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破局之策和经验启示

谢东莉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被迫战略转移，长征又是“苏维埃运动”遭遇挫折之后的“举国大迁移”。在长征沿途戎马倥偬的行军与作战环境中，党和红军同严酷的自然条件及强大的敌人周旋，面对危局积极调整各项方针政策，于危机中开新局，于艰难中开新篇，最终取得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其中中国共产党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和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举措是具有代表性的策略之一。

一、长征前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眸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因此向来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也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问题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一开始就有着密切的关系”[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特点、作用等进行系列探讨并制定相应政策。毛泽东指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如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均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2]。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中，知识分子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萧克指出：“红四军的干部，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绝大多数是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他们有革命的理想和抱负，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为革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很多人有政治经验和领导能力，这是四军的中坚，是骨干。”[3]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成分日益复杂，形成了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在建立苏区的过程中，党迫切需要具有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员启事》，指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现以苏区缺乏技术人员，特以现金聘请。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4]。同时，努力开办教育培训，培养苏区建设的各方面人才。

苏区时期，由于激烈的“国共对峙”、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苏区紧张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在“左”倾错误路线下共产国际路线政策的影响，该时期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较严重的理论与政策偏差和失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务期达到党员社会成份的大转变”[5]。在此影响下，一些苏区如鄂豫皖苏区发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6]176的指示，张国焘亦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6]176。同时，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盲目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在“肃反”中歧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干部，甚至滥杀无辜，在军中造成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使我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延安回顾10年内战时痛心道：“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7]可以说，长征前的苏区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和红军高层对知识分子的不当政策，打击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总体而言，长征前苏区知识分子的数量相对不足，人才队伍匮乏，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度、认可度不高。

二、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改善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艰难的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富农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富裕家庭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机会更大，党和红军认识到了这一点，为吸引更多的民众力量加入中国革命队伍，党及时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

遵义会议前夕，《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1935年1月14日)中针对“红军开始到达的区域中，不是已经赤化了的苏区”[8]449及“由于国民党军阀地主的苛捐什(杂)税，租债的剥削，群众生活是极端痛苦”[8]448的现实情况，明确要求“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军阀与群众最痛恨的豪绅地主，而对富农商人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的灵活的策略，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新的困难”[8]449。同一天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宣传工作的指示》中亦强调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对于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争取觉悟的革命的分子”[9]39。

长征中，红军所经地区大多是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多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掌握着社会文化知识和经验，在各少数民族日常事务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针对这一情况，在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即团结少数民族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境内，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于1934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各军团“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10]。“阿訇”是伊斯兰教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是伊斯兰教中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主动与宗教领袖“阿訇”等座谈交流，如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兴隆镇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11]，争取他们对红军长征的支持。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8]535党中央的决议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与大多数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内阶级斗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形势，进一步完善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党虽未专门发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在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中涉及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问题，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加紧反对富农”变为“争取和联合富农”，以达到“联合整个农民”的目的。同时，给予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更加宽松的政策，如强调“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智(知)识分子”[8]587， 他们“应该受到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8]587。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决议又进一步强调把党领导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变更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知)识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8]610-611这说明在长征过程中党的建设日益成熟，中国共产党应对危局、变局的能力不断磨砺提升；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文脉。

三、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策略举措

长征时期由于斗争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为求生存和发展，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反思总结苏区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做法，同时借鉴吸收党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的宝贵经验，以务实的态度应对人才队伍危局，采取系列措施对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实践探索，重视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分子，提升队伍人才素质，提高干部知识水平。

(一)爱护关照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

长征中党特别注意优待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学者，医生、无线电等技术人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等人在指示中再三强调：“各级首长，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应加强对特种技术人员的领导，要他们参加各项政治的研究与政治活动，特别要向他们说明目前的创造川西北以至全四川的苏区根据地的胜利条件，加强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12]69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将打土豪得来的实物、用具多分配给他们一些”[12]70，对“已规定了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缺乏”[12]70。长征中曾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曾回忆说，“长征中无论战斗多么激烈，情况多么危机，作为技术人员的红军报务员不能丢，在四渡赤水期间，她曾经亲自带着警卫班战士把负伤的报务员全部背回来”[13]。红军队伍中有各种知识分子，如文学家、画家及各种有专门技术的人才，如文学家成仿吾，画家黄镇等。他们在长征中给战士们讲述自己的留学及弃文从武故事，感染了许多红军战士，揭穿了国民党报刊污蔑红军“排挤和杀戮知识分子”的谎言。正如长征回忆中所论：“在红军队伍中不仅有文学家、军事专门家、政治家，同时还有许多留学德、法各国的工程师、化学师。共产党不但没有排挤这些人材，相反的，特别优待他们。”[14]86

(二)尊重长征沿线的知识分子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时，尽管戎马倥偬，几位领导同志仍然没有忘记这座边远山城里住着一位曾留学日本的赵学烺先生，当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进入黎平后，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的成仿吾派了两位干部四处打听赵学烺的住处。赵学烺的住处找到后，成仿吾同志因事务繁忙不能抽身，便两次派人拿着他的名片造访，但赵学烺对红军不了解，托故不见。事后谈起此事，赵学烺懊悔不已道：“红军那么思才若渴，实在是辜负了人家的厚意，要不是错过那次机会，那么我至少也可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多少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15]126住在黄平城关的彭冠杰先生，其家族世代以教书为业，黄平之战前，他到乡下躲避。红军进城后，了解了彭冠杰的这一情况，一位红军首长亲自上门安慰留在家中的他的母亲，说：“红军对教书先生是尊敬的。”[15]126彭冠杰家工薪收入微薄，家境贫寒，这位红军首长当即送给他母亲一件灰布上衣，后来红军又给他家挑去一担谷子。“中央红军1935年长征到达遵义时，与遵义县八里乡街上开药铺行医的李焕亭中医结下深厚情谊。红三军团某部几位红军借宿于李焕亭家中，其中有一位是红军军医，其与李焕亭老人交谈投合，李焕亭将自己所藏线装医书给红军军医翻看，红军军医生临走时亦赠送了李焕亭老人一本卫校教材《内科学》上册，现珍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16]174这本教材是红军1933年10月于茶岭编辑印发的。全书共150页，分3编共37章，系统地叙述了传染病学、呼吸系病学、消化器病学的病理及治疗技术。其见证了红军长征中尊重知识，爱护书籍，与知识分子建立的深情厚谊。红军十分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使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红军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纷纷走出家庭寻找红军、参加革命，或在当地参加地下党组织。

(三)激发知识分子觉悟，引导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红军长征期间，党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并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强调“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17]79，注意“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他们的思想上的领导”[17]79。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对青年师生进行教育指导，通过“红军之友社”等组织，教育和引导一部分进步教师和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有的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参加“打土豪”等群众工作；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贡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建立的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吸收了不少遵义的知识青年，如该委员会的25名成员中，有5位是遵义的学生代表，他们是周兴、任移(任传习)、周司和、何绮波(何恩余)、李小侠[18]。在红军撤离遵义时，这些人大都参加红军进行转战，后参加组织黔北游击队活动，包括谢树中(三中图书室管理员)、任传习、何恩余、李小侠等。曾在印江县女小教书的青年女教师张士民，因受地方当局的欺侮，参加了红军长征，在仁怀县“鲁班场战斗”中被冲散，回转到遵义，继续教书[16]144。红军在遵义期间，徐特立严格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注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拜访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汉学家赵乃康和教育家朱穆伯，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希望他们团结更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最终，朱穆伯放弃了国民党当局给予的高官厚禄，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后，努力争取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周素园。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曾在贵阳办过《黔报》，在北洋政府中供职，出任过军阀袁祖铭部的秘书长，后回到毕节家乡，闭门读书。周素园家里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红军有认同感，在红军“抗日反蒋”政策的感召下，周素园应邀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后不顾年迈，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利用自己的关系，给云南龙云、孙渡写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在红军领导干部的关怀下，周素园顺利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慰问，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19]。

(四)保护长征沿途的书籍等文化设施

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爱书如命的徐特立特别注意保护当地古籍图书。徐特立听说曾在周西成执政时期担任民政厅长的杨干之告老还乡注释《巢经巢诗》时，特地到杨家拜访，看见杨家院内遍地是书，书房内更是书山书海，不乏珍本孤本，徐特立十分担心这些珍贵图书在战乱中遭受损失。后来，徐特立又去拜访遵义县书法家王石珊，见几位年轻战士正烧书取暖，十分生气，当即制止了战士的行为。为了保存好遵义的这批珍贵文化典籍，徐特立对遵义教育界知名人士赵乃康等人做工作，将遵义城散乱在各家的书籍集中到文庙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书籍成为遵义图书馆成立时的重要藏品。赵乃康甚为感动，写了首诗:“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9]394-395。此外，红军长征在云南时，中央红军红九军团王首道在云南沾益县播乐学校接见了学校教师温培群等，鼓励他办好学校，还送给学校相关革命书籍，如《革命领袖传》《土地问题》《共产国际纲领》等，临走时王首道还给进步教师李润生留下一个亲笔字条：“以后，各军到此，请指示工作”[20]，给当地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

(五)重视学习，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开展各种方式的文化学习

长征途中，红军沿用和创新各种学习方式来扫除“文盲”，普及红军战士的文化教育，提高官兵的知识文化水平。如利用长征行军间隙在连队中开办列宁室，组织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娱乐活动。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同志提倡“看后背”，即每个红军战士背后背一块写字纸板，开展学文化[17]253。钟有煌也指出，中央红军长征中打仗行军之余，不忘学习文化，常常可以看到战士们的背包上都挂有识字牌，边走路边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至于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被称赞说：“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知识分子。”[21]149

红军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如毛泽东长征每到一地，都要警卫搜集各种书籍报纸学习知识。“长征四老”的董必武也在长征途中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但因战争紧张，天天行军，有时连个菜油灯都找不到，看不了书，把他憋坏了。据董必武勤务员钟珠瑞回忆，在桐梓休养时“记得有个无灯的夜晚，我已困得受不了了，他还在轻声背诵书本。现在住进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又不受敌人干扰，董老高兴得像个小伙子，动作轻盈，喜笑颜开。他除去早上、傍晚同林老、徐老、谢老一起散散步，议论议论形势外，其他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书、练书法。董老的俄语水平很高，一本像砖一样厚的俄文版马列著作，他三两天就读完了。他的学习方法是，用俄语诵读，读一阵，用毛笔写一些什么，接着又读。读累了，便端坐案前，屏息静气，悬握毛笔，写上百把个正楷小字。从早到晚，天天如此”[22]。

(六)开办学校，提高红军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理论文化水平

早在长征的准备过程中，中革军委就通过学校对干部实行加速训练，分别是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军事专门学校对红军干部进行培训学习。长征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会议确定了北进的战略方针和创建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指出了当时的几项中心工作，其中就包括“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的和政治的干部”[8]537。这说明了党中央根据新形势的需要，认识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军事政治干部对开创新局面、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因而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通过开办卫生学校，培训医疗卫生人才。中央苏区曾创办卫生学校，有学生700多名，分为军医班、调剂班、保健班和预科等，还有相对完备的附属医院、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试验室、解剖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以及化学室及瓦斯预防研究室等。长征开始后，卫生学校的两个军医班(六七期)和一个预科(八期)约200多名学生参加了长征。这支由卫生人员组成的部队包含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教育队和休养所。长征中，学生和教员克服困难，行军之余坚持教学。到遵义后，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迅速开课。当时，学生住在城内省立第二中学，同时调拨军团卫生人员准备开学。据长征时任红军卫生学校教育长的李治回忆，“数天内，先后到了200余人，书籍都齐备，排好了课目表，分各班上课。教育主任王斌，教员李治、孙仪之、俞翰西、胡广仁等，大家都努力的教授。在学生方面，没有一个不积极的学习，同时学生间优秀者帮助落后者，不仅医学文化进步很快，而政治教育亦是一样。各种科目择其要紧者和日常最易传染的疾病，为教育中心，所以在短时间，能创造了实用的红色医生，配合了革命的发展”[14]446-447。

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经验和启示

(一)吸引和凝聚了一批知识分子为红军服务，为长征胜利及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举措为之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锻炼、储备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如画家(黄镇)、作家(成仿吾)、文艺家(李伯钊)、医学家(傅连暲、钟有煌)、情报专家(曾希圣)等。画家黄镇于1927年毕业于新华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参加长征途中绘制了反映红军日常行军及作战的写实画，后汇集成《长征画集》，成为反映红军长征的宝贵资料。新中国成立后黄镇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宣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成为新中国外交、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成仿吾，早年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长征前在苏区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他还在长征中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延安时期担任陕北公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以曾希圣为局长的军委二局在长征中发挥着重要的情报工作作用，为了做好长征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把二局侦听破译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侦听国民党军无线电通信，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和称赞，指出：“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23]叶剑英也指出：“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24]

(二)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学习，是新型政党和军队取胜的重要法宝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营造红军队伍学文化、用知识的热潮，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也对提高干部战士的革命理论理解力和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亲历长征的钟有煌将军在回忆长征中指出，红军战士们“在文化水平提高后，对学习革命理论就更容易理解和接收，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得更快。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时，能把道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更有说服力。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也更有效果”[21]149。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使得红军摆脱了历史上“草莽英雄”的命运,使得红军成为“主义兵”，即有理论武装、有革命理想和信仰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不是国民党污蔑的所谓的“土匪”，同时为红军应对紧张多变的时局进行了理论储备。

(三)策略的灵活性与务实性，保证了党和人民军队与时俱进，战无不胜，在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开创新局面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务实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人才队伍建设策略以应对危局，吸引各类人才为红军服务，让其在革命中建功立业，也使长征沿途的广大知识分子增进了对中共革命的理解与支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群众基础，影响深远。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未来是现实的延续。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挫折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在危局中开新局，是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的经验智慧和优良传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承继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实践伟力，坚持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双轮驱动”，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强国梦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25]，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