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虚构，或召唤痛感的文学
——论甫跃辉的小说创作

曹禹杰

从偏远的云南边疆到上海负笈求学，甫跃辉的成长轨迹似乎天然地预设了一种站在都市回望故土的写作姿态。地理位置的漂泊游移、生活惯习的变更重塑以及文化样态的巨大差异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和差异感”，全然陌生的环境为甫跃辉整理童年经验中所蕴藏的人事提供了契机：“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处在一种强烈的对比状态中，家乡的很多东西就会被我‘重新发现’。”①然而，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甫跃辉的写作是20世纪20年代“侨寓文学”的翻版。这不仅是出于写作者的自陈，“从背景上说，这些短篇有乡村背景的，有小镇背景的，也有城市背景的。但我实在不愿意以此来划分小说……这是地理分类，不是小说分类”②，同时也因为甫跃辉那些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难以被归入某个或某几类特定的主题——如果说收入《散佚的族谱》中的几部中篇以及长篇小说《刻舟记》尚且带有家族史的印痕，那么收录在《少年游》中的作品则以诡谲灵异的父辈传奇，复杂残忍的人性悲哀以及烂漫童年的悄然远逝，刻意和冷漠都市伴生的温情乡土拉开了距离。晚近出版的《五陵少年》更是挑战了以《动物园》为界标，将甫跃辉的写作线索割裂为乡村与城市的二分法。《万能灵药》和《解决》这两篇以城市为背景，塑造了李生、万三等失败青年形象的小说提示着读者，甫跃辉在写作的起步阶段就同时注目于自己的故乡经验和异乡生活，并将其转化为鲜活可感的文学形象。

其实，乡村 /城市二分的传统图式在甫跃辉这里没有彻底失效，可若想要穿透甫跃辉多元纷繁的写作主题和细密缠绕的文学语言，真正走近甫跃辉，那必须要“跳出既有而方便的论述方式，采取新的视角，观察这一代作家不同于前辈之处究竟何在”③。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论述方式的全然离弃，而恰恰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在读解甫跃辉文本的过程中更新和再造既有的论述方式。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脱离故步自封的论述窠臼，发掘甫跃辉在一个个其来有自且惝恍迷离的故事中贡献的独特美学经验，用文学构筑意义空间的同时，烛照背后足以丰富文学版图，却被“既有而方便的论述方式”遮蔽的新的意义空间。

一

在甫跃辉营建的乡土世界中，限制性的内在儿童视角往往被用于呈现村庄内外发生的各种人事。不过，儿童视角的引入并没有将乡村晕染成无瑕的美丽净土。体认世界的复杂性后，甫跃辉笔下的孩童并没有蜕变为生气勃勃投入生活的青年形象，直面强硬的外部世界；他们更多是感到冷酷无情、伤感落寞与自我的孱弱无力。与许多成长小说相似，《少年游》中的“我”渴望着一场离家出走。在成长小说的脉络中，离家出走往往具有特定的形式意义，“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离家出走，就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成长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和认知，‘我’并没有预先对世界有多少想象和期待，所以，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显得特别广阔”④。但《少年游》改写乃至翻转了离家出走这一形式象征的意义，小说开篇就呈现出“我”对身处在一个封闭世界感到的悲哀：“我离家出走时，柳浪镇笼罩在一场鸭蛋青的大雾中……一个人忽然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走不了多远，悲哀是免不了的。世界很大，但能去的地方并不多，能到达的地方更少。十二岁那年，我孤身一人离开家，赤脚踩上凉冰冰的青石板时，深切地感受到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⑤

《少年游》中，离家出走不仅没有带来经验的更新，丰富“我”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反倒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世界的荒诞与悲哀，“我很泄气地站在桥头。一个人忽然发现这个世界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泄气是免不了的”⑥。“成长的隐痛”和意义的失落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甫跃辉的乡村叙事中，渴望飞翔的“我”从白马上摔落，认清“我们都不能飞，我们身上将永远留下飞翔失败的记号”的残酷现实后，最终幻化成一只“硕大无朋的鹰，飞向黑夜无底的深渊”(《鸟》)⑦。曾经对周遭一切充满了好奇和正义感的懵懂少年车云飞，在直面成人世界的出尔反尔和莫名伤害后，感到阵阵痛苦袭向心头，“拳脚更猛了。车云飞痛苦地张着嘴巴，所有的拳脚同样落在他身上。他痛得几乎喊出声。小偷的惨叫越来越响。他感到一个痛苦的声音憋在心口”(《街市》)⑧。在晚近的小说集《这大地熄灭了》中，还能读到以为看见飞碟而满怀激动，却被老师浇灭了热情的兄弟俩(《星垂》)；过年时目睹儿时养大的猪被父母宰杀，除了哭泣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觉得“黑暗越来越重地压过来”的弟弟(《少年血》)⑨。这类以极端紧张的姿态和外部世界对抗的孩童形象仍旧清晰可辨。

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甫跃辉这样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少年”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这个‘少年世界’，可以说是成人世界的‘初级阶段’，几乎每一个少年身上，都具有‘双重人格’，他们受到成人世界的阴霾侵蚀，但仍然保留着孩子的纯洁，而且有所发展”。甫跃辉进而区分了两种“纯洁”，“初级的纯洁，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像婴儿一样，是无作为的……高级的纯洁，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张画满赏心悦目的美丽图画的纸，是具有感染力、具有爱的，是有作为的，这样的纯洁在婴儿的世界里是找不到的”⑩。甫跃辉似乎想让笔下的少年们努力贴近以伊留莎和柯立亚为代表的“高级的纯洁”。面对混沌世界的生拉硬扯，他们都尝试过用温情的爱守护即将远逝的纯真与颟顸，最典型的莫过于《初岁》中曾亲历自己养大的猪被宰杀的兰建成，在要动手杀死侄女小微的猪时心生的犹疑，“小微一直给这头猪拔草，看着它一天天长大，早把猪当做自己的同伴，要是看到它给杀了，那非哭天喊地不可”——犹疑背后的良善指向了有感染力、有作为的“高级的纯洁”。然而，偶然如惊鸿般透出的“高级的纯洁”在甫跃辉笔下并不足以上升为照亮深渊的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反复强调孩童遭受的痛苦，可是甫跃辉笔下的少年们很快就忘却了这般痛苦，丧失了感知痛苦的能力，“时隔多年，兰建成已经不能体会面对一只猪的死产生的那种痛苦了，甚至为自己当年竟然那么痛苦感到难为情”。在与世界赤身肉搏的过程中，内在于自我的纯真与感知痛苦的能力逐渐失落，取而代之的是近乎冷酷的“平静的悲怆”。全然归咎于外部世界的高压不足以阐明这种失落，因为甫跃辉意欲呈现的不仅仅是自我与外界的对峙，同时还有本己的、内心的、属人的成长困境。

因此，在《万重山》“孩子们”一章中，甫跃辉不再将矛盾重点置于自我和外部世界间的冲撞，而是转移到个体内生的困境。在其中的一些故事中，外部世界甚至是以温暖轻柔的姿态示人。《滚铁环》中的两兄弟因为滚铁环发生矛盾时，母亲的出场是为了维护兄弟间的团结。可当“我”再次滚动铁环，却感到“在铁棍和他的手之间，有一个大大的填不满的空隙；在铁棍和铁环之间，也有一个大大的填不满的空隙；在铁环和地面之间，还是这个大大的填不满的空隙。他感觉他和整个世界都是疏隔的”。《春天有冰》中那个卖杂货的姑娘和卖冰水的小伙更是全然出于赤诚的热心，带着男孩吃斋饭、卖冰棍，但男孩仍旧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他站在冰山上，冰山正迅速融化，他越来越大声地呼救，听到的只是来自天空的自己的回音”。可见，即使没有外界的强压，甫跃辉笔下的少年依旧会展露出与世界的隔阂。成长困境不再是出于乡土 /城市、落后 /现代、自我 /外界等一系列的二元关系，甫跃辉书写的实质上是一种真正的现代个体境遇——想要冲破由经验、想象和欲望编织成的罗网，突破固有的边界以抵达新生活、新世界而不得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潜隐在甫跃辉以乡土为背景的故事中，最终弥散成莫可名状的悲哀。当这些“飞向黑夜无底的深渊”，想要突围而无奈放弃的青年进入城市，自我的茫然和沮丧也就演变成了不可知的鬼魅叙事。

二

在早期作品中，甫跃辉常常用令人悚然的梦魇来喻指都市青年内在的匮乏与不安。如《巨象》中“只觉得整个城市只剩下了身处的这一幢孤零零的楼房，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李生；还有《饲鼠》中“被黏稠滞重的黑橡胶般的梦胶住了”的顾零洲。《静夜思》中的“他”则因为道德律令的自我谴责，“异常清晰地感知得到颤动的地板，每一下颤动，都针扎似的，钻进了脚底深处，一阵一阵，传遍了全身。他听得到浑身的骨头都在应和着颤动，几乎要垮塌了”。对于甫跃辉笔下鬼影幢幢的都市故事，黄平一方面借“中国最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与潜质的作家”之名，以“枯竭”“梦魇”“救赎”三个主题统摄其城市小说系列，并勾勒出一条触底反弹并寻求救赎的精神线索；另一方面他又直陈写作者的问题本质，甫跃辉尚不足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驾驭人心深处复杂的灵魂，为小说人物提供坚实可行的远景道路，“甫跃辉需要克制内心的鬼气，他和顾零洲们一样，都要找到转化内心惊悚的道路，而不是直接把获救的途径抛到外部，变成不可知的灵异”。

对于甫跃辉来说，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为李生们和顾零洲们找到一条脱离困境、重获新生的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甫跃辉无疑是把它当成了写作时所要处理的一个终极命题，但他并不急于抛出自己的答案。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笔下的刺猬和狐狸形容自己理解的长篇与短篇，“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短篇则“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轻盈游移的写作姿态并不意味着短篇小说在甫跃辉这里就天生地次于长篇，它们同样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使命，“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在成为刺猬前，得先成为狐狸”。在这里，甫跃辉继承的是塞万提斯留下的宝贵遗产，“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这是塞万提斯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启示：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甫跃辉清醒地意识到，在成为用长篇小说提供救赎道路，给出“终极的解决方案”的刺猬前，他必须以极大的耐心来梳理小说人物以及他自身所处世界的斑驳参差。

因此，在晚近的都市题材小说创作中，甫跃辉不再满足于对激情梦魇的刻画。借由甫跃辉晚近的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已经将写作重心从单纯塑造因心灵枯竭而衍化出的奇异诡谲的动物意象，转向对隐藏在鬼气和灵异背后那个混沌世界小心谨慎的探索。甫跃辉在《万重山》专设了“现实种种”和“虚妄种种”两章，似是要在现实与虚妄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然而，《云变》中尾随着李生的白猫，《隐我》中对死后世界的幻想都暗示着这条界限的不可靠，“‘现实种种’中有虚妄，‘虚妄种种’中也有现实，彼此关联，互相照应”。甫跃辉在突破现实与虚构间界限的同时，也拆解了城市与乡村、历史与未来、生与死之间的层层藩篱，如狐狸般游走在边界的内外，以此触及李生们和顾零洲们的本质困境。

《隐我》讲述了刚刚毕业踏入社会的李生，经历的四个或真实或虚幻的人生片段。无论是现实中正在苦苦找寻工作的大学生李生，还是虚构中回到家乡高校任教，步入中年的副院长李生，抑或是入职了郊区民办院校的青年教师李生，都不愿安于既有的现状，玄想并渴望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个人物谱系甚至可以扩展到小说中其他的人物，结婚后被妻子严格约束，双方父母间又矛盾不断的出租车司机同样可以纳入李生的序列中。与李生相对的是另外一组，以在苏州河畔聊知青生活的老太太和不断劝诫李生的梁雁为代表的人物谱系，他们将当下自己身处的现实作为唯一值得肯定的实有，不愿设想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你总以为有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所以轻视现在的生活，也轻视身边的人。可其实根本没什么另外一种生活。你只是胡思乱想，只是不敢面对现在的生活罢了……”借由对抗性的人物谱系，甫跃辉揭示出笔下人物面临的根本困境。不愿循规蹈矩的李生们渴望着逃离庸常生活中的各种束缚，希望重新激发起被现代社会和成人世界压抑已久，几近枯竭的心灵；可是他们并不具有将突围的诉求转化为切实行动的能力，“另一种生活”永远只能驻留在想象层面。

由此，甫跃辉打通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区隔。昔日《少年游》中的“我”也曾一度憧憬于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迷恋上了谈论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就那么望着滔滔不绝的河水，从满河霞彩一直说到暮色沉沉。但不久就发现，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只是在漫无边际的谈论中不断沉迷，瘾君子似的，用虚幻的谈论暂时安慰飘摇不定的自己”。当“我”以农村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城市，儿童时期深切感受到的“对世界的无能为力”也就转接给了李生和顾零洲。在甫跃辉塑造的都市青年形象身上，几乎看不到特里林所谓以巴尔扎克、司汤达、德莱塞笔下进城青年形象为代表的“19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伟大传统”，他们甚至丧失了高加林在进入城市时以冷酷理性构筑起的能动性。昔日青年与世界对抗的那股粗粝冲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尚未踏入社会时就已经塞满内心的失意落寞。在这层意义上，乡村与城市是同构的，时空的转换并不能填塞个体内心的裂痕，《苏州夜》中诗意乡村的闪回也难以抵挡不断袭来的孤凄和冷酷。因为那群在城市空旷夜空下奔走的巨象，本就是从乡村中启程的。

三

如果仅仅停留于单纯书写外部世界带给青年的重压以及由此导致的能动性的阙如，那么甫跃辉并不能带来太多的新意。值得关注的是，在不断挖掘乡村和城市故事，梳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过程中，甫跃辉正以狐狸般的灵巧逐渐逼近能够提供“终极的解决方案”的那根锐刺。《隐我》中与李生相对的是像梁雁这样的人物，同样是从偏远地区来到现代都市的她对自身处境与人生选择有着充分的自觉，并在自觉中生成了一种坚韧的生活实感与共情能力。梁雁接续了《初岁》中“在凡庸的岗位上从容尽着生命之理”的老董对于生命的体认，希冀以此能够将“傲慢、懦弱、不切实际”的李生拉回现实生活。但李生并没有听从梁雁的批评劝诫，以提起勇气直面生活的姿态退场。小说结尾处，李生又一次为自己设想了“另一种生活”：“就这么胡乱走下去吧，又能怎样呢？会遇到抢劫吗？他嘿嘿地笑出了声。那接下去就是另一种生活了。这么想着，反倒精神为之一振，浑身自在舒爽，不由得甩开两臂，大踏步走进暗夜里。”李生终究还是将希望寄托于不必为之承担任何责任也永远无须付诸实践的幻想，以此提振精神，带着近乎虚无的可能性走入了黑夜。

面对内心的空虚和生活实感的衰退，甫跃辉试图将恢复具体源初的痛感作为开启一条救赎之路的契机。《断篇》中的李生在得知自己昔日好友遭遇飞来横祸，感受到生命的残忍荒诞并痛饮断篇后，“最先恢复的意识是冷……大朵大朵的雪花箭镞似的激射在他脸上，冰冷又疼痛”。然而，这种痛感并不长久，很快就被虚空取代，“他内心里充满对自己的厌弃。又似乎，这些只在梦里发生过。由此，又感到巨大的虚空”。《云我》则更具象地展现出青年感到疼痛，又由痛苦堕入虚无的时代症候。李生总觉得胸口“有一根钢针搅动，疼得坚硬而持久”，以至于怀疑自己得了肺癌。李生甚至为自己无须在世界上留下一星半点“肉体的血脉”与“思想的余绪”感到欢喜——这“不留下的坚决态度”带给了他“极大的快感”。生死带来的痛苦并不出于对这个世界的留恋牵挂，李生以对外部世界全然的无意义来确证自己行将终结的生命价值。直到李生确认自己身体无虞后，他才重新尝试恢复和外部世界的种种联系——“他现在不会死了，今后还要读研究生，还要参加工作，还要挣钱，还要成家，还要孝敬父母，还要去很远的地方……他隐约感受到了一丝虚无的况味”。

甫跃辉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引述鲁迅《这也是生活》中“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句话，并意欲通过自己的写作尝试回答鲁迅的未尽之意，“没有一个人是独立于这世界的，他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他的一部分。但鲁迅先生没告诉我，‘有关’是怎么个‘有关’的。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对此，郜元宝老师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从具体的生活问题出发的思想，要不断回到无边无际的生活本身。生活永远大于竖立其上的任何思想观念，生活才是唯一值得肯定的实有”。以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为媒，在个体自我与外部对象世界间搭建起一条有健康联动性的沟通渠道，这是鲁迅终其一生，迁转于小说、讲演、散文诗和杂文等各种文体形式做出的不懈努力。如何才能贴近并触探“无边无际的生活本身”？鲁迅找到的一个重要把手是痛感。他深切认识到，近代中国是一个丧失了感知痛苦能力的国度，“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要打破“沙聚之邦”的“寂寞境”，必须要具有“闻渊深之心声”和“相观其内曜”的能力。“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的文学家鲁迅将抽象的“心声”“内曜”转换为具体的文学实践，用切肤文字刻写了单四嫂子、祥林嫂和闰土等人无形的苦痛。鲁迅在《复仇(其二)》中更是将这种痛苦由外部世界拉回内心，秉笔直书“透到心髓中”的痛楚。借助对肉体与精神痛苦细致入微的摹写，鲁迅不仅确立了如“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这般永不妥协的写作自觉，更是以直面自己痛苦的真诚，在自我和世界间建立起了真正有关的联系。

甫跃辉在写作中承续了鲁迅对感知痛苦能力的召唤，当他从云南乡村中走出来时，独特的童年经历注定了他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世间的纷繁痛苦。“焰火之中，虫蚁纷乱地翻飞，它们的翅膀，很快就要烧尽了，正发出一股股古怪的气味儿。这些微介的生命，是逃不脱这一场大劫难了。它们会呼喊吗？我是听不见的。它们有名有姓吗？我是记不住的。但这一幕是那么深切地撼动了一个少年的心。”甫跃辉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步入城市，他看见了李生们和顾零洲们身上浮现出《少年游》中“我”的影子，听见了他们在矛盾挣扎中发出的执拗低音。经历了种种人事后，甫跃辉不再满足于借用鬼魅灵异镜照出这些“微介的生命”的形貌，更要成为一盏灯，烛照他们的影与神，在可欲的痛感中书写心灵，在无尽的自我辩难中串联起个体与时代间坚韧的纽带。

甫跃辉是狐狸，也是刺猬。

注释：

①甫跃辉：《我更愿意关注个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中国作家网”2020年7月1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454405346138068&wfr=spider&for=pc。

②甫跃辉：《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动物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

③丛治辰：《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我们时代的侨寓困境——甫跃辉论》，《名作欣赏》2013年第34期。

④甫跃辉：《成长的隐痛：读徐则臣〈水边书〉的一些随想》，《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⑤甫跃辉：《少年游》，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⑥甫跃辉：《少年游》，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⑦甫跃辉：《五陵少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4页。

⑧甫跃辉：《少年游》，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⑨甫跃辉：《这大地熄灭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页。

⑩甫跃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孩子》，《名作欣赏》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