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2022-12-05 12:29徐理响胡文婷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年6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徐理响 胡文婷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徐理响 胡文婷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安徽 合肥 230601)

团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话语叙事与实践经验。作为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以及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通过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体系整合、过程吸纳、政策包容等机制,使团结落地为实践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治理成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形态。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础,以将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和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方式,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则易于不稳定”的时代之困。团结政治的重要性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伟任和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发展环境,团结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政治,要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处理好刚性与弹性、民主与团结、精英团结与大众团结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政治;大团结大联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谈到现代化,人们不免提及盛行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发展问题的现代化理论。虽然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理论有推动第三世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初衷,但其对“现代”的界定、对现代化道路的设计等,都源自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探索,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和方案的超越。基于这一认识,当前相关研究或基于比较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道路优势;或基于历史实践,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这些研究都试图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原创性理论[3]。

进一步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并构建相应主体性原创性理论,需要注意挖掘中国实践形成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2]7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团结联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团结可以增进合作,团结能够凝心聚力;团结可以化约分歧,团结能够促进稳定。中国共产党构建和领导的团结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经验,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重要密码,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重要视角。从团结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底色。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各个时期始终注重运用统一战线法宝,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凝聚最广泛的人民基础。由此,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团结政治的重要载体。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4],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了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鉴于这些实践经验,团结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统一战线的主要视角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通过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敌人,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5]。在国家建设中,统一战线创造和促进了人民共和[6],起到了团结大众、整合社会、协调利益的作用,促进了国家的内在统一与团结[7]。从国家治理来看,统一战线通过大团结大联合解决了政治上的“人心”和治理中的“力量”问题[8]。新时代,面向强国目标,构建多维团结形态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使命[9]。总体来看,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团结功能,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展“人民”的力量,动员最大范围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10]。本文吸收既有研究成果,把团结视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种独特政治形态,对团结政治的理论意涵、生成逻辑、实践机制等方面进行探析。

一、现代化视域中团结政治的理论意涵

虽然人们对现代化充满着憧憬,但现代化的过程却远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总是充满繁荣和稳定。从理想主义维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人们赋予了现代化诸多美好的内涵,设想“每个传统的社会都想要现代化,而且每个传统的社会最后一定会现代化”[11]。但从现实主义维度观测,现代化却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12]。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化是个系统的工程,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包含着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迁,这对特定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治系统的压力。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与不同的新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着必然的联系”[13],“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13]23。从比较政治实践来看,现代化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不断提升的社会动员水平和社会分化程度,在一些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往往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问题。亨廷顿就曾直观地描述了这种现象: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二连三,城市政治集团纷纷离异,各种政党四分五裂,“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14]。正因为此,阿普特认为“现代化制造了严峻的政治问题”[12],亨廷顿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14]34。

对于如何化解现代化中社会分化和多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如何应对艰巨的现代化任务给国家治理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学界作出了一些解答。艾森斯塔德认为,关键的变量是“容纳变迁的制度的发展”[13]43,“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13]49。亨廷顿同样强调: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4]60。制度的包容性、复杂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如何将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维度上,中西方呈现出了巨大的实践差异和理论分野。

面对现代化中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和多元化,西方国家根据其历史文化特点,建构了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基于竞争型政治和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现代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化”、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都是对这种实践的形象描述。在西方政治发展逻辑中,“代议制民主政府是高度复杂的,是发达的工业社会解决严重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合适手段”[12]1;“政治上平等组织之间的竞争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基础”,“权力应当被分化,应当设计不同的制度来确保这种权力分化”[12]21。不过,这种基于竞争型政治的多元化政治体系并不一定适合“后来者”[15],这已为亚非拉一些国家的实践情况所证明。随着二战后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政治不稳定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反思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所开出的药方“是否真的适应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治需要”[11]116。即便在当代西方国家,无休止的政治竞争、频繁的权力掣肘所演绎的“否决政治”“极化政治”也引发了人们类似的思考。2021年1月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之时,在演讲中多次强调超越党派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说:“需要的不仅是言语,更要求民主中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团结,团结。”[16]显然,无论何种形态的民主政治,其初衷都不是为了制造分歧与对抗,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联合与团结,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正如阿普特所言,“制度必须体现团结、增长和发展的价值”[12]24。

不同于西方国家建立在政治竞争、权力分立制衡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联合、团结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词。正如有的研究指出的:“以‘分’彰显众意是西方政治的逻辑,以‘合’汇聚民心是中国政治的逻辑。”[17]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基于联合和团结的政治理念,通过包容性的制度与政策,调适国家与社会、政治权力与权利关系,构建多元政治主体间同心同向同行的合作型政治秩序。从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团结政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机制,是推进政治运行秩序化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探索形成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以团结政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当然,从一般性来看,团结政治并不必然与竞争政治相对立。竞争政治同样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为目标。但相对而言,团结政治更致力于促进社会方方面面的联合而非分化、统一而非分裂、合作而非竞争、共识而非歧异。

二、团结政治的生成逻辑:统一战线如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综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团结话语既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如强调“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2]49;也融入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如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2]34。更直观地看,团结话语呈现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践中,如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团结政治的重要性缘于中国式现代化之“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的巨大,不仅表现为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现代化的压力,更表现为多元的人口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人口越多、社会结构越复杂,现代化的任务就越艰巨、风险挑战就越大,团结的重要性就越凸显。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政治的战略性、枢纽性机制,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13。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1],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成为党的奋斗目标。与很多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民族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8]。“内忧外患”“一盘散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面对破碎的政治格局、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起构建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历史使命是伟大而又艰巨的,因为这一使命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在国内外高度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氛围中,在强制资源高度积累集中、而民主资源极度稀缺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由于中国革命的阻力异常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尚为弱小,必须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此,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应运而生,党的团结政治也就此开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团结、联合和动员各方面的民主革命力量,组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也正是通过党领导的统一战线,1949年9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得以召开,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同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所强调的:“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19]在联合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开展革命的进程中,统一战线所塑造和推进的团结政治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展现无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但起点的贫乏、目标的远大、任务的艰巨、阻力的巨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独特性。考察1949年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注意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目标系统与党为实现社会发展所能利用的现实物质要素系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20]。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的意义在于壮大革命的力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团结的基本意涵则在于汇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21]。这其中就包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党看来,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国内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尚未肃清,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必须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也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21]146-147。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重大课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答案:“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22]。在其后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23]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由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也成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24]。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对象随之拓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24]521990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团结。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25]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26]。于是,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开始纳入到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空前广泛。统一战线团结政治功能的发挥,需要提升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的包容性,但关键还在于协调和处理好这些多元主体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即“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27]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目标和内容。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的团结政治意义愈加明显。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总结的:“我们的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要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优势越得到发挥,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力量就越强大,我们的事业就越能更好地向前发展。”[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29]他指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30]。

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不仅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还在于广泛凝聚共识,为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史,实质同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相一致。”[10]总体来看:为什么需要团结政治?大国大党的国情党情民情、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艰巨,决定了团结政治的内在需求。何以能够生成团结政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构建团结政治的初心使命和胸怀。怎样才能推进团结政治?在于将统一战线精神原则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构建团结政治的实践机制。

三、团结政治的实践机制:统一战线何以构建大团结大联合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3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为团结政治的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构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政治格局。作为一种不同于竞争政治的政治发展观,团结政治的有序运转、团结目标的有效实现,也有赖于统一战线所构建的一系列制度机制。

第一,政治领导机制:固守“圆心”画出最大“同心圆”。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不能理解中国式团结政治。从比较政治看,团结政治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呈现不同的面相。它既可能是多元政治力量妥协和均势的结果,也可能是建立在“中心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整合过程。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当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多党联合政府就是前者的典型例证。当代中国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显然不是西方的多党联合政府、联盟政治。在长期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32]。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实现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中,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权力”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整合。只不过这个“中心权力”在西方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体现为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所建构和强化的国家主权:按照韦伯的界定,就是在一片固定的疆域内垄断了正当强制性权力的政治组织[33];按照托马斯∙埃特曼的理解,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34]。由于“建构起有核心的民众与民族的凝聚结构和联合团结的体系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议题”[7]364,中国的现代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个中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18]65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构建了基于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正是固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圆心”,使得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行稳致远。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与团结政治包容的“多样性”并不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5]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1]。政治领导机制构筑了圆心坚实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第二,价值引领机制:凝聚政治共识。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对基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基本政治议题形成的相对一致的立场。一个政治共同体若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重则可能导致制度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危机,轻则可能出现“政治极化”问题。利普哈特认为:“除非共识民主能得到一种寻求共识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否则它不可能扎下根来并茁壮成长。”[36]凝心聚力、增进共识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本功效。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论述中,“思想政治引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寻求最大公约数”“广泛凝聚共识”等是最为常见的话语。团结政治中团结的重点就是这些具有“多样性”的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重要特征也是“多样性”。显然,要将这些利益、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力量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如果不能凝聚基本的共识,党的“团结带领”目标恐怕很难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尊重多样性,更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通过思想政治引领推进“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以及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加强思想引领,凝聚政治共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等,都凸显了这一价值引领机制。价值引领机制构筑了认同巩固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化了认同基础。

第三,体系整合机制:构建包容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其核心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发展[37]。综观中外,如何将不同地域、族群、阶层、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们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最为基础性的政治工程。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8]他认为:“凡能包含较多因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38]67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大体证明了这一论点:“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14]9;“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39]。团结政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一个更具广泛代表性包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将多元社会政治力量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整合进国家政治生活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就能很好理解1950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32]172的论断。在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一方面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的数量又作了保障性规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作了详细的安排。通过这一系列中国特色“安排”机制,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代表性、包容性。体系整合机制构筑了认同巩固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制度基础。

第四,过程吸纳机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过程,按政治系统论的观点,即为“输入-输出”的过程。在政治过程中充分吸纳、整合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推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当然内涵,也是推进团结政治的应然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为社会各界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形式共商国是、凝聚共识提供了制度保障。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2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党和国家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与党外人士召开协商会、座谈会等达178次。自2016年起,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为期5年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共有3.6万余人次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向对口省区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 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80余份。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战略实施,提出意见建议800余件,一批重要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决策[40]。这些无不展现了统一战线在政治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吸纳、政策整合功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使团结政治运转起来的重要机制。过程吸纳机制构筑了有序参与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畅通了民主渠道。

第五,政策包容机制:包容性经济社会政策。包容性公共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社会团结具有直接的意义。观以诸多亚非拉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不公平、非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包容机制一方面体现为调适性包容,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视社会上出现的新群体,并将他们适时纳入统一战线工作中[35]561。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就鲜明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这种适应性、包容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包容机制另一方面体现为公平性包容,即保障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的多元群体享受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权利,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都直观呈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包容性经济社会政策功能。统一战线构建的政策包容机制,对于夯实团结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团结不断增进而非社会不断分化的现代化。政策包容机制构筑了共有共享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社会基础。

四、结语

以统一战线为重要载体的中国特色团结政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和重要优势。它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础,以将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和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方式,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更具团结效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整合更具团结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易于导致不稳定”的时代之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面对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团结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凸显。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赋予统一战线新的使命任务。不同于政治斗争、政治统治等刚性政治活动,团结政治更多呈现包容性治理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政治,要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特色优势。一是处理好刚性与弹性的关系。刚性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中国团结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弹性则表现在制度的包容性、调适性上,团结政治要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变化,适应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使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更具包容性。“刚性、稳定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辅以合理的弹性空间,也正为当代中国制度自信与制度生命力之所在。”[41]二是处理好民主与团结的关系。将社会多元主体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离不开充分发扬民主,要把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只有更好地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各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这也正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三是处理好精英团结与大众团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是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但“党外代表人士安排的意义不在于个体意义,而在于其所联系的特定组织与群体”[42]。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与其所联系群体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机制,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统一战线进一步服务团结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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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96-3378(2022)06-0001-11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1

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主任;胡文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2ZDA03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以安徽实践为例”(AHSKXZX2021D09)

徐理响,胡文婷.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1-11.

责任编辑:林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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