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与权利承认*

2022-12-16 16:10
中州学刊 2022年10期
关键词:圈层新生代伦理

董 敬 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由此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引发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持续流动的主要动因。改革开放40余年来,农民工群体自身在时代的大潮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①。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自身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于数字技术的娴熟掌握和利用程度是父代农民工不可比拟的。数字技术不仅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各种便利,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赋权增能。他们可以从海量信息中获取自身需要和感兴趣的生活和工作信息,并借此部分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给其城市生活和工作带来的不利条件。同时,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与父代农民工不同的自组织方式,即在“征用”和“再发明”熟人社会的伦理圈层的基础上,凭借信息技术在“陌生”的城市空间生成网络圈层的结群和自组织方式,以满足交往、认同、互助的社会生活诉求。在规避风险和实现互助的网络圈层交往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既不同于乡村熟人社会,也不同于完全陌生人社会的自我认同,即“双重脱嵌”下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由网络圈层的虚拟认同开始,由虚拟认同逐步演化为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交互、融合的认同。新生代农民工这种虚实交互的认同形成既是他们发挥主体性,“变陌生为熟悉”的过程,也是他们使用农业文明的伦理逻辑主动适应城市工业文明逻辑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虚实交互认同的形成影响到这一群体的社会行动——他们通过网络圈层的自组织方式试图消除在城市的失重感和心理剥夺感,同时希冀能够获得城市对其自身的权利承认。“承认”作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追寻自主性的现实反映。“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认,是构成人类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机制;对承认的破坏(亦即蔑视)以及由此而来的‘为承认而斗争’,则是社会冲突与变迁的主要肇因。”[1]在中国社会已经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的期盼更加迫切,对公平、正义、社会权利等精神领域的需求不断增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圈层的自组织方式寻求尊严和权利承认正是上述转变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还需认识到,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网络圈层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主体承认只是一种类似“同温层”的群体内部承认,其外在表现是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背景下的个人权利承认,而圈层内核仍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熟人社会思维逻辑,这也正是该群体生存哲学的二元悖论。也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社会意涵在于这一群体当前正处于由“为认同形成而努力”到“为获取权利承认而挣扎”的过程和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数字技术对其思想意识和行动的影响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权力结构、主流媒体宣介的疏离感,同时数字技术又给这一群体消弭信息不对称、维护自身权益创造了可能;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征用”和“再发明”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逻辑的思维基础上,通过信息技术形成突破空间局限的网络结群,进而追求城市融入的理性愿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网络圈层的这种内在矛盾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自身特点,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迭加的基础上出现的“累积迭代”的现代化。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分析

回溯学界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已有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的研究视角。一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切入,将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工作的过程视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国内部分学者借用西方学界研究劳工群体的相关理论,从农民工群体作为劳工的结构性力量、组织性力量、制度性力量、符号性力量、倡导性力量等视角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考察,进而得出城乡差距背景下农民工群体作为新工人群体正处于无产阶级化初期的相关论断[2]。二是从现代化视角切入,将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并在此理论基础上研究农民工群体流动的动力机制、就业领域、代际差异、阶层分化等内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参与和集体行动研究一般都是从这一视角展开[3]。还需看到,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关注农民工群体在促进经济发展、寻求自身利益、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数字技术在城市寻求结群和社会承认的专门研究,也缺少对于该群体利用数字技术寻求社会承认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及其对策的相关研究。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阐释“圈层”概念的源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和梳理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背后的自组织逻辑及其空间融合、展演的特点,以尝试回答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自组织背后隐藏的寓意及应对之策。

1.网络圈层的概念分析

圈层的概念源于地质学,指地球地壳、地幔、地核等内部结构和水圈、生物圈等外部结构。后来,部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借用这一概念阐释部分社会现象,由此圈层概念的外延得到不断拓展并被广泛用于解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工业生产布局、城乡结构、社会文化等社会现象和问题。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实际上也是对一种圈层结构的解释。差序格局所反映的圈层结构既能呈现中国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也能描述乡村个体的行动结构。因此,差序格局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学界理解和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逻辑的一个核心概念[4]。

差序格局所描绘的圈层结构具有一定的实体性,主要指的是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等原则将个人组织起来并形成社会群体的伦理结构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个体行为逻辑。“差序格局的结构原则就是建立在占核心地位的家庭伦理基础上的,这个结构的框架由‘伦’构成,其原则由‘理’构成,结构与原则结合称为‘伦理’。有‘伦’而无‘理’,则此结构内的人只有行动而无价值指引;有‘理’而无‘伦’,则价值难以通过结构指引行动。”[5]传统中国社会的圈层结构有着明确的边界,即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初始标准,再配以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以约束圈层内人们的行为。“人伦”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从父子开始,由父子伦理推及君臣伦理,由君臣伦理推及夫妇伦理,由夫妇伦理推及兄弟伦理,由兄弟伦理推及朋友伦理,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关系规范。这五种关系规范就是“五伦”,这既是个体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个体行为规范的依据。个体的其他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和拓展而来的。这五种由亲到疏的关系规范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圈层道德规范和行为结构。圈层的内部关系具有等级性特征,圈层之间的关系具有交融性特征,圈层的内外关系具有区隔性特征。由此亦可发现,传统中国社会的圈层既是一种长幼有序的等级结构,也具有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内涵,同时还体现着权力结构差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逐步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速度大大加快。在社会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中,原有差序格局基础上的家国同构和伦理圈层结构逐步消解。然而,这是就社会发展的宏观走向而言的,具体到个体生活的微观层面,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伦理圈层关系不仅没有消解,反而随着社会加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回潮和复兴,“新异化的诞生”即基于此种社会背景[6]。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也是这种新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再生产依然在继续“征用”传统的伦理圈层逻辑,按照某种伦理规范实现网络结圈;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也在不断加速,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群体之间在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出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迭代现象;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迭代效应所产生的时空压缩特征非常明显,他们在传统伦理规范实体圈层基础上,结合网络技术形成迭代结圈的网络圈层,并在这种“同温层”中寻求融入“陌生的”城市生活的精神慰藉。

2.网络圈层的影响因素

从技术对社会关系型塑角度而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形成的第一个因素当推数字信息技术。无论是微博、QQ,还是微信、抖音、B站等,都是在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大前提下基于情感、利益和兴趣等因素而形成的具有某种固定关系的网络圈层。而且,网络圈层的成员相对稳定。朱天等研究者认为,网络圈层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缘由,以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集聚与互动,建立并维系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7]。这是将差序格局的圈层概念不加改造地沿用到网络圈层的一种典型认识。闫翠萍等研究者以“趣缘”作为网络圈层的生成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圈层是圈子成员在兴趣、爱好上的共同点和文化上的认同”[8]。彭兰则主要从实体社会的角度定义圈层,并认为“圈层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圈子的关系模式特点,体现为圈子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殊性”[9]。但其未对新兴的网络圈层进行更多的讨论。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既是对自身既有的差序格局式伦理规范的创造性转换,也是在“征用”传统伦理圈层的行动逻辑。当然,这种创造性转换离不开虚拟与现实的结合、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网络圈层最主要的动机是参与者认为网络圈子能够扩大自身的交往范围,同时信奉“圈子能够改变命运”的人生哲学②。

从社会加速变迁的角度而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之间不断加强的社会流动。不断加强的社会流动打破了乡村基于伦理基础形成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结构,使得基于“礼”的道德规范对个体的约束逐渐弱化。不过,虽然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先赋的伦理圈层结构对个体的约束有所弱化,但这种先赋的伦理圈层结构在群体意识中并未完全消失。个体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既可“征用”原有伦理圈层逻辑来实现某种目的,也可经由“征用”或“传统的发明”创造出新的圈层关系和结构。此时的先赋伦理圈层既在一些情况下扮演了某种约束的角色(即“出身决定命运”的宿命论观念),也在一些情况下扮演了助力的角色(即“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拼搏精神)。农民工群体里受到广泛认同的“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说法比较典型地将先赋伦理圈层这种既约束又助力的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告诉笔者:“限制自己发展的不是自身的学历和智商,而是他的生活圈、工作圈和朋友圈不够大,自己无法找到有力的助力。”

从制度加速改革的层面而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形成的第三个因素是现有的结构规定性。迄今为止,虽然国家已推出诸多涉及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以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乡村始终处于较弱的一方,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城市化的带动。在这种背景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人、财、物等市场要素一定会集聚到能产生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乡村地区的人、财、物等市场要素向城市的单向集聚和流动成为必然,这是第一重结构规定性。第二重结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留存及其制度性的路径依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种留存和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城市针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所涉及的诸多政府部门所呈现的条块结构。在信息社会,政府借助数字技术(比如个人身份二维码),可以对流动人口群体进行比较便捷的管理,但行政部门条块结构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仍然造成不小的阻力和障碍。第三重结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规律规定性。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返乡创业,回到农村寻找机会,但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会坚持留在城市寻找生存空间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由基于上述资源集聚效应而存在的机会规律所决定的。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快速流动和迭代发展,相关的权益保护、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能依靠的往往是包括血缘、地缘等关系在内的先赋性因素。这种先赋的血缘、地缘因素在传统农耕社会的人口流动中主要体现为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会馆、同乡会、老乡会等。在信息时代,这种先赋的血缘、地缘等关系因素经过创造性转换,发展为虚拟网络社群。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除了可以依据传统的地缘与业缘关系形成实体和虚拟的圈层,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等也开始成为影响网络圈层形成的新因素,比如曾经基于“粉丝”“爱豆”基础上形成的“饭圈”就是一种典型的出于对某个文娱对象的共同爱好或追捧而形成的网络群体。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而言,虽然其网络圈层的生成源于实体圈层的关系和伦理,但群体在虚拟网络空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相较于实体圈层的关系较为弱化,相应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力也相对不强。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边界是动态且模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圈层中可以随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工作变动)而选择退出,而实体圈层的边界是稳定且清晰的,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的血缘、地缘关系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二、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结构逻辑

1.网络圈层的生成条件

国内部分学者用“传统脱嵌”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与流出地联系的弱化情况,这种联系的弱化在本质上源于这一群体对流出地实体圈层的关系结构和伦理规范约束的摆脱。“传统脱嵌”一般指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和态度上具有更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较少愿意接受来自家庭和宗族的传统伦理制约;他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更少获得基于流出地社会关系的支持;在主观认同上,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显弱化,对农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度显著下降。新生代农民工所生活的日常场域不仅是体制外的、非国家的空间场域和关系网络,而且往往还是碎片化、个体化、缺少家族和地缘纽带支撑的流动场域[10]。“传统脱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形成网络圈层的现实背景。新生代农民工试图在网络圈层中寻求归属感、认同感和外部支持正是他们自发组织化的重要行为动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除了要面对精神层面的“传统脱嵌”,还面临现实层面的“制度脱嵌”问题。国内部分学者甚至将整个农民工群体视为原有城乡二元结构之外的第三元结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城市的居留处境非常尴尬,即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农居点里,这种生存空间本身就体现着非城非乡的归属模糊性。同时在心态上,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即“进不去的城和回不去的乡”的矛盾心理。“制度脱嵌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获得、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仍然与正式制度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渠道之间存在深刻的鸿沟;社会管理政策虽已做出诸多改革,但流动迁徙和区域性给付水平的差距使得政策实践效果碎片化;政治权利基本‘悬空’使其难以行使话语权。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城镇的包容程度显著提升,但本质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工业生活仍然处于一个正式制度之外的‘非国家’场域中。”[10]现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制度供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其保护力和服务性都相对较弱。在“传统脱嵌”和“制度脱嵌”的境遇中,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就成为学界所描绘的“三和大神”,他们不愿意进工厂,宁可做工资日结的工作,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国内学界近年来关注的数字劳工,尤其是快递小哥群体,其从业者绝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

“制度脱嵌”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初到城市之时,唯一能够有所依恃的就是先赋的、正在弱化和脱嵌的原有实体圈层关系,而数字信息技术提供了将这种原有实体圈层关系重新强化、放大的可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圈层中形成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弱关系”③。通过这种弱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寻求资源链接和精神寄托,以降低或规避未知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网络圈层弱关系的形成与农民工群体以链式方式进城的路径有关。如果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解释的话,链式途径对于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而言,是综合成本最低的一种进城方式。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即使是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在招工中依然倾向于通过链式途径招募工人。而对于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而言,由于地缘、业缘相近,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提供情感支持、生活帮助是常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一般表现为圈层式,他们往往依据地缘、业缘、兴趣等一起租住工厂提供的宿舍或者城中村,从而实现“线下+线下”的互动与自组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往往只有在“线下+线上”的自组织中才体现得比较明显。

2.网络圈层的自组织结构

鉴于“目前用户对微信朋友圈的平台、朋友信任程度并不高”[11]的整体情况,基于实体圈层建立起来的网络圈层成为群体内部进行人际互动以及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途径,同时群体成员借由网络圈层的互动和联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实体圈层的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自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组织环节。其一,网络圈层的形成需要有一名首倡人物(首倡人物往往也是圈层的舆论引导者),其根据实体圈层的关系在网络上倡导建群结圈,成功建群以后,这位首倡人物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群主。后续成员进群必须经过群主的认可。同时,这位首倡人物要热心、有阅历、有精力,能够为群友提供各种信息和各种层次的帮助。其二,网络圈层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成员,即每个成员把与自己关系相近的成员拉进群(比如将自己的乡友、工友或与自己兴趣、爱好、理念相近或相投的人员介绍进群),这也意味着把自己背后的一些社会关系带入群。而成为群或圈的成员意味着群或圈的成员可以因个人私事或其他方面的事情在圈层范围内寻求资源链接,既可以是线下链接,也可以是线上链接,既可以自主进行链接,也可以通过群主进行圈层内部更为广泛的链接。其三,入群后成为圈层成员的人们可以通过线下和线上的各种活动(比如积极参与群组织的实体活动或线上的积极发言、参与话题),逐步建立成员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和实体圈层间的链接和转换基本都是在网络互动中发生的。边燕杰教授从亲密性、专业性、线下拉动力等维度研究了“线上+线下”虚实转换的动力:“其一,没有亲密网友,无从产生虚实转换的推动力;其二,亲密网友数量较少,产生虚实转换的推力源就少;亲密网友数量较多,规模较大,这种虚实转换的推力源就多,力度就大。”[12]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网络圈层和实体圈层间的虚实转换是以网络参与者先通过原有实体圈层关系进入网络圈层为前提的,成员进入网络圈层之后再以原有实体圈层关系为依据开展“线上+线下”的各种互动。这是网络圈层任何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展开的基本模式。

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网络圈层中的层到底指的是什么?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网络圈层中的“层”有着三重意涵:一是网络语言的层化,即有着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使用的网络语言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最终表现为网络圈层的层化。二是基于现实生活、工作关系的层化,即新生代农民工将实体圈的层级带入网络圈,形成网络圈内的层级。比如,群体核心人物既是网络圈层结圈形成的节点,也是网络圈层分层的重要节点,还是实体圈层中的枢纽式人物。“流动空间是指在不接触的情况下,同时发生之社会实践(或者在共享时间中选定的时间)在技术和组织上的可能性”,“然而,流动空间不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它由节点和网络组成”[13]。新生代农民工网络结圈正是通过节点,链接起原有实体关系及其衍生关系而形成的半组织化的网络社群。三是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精英联合、大众解体”现象。网络圈层中的“精英联合”是指圈层中部分拥有资源的成员在线上和线下活动中,在资源交换的往来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日益深入的了解和信任关系,进而为实现更广泛的资源链接做好准备。网络圈层中的“大众解体”则是指网络圈层中的部分成员因逐渐远离圈层的线上和线下活动而慢慢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最后就成为网络圈层中的“僵尸粉”(长期潜水、一言不发的成员),逐渐边缘化。

三、网络圈层的空间融合展演

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用网络链接外部资源,并通过“线下+线上”的虚实转换形成网络圈层的自组织模式,实现自组织化。这种虚实转换的自组织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将网络虚拟空间和地域实体空间整合为群体活动的社会空间并吸纳成员于其中展演。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理解这一社会空间的内涵和特点。

第一,这一社会空间由新生代农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圈层关系、地方性知识、技术和权力融汇构建而成。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融汇上述资源的主体,面临“双重脱嵌”的结构规定性,他们通过网络链接外部资源,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应对来自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与挑战。融汇信息资源以及开展“线上+线下”的各种活动,是在这一空间中展演的主要内容。基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形成虚拟网络空间以及实体地域空间是维持这一社会空间存在的主要载体。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得以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线上与线下的对立统一。

第二,这一社会空间由实体和网络中的圈和层融汇而成,是圈和层在实体和网络中的辩证统一。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依托的是已经弱化的原有实体圈层关系。同时,在“圈”当中,根据参与者的活动能力、拥有的资源程度、先赋条件的好坏等,会形成不同的“层”。网络中的“层”既有现实中社会分层的因素,也有网络参与频率、话题讨论等因素。

第三,这一社会空间融汇的实质是“传统的发明和征用”,即新生代农民工将传统社会空间的结群逻辑应用到网络空间中,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链接各种资源。“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经被消除时”,“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14]。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结群反映的正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描述的宏观层面社会转型和微观层面个体转换之间存在的一种矛盾性调和。在这种矛盾转换和调和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合利用传统的结群方式和新的信息社交手段,构建群体内的社会交往空间,以实现自己与处于快速转型中的社会的某种适应,并产生新的增量,比如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反思结构不公平、制度缺失的迷茫中,尝试以自己“弱者的方式”消解自身的弱势感和困窘感[15]。

第四,这一社会空间的主要功能是以融汇和链接资源的方式帮助成员抵御风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虚拟网络空间的弱信任和信息不对称反而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能够通过网络圈层的社交和互动获得个人心理的安慰、某种归宿感和虚拟承认。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处于同一网络圈层中的成员经过长期的交流与互动产生出亲密化关系的情况不在少数。尽管有学者提出不能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或社会资本,即“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或者‘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替代了真正的社会研究”[5],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网络圈层是他们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占主导的现代城市中,以弱关系的组织化方式进行情感、兴趣交流甚至日常工作、生活互助乃至消解自身边缘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网络圈层这种弱关系所能提供的帮助在力度上比不上原有的基于血缘等先赋性强关系给予的帮助,但对于依旧在城市中处于普遍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融入网络圈层是他们在缺乏外界帮助情况下的一种主动选择。

四、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潜在风险及其应对

1.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潜在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圈层这种自组织方式在城市衍生出新的社会空间,并在新的社会空间中链接资源、规避风险、寻求来自网络虚拟空间的互相认同(本文称这种认同为“虚拟承认”)等行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意识的不断觉醒,这一群体正在逐步寻求将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承认向现实空间延伸,并在延伸的进程中找寻自身生存的意义和劳动的尊严。整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圈层的自组织方式链接资源、寻求承认,既是他们通过“征用”“再发明”传统的方式创造出现代性背景中自身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是他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争取自身“民事权利”“社会权利”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呈现。然而,还需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的自组织方式和过程存在的潜在社会风险,需要各界给予其应有的关切。

风险点之一在于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我意识的快速觉醒,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仍相对滞后。2010年广州本田汽车厂工人通过自组织方式寻求自身权益保护的案例即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新生代农民工和父代农民工在主体意识上的巨大差别不仅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着比父代更高的物质需求,更在于因家庭少子化、个人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需求的普遍高涨,比如对个体承认的追求、对权利和尊严的追求、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此同时,农民工在基础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方面的权利实现与农民工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风险点之二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利用网络结群的同时,网络媒介传播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双刃”的。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结群的逻辑是传统伦理圈层,并非现代的组织理念,而且这种结群只是依托虚拟空间的非正式社会团体。然而,只要结群,虚拟关系就有向现实社会延伸的可能,就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各种群体性意识。网络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是“双刃”的。

风险点之三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网络结群的原则依然是基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熟人社会伦理,缺乏中国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的积极引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传统伦理中的部分规范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固守。这既是宏观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是微观层面群体和个人不断适应社会转型发展需要面对的精神提升和思维转换问题。

2.应对网络圈层风险点的主要思路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全面开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正、正义的需求更加凸显。需要明确,新生代农民工对权利承认的追求是正当的,也是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这是防范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风险点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需要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意识和群体心态,并对这一群体在自我意识觉醒后对民事权利、社会权利的诉求给予学术层面的及时回应。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层面阐释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有关各阶层社会融合的理论问题,并通过相应渠道将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呈给各级政府作为决策依据。

第二,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无论是中央的公共政策还是地方政府的社会政策,都需要适应新时代共同富裕建设的国家发展需要。具体来说,一要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并通过各种措施帮助这一群体实现其对社会承认、自我承认的精神追求。二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逐步修订各种不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各种政策。三要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出发,探索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身权益保护的各种成本,包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四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其与资方进行平等协商和谈判的规范性空间和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权利承认提供制度助力。

第三,对于网络治理而言,既需要利用基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媒介及时宣传党和政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利好政策,消除这一群体自身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需要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开辟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空间,使其能力、个性拥有充分的展示机会和舞台。为此,一方面,要承认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寻求权利承认是正当的;另一方面,社会各界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正确认识网络、合理利用网络,避免他们沉迷于网络,被信息茧房束缚在同温层中不能自拔,以致限制自身流动、发展的路径和视野。

第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论是社会各界通过理论研究、信息传播等进行的呼吁,还是政府相关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改革,都只是外部性因素,尽管这些外部性在很多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关键还需要利用各种途径不断充实自己,依靠努力和拼搏来提高自身的技术素养、心理素养等;主动学习利用合法途径保护自身权益的各种方法,避免出现伤害自己、家庭和社会的情况;树立对网络媒介的正确认识,既要善于利用网络来获取信息,提升自身信息接收能力以消除信息壁垒和信息不对称,也要主动抵制来自虚拟世界的诱惑,避免信息茧房效应。

注释

①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②笔者参与的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群如此描述线上虚拟圈层的作用:“没有刘备,张飞就是个卖肉的,关羽是个编筐的。所以要有个朋友圈,要感谢群。孙悟空没有唐僧就是只猴子,唐僧没有孙悟空也只是个和尚,所以要有个团队,要感谢群。土豆身份平凡,番茄也如此。但自从薯条搭配番茄酱以后,你想到价值翻了几倍吗?所以合作很重要,要感谢群。”③此概念受边燕杰教授《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一文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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