社会的人们所承受的焦虑和恐惧，在泰比社会里都无迹可寻。“相比文明社会和文明人，自然状态和自然人都更具有德行上的优越”[11]。“这里没有要取消的抵押赎回权，没有抗议声明，没有账单……总而言之—这里没有金钱!山谷中找不到那个‘万恶之源’”[12]111。

平等、和谐、自由是这个理想化的原始伊甸园的主要特征。其中，平等源于生产、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以及朴素的生活方式。按照梅尔梅尔的描绘，泰比社会没有严格的政治和宗教体制。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料都依靠自然的馈赠，无论海洋还是山林里的资源均为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人们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上与他人和谐相处，一派原始共产主义的景象。

以最重要的食物资源分配为例，书中描写分鱼的场景便体现了“人人应该得到一份”的平均主义思想。“八分之一鱼被留在府邸……到达目的地后，小包里的鱼再次被分为小份……在完成绝对公平公正的分配之前，鱼严格地被视为禁物”[12]183。对于居住，土著们的房屋都搭建在“坯坯”的巨大基石上，这些石头自然存在，他们只是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就地取材，保持简单实用。

由于人们没有必要为争夺财富或名望而彼此倾轧，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平等友爱、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山谷中没有一把锁，但也没有共同财产”[12]177。从部落首领到普通岛民都是平等的。人们“全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凡事都会齐心协力、互帮互助”[12]179。人们不会因一己的私利而去做对整个部落不利的事；当需要修缮竹屋的时候，部落中便有上百个男性来帮忙。即使女性也得到充分尊重。她们除了准备食物和制作“塔帕”以外，便可以整日在山间嬉戏打闹，用鲜花装点自己，用“葩葩”滋润皮肤。

就精神层面而言，除少数“禁忌”外，土著人不受任何法规的约束，享有普遍的快乐与自由。虽然泰比社会也有原始宗教，但只是基于自然基础上的偶像崇拜，并不没有严格的宗教体制和等级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身体的愉悦和精神的复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土著宗教的。一方面，宗教偶像并不具有特别的神圣权威；另一方面，宗教仪式的目的更多在于寻求一些天真的乐趣——“每个节日都不过是部落里人们的一次欢乐聚会而已”[12]152。 因而，也不存在文明社会常见的宗教组织压迫信徒的恶行。

梅尔维尔之所以要建构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他乡，因为这有助于缓解他被现实排斥而引发的自我焦虑，获得一种家的感觉。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文明不管优越到什么地步，总会夹杂着各种邪恶——烧心、嫉妒、社会纷争、家庭纷争以及千万种生活的困扰构成了人类不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土著社会“生活的乐趣虽单纯贫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忧无虑的”[12]110。

这一理想化的异域时空不仅可以抚慰梅尔维尔受伤的心灵，也为他寻找替代性重要他人与社会纽带提供了场所。

（二）对理想化重要他人及象征性社会纽带的建构

相比较为典型的理想化时空建构，梅尔维尔在小说中对理想化重要他人及象征性社会纽带的建构，却颇为捉襟见肘。文中的重要他人均不够理想，表现为与主人公托莫之间的关系不够亲密，纽带也不够牢固，均以莫名中断而收场。

以托比为例。托莫与他相识于多莉号，两人意气相投，因不堪船长的虐待而相约出逃。其中，托比在两者的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在逃跑过程中，托比的自信和无畏始终鼓舞着托莫。也正是在他的引领帮助下，托莫才能克服腿疾的困扰，安全抵达泰比山谷。这些品质让托比具备了友善、包容等重要他人的基本特征。然而两人的关系也仅止于友好，并未演绎出患难见真情、生死之交一般牢固的兄弟情谊。更遗憾的是，这种温馨的友好也未能长久延续——随着托比出海寻找逃脱机会一去不复返，而戛然而止，留下托莫一个人独自面对未知的风险。

小说中建构的另一类重要他人是友善的泰比人。与托莫最初的担心相反，泰比人并不残暴而是“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s）。托莫得到了他们的悉心照料，让他感受到了人际间的友爱与家的温暖。部落首领麦赫维亲自教他们食用“勃勃”，并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负责这一任务的马赫尤一家更是尽心尽力。马赫尤每天负责采集海草，让他享受盛宴；马赫尤的妻子老蒂诺勤劳善良，给予托莫母亲般的关怀；美丽优雅的花雅薇更彷佛是伊甸园中的夏娃，让托莫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除却友善，土著人的忠诚也让他感动不已。科里克里从不失信于托莫，以最真诚的朋友和最真挚的仆人身份，背着托莫走遍山谷的每一个角落，向他介绍泰比文化和习俗。

在梅尔维尔笔下，土著人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忠诚善良等优越品质，与“文明人”的贪婪、奸诈和冷漠，必须用严格的道德和法律规则进行约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刻画不乏为怀旧建构的需要而对土著人的品质进行了渲染，目的在于建构能为他提供象征性归属感的理想化重要他人。应该说，这些品质若能够合理、可信地置于白人身上，足以让他们成为理想的重要他人。然而，土著人是西方文化的他者，背负着愚昧、野蛮、残暴、食人生番等污名，缺乏能够获得主流话语肯定的价值标签，令他们无法成为理想的他者。

“小说以冒险开始，恰以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思索结束”[13]。表面上托莫因惧怕被迫文身，甚至被害而逃离海岛，杀死前来追赶他的土著人作为结局，说明与土著人之间的联系固然有温馨的一面，但不足以为梅尔维尔提供稳定可靠的象征性社会纽带。因此梅尔维尔两个理想化重要他人和社会纽带的建构，均功败垂成。以下本文将从社会与个人两个视角探讨其始“羡”终弃，怀旧建构戛然而止的原因。

三、逃离伊甸园的原因

事实上，梅尔维尔在小说中明确给出了托莫逃离伊甸园的两个理由：一是在文化上对文身的本能排斥；二是对土著人乃“食人族”的猜疑与恐惧。但这些只是表层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梅尔维尔在小说中建构的理想时空与社会纽带，与他的怀旧需求以及美国社会以和他个人的价值认同之间，存在较大的错位，使得他难以从这种怀旧建构中找到持久、舒适的归属感。

（一）社会纽带的错位

在怀旧建构中，时空更多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为的是让怀旧者期许的归属感能够合理地上演。怀旧的终极目标，是寄寓在理想化时空里的积极社会纽带，及其对归属感、连续性的承诺。因此，怀旧建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所建构出的社会纽带的性质。具体而言，就是能否找到可以给作者带来稳定且温馨的象征性归属感的重要他人。遗憾的是，梅尔维尔在《泰比》中未能实现这一点。

前文提到，托莫在小说中有两组潜在的重要他人——作为逃跑同伴的托比，以及对他友善有加的土著人，但他与两者之间均未形成亲密、牢固的纽带，尤其是未能达成作为归属感基础的“共情”（empathy），即彼此理解、存在情感共鸣的状态。

托比作为重要他人的错位，表现在两者关系不够亲密持久。他对主人公托莫的支撑仅限于逃跑求生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与托莫的犹疑怯懦相比，托比更果敢，也不吝于分享。这些品质帮助两人克服险阻抵达丰饶的泰比山谷，并冒险与土著人接触，保全了性命，但双方自始至终缺乏情感交流。

与很多历险小说不同，双方共患难的经历并未让他们的关系上升为兄弟般的友谊，而是始终停留在“同伴”的层面。最终，这种关系因托比出海寻找脱离海岛的机会而戛然而止，不了了之。实际上托莫常常怀疑，托比是有意弃他而去，足见两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

这与其说是情节的需要，不如说是梅尔维尔因这条建构之路走不下去，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此路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自我中心主义的盛行。正如埃克斯利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以来创造一个与他人分离的自治主体的神话，根本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它“降低了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人们要么“在需要支持时无从找寻”，要么“在理所应当的情况下却不愿向他人施以援手”[14]。其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高度实疏离、冷漠。社会生活失去应有的和谐，如梅尔维尔所言，充满“各种邪恶-烧心、嫉妒、社会纷争、家庭纷争以及千万种生活的困扰”[12]110。

失去了亲情、友情等归属感赖以维持的社会纽带，美国人普遍信奉“自治+物质主义”的生存法则。就是说，不再指望他人的支持与认可，而是用物质占有、时尚生活方式的操演等手段，来强化自身，实现所谓的自治。因此，希望通过与他人建立亲密、友善的社会纽带来获得归属感，变得难上加难。麦尔维尔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奥穆》中就曾经感叹，“他没有同情过别人，也不指望别人对他报以同情”[1]49。托莫犹疑、对他人极度缺乏信任的性格，与这种恶劣的人际氛围不无干系。

小说中托莫原本工作的“多莉号”捕鲸船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恶劣氛围的一个隐喻。因为不堪这种氛围，两人才选择冒险逃离，正如梅尔维尔本人不顾危险投身捕鲸业，以逃离令他窒息的美国一样。从这个视角而言，托比看似有限的友善在冷漠的美国社会，已是弥足珍贵。然而这种淡薄的联系感，并不足以支撑梅尔维尔对归属感的需求。因此，他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友善的土著人。

问题在于，虽然经过理想化的土著文化足够温馨、包容，但简单有序的环境只能减轻作者的断裂感，给内心带来暂时的安宁，只有稳定长效的社会纽带才能给怀旧者带来亟需的归属感。因为“无论个人身份还是社会身份，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构。我们总是将自己置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然后按这些关系的认知来定义自己”[15]。因此，对怀旧者与重要他人关系的理想化建构才是怀旧的根本。

在成功的怀旧建构中，重要他人能够为怀旧自我提供重要的支撑，从而帮助其重拾归属感、连续性，例如《水浒》中的包容、仗义的晁盖、宋江（重要他人）之于其他落魄的好汉。然而托莫与土著人之间，却存在难以弥合的身份与文化错位。尤其是土著人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让梅尔维尔无法安适地认同土著文化的价值及相应的社会纽带，因而支撑作用相对有限。

通常怀旧者处境越差，越是青睐能力、地位上强于自身的重要他人，以便借助他们的包容、引领和支持来消除自我断裂感，重拾自我的完整性。因此，诸如泰比人这样弱势的“高贵的野蛮人”，更多只是中产怀旧者的理想重要他人，例如吐温《哈克·芬》中的吉姆、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阿齐兹。中产知识分子有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也愿意遵从主流的自治原则，只是相对于“物”，他们更愿意与人亲近。在此情况下，地位上弱于自身的高贵野蛮人，其淳朴与善良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而对于位处社会底层、困顿窘迫的梅尔维尔，弱势重要他人的吸引力和支持作用是有限的。他内心真正欣赏，乃是像《白鲸》中亚哈船长那样强势果敢，有行动力的领袖。在此情形下，忠诚的护理员、温柔可爱的花雅薇、善良慈祥的老蒂诺，难以成为理想的重要他人。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那样，“土著人真是给予了我无尽的友爱和关照，但不知为什么我依旧闷闷不乐，整日唉声叹气”[12]136。

这一缺陷对小说怀旧建构的成效产生重大影响。无法建构出理想化的社会纽带的直接后果是，无法获得有效的象征性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一种遇到困难会有人相扶相助的感觉），而潜在后果则是无法建构出替代性的怀旧价值。

（二）价值认同的错位

能否建构出替代性的怀旧价值，即可抗击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暴力，同时又有助于肯定自我意义的非主流价值，是检验怀旧建构是否成功的又一核心指标。因为它决定着怀旧作家能否在怀旧建构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新的替代性自我。例如吐温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依靠构建哈克的纯真和善良，将主流价值视为虚伪、邪恶的他者，成功地抵御其侵扰，维护了自我认同与连续性。

需要看到，这种替代价值需要相应的社会纽带作为支撑，才能生根落地，显得真实可信。哈克利用自己的机智和善良一路上帮扶弱者、惩治坏人，同时他的善良纯真得到了吉姆和被帮助者有效的温情回应，是这种价值认同最好的注脚。然而在《泰比》中的怀旧建构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纽带上的错位，梅尔维尔无法与土著人达成有效的替代性价值认同。原因在于土著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极端弱势地位，让梅尔维尔始终心存矛盾。

一方面他对土著人朴素、和谐的氛围心存向往，对殖民侵略持批判态度，希望维持这一净土。“一想到几年后，他们天堂般的家园将要发生的变化我就不寒而栗”[12]171。换言之，他精心构建的替代精神家园已经危如累卵。小说中对传教士，及英法两个军队在太平洋岛国胡作非为的揭露，便体现了他的担心与痛恨。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同西方文化， 将波里尼西亚文化视为完美的他者[16]，让他陷入分裂与两难的境地。尤其对作为其落后、愚昧象征的两个文化符号——文身和食人风俗，内心充满疑虑和恐惧。纵然托莫深知土著人以文身为美，且精美的文身乃是身份的象征，但对于土著艺术家和麦赫维国王让他文身的邀约，依然无比排斥。他想到“一旦让他得逞”，将失去他“神圣的面孔”，“终身带上一副丑陋的面孔”，就“万分惊恐”，“都要骨松肉掉了……又气又怕”[12]193-194。事实上，与西方审美标准相悖只是让他恐惧的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文明的眷恋和对白人伦理身份的坚守”[17]，由此让他产生了被迫改变信仰的恐惧。

不仅如此，托莫对泰比人是否食人也充满疑虑。他一直担心托比并未成功逃离海岛，早就成为泰比人的盘中餐，更加担心自己最终也难逃厄运。虽然他从未发现土著人食人的确凿证据，但他更愿意相信那只是他们掩盖得非常成功，让他无从了解真相的缘故。这一挥之不去的疑虑，是促使他下决心逃离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与伊迪斯·华顿在作品中对法国的怀旧建构，形成鲜明反照。同样借力异域文化，华顿在法国与美国的比较中，建构了自由、高雅、包容的法国与狭隘、庸俗、排他的美国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把自己的怀旧自我建构在法国所代表的优越价值之上。之所以有此差别，因为两者处境不同，怀旧建构的资源、目标、难度也因此南辕北辙。

华顿出身上流，有着牢固的价值认同与较高的自尊。找到生存意义与自我肯定对她而言并不是大问题。她的怀旧建构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因为人际环境恶劣而缺乏归属的问题，需要找到替代性社会纽带为其自我进行加固。同时，她也有着足够的资源（财富、学识、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进行怀旧建构。华顿一生穿梭于纽约、新英格兰乡间、美国西部、英国、意大利、法国，只为寻找能让自己感觉更加安适的理想生存空间。最初她爱上了意大利，而最终选择寄寓在法国沙龙与纽约上流社会两点之间的第三空间。

吐温虽然处境稍逊，但自我也相对坚实。因此，像吉姆那样的弱者也足以给他提供有效的象征性支撑。反观梅尔维尔，他家道中落，作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员”[18]，他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19]。人生路上处处碰壁，走投无路之后才选择出海做艰苦危险的捕鲸水手。因此他不仅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其自我身份本身也危机深重，因此其怀旧建构的任务也更重——即需要同时完成自我和归属感的双重追寻。

换言之，他的怀旧建构需要更大的社会支持力度，也就是找到有效的强势重要他人，才能成就。不幸的是，有限的资源令他难以成就这一艰难的课题。托莫在法国人卡拉克伊的帮助下成功逃离海岛，实际上宣告梅尔维尔对原始伊甸园的怀旧建构以失败告终。

从这个角度而言，指责梅尔维尔是种族主义者显然有失公允。虽然他在土著与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态度犹疑，但就情感向背而言他显然更倾向于朴素、包容的土著文化。他笔下的主人公选择逃离，更多是在主流话语暴力重压下的无奈选择。

四、结语

如前文所述，怀旧建构是个系统工程。要求构成怀旧系统的各要素与环节相互协调、彼此支撑，才能够较好地实现象征性地补偿归属感、维护自我认同的目标。出于怀旧的需要，梅尔维尔在《泰比》中建构了一个原始伊甸园。其简单、祥和、包容、无忧无虑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梅尔维尔在现实世界归属感的缺失，缓和纷扰的现实生活给他带来的失落感与自我认同的危机。

然而对能够给他庇护与指引的强势重要他人的向往，令梅尔维尔在理想化社会纽带和替代价值的建构上捉襟见肘。一方面，在美国自身的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中，找不到愿意担待他人的人，所以托莫与托比的纽带再怎么理想化也只能止于友好，甚至这种友好都难以长久维系。而另一方面，异域的土著人虽然淳朴、友善、包容，但文化上却极度弱势，无法与他们化合出优越的替代性怀旧价值，表现为即便是土著文化中最具权威的国王，也难以对托莫产生丝毫的价值影响。

由于这些重大缺陷，托莫并没有像成功的怀旧小说中的主人公，如哈克或《纯真年代》中的纽兰那样，在自身次要特性与优越的替代价值化合基础上，成长为自信、安适的个体，从而帮助作者获得象征性归属感的补偿，重拾自我连续性；相反，直到结尾，他依然是原来那个充满自我疑虑与不安全感的托莫。这不仅意味着梅尔维尔在小说中怀旧建构的失败，也证明了“原始伊甸园”作为一种怀旧叙事模式，对当时美国独特的现实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

从文本阐释的角度而言，这些发现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小说中困顿的怀旧建构过程，加深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对当时美国社会语境、作者的处境与作品内涵之间复杂勾连的认识，同时，对解读梅尔维尔后期的作品也有重要参考意义。从理论价值而言，本文的探讨对理解怀旧建构的系统性、复杂性、多样性，不同怀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怀旧建构成败的指针等重要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