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的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
——基于《文史哲》的办刊实践

刘京希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创办期刊极为少见，学术理论性期刊只有三几家——《新建设》《学习》和《文史哲》，以及之后的《史学月刊》。《新建设》和《学习》在“文革”初期停刊后再没有复刊。与之不同的是，《文史哲》虽经历两次停刊的坎坷，但停刊和由此造成的间隔无论长短，随后又接续新命，绵延至今七十余载而不绝，几与共和国同龄，近乎全程参与因而见证了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风雨历程。从这层意义上说来，它在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乃至人文学界，更在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2021年5月，值《文史哲》杂志创刊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鼓励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回信无疑给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提出了更高远的目标要求。

“高度决定视野。”办刊如同做人，亦同此理。办刊理念的高下，决定一本期刊的运势。高度又是什么?其实就是格局。格局不同，办刊的识见和思路自会有所不同。细察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有三重境界之别：谋生的境界，职业的境界，事业的境界。从谋生境界的层面看来，编辑工作不过是谋生的工具，因此，择稿的标准以利益的最大化为转移；从职业境界的层面看来，编辑工作被看作一项职业，为职业操守计，办刊者多数情况下会尽量择优录稿，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把期刊办得至少让人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从事业境界的层面看，编辑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繁荣学术事业的使命，以质取文是择稿的唯一标准，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期刊人不能从谋生的层次上升至职业乃至事业的高度，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外界看来，只会作如下评价：“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祖国浪费纸！”

依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本文试就《文史哲》的办刊实践予以粗略概括，以就教于方家。

一、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

“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二者有机统一、相得益彰，是《文史哲》赖以立足刊界乃至学界的一大法宝，更是《文史哲》七十余年来赓续不变的办刊传统。

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着意发掘和推举富有潜质的学术新秀。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汤志钧等著名学者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因为重评“红楼梦研究”而横空出世，毛泽东同志因此写给政治局部分同志的公开信，就是由《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倡导新的研究范式而引发。李泽厚先生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2期。《文史哲》杂志因此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2005年，李泽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你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很有名了。我第一篇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4月发表。一些老教授很吃惊，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外国朋友来信，称李泽厚‘教授’，其实我只是个实习研究员。”(1)马瑞芳:《扶植小人物的〈文史哲〉》,《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著名经济学者韦森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其处女作，即被分为上下篇刊载于80年代初的《文史哲》杂志。

“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伊始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任继愈、季羡林等先生无不慷慨赐稿，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七十多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

二、发现与锻造公共学术话题，在论争中求取新知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文史哲》编辑者继承前人基业，在日渐浮躁的学术环境下，坚持走厚重办刊之路，在引领学术发展潮流上，比前辈有了更加自觉和强烈的意识，通过选题策划和专题稿件组约，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学术界，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就编辑学层面来看，通过潜在热点的挖掘和精当的选题策划，实现对于学术的引领，所体现出的正是对于编辑主体意识和能动意识的着意追求。

“知出乎争。” 学术讨论、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文史哲》七十余年来所享有的盛名，与它发起的一场接一场的诸多学术论战及重大讨论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涉及学术论争，我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五场重大论战)，其中至少有三朵即“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在《文史哲》杂志萌发与绽放，即由《文史哲》所发起和推动而陆续展开。(2)参见刘京希、李扬眉、郭震旦：《学术期刊的学术史角色建构——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视角》，《中国编辑》2017年第10期。与之相应，发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红楼梦》大讨论”，只是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所引发的众多论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场。1954年，毛泽东同志对《文史哲》以及蓝翎、李希凡两个“小人物”的喜爱、表彰和赞赏，成为学林佳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杂志的发表，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新开端，使《红楼梦》研究继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建立“新红学”之后，实现了“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正如韩毓海先生所深察：“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而人类巨大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一旦放开视野，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3)韩毓海：《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假设”与“求证”——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再回首》，《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1月27日。

“文革”结束之后，人文学术研究迎来春天。正是缘于此一时代背景，重新检视传统文化及其思想资源，成为一时之学术思潮。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即所谓的“文化热”，即始于《文史哲》1984年第1期的一组“文化史”笔谈。随之，在世纪之交，《文史哲》又发起了两场引人瞩目的学术大讨论，即“儒学是否宗教”和“疑古与释古”两个专题讨论。从2010年开始，《文史哲》辟出专栏，在新的时代契机之下，再度推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大讨论；随后又发动“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道德、理念与制度”等集束型专题研讨，数度引发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热烈响应。接连展开的学术大讨论，无疑进一步提升了《文史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正是出于对《文史哲》一贯注重学术争鸣的传统做法的肯认，已故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曾给出如此的评价：“《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

三、以问题统领学科，而非以学科切割问题

综合性学术期刊办刊难，以封闭性为特征的综合性学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它以专业划分为基调组织栏目设置，面面俱到，无机化组合，平均化用力，因而了无生气、毫无特色。再加上近年来专业刊的大规模围剿和数字化的强力冲击，更加凸显出学报界的困顿。究竟如何破解这一困局？

综合刊或“大专业刊”办刊的最大问题或难题，就是开杂货铺，无机拼盘。而作为以“小综合”或“大专业”为学科定位的《文史哲》的一贯传统，则是以提出和凝练“问题”为中心，打破森严的学科壁垒，通过学科融合，把刊学两界心目中综合刊的办刊劣势转化为难得的办刊优势。

《文史哲》所刊发主要的是古文、古史、古哲方面的文章，亦即侧重于中国古典人文学术，而中国古典人文学术在传统上是一个整体，难以分科治学，走专业化之路，如“儒学”等等就是如此。即使在非古典学术领域，我们也在努力约发“亦文亦史亦哲、非文非史非哲”之作，也就是必须提出一些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进而以“问题”带动“学科”。换句话说，以“问题”而非“学科”为中心，不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问题”，而是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加重要，力图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凝练与统领“学科”。比如开设“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样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栏目，即属此类。

这种学科融合的主要实现形式，无疑就是专题化。这个专题，或者是不同学科互相激荡所生成的、学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或者是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研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如“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学研究”；抑或者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和观点，看待和观照一个深具普遍意义的话题，如“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

因此，一个公理性的办刊原则就是：期刊影响力取决于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 问题只在于以何种方式来达致“集中”。

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本人主张进行以重头栏目为内核的“归核化”圈层经营策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以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集约度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而在概念范畴上，则可以将“同心多元体系”“归核化经营”“专题设计集束簇”，视为衡量综合性学术期刊有机办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

四、超越功利性目标追寻，着眼长时段学术史价值

2011年，《文史哲》编辑部举行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著名学者李泽厚的题词是：“我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经任继愈老师介绍，发表在贵刊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以后也续有发表。愿借此机会感谢贵刊。祝贺贵刊六十周年大庆，并表达我对任老师的怀念。”2005年，李泽厚先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谈及此事：“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4)李泽厚：《穿越美与不美》，载陈远：《穿越美与不美——陈远口述史系列》，重庆出版集团2011年版。这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乎学术评价的重大话题：对于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期刊质量高低的评价，是看当下评价还是看长时段评价？(5)刘京希：《还“被引半衰期”以应有之位——也谈学术期刊的量化评价》，《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15日。事实上，李泽厚先生不过是用传统言说方式，表达出了这一为当下学术期刊界所关切的话题。

此正所谓“历史季节的变化导致花儿和果实落地,但树依然存在”(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根须深厚比枝繁叶茂更加重要”(7)[ 美]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亦或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只有那些经过学术理论与现实生活双重实践反复“冲刷”而留存下来、仍然不断启迪着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思想凝练与凝结，才是富有恒久性价值的学术成果甚或观念成果。在此意义上，作家残雪之于伟大小说作品的看法，同样值得学者、办刊人和有关评价体系的参与者深思：“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新阐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8)残雪：《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新世纪文学选刊(上半月)》2009年第3期。

常见的现象，是学术期刊违背学术为本的准则，总是喜好即时性、跟随性地参与甚至迎合现实，而对于现实的多变性预见不足，表现为对于稿件的择取缺乏一定之规，从而不时陷于尴尬之境地(9)刘京希：《着眼长时段学术史价值 超越功利性目标追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刊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当然希望能被更多地转载和引用，但《文史哲》并不被这些牵着鼻子走，它的办刊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学术”本身，即以繁荣学术事业为己任，进而谋求在人文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就此而言，所谓量化评价指标的诸要素，真正有利于学者沉潜于学术研究的判定指标，不是“即年指标”，不是“两年影响因子”，更不是“被引总频次”，而是判断一本期刊所刊载内容之历时性价值的“被引半衰期”。因为它衡量的是一本期刊或一篇文章的历时性或历史性价值。

关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学术性尺度的把握，于编辑者而言，通常难以拿捏。本人以为，遵循“沉淀性”或者是“时滞性”原则，可能会比较好地协调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从学术角度而言，只有给事物的发展演变留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让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可以充分地完成，并且经历一个由喧嚣到冷却的沉淀过程，再予观察和研判，所得出的结论方可更加客观，因而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就《文史哲》而言，它的办刊路径实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长时段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

五、以个性塑就品牌，以品牌张扬个性

个性是什么？笔者的理解就是“不可取代性”。没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就是最为根本的个性和特色。此正谓：“不做第一做唯一。”

期刊个性恰如“美眉”的脸，风格不同，美而各异，才楚楚动人，吸引眼球。假如每张脸都长得毫无二致，即使美如西施，也会让人生厌。就此而言，所谓特色化建设，就是从期刊的风格定位、内在质量，到选题策划、栏目设计，无不朝着个性化因而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方向去进行主观努力的过程。循着这样的轨迹去努力了、实践了，期刊特色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期刊的独特优势和个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在办刊理念上，它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建构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化经营体系。由于同心多元化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无关多元化”——毫无特色的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换言之，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优势，通过“期刊市场”寻找学术空白点和生长点，进行差异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别人的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间的竞争从盲目的、雷同化的死磕，转向理性的、以差异分工为基础的个性化竞争，以个性立足，以差异取胜。比如《文史哲》的“疑古与释古”专题讨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道德、理念与制度”专题研究，都是通过个性化专栏设置，体现差异化竞争优势和品牌化努力。

品牌不仅仅是指期刊的名称和名头等外在形式，它更通过内容建设传递着期刊的内涵、特色、风格等信息，以及办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内涵也就是内在质量，是支撑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因素，而主办单位等是第二位的因素。放眼全球期刊界，事实一再证明，一流的主办者不一定办得出一流的期刊；二三流的主办者也不乏办出一流期刊的案例。

“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10)[ 美]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要而言之，只要狠抓内容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且坚持对于既定风格的代际传承和接续，辅之以专题栏目的策划和组织，假以时日，任何期刊都必定会创出富有学术甚至社会影响力的栏目品牌。

六、以制度建构为抓手，凝练期刊发展的普适性规律和个性化品格

期刊内在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围绕内在质量这一核心，进行期刊的个性化塑造，进而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无往而不胜。只是以质量为内核，以个性为其表现形式的核心竞争力的获得和稳态保持，又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内部制度建设。

本人所理解的制度建设，由两个层面构成，即普遍性制度建构和个性化制度建构。对于前者的建构，须遵循学术期刊共同体所探索和凝练出来的普适性规律；而对于后者的建构，其用意则在于塑造期刊成长与发展的个性化品格。

(一)普遍性制度建构

结合本人所任职的《文史哲》编辑部的工作实践，保障期刊的内在质量，使之始终处在一个稳中有升的恒常状态，在编辑队伍比较精干的前提下，窃以为有三个带有普遍性价值的制度法宝须臾不可离：一是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三盲匿审”)；二是“三校加会校”制度；三是以奖惩为手段的激励约束机制。

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的确立，是一本期刊内在质量得以切实保证的首要制度前提。因此，无论内外，大凡优质名牌期刊，十有八九实行之。其最为可取之处有二：一是只认稿子不认人，客观公正；二是同行评议，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

而严格的校对制度是编校质量得以保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我刊实行的是“三校加会校”制度，将差错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具体做法是：清样的一校由责编与作者分别校对；二校由责编负责校对；三校实行“会校制”，由分管副主编领导校对小组集中共同校对，现场讨论。如此，经过三个校对批次、四个校对环节，基本上就能把差错消灭殆尽。

在2005年左右，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前任理事长潘国琪先生，曾以挑剔的眼光审读某期《文史哲》，尤其是文章中的经典著作引文，更是非常仔细地核查原典，结果却极少发现语法和文字方面的差错。潘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曾核对过一篇文章中38处经典著作引文，竟未发现一个字、一个标点的差错，在‘十引九错’、浮躁风气盛行的当今，能做到这一点，实在太不容易！”

那么，如何保持上述制度的刚性约束始终有效？我们的做法就是建立以奖惩为手段的激励约束机制——年终岗位津贴的发放与责编制度执行的效力挂钩。比如，在内容建设层面，将绩效奖励与责任编辑的专题设计与组约稿件情况挂钩，与所编稿件的反响挂钩；在编排形式规范层面，将绩效奖励与责任编辑所编稿件的差错率和遵守形式规范的程度挂钩。

(二)个性化制度建构

如果说，普遍性制度建设指向的是期刊界所共同面对的内外在质量问题的解决，那么，个性化制度建设与安排，则决定着期刊的风格、气度和个性。个性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没有个性，期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就没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一本期刊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比起只是注重普遍性制度建构但缺乏个性化制度建构的期刊，有意识地进行个性化制度建构的期刊，其个性化品格的型塑或许更加成功，因而更加富有以独立精神为内涵的“刊格”。

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史哲》编辑部有意识地打造以中文版为内核，以国际版、“《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文史哲丛刊”、“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自媒体建设为圈层的系统化、格式化工作格局，以一体多元、齐头并进、互动共生的学术形式，从内容到传播，围绕“繁荣学术研究，展示高水平成果”这一永恒主题，集群式展开系列工作，因此在人文学术界产生了持续性、动态性的不间断影响力。比如，2019—2020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消息，在《文史哲》公众号、《中华读书报》公众号推送之外，不仅被诸多民间公众号所推送，甚至引起官方注目，新华社客户端也主动予以转推。就此意义而言，《文史哲》编辑部已经不是一个仅仅在行使人文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职能的、通常意义上的期刊编辑部，而是已经转型为引领学术创新、繁荣学术研究、展示高水平成果的“一核多元”复合体系。

在个性化制度建构方面，《文史哲》编辑部近年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1.办刊理念的制度化。根据自身的办刊传统，把办刊宗旨凝练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并制度化地贯穿和细分于栏目设定、组约稿件、组织相关学术活动的日常工作之中。

2.将“《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化、常态化，也即制度化。以办刊宗旨为遵循，自2007年起，本刊策划举办“《文史哲》人文高端论坛”，把它作为联络作者的媒介，发掘学术生长点的园地，广邀国内人文学术重镇，对重大人文学术话题展开专题系列研讨。该论坛迄今已举办了九届，效果良佳。“青年学者工作坊”属于2018年新拓展的、密切潜力作者与期刊亲和度的新业态，也将成长为制度化操作。

3. “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的制度化。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突破、新发现，引领人文学术潮流，推动人文学术研究方向的深度调整，自2014年起，《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该活动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七次，已然成长为本刊的标志性、品牌性外围制定建构，对于人文学术的社会化扩展与普及，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4.将“文史哲丛刊”制度化。《文史哲》有与出版社合作，结合自身特色编辑出版专题图书的传统。80年代曾编辑出版系列性《治学漫谈》。21世纪初以来，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分期分批编辑出版“文史哲丛刊”，已经陆续出版近四十册。该活动既传播和普及了人文学术，又以另一种形式扩大了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一个铁面无私的主编，对于制度建设及其运行，无疑也极为重要。铁的制度要靠人来制定和执行，因此，人的因素尤其是办刊理念，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只是，制度一旦制订完成，理念一旦形成模式，便具有无上权威；余者便是对于制度的严格执行、对于理念的严格落实，不因人事的变动而中断。由此，一本期刊的独有传统便告完成。

结语：“我们都是过客！”

“我们都是过客，而《文史哲》杂志是永在的！”这是《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意味着一代代编辑人所从事的，无疑是一项高尚的、足以彪炳学术史册的学术传承与弘扬的事业。

梳理与总结《文史哲》七十余载办刊历程，它的风格或者说是特色，集中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学者办刊，编学互长；延揽大学者，扶植小人物；倡导新方法，研究新学术；关注学界动向，引领学术潮流；立足本土话语，放眼世界文明。而所有这些做法，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致力于以古典人文学术为特色和风格的品牌化建设，以期提升其核心竞争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主编孔繁曾回忆说：“我初读《文史哲》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做学生时。那时《文史哲》因刊登山东大学出身的年轻学者李希凡、蓝翎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支持‘小人物’。毛泽东同志是在赞扬《文史哲》和年轻学者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指导古典文学方面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当时我一下子便成为李、蓝文章的热情的读者。我为他们文章所具有的古典文学深厚功力所吸引，亦为他们文章优美通畅如同行云流水般旋律所感动。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深入阅读《文史哲》各期的文章，使我对肖涤非、陆侃如、冯沅君、高亨、童书业、王仲荦等山大文史大家发生崇拜之情。他们是《文史哲》的创办者和撰稿人。读他们的文章使我获得知识学问，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亦启发我得以窥探文章的奥妙。古人有说，读好文章如饮醇酒，令人陶醉。可以说，《文史哲》便是山大贡献给读者的醇酒。”(11)孔繁：《我所知道的〈文史哲〉》，《光明日报》2004年4月8日。

由上述梳理，不知在读者的脑海里，是否形成了之于《文史哲》的大致印象？著名美学专家、前任主编陈炎如此概括《文史哲》的风格和特色：“理通儒释道，学贯文史哲。”史学理论名家、现任主编王学典则如此表达：“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这两种表达的共通之处，都是主张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打破学科界限；沟通与融合人文诸学科，甚至延展至应用学科。换言之，即以问题凝练和统领学科，超越学科界限，实现融合发展。同时，又把期刊的这一风格定位凝练和型塑为一种足可“跨代际”遵循和传承的自我传统，使之不因办刊人的代际更替而转换。“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既是《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它不变的使命！而上述所有这些做法，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致力于以古典人文学术为特色和风格的集约化与品牌化建设，发掘潜在人文学术话题，抓取人文学界话语权(12)参见刘光裕：《华岗与〈文史哲〉》，《出版史料》2006年第4期。，以期提升核心竞争力。

言说至此，让人突然忆起《新华文摘》前任总编张耀铭先生在本刊七十周年刊庆活动上提出的“逆前浪”命题，确实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张先生的意思是说，依据“前浪理论”，应当是“后浪拍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文史哲》作为七十岁的“前浪”，按理早已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但事实是，在《文史哲》这里，通常所认为的“前浪命题”不仅失却效应，甚至更是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之相悖的“逆前浪”命题。其实，本人更愿意把这一“逆前浪”命题，视作对于《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鞭策。就像《文史哲》原主编蔡德贵先生的刊庆寄语：七十年“香火永续，再报新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