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当代红色文学及其经典化的本质
——评阎浩岗等《“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

□方维保

【导 读】《“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一书，通过对文学周边文本和传播历史的考察，还原出一个历史语境。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将文学文本转化为“经学”文本。红色经典的历史主义批评和研究，就是在经学的权力话语立场上将特定的文学文本指认为经典文本。

阎浩岗教授在他的学生魏雪的协助下完成了《“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一书。该著作主要选取了《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李自成》5部长篇小说。将《李自成》列入“红色经典”，这并非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因为其他学者提及“红色经典”时，一般是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类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作品。阎浩岗列入《李自成》，将其视为“红色”，可能更看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他理解的“经典”，则意指艺术上精益求精、社会影响巨大、有传世可能的文学作品。早在十几年前，他在其第一本论“红色经典”的专著《“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中，就持这种看法。

这本《“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上述5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进行了阐述，论证了当代“红色经典”的经典性进程。读罢该书，笔者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关“红色经典”的艺术审美性的论述。艺术审美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所有文学艺术作品成为经典的必备素质。浩岗先生紧紧抓住这一点，毫不犹豫地厘定了《红岩》《红旗谱》等作品的经典性。众所周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在艺术审美方面一直备受诟病。但是，大部分批评者所持有的艺术审美观念，不是带有贵族性的古典主义美学倾向，就是带有现代精神分析特征的病态的资本主义美学倾向。而浩岗先生所强调的“可读性”“日常性”和历史美学，正是从大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重新阐释了“文学经典”的美学原则，从而为其论述“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扫清了道路。

第二，关于“红色经典”传播接受的论述。在有关《红岩》的论述中，专门辟出了“《红岩》的接受与传播”一节。经过浩岗先生的考察，《红岩》1961年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曾作为重点图书，“动员所有资源，以最高调、最大力度向社会推介这部新作，包括在报刊连载或选载、在媒体发书讯、召集座谈会、组织著名评论家撰写评论文章”［1］42。评论文章在国家级报刊推出，此后又将小说改编为歌剧、连环画、电影，组织人将其翻译为外文，教育部门将其列为中小学必读书目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化就是受众面逐步扩大的过程。《红岩》等红色经典作品，正是在数以亿计的读者口中，才完成了经典化的进程。经典，就是那些拥有恒久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而大量的不同时代的改编和重写，无疑延伸了这些文学作品的生命。［1］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无疑为红色经典的经典化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

第三，有关“红色经典”创作过程的论述。在《“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中，作者特别注意对《红岩》《李自成》等红色经典创作过程的追溯。在《红岩》的研究中，作者开辟了“《红岩》的创作方法与‘修改提升’原则”“群策群力的创作方式”两节来论述《红岩》文本的形成过程。作者详细介绍了《红岩》三位作者的人生经历，他们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创作意图，以及写作和出版中参与修改的周边人物，特别突出了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集体创作”方式对《红岩》叙述（包括人物和情节走向）等的“节制”。在有关当代“红色经典”创作过程中，阎浩岗将创作分为“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两种方式，特别强调了“红色经典”创作中独特的集体创作方式。同时，他又将“创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本成型之前的创作动机、意图和准备等前史；二是在文本成型之后的“修改”。而在这两个阶段中，该书对文本成型后“修改”的阐释耐人寻味。这种对“创作过程”的考察和阐释，在名义上是对前文本的研究，其实正是通过对文本“前史”的考察，丰富了文本的意义，为准确抵近文本的真理性阐释提供了基础。而从经典化的角度去考察，虽然“创作过程”的研究只是“文本的周边”，但无疑又突破了“文本中心主义”所设置的边界，将研究深入历史语境之中，为文本的经典化提供了生产文本的神话土壤。

第四，有关红色经典文本与红色历史的关联性研究。在《红岩》的研究中，在有关三位作者的身份、创作过程和动机等的研究中，都特别强调了三位作家的革命亲历者身份，有关红岩烈士牺牲的“历史本事”，以及“修改提升”的历史语境。在《红旗谱》的研究中，在“症候式分析：‘高蠡暴动’历史叙事的含混与裂隙”中，将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与历史范畴中的“高蠡暴动”的历史本事进行了对照，以昭示历史本事和历史故事之间的差异性；而且通过对“真实书写革命与北方农民的关系”的论述，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还原了北方农村社会的士绅制度、土地制度、侠义文化和差序格局等，并将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相对照，以说明小说所写的社会背景的“真实性”；同时又通过“创作动因与动机”的考察，再现了《红旗谱》创作的真实历史语境。在《创业史》的研究中，二位作者通过“宏阔的视野与深邃的笔力”一节，论述了《创业史》对宏大历史——十七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真实再现”，以及这部小说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真实“把握”。在《青春之歌》的研究中，则通过这一文本的社会历史独特性和自传性的强调，将这部小说纳入历史的领域中去考察。在《李自成》的研究中，通过“《李自成》的思想艺术成就”，将文学想象中的李自成纳入历史叙述中考察；而且阎浩岗还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了李自成的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的论述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者对《红岩》等“红色经典”的艺术审美性的判断，最大限度地与“历史”关联了起来。其艺术性，如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设置，都因为它们作为“革命烈士”或“革命史”，而被创作主体进行了特定的书写。同时，在作品的题材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大多以真实的革命历史为主。每一部红色文学作品的后面都有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且作家在表现这些红色革命历史的时候，也要求最大限度地抵近历史（革命的过去史和革命的现在史），小说叙事与历史本事的对应性是“形成”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美感的关键性因素。而所谓的“现实主义”，无论是从中国儒家道统还是从“革命现实主义”来说，对“历史真实”的抵近，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构成。显然，没有对所谓“历史本事”的精确再现，就没有现实主义；同样，没有对世俗历史的“天命”的把握，也没有现实主义。《“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对《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李自成》这5部作品“红色经典”的命名和艺术审美性的厘定，正反映了阎浩岗对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本质及其作为经典标准的认同。二是这部著作对《红岩》等“红色经典”的研究中采用了乾嘉学风。乾嘉学风的标准动作就是对历史典籍的训诂、校勘和资料的整理考订。在《“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中，就具体体现为对作家创作中的带有亲历性质的体验的考证，对不同版本文本修改中的字词句等的考订，对文学文本中所述历史事件的考证，对文本生产中各个参与者的考证，对传播中的社会语境和报刊载体的考证，以及对文本形成中的整体的历史文化氛围的描述和考订，等等。阎浩岗等二位研究者充分发挥了他们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的功夫，极大地拉近了红色经典与红色革命的距离，几乎是将文学文本当作历史文本来研究了。

而无论是红色经典文本叙事的历史关联性研究，还是对红色经典文本之周边文本的疏解，都带有历史主义的特征。这是一种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历史主义冲动。在《“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中，二位作者显然很好地继承了蔡元培和胡适的传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文学生产过程、文本的叙事、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完全置于历史语境之下的研究，显然对作家创作和构建文本，以及研究家阐释文本的审美内涵，都很不利。因为它混淆了文学想象和世俗历史的界限，将文学文本扩展为文化文本，不但拘束了作家的想象力，而且也分散了文学研究的注意力。

但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及其所产生的批评文本和研究文本，对研究文学文本的经典化及其经典化的过程，特别是提高文学文本的地位，却大有裨益。通过《“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红岩》那个时代的文学文本都能够成为“经典”，只有那些作者有独特追求、有精品意识、作品艺术上有独特性且社会影响巨大而又与红色历史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挂钩”的文本，才能够成为“红色经典”，而且并不仅是像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中那样只是“红嘴唇”“红尾巴”就可以成为“红色经典”，而是要将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红色革命的历史完全融会于文学创作的血液里，融会于整个叙述的细节中，融会于整个文本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选题、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构建，以及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都必须笼罩在红色意识形态的文化中，才能成为经典。在作家创作的过程中，创作主体都必须具备表现红色革命历史的创作动机和意图，都必须具备红色历史的具体体验；就是没有体验，也应如柳青那样通过深入生活的方式获得体验，而且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参与主体（如编辑和身边的朋友等）都必须自觉地用来自“现实历史语境”的意识“规训”创作主体。由此，“文学的经典化”遂演变为一场“历史化”运动。陶东风说：“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2］正是通过这场“历史化”运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并实现了互动，历史文本完美地介入了文学叙事，而同时文学也介入了历史叙事。

当“十七年时期”的红色革命文学在历史的视野中由文学文本转化为历史文本，是否就能说明其为“红色经典”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那就是“历史”与“经典”能够等同的问题。由《“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可知，在《红岩》《红旗谱》等的创作中，无论是在文本之内还是在文本的周边以及在传播史和接受史中，自始至终聚焦于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红色革命的现实。它们既是红色革命历史在文学文本的再现，也是红色革命历史想象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而从《红岩》等作品的创作语境来看，这些文本正是共和国初期红色政权意志的体现。《“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这部学术著作，看上去是从艺术审美、传播、接受等方面论述了《红岩》等5部红色文学文本的经典性，而实际上，它构筑了一个关于红色文学文本的“经典化叙事”，生动地讲述了一场“经典指认”活动的历史细节。因此，在历史的视野中，就没有必要去阐释文学的审美价值了，因为文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转化成了历史的细节，而历史细节中所留下的“罅隙”也会成为历史研究新的生长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阎浩岗及魏雪在《“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中对《红岩》《创业史》等艰苦研究，实际上是增值了历史的意义，而不是文学的意义。当然，它对红色文学的经典化显然是有效的。

注释

［1］方维保．论“大学课堂”与新文学的“经典化”［J］．文艺争鸣，2019（2）．

［2］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