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转型或重构？
——论《人生海海》之于麦家的意义

陈倩霞，陈 颖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以写“谍战”“特情”“密码”题材成名的麦家，在新作《人生海海》中回到记忆深处的故乡与童年，以少年成长的视角呈现主人公一生的命运沉浮。可以说，这在麦家的长篇创作中是特别的存在，这是他第一次告别谍战题材，将视野投向更广阔复杂的俗世生活。延续了既往对英雄或者说天才的关注，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将英雄置于情报部门、密室等封闭环境之外，讲述了英雄在归乡之后的生活境遇，谱写了一曲英雄的悲歌。《人生海海》自出版后便获得评论界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这在麦家身上似乎早已不足为奇，对比《解密》《暗算》《风声》等“解密”系列小说，《人生海海》被认为是麦家的一部“转型”之作。作为一部写英雄传奇的小说，《人生海海》的故事显然有别于以往，但熟悉麦家的读者会发现在诸如说书的口吻、悬念的设置、人物的传奇、悲剧的命运等方面《人生海海》与以往作品的关联性。进一步地，如果将视域投向麦家所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两位富阳姑娘》《汉泉耶稣》《日本佬》《双黄蛋》，我们能更清晰地觉察出麦家对过往写作资源的重构。将《人生海海》置于麦家的整体创作中进行考量，能够帮助读者拨开迷雾，更准确地把握麦家的创作路径及这部作品之于麦家的意义。

一、延续：悬念设置、说书口吻、英雄传奇

麦家是一个专注讲故事的作家，在此前的创作中，他凭借独特的题材、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那一个个集天才与脆弱于一身的悲剧形象，吸引了诸多关注，也辟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域。普遍认为，《人生海海》是麦家对他曾经达到了一定写作高度的谍战小说的转型之作。

在《人生海海》中，麦家通过一个不断成长的少年视角，将主人公上校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双家村，上校也被叫做太监，“少数人当面叫他上校，背后叫他太监，比如我爷爷；大多数人当面背后都叫他上校，比如我父亲”[1]。上校和太监代表了主人公的双重身份，不同的叫法显示了村子里不同人对他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也暗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围绕着上校的故事，麦家留下了一连串疑问：上校到底是不是太监？爷爷为什么不喜欢上校？上校当过国民党，是反革命分子，村里人为何一边斗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最该恨上校的老保长为何对上校最好？以及全文最核心也是推动着叙事走向的问题——上校肚皮上的绣字是什么？正是这些疑问引发叙述者“我”以及读者的好奇心，并随着故事的展开解答心中的疑惑，作者也得以完成对上校故事的讲述。在这里，能看到麦家一贯的设置悬疑的技法，但它“摆脱了‘解密’和‘密码’的自我复制，变成了讲一个‘隐藏秘密’的故事，褪去了原本‘智力游戏’设定所带来的精致感，变得更粗砺、诚恳、有分量”[2]。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对这些秘密的窥探，更多的是对上校命运的关注。

纵观麦家的作品序列，可以捕捉到其中一贯的说书人的影子。《人生海海》延续了他在以往谍战小说中的说书口吻，但不同于谍战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作为故事的一个讲述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偶然得到机会采访故事的亲历者，并将故事以口述实录、日记等形式展示给读者，《人生海海》的叙述者“我”具有故事的参与者与转述者双重身份。上校的故事是由“我”、爷爷、父亲、老保长以及林阿姨一起完成的，处于故事中心的上校自己讲述得很少。“我”作为一个小孩，与上校的直接接触很少，所知的便是亲历过的事情，如亲眼见证上校救了喝农药的小爷爷门耶稣，并花钱给小爷爷买了一个新的耶稣像，点燃了小爷爷活下去的信念；又如红卫兵抓住上校在村子里游斗等；更多的故事则是从爷爷、老保长、林阿姨的口中得知。由此，小说不断以“爷爷讲”“老保长讲”等形式展开。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爷爷和父亲讲上校“文革”前后的身世遭遇；第二部分主要是老保长讲上校曾经在上海做国民党特务、被日本人抓去湖州长兴的战俘营、在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当军医，最终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的传奇经历；在第三部分，“我”时隔二十几年从西班牙回到故乡，从父亲这得知爷爷、母亲、二哥、二嫂已经去世，上校也在“我”离开几个月后疯了并结了婚，“我”从上校的妻子林阿姨口中得知她的故事以及上校与她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从而解开心中关于上校最后的困惑。正是通过这种“某人说”的转述形式，我们不仅了解了上校的一生，与上校命运相关的爷爷、父亲、老保长、林阿姨，甚至“我”的故事，也通过不同人的讲述得以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这是一种内聚焦叙事[3]，叙述者所知道的内容与读者一样多，这使读者能够跟随着叙述人的讲述感同身受，这种限知视角也导致被讲述者心理活动的缺失。在众口声中，上校的声音微乎其微，在故事最后他的智力退化到了小孩子的水平，彻底失去了吐露心声的可能。在那些人生重大的转折点，在肉体和心灵遭受重大摧残的时刻，上校心中的孤独、痛苦、隐忍、挣扎便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了，而这也凸显出一种更为广阔幽暗的孤寂。

不难发现，《人生海海》书写的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与麦家以往的作品一起，构成了麦家风格的英雄传奇书写。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崛起，个人化写作逐渐膨胀，麦家带着他的情报机构“701”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天赋异禀的天才们被纳入国家机构，天才身上被植入国家主义并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时，天才便成为了英雄。相较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英雄传奇”，麦家所塑造的英雄们不是在前线与敌人厮杀，而是在封闭的情报系统与密码间展开智力较量。麦家曾坦言：“某种意义上，我写英雄，很容易抵达你的内心，因为你心里有英雄情结。”[4]这也道出了他的谍战小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受到评论界和市场欢迎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平庸年代，麦家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有力地复活了人们心底挥之不去的英雄记忆，人们因此回报麦家以掌声和鲜花。”[5]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这些谍战小说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因限于密闭的环境之中，与时代的关联性不强，导致了作品的现实感较为薄弱。

相较于谍战小说，《人生海海》对英雄传奇的书写既有继承，也有所发展。《人生海海》的主人公上校无疑也是一个传奇英雄，但对于上校的英雄事迹，麦家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重点呈现，而是着力写英雄归乡之后的被冷落、误解、造谣的境遇，并在对上校故事的挖掘过程中将寻常人的命运以及时代的风云变幻统摄其中，展现了生命的孤独、痛苦、顽强与坚韧，赋予英雄主义新的内涵，也开拓了英雄传奇的写作空间。

二、转型：个体与时代命运和解

在《人生海海》中，麦家有对以往创作的延续，在他谍战小说中呈现的“叙事迷宫、逻辑力量、悲剧英雄和幽暗人心依然是《人生海海》的重要元素，但使个体悲剧和普遍悲剧形成合奏，使个体命运成为历史的切片和镜像，却是麦家以往小说所未有”[6]。《人生海海》除了上校的悲剧，还有“我”、爷爷、父亲、林阿姨等形形色色人的悲剧，这些生活在人生海海中的个体在时代与历史中穿行缠斗，在善与恶、罪与罚、毁灭与救赎的矛盾中寻求突破与解救。从这个角度看，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向前迈了一步，他试图与苦难和解，寻求个体在时代命运之下的救赎之路。

在故事后面，在那场公社礼堂召开的宣判大会上，当小瞎子带着人打算扒上校的裤子将他的耻辱展现在众人眼前时，上校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挣脱了束缚并彻底疯了。从上校的疯不难联想到麦家作品中的悲剧谱系：《解密》中容金珍因为一本丢失的笔记本而疯；《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因为听出孩子不是他自己的而开枪自杀、黄依依被厕所的弹簧门撞死、陈二湖因为破译出早已被废弃的炎密太激动而引发心脏病猝死；《刀尖》中林婴婴因分娩时无意喊出了丈夫高宽的名字而暴露身份……一些偶然和意外从天而降，导致了英雄或死或疯的结局。对命运的书写是麦家一以贯之的主题，当命运伸出他的魔爪时，无论是凡人还是天才，都难逃一劫。正是通过书写英雄的悲剧命运，麦家在形而上层面展开了对命运的思考和诘问。在《人生海海》中，英雄的悲剧也有命运的因素，不过麦家将这种命运的因素安排得更加合乎情理，并将之与普遍的悲剧联结在一起，使得悲剧的震撼力加强。

上校之所以疯，是因为他无法接受肚皮上意味着屈辱和背叛的绣字展露在别人面前。荒谬的却是，上校肚皮上的字是他为了获取情报而忍受耻辱被日本女人绣下的，但这却成为他被判为汉奸罪的罪证，因为他当时没有获取有用情报，也没有与上级接上头，无法自证清白。正是因为这绣字，他不惜被人误会是太监甚至是鸡奸犯而丝毫不为自己辩解，也正是这个不能为人所知的秘密，使得他无法面对林阿姨的爱，当林阿姨大胆向他表达爱意时，他只能用诙谐的口气说如果他需要一个妻子的话这个人就是林阿姨，并且指出自己“可能永远不需要妻子”[1]。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拒绝以及别有用心之人的构陷，林阿姨才会因爱生恨状告上校，直接导致上校被开除军籍，也引发了林阿姨一连串如多米诺骨牌般的厄运。他之所以被公安抓捕也是因为小瞎子偷看了他肚皮上的字，他残忍地割了小瞎子的舌头并挑断他的手筋。而爷爷向公安告密，也正是为了洗刷加之于父亲身上关于鸡奸犯的谣言。最讲道德的爷爷做出了最不道德的事情，从而被众人唾弃，最终也因羞愧难当上吊自杀。也正是因为爷爷的告密行为，“我”才被迫离开双家村，开启了几十年的西班牙漂泊之旅。在这其中，无论是爷爷、父亲、林阿姨，还是小瞎子、“我”都难逃悲惨的命运。

但麦家在《人生海海》中并没有落入悲观主义的窠臼，而是通过爱和时间让个体与时代命运达成了和解，为故事寻得了一个明朗的解决方案。这对麦家来说是没有过的，他以一种更为平和的态度看待命运，表达出一种对时代对命运的普遍悲悯之情。在小说最后，故事的结局已尘埃落定，所有的苦难和仇恨都被爱与时间抚慰。当上校疯了后，林阿姨出现了，她带上校去看病，使上校从武疯子变成了一个文疯子，并像一个母亲一样，肩负起了这个男人的后半生生活。在上校去世前，她学会纹身技术将上校身上的绣字绘成了一幅画，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掩盖了上校一生都无法面对的耻辱。而历经半生磨难的上校在后半生返老还童，忘却了前尘往事的他不再痛苦，活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对比上校的疯和容金珍、林婴婴等天才的或疯或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本质的不同。麦家在《解密》等谍战小说中通过写天才的悲剧揭示出了命运和偶然的残酷，但这种突转的偶然也导致了情节的突兀。当读者阅读到容金珍仅仅因为笔记本意外丢失而疯，在感慨天才的脆弱及偶然的不可预料时，也会对这一转折产生质疑。但上校的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拯救，一个清醒的上校无法忘却刻在身上的耻辱，也拒绝来自林阿姨的爱；只有当他疯了，变成了自己想要的人，才敢心无顾虑地回应林阿姨的爱。麦家通过安排林阿姨的出现和上校的疯，提出了个体如何面对时代与命运的创伤这一问题。由此，可以发现，在《人生海海》中，不仅上校，林阿姨、“我”、父亲等都对施加于自身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和解，从而获得了救赎。

林阿姨带着对上校愧疚的爱，来到疯了的上校身边，用一生偿还与赎罪；上校被捕后给父亲写了一份声明，表示他原谅了爷爷，“我”们一家也得到了村子里人的原谅；为了让小瞎子在自己死后能活下来，瞎佬在祠堂门口长跪不起，壮烈地以死相求，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向冷漠的父亲在晚年对小瞎子大发慈悲，让“我”去找一个专治瘫痪杂症的大师，治好小瞎子一双手，对他行个善；多年后即使“我”已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多年的漂泊之苦以及丧妻之痛使“我”无法放下仇恨，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时，只想看小瞎子的可怜相以慰“我”二十几年所受的逃难之苦，然而岁月也饶人，爱和时间逐渐抚慰了内心的不平，“我”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并对小瞎子施以善举，“这是我的胜利，我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1]。时间和爱带来的仁慈具有经久不息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让个体有勇气去面对那疮痍的历史，并从自身的苦难中获取生活的意义。

“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话，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人生的道路像大海一样宽广，潮落潮起，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麦家用这句话来作为小说的标题，正是想要通过文本传达“人生海海”的生命体悟。“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鼓励人好好去活的小说，写出人的挫折与艰辛，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看透生活、放弃生活，而是让你更好地去热爱生命，热爱生活。”[7]这里所显示的人生哲理，看上去有些老调重谈，但它恰恰是大众从日常生活得出的具有普适性的情感经验，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关于历史与个人的深沉思考，而这也是《人生海海》出版后在市场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暂不论现代传媒的营销策略以及麦家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号召力，仅考虑作品本身的因素，小说所反映的“人生海海”的生命感悟以及价值观念无疑暗合了21世纪以来大众普遍的情感诉求。当麦家将这种感悟通过一个通俗又精彩的故事传达出来后，无疑将给人带来触动与教益。

三、重构：故乡与童年经验的书写

“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8]，将视域置入麦家整个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如果说谍战题材是麦家对于曾经不到一年的情报部门见习经历的表现以及对这一群特殊军人的想象，《人生海海》则是麦家告别谍战题材，回到故乡与童年寻找写作资源的重新出发。

在《人生海海》之前，麦家已在谍战领域大获成功，他一连推出《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五部谍战小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化写作，并获得了主流文学界和市场的双重认可。麦家曾在与文洁的访谈中提到：“在《解密》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陈华南笔记本》，文艺界的评价非常高，很多杂志都选了，也接到好多电话。然后我就想，以前写了那么多小说，没有什么反映，为什么这个小说反映那么好？我就像尝到了甜头一样。”[4]在进行谍战题材小说创作之前以及过程中，麦家其实对多种题材进行过尝试，如军旅小说《第二种败》(1990年)、《既爱情又凄惨》(1990年)、《从军记》(2002年)，女性题材《两位富阳姑娘》(2003年)、《陆小依》(2007年)，历史反思题材《一生世》(2003年)等等，但这些小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必须说，麦家是一个具有很强文学经营意识的作家。这里的‘经营’不仅指如何进行作品的市场化推广，更指他对写作在文学场域的占位策略具有相当的思考”[6]。在他看来，“你东打一拳，西打一拳，评论家没法关注你”[4]，于是，当他意识到“谍战”这一题材使他获得关注后，他便专注于这一领域进行创作，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创立一个麦家品牌。但正如他自己担忧的那样，如果他一直写谍战题材，容易显得江郎才尽，类型化的创作也容易导致同质化、模式化，难以保持新鲜感。而事实也确是如此，《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风声》被改编为电影创下高票房、五部谍战小说都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些都使得麦家获得较高的关注，但不可避免地也给他的创作带来影响。《风语》和《刀尖》的主题内涵便不如前三部深刻，并且艺术上也更为粗糙，普遍的评价也不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家选择了告别谍战题材，回到童年，回到故乡，重新出发。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人生海海》出版前，麦家便创作了一些从故乡和童年经验中来、反映历史创伤的短篇小说，如《两位富阳姑娘》《汉泉耶稣》《日本佬》《双黄蛋》等等。其中，《汉泉耶稣》写于2009年，讲述“我”的外爷爷汉泉耶稣通过信基督教和撒石灰来对抗正大门前面的红房子的诅咒的故事。《日本佬》创作于2014年，“日本佬”是父亲的绰号，这个曾经让他觉得好玩的绰号在“文革”时给他带来巨大灾难，因为曾经被日本人抓去留在军营养马并救了一个日本小孩，父亲被打成“黑五类”，爷爷竟因为觉得羞耻像杀鱼一样杀死了自己。从这些短篇中，我们能看到《人生海海》中一些人物的“前身”，这些人物和经历也来自于作家的经验。如汉泉耶稣可以对应《人生海海》中的门耶稣，而麦家自己的小爷爷便是基督教徒；汉泉耶稣对红房子的恐惧也是麦家的家族故事，而这个情节也在《人生海海》父亲对祖宅的恐惧中得到体现；《人生海海》中“我”在爷爷告密后被学校同学孤立欺负也是麦家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创伤记忆，父亲与爷爷的对立关系也折射出麦家与他父亲的僵硬关系。

从这些短篇中可以看出，《人生海海》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这也符合麦家一贯的推倒重写、改写扩写的写作技巧。《解密》之前是先有2万字的短篇《紫密黑密》，再到4万字的中篇《陈华南笔记本》，最后才是长篇《解密》；《暗算》之前有《让蒙面人说话》；《风声》也是先由《密码》改写而来；而《人生海海》也正是从这些短篇小说中脱胎而出，是他“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1]。在这里的人心和人性的密码，更多的指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1]。

在《人生海海》中，麦家讲述上校的故事引入了一个成长的少年视角，正是借助这个少年的“看”与“成长”，麦家对时代和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审视和反思。上校被遣返回乡后，等待他的除了隔阂、谣言、误解，还有“文革”的风暴。在这场极端狂热的政治革命中，人被粗暴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类。上校参加过国民党以及被解放军开除的经历自然使他成为被群众斗争和打倒的对象。作为一个小孩的“我”，曾因为亲眼看到上校救小爷爷而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文革”中，“我”天然地崇拜红卫兵和领导者胡司令，梦想有朝一日加入红卫兵队伍，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看上校被批斗，并期待着红卫兵能挖出上校更多的秘密。正是通过写一个懵懂的14岁孩子身处“文革”的真实想法，麦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清醒的审视。它不仅使得那些“反革命”者遭受摧残和磨难，也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并被蒙蔽心智从而坚信“革命”正义。“我”对胡司令的态度发生改变是从见证了他对上校的一顿毒打开始的，“这天晚上我心底头一回冒出一丝不大崇敬胡司令的情绪，我开始怕他，躲他，开始有点恨他，开始盼着他早点走”[1]。这是“我”的成长，也是人性善的彰显。

在第三部分，麦家设置了一个返乡情节，这不仅是地理的归乡，更是精神的返乡。在这一部分，叙事时间被拉长，时间跨到了40多年后的2014年，此时的“我”已是62岁的老头，有了3家公司，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小说采用倒叙与插叙的手法，穿插讲述了“我”这几十年来在西班牙的漂泊经历以及自1991年始的回乡经历。在这里，麦家通过“我”的返乡，对人物的命运交代采用了一种回看的视角，正是在这种回看中，在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冲刷后，谅解和宽宥才成为可能。时过境迁，所有人的结局已尘埃落定，过往的恩怨已经烟消云尽，剩下的唯有历经半生苦难而收获的“人生海海”的生命感悟。

四、结语

纵观麦家的整体创作，《人生海海》既有对以往谍战小说的继承之处，更是麦家对谍战题材的告别。相较将这部作品视为麦家的“转型”之作，笔者认为“重构”或许更能说明小说之于麦家创作的意义。在此之前，麦家便创作了一系列取自故乡与童年经验的短篇小说，而《人生海海》正是脱胎于此。针对麦家的类型化写作最终走向哪里的问题，雷达认为“路有两条：一条是继续《暗算》《风声》的路子，不断循环，时有翻新，基本是类型化的路子，成为一个影视编剧高手和畅销书作家，可以向着柯南道尔、希区柯克、丹布朗们看齐。另一条是纯文学的大家之路，我从《两位富阳姑娘》等作品中看到了麦家后一方面尚未大面积开发的才能和积累。”[9]可以说，雷达对麦家的创作路径进行了准确的预判，《风声》之后，麦家接连推出《风语》《刀尖》，五部谍战题材小说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化写作。《刀尖》之后，麦家开始进行新的文学探索，他从故乡与童年中寻找写作资源，推出了长篇《人生海海》，显露出他向纯文学大家靠拢的野心与努力。从《人生海海》中，能看到麦家身上还有许多写作资源可以开发与调动，正如他曾说的：“毫无疑问，我的故乡不是写光了，而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写。”[4]对于未来麦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故事，《人生海海》提供了一个方向，也让受众对他接下来的创作产生好奇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