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嵌与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皖北S镇初级中学的个案研究

何经纬，严登才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地区和阶层间的教育差别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在追逐子女优质教育压力下陷入了“教育焦虑”之中，并受此驱动选择将子女送到校外辅导机构进行补习。有学者将这种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由家庭承担相关费用的课外补习叫做“影子教育”[1]。“影子教育”的迅速发展，给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譬如，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尤其加重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以促进教育公平，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减负”政策，且不断加大治理力度。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并加强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曾提出通过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从源头减少课外辅导的需求。但长期在“唯分数论”的教育理念影响下，许多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普遍较低。尤其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许多学校甚至并未开展课后服务。直到2021年“双减”意见正式出台，许多乡村中小学在政策推动下才开始陆续开展课后服务。“双减”政策旨在找回教育的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但乡村和城市相比，教育资源仍具有较大差距。当课后服务从校外辅导机构回归校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更应该关注到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建设。那么，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发展，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呢？

2022年1月，笔者在对皖北S镇初级中学进行调研时发现，学校于2021年9月初开始开展课后服务。但走访中可以看到，S镇初级中学的课后服务形式还比较单一，内容更缺少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高年级学生的课后服务主要以补课为主，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为目的；低年级学生的课后服务则主要以自习课为主，老师则在讲台上处理未完成的教学任务。从S镇初级中学课后服务实施情况可以看到，以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目标的课外服务并没有在乡村学校中“落地生根”。基于此，本文将根据在S镇初级中学的调查资料，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中为何不能“落地生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村学校未来课后服务开展的优化路径。

二、文献回顾

“课后服务”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当时教会为发扬博爱的基督精神，便给一些残疾儿童或孤儿提供读书唱歌免费教育场所，这成为课后服务的最初形态[2]。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便想通过解决许多家庭“孩子放学后无人照顾”问题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以及提高女性就业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开始主张推行“课后服务”来促进经济发展[3]。20世纪80年代开始，课后服务陆续被西方国家正式纳入教育发展体系之中，被视为一项带有公益性、普惠性、包容性、公平性等特质的社会福利，受到相关法律政策保障[4]。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课后服务已经呈现常态化、系统化、特色化的发展态势，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发挥了促进作用，也降低了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率。譬如，北欧四国课后通过各类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情感和道德的发展[5]。韩国课后服务则通过在学校开设特长教育、保育等多种教育教学项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6]。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的课后服务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成熟，主要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行课程设计，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7]。

我国课后服务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代后期才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产生，并逐步向全国各省市县普及。但由于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课后服务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偏离[8]。“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我国课后服务的实施一直由政府主导、其他盈利机构等多主体参与，服务费用则以家庭承担为主、政府补贴为辅。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压力之下，课后服务的内容逐渐成为了“辅导作业为主、培养兴趣为辅”的变相补课。在缺少政府有效监督下，许多课后服务不仅没有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平等[9]。为此，学界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譬如，周玲认为课后服务应该采取自愿形式，由财政和家庭各自承担一部分费用，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老师作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并积极引进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10]。游莎、周先进提出课后服务出现问题多是由于缺少服务资金造成，后续应该拓宽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应该建立课后服务评价体系，才能进一步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譬如，刘慧琴提出，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改变一直以来“唯分数论”为主导的学业评价体系[12]。“双减”政策出台之后的课后服务如何发展，学界也开展了一些讨论。贺芳、彭虹斌在其研究中认为，课后服务是为满足学生培育兴趣爱好、启发智力情感、提高综合能力等需求而开展，应该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协同政府、学校、家长、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课后服务向高质量方向发展[13]。柯清超等人认为想要达到“减负”目标必须要依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型，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14]。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于课后服务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课后服务的内容设计、资金来源等具体操作层面。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课后服务在我国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试图从文化、制度等层面予以解释。但总体来看，仍存在几点不足之处。一是学界当前对于课后服务开展提出来的意见主要是借鉴西方而来，从学理上来说具备可行性，但是和中国的具体实际仍存在一定差别，实际操作性存有一定疑问。二是学界对于课后服务的论述比较笼统，忽视了城乡学校之间在课后服务开展上的差异性特征。一味强调课后服务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上的作用，而忽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差距，最后只会导致城乡教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所以，必须要将城乡之间的课后服务分开进行研究，尤其要加快农村地区的课后服务建设。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具体的调查案例，从乡村学校具体实际出发，阐述当前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发展的实践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优化路径。

三、“脱嵌”：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践困境解析

S镇位于滁州市定远县东部，距县城约8公里，省道S311线贯穿东西，交通非常便捷。S镇人口45000人左右，辖11个行政村，252个村民组，是定远县的人口和农业大镇。S镇初级中学成立于1956年，是S镇唯一一所初级中学。校区占地面积76亩，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包含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七十年来，S镇初级中学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许多学生从这里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又考取大学，从此走出农门，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1956年刚建校时，全校仅有4名教师，学生也只有90余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状况改善、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教师队伍也逐渐扩充且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2000年开始，S镇初级中学几乎年年成为全县农村中学里考取重点高中人数最多的学校，许多周边乡镇的学生也选择在此借读。近年来，由于县城寄宿制的私立中学增多，S镇初级中学学生人数受到一定影响。根据学校的最新数据，当前S镇初级中学学生总数共有543人，专职教师共有39人。39名专职教师中，在性别上，男性教师24名，女性教师15名；在年龄结构上，40岁以上的共有25人，30岁到40岁之间共有12人，20岁到30岁之间共2人；在学历层次上，第一学历大学本科的共有8人，大专学历的19人，中专的12人。一直以来，S镇初级中学都将教学成绩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获得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可。

2022年1月，笔者对S镇初级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主要针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基础设施，尤其是“双减”意见出台后的课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在一位介绍人的带领下，笔者对S镇初级中学校长及主要领导、专职教师、各年级学生以及家长等都进行了深入访问，访谈内容具体包括“双减”意见出台后课后服务开展的时间、内容和形式、实施效果以及各方满意度等方面。S镇初级中学的课后服务分下午上学前和放学后两个时段进行，每次各一小时。经过实地走访发现，S镇初级中学的课后服务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三个表现：一是课后服务开展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S镇初级中学开展的课后服务以课业辅导为主，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课并没有较大差异。这不仅没有让学生在“双减”意见下减轻作业负担，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课业负担，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课后服务的提供完全依赖学校专职教师，导致教师职业疲倦明显，甚至影响正常的工作教学；三是对于课后服务的各项管理不足。走访发现，学校并没有制定课后服务相关配套机制，使得课后服务的开展非常混乱，系统性较差。笔者通过走访获得的详细资料认为，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的开展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实践困境，是因为当前开展课后服务的要求并没有和农村地区教育现状完全适应，二者存在着“三重脱嵌”。

(一)课后服务理想供给与现有资源相脱嵌

理想的课后服务供给是要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不仅包含课业辅导、问题答疑等学科知识延伸服务，也应该包括科技、文体、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课外拓展类服务[15]。可见，理想的课后服务供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但走访中可以看到，乡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乡村学校现有资源不足，严重限制了课后服务的开展。

在课后服务开展所需资金上，乡村学校承受着巨大压力。我国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主要来自县市级政府财政，并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保障[16]。但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课后服务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并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范畴[17]。所以，政府对课后服务的专向资金投入相对缺乏，导致乡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从上级财政部门处获得的资金支持较少。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课后服务作为一项非公共产品可以向家长收取部分费用，以此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18]。但这一想法在城市中或许可以得到家长认可，对大部分的农村家长来说并不认可。走访过程中，许多农村家长仍坚持认为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费用应当包含在学费当中，不应该单独收费；另外，还有一些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无力承担课后服务费。在政府财政补贴甚微以及家长难以接受收费的情况下，造成了学校在课后服务上出现收支不平衡。笔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S镇初级中学对于课后服务资金投入非常有限，多用来支付老师薪酬，很少有针对改善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进行投入。S镇校长在访谈中也说到了他的难言之隐。“看到城市和我们农村孩子的差别，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也很着急。但是，想要把课后服务办好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如今，学校课后服务这一块资金存在很大缺口，老师上完两小时课后服务只有10块钱补助，更不用说花钱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了。”

其次，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相比基础设施较差，不具备开展多样化、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物质条件。城市学校的课后服务多依托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利用专门的艺术、体育器材等进行开展。然而，当前乡村学校和城市花园式学校在基础设施层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笔者走访过程中发现，S镇初级中学仅拥有一台电脑机房且无法连接网络，只能进行简单的操作；多媒体教室仅有三间，老师基本采用传统的板书教学；由于没有专业教师，课程设计上的音乐和美术课直接被自习课替代；学校体育器材很少，仍然是土操场，冬天雪后长时间无法上体育课。从S镇初级中学可以看出，乡村学校落后的基础设施给理想课后服务供给树立起了一道“铁栅栏”。一位老师在访谈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课后服务在我们乡村只能开展补课或者自习，主要因为信息化跟不上，很多现代化的设施还没有进入到农村，要求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课后服务达到同等效果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后，课后服务不得不关注到“谁来提供”的问题。理想的课后服务是来自于学校、家长、社区、社区组织等多方协同供给，从而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19]。对于作业辅导等方面的课后服务，学校老师可以提供相关服务。但是，对于一些课外兴趣培养、科技普及等知识，必须要依赖于其他服务主体。城市学校课后服务除了利用丰富的学校资源，还可以利用学校之外的科技馆、博物馆以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资源。另外，城市学校已基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家校平台”，成立了家长委员会，联合家长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但是，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能够获得的外部资源非常有限。一方面由于农村中的专业化、志愿化社会组织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农村许多家长常年在外地务工，学生与爷爷奶奶留守在家，导致“家校联合”这一培养模式难以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成为了课后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但是，由于乡村教师综合素质不足，只能提供与自己所授专业相关的知识，便大大缩小了课后服务的内容和范围。S镇校长在访谈中表示：“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不起来是因为服务提供者太少，只依靠学校万万不行。我考察了几所省内课后服务开展比较好的城市学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多方合作。只有多方合作，课后服务才能进行下去，取得效果。”

(二)课后服务价值理念与主体意愿相脱嵌

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价值理念几乎一致。各国推行课后服务普遍建立在让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之外，还要发展他们在兴趣培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快乐成长[20]。但这些年来，我国学生长期处在考试升学的压力之下，学校和家庭都将高升学率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宣传，城市地区教育理念逐渐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城市学生家长为促进子女全面发展，选择一些文体类的辅导班。但农村地区经济贫困，许多学校、家长、学生等教育主体仍然坚持“唯分数论”，其他兴趣培养甚至被看作“不务正业”；还有部分学校在“不出事”的逻辑下，不想开设课后服务给自己增添“麻烦”。可见，理想的课后服务价值理念并没有和农村地区的教育主体意愿达成一致。笔者在S镇初级中学走访发现，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自身对于课后服务的开展意愿都不强烈。

学校的部分领导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热情并不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担心开展课后服务会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升学率。S镇初级中学自2000年开始，重点高中升学率一直在全县乡镇中学里名列前茅，也是校领导引以为傲的一件事。S镇初级中学围绕“升学率”有一系列严格的教师以及教学管理机制。譬如，学生座位完全按照每次月考成绩安排、每月变动一次；教师要对自己所在班级同学负责，必须保证每年在全区考试中获得相应名次；每周一早上召开国旗下讲话，对于表现较差的班级、老师以及学生进行国旗下批评；每天早上，校领导会轮流在学校里用喇叭催促学生进班级背书。在这种学业紧张的氛围下，学生全面发展排在了“升学率”之后。在和S镇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访谈中，可以感受到乡村教育工作者对于乡村教育的关心和无奈。“我们作为校领导，必须狠抓教学。课后服务虽然好，但是这些农村学生现在开展课后服务，就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只有争分夺秒地拼命学习，让他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再去参加课后服务。如果我们因为课后服务导致升学率下降，就没办法面对镇上的父老乡亲。”另一方面，还有部分领导认为课后服务会导致学生安全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保证学生生命健康安全是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延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长，会增加学生在学校以及放学路上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除此之外，课后服务引起的资金、管理等问题都给学校增添了额外的工作。鉴于这些原因，学校领导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意愿并不强烈。

对于一直处于考试强压之下的学生和老师来说，他们开展课后服务的意愿也并不强烈。课后服务的开展不仅需要教师拥有一定的技能，还需要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但是，课后服务可以获得的酬劳却非常低，这让大部分老师失去了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S镇初级中学的许多老师在县城买了房，每天坐乡镇大巴来上班，课后服务的开展严重影响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节奏。一位老师在访谈中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说心里话，老师肯定都不想开展课后服务。以前上完课就可以回家，现在有时为了课后服务得在学校待上一整天。另外，课后服务给的薪酬太低，值一次班才十块钱，不够来回的路费钱。”访谈中有这样想法的老师并不在少数。而对于接受课后服务的同学来说，他们也非常清楚学校并不会给他们开展丰富有趣的课外活动，只会加剧自己的课业负担。所以，很多学生在访谈中谈到了他们的想法。“课后服务没有意思，就是上自习课，做作业呗。这些事情我们回家也可以做啊，为什么非要在学校做呢，做着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放学，还会分心。”从学生口中不难听出，课后服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丰富有趣的生活，甚至会影响他们全方面发展。

最后，许多农村学生家长素质教育缺乏，也不并想学校开展一些和考试无关的课后服务。在他们眼里，学校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而不是教学生开展唱歌、跳舞活动。走访过程中，部分学生家长坚持认为，课后服务就应该开展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的。“课后服务肯定就是要补文化课啊，我们不可能让小孩在那里看电视、看电影，跑步，打篮球。这些事情回家都可以做，为什么还要在学校玩，这不是浪费孩子的学习时间吗？”可见，在城乡教育差距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日俱增，短时间内想改变农村学生家长教育理念并非易事。

(三)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现存机制相脱嵌

课后服务想要获得长期性、稳定性供给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但是，2017年和2021年两次对于“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都相对宏观，对于课后服务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服务提供主体、资金来源、内容形式、组织分工等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政策规范。从各地实施情况来看，城市学校由于治理经验丰富、组织机制基础良好，能够较好地对课后服务进行合理安排。然而，农村学校的组织机制本就存在诸多缺陷，很难适应新事物的出现，导致课后服务开展得比较混乱。可见，当前课后服务规范要求和乡村学校现存机制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脱嵌。

首先，乡村学校在开展课后服务时缺乏非常明确的分工运行机制。在S镇初级中学走访中得知，虽然课后服务已经开展了半年，但并没有形成常态化、规范的分工机制。刚开始时，一般是由上午和下午最后一节课的老师带领学生开展课后服务；后来，很多任课老师抱怨如此分工分配不平均，逐渐演变成班主任带领学生进行课后服务；最后，班主任也不愿意每天去看管学生，常常导致课后服务出现没人看管的情况。有学生谈到了这一问题：“课后服务就是自习课，有时候班主任会来看看，有时候会让其他老师帮忙来看一下。”在这种无组织的分工机制下，课后服务开展得较为混乱。

其次，农村地区开展课后服务时缺少对于乡村学校以及教师的激励制度，造成了“做得好和坏都无所谓”的局面。笔者走访了解到，S镇初级中学上级教育部门没有针对课后服务实践成效的评比活动或者相关政策。因此，乡镇中学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看待，这同样发生在乡村学校内部。很多一开始想要把课后服务开展好的老师慢慢发现自己的付出和劳动并未受到外界认可，逐渐失去了积极性。对于开展课后服务，很多老师在接受访谈时提出非常有必要建立奖惩制度。不少教师认为：“要想学校把课后服务做好，必须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不仅仅要在学校中，还应该在教育系统中。一方面，学校要给课后服务开展得好的班级和老师给予一定的奖励；另外一方面，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给课后服务开展得好的学校给予一定的奖励。”

另外，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如何，需要通过对课后服务评价来进行了解。这不仅可以激发各主体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还可以帮助找到课后服务开展中的不足之处[21]。但是实际上，在许多乡村学校中，课后服务形同虚设，更不会有相关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在S镇走访过程中发现，学校唯一可以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指标就是“升学率”。这也是评价教师工作能力、课堂效果的唯一评价指标。对于课后服务缺少评价指标，一位校领导这样解释：“课后服务暂时还未建立起来一项非常清楚的评价标准，这也是课程内容和形式所决定的。由谁来评价，是我们教师自己评价还是学生和家长评价，现在上级也并没有指导意见，我们也没厘清这其中的关系；最后，一旦学校建立起来两个考核指标，肯定会引起学校很多老师的不满。”除此之外，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S镇初级中学对于课后服务也并未建立起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和安全责任制度。

四、“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

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实践过程中的“三重脱嵌”导致其并未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譬如，不仅没有为乡村学生“减负”，反而增加了他们更多的课业负担；另外，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加了乡村学校的经济负担，导致教师职业倦怠，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等。这些消极影响有悖于课后服务开展的初衷，最终也将加剧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别。所以，为了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未来必须要解决乡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突出问题，重塑乡村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

(一)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充足的资金是乡村学校高质量课后服务开展的物质保障和前提。当前，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形式单一、内容不足、参与意愿不强等诸多实践困境都是受到资金不足影响。所以，想要优化乡村课后服务质量，必须要加大资金投入，改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

课后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学理上一般可由政府、学校、家庭共同承担费用。但是，课后服务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的普惠性民生工程，理应获得政府财政支出。尤其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许多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对课后服务的费用确实无力承担；而乡村学校的资金供给能力也严重不足，无法独立承担对课后服务的额外投入。所以，随着课后服务的常规化、日常化、普及化，鉴于当前乡村学校发展现状，政府应该逐步将课后服务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通过教育财政预算对其进行资金保障；另外，地方教育部门也可以通过建立课后服务专项，以专项资金的方式拨付课后服务经费。目前，已经有一些省市开始了这方面实践，但多局限在城市地区。譬如，郑州市目前已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且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保障课后服务有稳定的经费保障；上海静安区设立课后服务专项资金，为学校提供资金保障。当课后服务拥有稳定的资金后，学校便可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课后服务的形式和内容。除以之外，还可以利用专项资金对课后服务开展良好的班级和教师给予一定奖励，提升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二)循序渐进，转变应试教育理念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中遇到的许多困境，如家长、学校担心课后服务会影响升学率等，很大程度上源自当前“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观念。尤其在农村地区，在面对城乡差距的现实情况下，家庭和学校在教育上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地区的这种“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理念在当前教育生态面前也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除。今后，推行多样化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逐步转变家长和学校的教育理念，用素质教育来替代应试教育。

首先，要利用各种媒介加大对课后服务内容及理念的宣传力度，及时向乡村学校、学生和家长进行渗透。很多家长并不理解开展课后服务的意义，甚至认为会耽误子女的学习成绩。对于这些对课后服务的认知偏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应该及时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进一步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和沟通联系，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其次，可以将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学生成绩考核的要素之一。乡村学校和家长对于课后服务开展意愿较低，主要是怕影响学生的升学。如果将学生的综合素质纳入到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成绩考核指标体系中，则会大大提高他们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最后，乡村学校教育体系中领导和教师队伍年龄普遍较大，传统教育方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当前开展课后服务，迫切需要引进一批易于接受新事物、思想开放的年轻教师。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帮助乡村地区教育主体转变过去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增强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三)多方协同，保证课后服务供给

《双减》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将教育回归到校园之中，保证教育的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强化学校在教育当中的主阵地作用，并不是意味着学校要包揽一切，承担学生的所有教育行动。尤其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仅依靠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压力较大，难以保证课后服务的持续供给；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教育也不应该只有学校，还应包括政府、家庭、第三方机构、托管平台等在内的各参与主体。当前，很多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到学校便外出务工，忽视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导致家庭教育严重缺乏。另外，农村地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少，也是课后服务的制约因素之一。所以，当前不仅要发挥学校在课后服务供给中的主体作用，还应推动家庭、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课后服务建设。

“双减”意见出台后，学校在课后服务的提供上承担着主体责任，必须要增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这要求学校利用好现有设施条件，真实、有效地去开展课后服务，并且要不断创新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许多乡村学校为了减轻工作任务，直接将课后服务变成风险与成本相对较小的自习课，导致课后服务“名存实亡”；另外，乡村教师普遍年龄较大，不会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工具，直接影响课后服务的质量。所以，学校应定期组织课后服务的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进行能力提升。

同时，家长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对子女进行教育有着不可推卸责任。在课后服务的开展中，家长也应该是重要责任方和参与方，要与学校共同履行课后服务的监管。学校可以广泛吸纳部分常年在家的学生家长，成立家长委员会，并挑选出部分能力强的家长轮流帮助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而对于那些常年务工的家长，可以成立网上家校群，让他们及时了解子女在校表现，在网络上参与到课后服务中来。不仅如此，家长对课后服务拥有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家长针对课后服务提出的改进意见能够帮助学校改进服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除了学校和家庭，还应借鉴城市学校课后服务经验，通过引入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力量来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许多城市学校在开展科普、文体、艺术等兴趣拓展类课后服务时，采取志愿活动、“政府购买”等方式，与校外专业人士、正规机构积极合作，借助社会力量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和专业的服务。但对农村地区来说，可以链接的第三方社会力量资源较少。这就要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或者链接一些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入驻农村地区，以此来丰富课后服务资源，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

(四)因地施策，健全课后服务机制

当前，政府对于课后服务并没有制定明确的实施细则，导致课后服务在开展过程中缺少政策指引，存在权责不明、监管不力、资金短缺等情况，在农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想要在乡村学校中开展好课后服务，必须要积极建立课后服务机制。但也应当注意到，各地情况具有差异性，相关政策和机制的建立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因地施策。

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标准，依据标准对各个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时间、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统一考评，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对于考核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且将其纳入学校教育质量评估的总体框架之内。另外，地方教育部门还应建立课后服务资金筹措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保证课后服务的开展有充足的资金。

其次，乡村学校也要从自身具体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课后服务机制。一是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学校课后服务开展的重要保障。课后服务给乡村教师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所以，应该通过相应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来对课后服务中的老师予以鼓励；二是要建立课后服务的反馈机制，这是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保证。学校应该设立相应的意见收集渠道，全面了解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主体对于学校课后服务实施的满意度，并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帮助老师及时优化课程设计。最后，学校还应该建立课后服务的安全管理机制。良好的安全管理机制不仅能够起到预防和及时处理课后服务中的安全问题，还能够在保证学生安全下更大程度地开展好课后服务，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

五、总结与讨论

“双减”意见的出台推动了各地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开展与质量提升，不仅增强了教育服务能力，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还对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皖北一所乡村中学实地调查发现，虽然学校在“双减”政策推动下开展了课后服务，但仍存在内容和形式单一、资金不足、师资力量缺乏、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并未取得良好效果。而造成乡村学校课后服务难以“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学校在课后服务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三重脱嵌”：一是课后服务的理想供给与现有资源相脱嵌；二是课后服务价值理念与主体意愿相脱嵌；三是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现存机制相脱嵌。在这“三重脱嵌”下，乡村地区的课后服务不仅没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公平，甚至导致了学生负担加重、教师职业怠倦、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等意外风险。为了缓解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践困境，后续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首先，要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解决课后服务开展过程中物质条件匮乏的问题；其次，要循序渐进，逐步转变家长和学校“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理念，提高课后服务开展的主体意愿；三是要多方协同，学校、家长合作参与的同时，也要积极引进社会力量来保证课后服务供给；最后，要因地施策，健全课后服务机制，保证课后服务有序进行。

最后，本文仅是基于一个乡村中学为案例开展的质性研究，受制于个案研究的局限性，代表性还尚有不足。但是，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学校课后服务开展的真实现状。现有研究多立足于“双减”政策，广泛探讨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较多理想化的措施。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长久以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很少有将二者分开论述。农村和城市学校在课后服务建设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方式也应有所差别。未来希望社会各界给予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建设更多的关注，帮助乡村学校积极探索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